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
——青藏高原古藏人之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作者:龙西江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网 点击数:1466 更新时间:2006-2-13
[内容摘要]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
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藏文略)、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藏文略),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藏文略)(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关键词]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嘉”(夏)部落;夏王朝;藏汉民族;共同渊源
笔者于1995年发表了《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一文。同年读到多识教授于1993年和199a年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连载论文。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笔者以为多识教授的研究将藏汉民族同根同源的历史亲缘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已基本解决。在仔细研读多识教授的论文和其他藏汉古籍的基础上,笔者的研究又有所进展,下面论述自己的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一、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Y—DNA染色体、藏汉古籍文献中关于藏汉同源的证据
王闿运《尚书笺》的《康诰》篇释“肇造我区夏”句云:“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这里的“西夷”应是指西羌。多识先生指出:“藏语称汉人为‘嘉’(藏文略),藏学家黄奋生先生说‘嘉’同‘夏’,此说很有道理。《集韵》:‘夏,举下切,音贾。’《释名》:夏,‘假’也。(辞海)释,夏:1、中国之人也。2、大也。’这与藏语的含义完全相同,如‘嘉木’(‘夏人’即汉人),‘嘉兰木’(大路)。一个民族对另二个民族的称呼是这两个民族最初接触时代的标志。从‘嘉’这个名称断定,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朝(公元前1786一前2205)藏汉民族已有交往。”
藏族这个称呼出现有数十年,在此之前称为“蕃”(藏文略)。学界考“蕃”的来源有数种说法:
1)古代藏族宗教“苯”(藏文略)的音变。
2)源自青海唐古拉山脉一带的发羌,发和“蕃”古音近。
3)王忠先生在《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中说:“拉萨一带,古称‘博’(藏文略),今为藏族和西藏地方的统称”。[ii]
4)吐蕃王族源出西南夷濮,即“蕃”源自“濮”。[iii]
5)亦有不少学者认为“蕃”源自古羌人中的“僰”,僰人从上古就分布在河湟、横断山区到云南一线。“僰”亦有学者认为是南方濮僚系统的民族,古代四川宜宾称“僰道”。“蕃”、“僰”古音近,含义也一致,都是“白人”的意思。笔者认为,从古文献上分析,“蕃”是松赞干布所在的山南雅隆部落的自称。因此,需要研究山南雅砻河谷蕃部落的来源。
1980年以来藏学界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吐蕃是源自西藏土著居民,与青海河湟一带的西羌,以及今四川藏区的各个藏族先民的古羌部落没有关系,更与中原和内地没有关系。但我们查阅大量藏汉古籍文献后认为这种看法实难成立。
出现这种看法,是与当时西藏发现新石器时代考古相关联,依据是新发现的拉萨附近的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器皿带有较多的地方特色:但他们却忽略了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间的明显联系。[iv]关于西藏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属性,笔者认为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安志敏、苏秉寄等人的定性是科学的。考古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西藏细石器时代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纲石器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有密切的关系;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从考古学上讲,西藏基本上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的范围,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以及不久前印度北部山区发现的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等等,都是重要的例证。[v]
另外,据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血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于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从而为藏民族的起源问题再次提供了新的科学信息和依据。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这是西藏的两位医学专家——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治区级专家孙新甫和现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的。他们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vi]
