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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人的起源
關於彌生人的起源,從明治時代開始爭論了百餘年,代表性的觀點有“土著人種說”、“外來移民說”、“混血人種說”。
持“土著人種說”者,如考古學家長谷部言人、鈴木尚等認爲:繩紋人順應生活狀態之變化而成彌生人,繼而發展爲古墳人,直至現代日本人。持“外來移民說”者,有人認爲來自南島,有人主張來自朝鮮,有人倡導“北方人種渡來說”,有人堅持“吳越移民說”。
清野謙次大概是“混血人種說”的始作俑者,他認爲彌生人是繩紋人和外來移民混血而成的。埴原和郎對彌生人的混血率進行過別開生面的測算,他將身高的變化視作遺傳因數的量化表現,測出土井浜人混血率爲1比1.25,三津人的混血率爲1比0.8,由此斷定這是第一代混血兒。
“混血人種說”目前已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問題是這些被稱作“不速之客”的移民,究竟具有多大的規模。小山修三做過一個統計,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國人口,繩紋後期爲16萬1千人,彌生時代增至60萬1千500人,兩者相差近4倍。
這種人口數量激增現象,除了生活狀況改善促進人口增長外,大量外來人口的加入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如果埴原和郎的混血率測算無誤,移民人數與繩紋人接近一比一。零星來自各處的移民,不可能達到數以萬計的規模,其中必有來自某處的遷徙集團。
身材明顯高於繩紋人的移民主體,究竟來自何處?圍繞這個問題,中外學者提出過各種意見。下面介紹幾個主要論點,並作些扼要的評析。
朝鮮半島直接渡來說 。上田正昭指出,日本歷史上有過4次移民高潮:西元前200左右第一波,5世紀前後第二波,5、6世紀之交第三波,7世紀後半第四波。他認爲第一波移民,從朝鮮半島移居而來。佐原真根據韓國禮安裏古墳(4~7世紀)出土的63具人骨的平均身高(男子162.9釐米,女子150.3釐米),進一步限定這些移民來自朝鮮半島南部。
上述觀點主要立足于兩地的文化類似性,但沒有說明人口東徙的必然性。事實上,彌生人遷居半島的現象也存在,如《三國志》(魏書·弁辰傳)說倭人從弁辰購鐵,稍晚的《隋書》(東夷傳)說百濟人與倭人、中國人雜居等。所以,九州北部與朝鮮南部的文化類似性,不足以證明兩者的授受關係,也可能是由某種文化同時流布兩地所造成的。
北亞人種間接渡來說 。據地理學家鈴木秀夫研究,距今約3500年前(繩紋後期中葉),東亞地區氣溫逐漸下降,即出現寒冷化現象,引發人口遷徙。阪口豐經過推算,得出更爲精確的資料:3200年前至2400年前爲第一次寒冷期,此後的300年間氣溫一度轉暖,2000年前又出現第二次寒冷期。埴原和郎博士依據這些氣候變化資料推斷,在第一次寒冷化出現時,北亞的民族開始向溫暖的南方移動,到了第二次寒冷期時,南遷的速度加快,兩次南遷在時間上恰好與彌生時代對應,證明彌生移民從北亞經半島而來。
將西元前3世紀前後的大陸移民東徙的原因歸於氣候的變化,雖然有其合乎情理的一面,但是上述解釋的最大缺憾,是沒有同時兼顧到這一時期東亞的社會變動,而且將移民主體斷爲北亞人種,亦與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不甚相符。
江南農民直接渡來說 。16世紀末,赴日傳教的葡萄牙人羅德裏格斯在《日本教會史》中寫道:“日本最早的移民來自浙江,日本國王即其苗裔。”依據是什麽,作者沒有明示。本世紀中葉,安藤廣太郎從水稻傳播的角度指出:水稻分別發源於印度和中國南部;江南民族將水稻農耕傳至九州北部和朝鮮南部;日本的水稻農耕與朝鮮南部幾乎同時開始,兩者之間不存在先後之差。
中國學者在尋繹“水稻之路”時,大多傾向于吳越移民是水稻農耕傳播者的看法。安志敏從稻作農耕、幹欄式建築、玦狀耳飾和漆器、鬲形陶器和印紋陶、吉野裏遺迹、海流和交通諸方面,詳細論證了彌生文化與江南地區的淵源關係。
《三國志》(魏書·倭國傳)說倭地“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計其地理方位“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又詳述倭人風俗:“男子無大小,皆鯨面文身。……夏後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發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
這段文字是說,倭人的文身習俗、漁業經濟、土地産物、地理方位,均與以會稽爲中心的越人分佈圈關係密切。這種多元的相似性,應該與越人的海路遷徙有關。
西元前333年,越爲楚威王熊商所滅,“諸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于楚”,從此散爲百越。迨及秦並六國、一統中華,江南之民紛紛流徙避亂,駕舟東遷者當不在少數。
《越絕書》有“內越”、“外越”之分,“外越”亦作“東海外越”。《史記》(秦始皇本紀)說:“徙天下有罪謫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秦雖並滅六國,唯東海外越不服,他們組成龐大的船隊,或遊弋於海上,或避難於域外,對秦朝造成威脅。
