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阿洪人的文化特征
前文已经叙述,阿洪王国是侗台语民族建立的国家,阿洪人是侗台语民族的一个支系,其先民与中国古代的“越人”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所以阿洪文化的底层是侗台语民族共有的“越”文化。首先,图腾崇拜相同。和许多侗台语民族一样,阿洪人也奉行青蛙崇拜,表现为“蛙亲”形式,阿洪人称之为“贝库里碧雅”(BhekuliBeaya)。“当天旱少雨时,人们举办给青蛙结亲活动。……年轻人四处寻找青蛙,找到以后村民们聚集在一片空旷地上,敲锣打鼓吹号唱歌,祈求雷神带来云朵。这时两只青蛙已经准备好,先找到青蛙的人被认为走好运之人。他们将已分出雌雄的两只青蛙放进两个不同的经过精心装饰笼子里,分别代表着新郎和新娘的房间,然后年轻人边唱边打鼓,又一边给青蛙沐浴,再将青蛙放进轿子,将雄蛙抬到放置雌蛙的人家里,整个过程人们不停地给青蛙浇水,伴随着人们唱着婚礼仪式上的传统民歌,再把这对青蛙抬到河边或者水塘边放生,就像真的给人办婚礼那样。之后人们大摆宴席,享用糯米饭和鸭肉,用槟榔和槟榔酒、谷子来祭拜水神,以唱山歌的方式来祈求雷神和雨神尽快播雨。”另外,过去阿洪人曾盛行鸡卜,民间还保存着大量的鸡卜经,至今还有些神职人员用鸡卜的办法来求祥避凶,与“越人好鸡卜”的有关史料相同。阿洪人的早期建筑形式与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南方、东南亚的侗台语民族地区的干栏式建筑相同。再者,阿洪人善驶舟,在与莫卧儿军队的战争中,阿洪人的水军曾多次重创敌军。这也和“越人善用舟”的史料记载相吻合,成为越人的特点之一。越文化所表现的稻耕农业生产及生活方式,在阿洪文化上得到了体现。
阿洪文化中除了自身的侗台语民族共有的“越”文化特征外,他们在向印度东北部迁移之前就已经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无论是语言上还是劳动、生活器具上至今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前文所列的阿洪王国的官职名称中,就有些直接取自汉语,如“Pak”(百)、“Paik”(派),就是很好的例子。表现在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阿萨姆地处印度文化往东方发展的前沿,加之已经划入印度版图已有一百多年,来自印度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阿洪人母语的消亡,使自己的宗教文化更趋于印度化,这是阿洪人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最好证明。另外,阿洪文化中也有缅甸文化的成份,因为阿洪人的祖居地勐卯(今云南瑞丽一带)曾与缅甸交流密切,小乘佛教既由缅甸传入,文字也借鉴了经过简化改良的缅文。在阿洪人迁居阿萨姆之初,与祖居地勐卯以及缅甸境内的掸族曾有密切的交往,自然也会接受缅甸文化的影响。
七、阿洪人的语言文字
可以肯定,阿洪人到达阿萨姆的时候他们的语言是勐卯的傣(掸)语,其语言文字形式与同时期的傣(德宏、瑞丽)、掸语言是相同的。经过长期与当地其他民族的交流,在印度化的过程之中,阿洪人自己的语言发生了的变化,逐渐失去了主导的地位而最终不再作为交流的工具来使用,但仍保存在文献、宗教活动中。前苏联的语言学家建立的“语言底层”理论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会造成语言融合,语言接触的双方有一方最终会“战胜”,有一方会“战败”,“战败者”虽已消失,但可能会在“战胜”语言中保留一些成分,形成一个“底层”。阿洪语经长期而缓慢的变迁,成了“死的语言”(dead language),变成了阿萨姆语的底层,现在的阿萨姆语当中有相当数量借自阿洪语的词汇。阿洪语失去主导地位而逐渐归于阿萨姆语,这个过程应该很早就发生了。今天的阿萨姆,我们已经看不到带有侗台语色彩的地名,而在华南、西南和东南亚地区,以侗台语命名的地名数不胜数,成了研究侗台语民族定居或者迁徙的“活化石”。有不少学者认为阿洪语是十八、十九世纪才消失的,他们所列举的主要原因有二:宗教、语言、文化的印度化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压迫。这些观点并非全面,因为实际上阿洪王国的印度化早就进行,甚至到英国人来到时阿洪文化就已经以印度化的面貌出现了,上述所讲的关于地名的探讨就是很好的证明。
十三世纪阿洪人来到阿萨姆时已经使用比较成熟的文字“傣那文”,“他们带来自己的宗教、传统、服饰、习俗,同时还有他们编年史、文学和语言”。在他们的祖居地勐卯,十一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采用巴利文书写的文字,后来受到缅文的影响得到简化改良而趋于成熟。这种文字大量使用于阿洪人的包括编年史“布兰吉”在内的各种文献中。阿洪语言文字的变迁、消亡,每一步都是在印度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
八、现代社会的阿洪人