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已经有了切实可靠的科学证据。2001年5月23日《北京晚报》载的《藏汉同根》一文中报道了上海复且大学生命院及美国德克萨斯——休斯敦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教授金力先生和他的几位合作者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的新的研究成果:通过DNA的研究,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远古时期,汉藏民族原本是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同一种群,只是在约五六千年前,由于子系的分离、迁移;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族和藏族。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共同祖先。因此,金力教授等的研究结果是:原始藏缅群体在五千年前离开黄河故乡。
他们在题为《Y染色体单倍型揭示指向喜马拉雅山的史前迁移》的论文中,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概括起来说,关于汉藏群体的起源和流布问题,在Y染色体单倍型分布上的遗传学证据为我们描绘了这样有趣的图景:汉藏群体的祖先最初来自东亚的南部。大约2万年至4万年前,Y染色体带有M122C的群体最终到达了黄河中上游盆地。关于汉藏群体最初定居的精确地理位置仍然是未知数。大约l万年以前,随着农业的出现,新石墨文化在这个地区得到蓬勃发展。汉藏语系的两个子系的分离在大约5000至6000年以前。原始汉藏群体的一个分支,现在我们称作原始藏缅群体的人们,离开了他们在分河的故乡,向西然后又向南远行,指向了喜马拉雅的居住地。原始藏缅群体的这次远古迁徙,可能是沿着被称为“藏缅走廊”的路线进行的,这是从东南进入喜马拉雅地区最经常使用的路线。这条路线从黄河上游地区开始,首先向西到达青海地区再向南进入喜马拉雅,Baric分布继续向南运动,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喜马拉雅南部地区,形成了居住在不丹、尼泊尔、东北印度及北部云南的人口。
接下来,经过了可能来自中亚或西南、西北利亚的一个YAP+的群体的混合后,Bodic分支进入了喜马拉雅地区并且最终扩展到西藏。Burmese-lolo和karen两个分支则向南行进进入到西北、西南,并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最终到达越南、老挝和泰国。在过去的5000年里,汉藏群体的深族分支则主要向东、向南扩展。
关于语言,语言学家早有定论: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所长潘悟云先生向记者介绍说:早在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就注意到了汉语和藏语之间的相似性。著名的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藏语系的概念。此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等先生的研究都证实,在周代汉语和7世纪的藏语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潘悟云所长进一步解释:7世纪藏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从这些文字可以推测到当时的藏语读音。藏族居住在雪域高原,与外地隔绝,语音变化比较慢。大量研究发现,当时的藏语读音大致相当于汉语上古的发展阶段,与上古汉语读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此外,从词族比较和形态比较诸方面都可以看出汉藏语之间的亲缘关系。目前语言学家们都认为,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的。
根据语言学家俞敏的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500至600多个。[vii]
下面以分子遗传学进行解释:金力教授的合作者即云南大学遗传研究中心主任肖春杰教授指出:如果说在蛋白质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是大炮,那么分子水平(DNA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就是精确制导导弹。分子遗传学是在分子水平(DNA水平)上研究基因的结构和功能以阐明生物遗传和变异的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人类基因组(DNA)中存在大量的非编码序列,这些序列的突变是近乎中性的。在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基因组以惊人的稳定速率积累着这类突变,比较研究相应的DNA区段的变异速率和序列间差异,可以获取无比丰富的进化信息,为人类起源、进化和人群的迁移提供遗传学证明。
肖教授介绍说,在研究早期人类进化和迁移问题上,对于Y染色体非重组区遗传标记的研究是目前公认的最理想的工具。原因很简单,我们都知道,细胞中的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人的每个个体细胞中含有46条染色体,在女性为22对常染色体和1对XX性染色体;在男性则是22对常染色体和1对XY性染色体。Y染色体仅为男性才有的。通俗地说,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其他染色体都来自父母两方面,并随机进行重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辨认,只有Y—DNA完完全全来自父亲。再通俗些说,如果两个男人共有一个远古的男性祖先,那么他们两个人的Y—DNA就应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分子遗传学检测到藏汉民族有共同的Y-DNA染色体,因此,分子水平的遗传学分析显示,汉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肖教授又讲,Y—DNA也会有变化,但其序列 改变是由突变引起的,而且这种突变率很低并且能够稳定地遗传。也正是由于这一点;Y—DNA可以忠实地记录进化事件。
金力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从中国、印度、泰国等地采集了31个群体的607名男性的DNA样品,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研究结果显示,在M122位点上,一种T到C的突变在几乎所有汉藏群体中都十分普遍(而这种突变在世界其他人群中是很少见的),由此显示了在同一汉藏群体中存在着很强的遗传姻亲关系。而且,在包括西藏和东北印度的喜马拉雅地区,H8——一种源自M122C的单倍型,有着极高的出现频率,表明了原始藏缅群体在向西然后向南的迁移中有着很强的瓶颈效应。由此我们推论,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祖先。[viii]
他们的结论是:所有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不论从哪个学科、哪个层面上分析,藏族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