由於秦朝採取嚴厲的防衛措施,漂流在東海的外越複國無望,於是出海另求生路。董楚平稱他們是“越人中最善於駕馭海浪的弄潮兒,是傳播越文化的先鋒”。陳橋驛認爲,“內越”指移入會稽、四明山地的一支;“東海外越”指離開今甯紹平原而漂洋過海的一支,他們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到達“臺灣、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
《三國志》(魏書·倭國傳)說倭人“黥面文身”,《後漢書》(東夷傳)說弁辰“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又說馬韓“其國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黥面文身”正是越地的古俗。劉向《說苑》(奉使)說越人“剪發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說明文樣是龍蛇之形。
在交通手段尚不發達的古代,海途遠比陸路要來得快捷。試想利用海流或者風力航行,從江南橫渡東海僅需幾周甚至更短的時間,而經朝鮮再達日本,則往往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因爲他們最先的目的地未必就是日本,一旦在朝鮮找到適合的地點便定居下來,在後續移民的推壓下再逐步向東移動,直至最終渡海到達日本。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推斷,西元前3世紀前後大舉東渡的移民集團,很可能是江南的“東海外越”。他們不服秦朝統治,擁有強大的船隊,既有避亂遷徙的動機,又有集團越海的能力。他們將漁業農耕技術、青銅武器、航海知識帶到日本,而這也正是彌生文化的精華所在。
吳越同居江南,自古爭戰不休。西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擊敗吳王夫差。《資治通鑒》雲:“今日本又去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支庶入海爲倭。”說明吳人亡國後四散,一部分跨海東徙,到達日本當在越人之前。
倭人自稱吳太伯後裔,最早見諸魚豢的《魏略》,唐宋時代又爲《翰苑》、《通典》、《梁書》、《北史》、《晉書》、《太平禦覽》等多種史書採錄。泰伯始創之句吳,據地長江下游一帶,建都于吳中(今江蘇省蘇州市)。春秋後期句吳國力強盛,先破強鄰楚國,次敗宿敵越國,挾軍威北上爭霸,與晉國逐鹿中原。西元前473年,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揮師攻入吳地,句吳遂亡於夫差。
“泰伯後裔說”事關日本民族的起源問題,因而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也出現過激烈的論戰。其中千千和實發表的《吳太伯苗裔說之再探討》,主張從周邊民族的慕華心理探討漢人始祖傳說的成因,採取較爲客觀公正的態度,茲撮要簡介如下:
(1)周邊民族憧憬漢民族創造的燦爛文明,由物及人,産生尊崇漢人的心理。
(2)東亞諸族招請漢人移居,藉此吸收中華文明,其歷史相當久遠。
(3)對東亞諸族來說,以漢族的神祗、聖賢作爲自己的始祖,在國際外交上極爲有利。
(4)在古代的倭人部落中,類似的始祖傳說自古有之。據《築前風土記》逸文,怡土縣主五十手迹對仲哀天皇自稱“高麗國意呂山自天降來日*之苗裔”。與吳國交往密邇的某個部落自稱泰伯後裔,不足爲怪。
千千和實的論文通過縝密的考證,論述了3世紀的倭人部落出於對內強化王權、對外提高威望的需求,將本族的始祖系挂于賢人泰伯,從而肯定了中國史書所載的“倭人自謂說”。這個結論應該說比較公允,基本上解決了這場公案。
我們認爲,漢人始祖說可以分爲3種類型:第一種起源于異族逐鹿中原,第二種起源於異族之歸附,第三種起源於漢族的外徙。
先看第一種類型。按照“華夷”準則,入主中原非漢族莫屬,於是逐鹿中原的周邊民族,勢必要證明與漢族的淵源關係。如春秋時代,夷狄強邦號稱“五霸”,爭雄中原,各以華夏支裔自命,以示出自正統:越奉夏後少康,吳稱泰伯之後,齊奉周太公望,晉奉周武王嫡子,楚奉黃帝後裔顓頊。
第二種類型與此稍異。一些民族雖無意逐鹿中原,但通過在譜系上與漢族聯姻,確認與華夏的親緣關係,對內有助於鞏固統治,對外有利於提高國際地位。高麗王璉向北魏“請國諱”,世祖“詔下帝系名諱于其國”(《北魏書》)。再如《朝鮮史略》記高句麗:“及溫祚薨,朱蒙嗣,自稱高辛之後,國號高句麗,因姓高。”這種人爲編造的“擬血緣”系圖,將漢族的概念擴展至周邊民族,與古代東亞的冊封體制倒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種類型與漢族的人口遷徙關係密切,這是中國文化向四鄰擴散的重要途徑。漢人遷居異族之地,雖然在空間上脫離了華夏,但是文化傳承不會因此中斷。他們在四鄰播種文明,當土著民族逐漸漢化時,移民的祖先或者他們本人便被奉爲始祖。舉例說,夏後少康庶子無常封於會稽,越王勾踐奉其爲始祖;越爲楚滅後,其支庶四散,遷往閩越的一支又奉勾踐爲始祖。隨著漢人的外徙與漢文化的流播,周邊民族被漸次納入漢族的擬血緣系譜。
在以上3種類型中,“太伯後裔說”當屬第三種類型,即爲渡日吳人所倡。《魏略》所載“自謂太伯之後”的倭人,據《資治通鑒》應是“入海爲倭”的吳人支庶。此說被多種中國史書載錄,其來源不會是一些零星的個人傳聞,應該是得自某個部落的始祖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