由于印度政府执行迥异于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划分的标准也不同,印度官方往往没有公布少数民族的人口数据。根据阿萨姆邦政府2001年公布的数据,该邦人口总数为两千六百四十一万。但是对于阿萨姆邦的各民族人口的有关官方数据,我们不得而知,所能掌握的只有印度本土学者提供的数据。来自阿萨姆邦的诺莫.昌德拉.格贵博士说,“印度泰系民族人口为一百三十二万”,其中信奉佛教的二万多人。据此可推算,除了极少数居住在阿鲁纳恰尔邦、梅加拉亚邦等地外,余下的大部分应是主要聚居在阿萨姆邦的阿洪人的人口总量了。中国学者引用的阿洪人口数据也是比较混乱,不同作者有不同的数据,甚至同一作者的数字也是前后不一。英国吞并阿萨姆以后,出于强化统治的需要,加强对阿洪人上层贵族的拉拢、分化,有的继续享受俸禄,有的则遭监禁。文化上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同化,推广英语教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强化阿萨姆与印度大陆本土的一体化。这些措施客观上对阿洪人淡化阿洪王国的历史记忆、增强对印度政治文化的认同产生了加速催化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旅行探险家埃托.埃勒斯(EttoEhlers) 1901年在柏林发表的《骑马游印度支那》○34(第一卷)一书中,对阿萨姆的风土人情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描述,记录了像那加、克彻(Koch)等当地民族,但是该书通篇都没有关于阿洪人的只言片语,可见当时阿洪人已经不再被看作独立的民族或者族群。印度独立后,东北部的行政版图几经变化,曾经是完整一体的概念的“阿萨姆”被分成了五、六个行政区域,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阿萨姆邦,造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其核心就是资源与利益分配的问题。现在,世界近一半的红茶出自阿萨姆邦,该邦的石油产量也占了印度石油总产量的一半。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包括阿洪人在内的“原住民”带来相应的利益。他们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印度中央政府的政策,于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阿萨姆邦经常出现爆炸、骚乱等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上,阿洪王国的后人们是以“阿洪人”还是“阿萨姆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很显然,阿萨姆当地的不同民族选择了团结与合作,统一以“阿萨姆人(Assamese)”的身份登上印度的社会舞台。今天的阿萨姆邦已不存在纯正的“阿洪人”血统,也不存在纯粹的“阿洪人”社区,“阿洪人”已逐渐归于“阿萨姆人”而出现在当今印度社会的大舞台。就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身份而言,“阿萨姆人”已经取代“阿洪人”,成为了阿洪人新的民族身份。尽管曾经辉煌一时的阿洪王国在印度东北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并不妨碍阿洪人积极融入印度主流文化、在新的历史舞台寻找自己定位的步伐。
九、结 语
从有关文献资料来看,侗台语民族在印度东北部活动早在汉唐时期就开始了,但是影响并不算大。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迁徙是十三世纪的阿洪人,他们在十三世纪初(很有可能是更早)从祖居地勐卯(今云南瑞丽)向缅甸迁徙,再向西北进发,于1228年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流域建立国家政权。由于该地区气候温暖,植物茂盛,雨水充沛,适合作为稻作民族的阿洪人的生存发展。因为阿洪人是集体迁徙,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和比较严密的内部组织结构。到印度东北部后,与当地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宗教、语言文字,受印度文化影响一直是阿洪人发展的趋势。阿洪王国沿承了将近六百年,是有史可考的时间最长的侗台语民族建立的国家。由于外部势力的侵犯,加上内部的争斗和宗教矛盾的加剧,阿洪王国逐步走向了衰亡。阿洪人在新的形势下,已趋于对“阿萨姆人”的认同。在长达六百年的统治中,阿洪王国对阿萨姆以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阿洪王国研究,也是侗台语民族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整体上研究侗台语民族的历史文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发表于 2008-2-23 18: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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