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迷信“国家之上”的思想

南粤孤客

	我这里所说的“国家至上”的思想，就是指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以后，一直流传下来的把国家利益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严重压制人的主体地位、轻视人的个体权益的专制思想。当然，这里的“国”，主要是指国家制度、国家机器等。这种国家至上的思想意识，发展到今天就被解释为：先国家，后个人；先大集体，后小集体；先保证了国家利益，才能保证个体的利益；先有大家，才能有小家……。于是，就把个体的地位压得很低，以至严重的时候取消了个人的主体地位，遏制了个体的独立人格。有关这种严重忽视个体发展的思想是怎样扼杀中国人的创造力，以后我将有专文讨论，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这种理念果真神圣不可“反思”吗？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常常看到一些汉族朋友在人格上的分裂表现。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个人权益的保障，在实际生活当中，真的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就很少，那些贪官污吏就懒得去说了，普通平民在今天也是越来越有意识地重视个体的权益了。我认为理性地维护个体的权益，把国家利益从神圣的殿堂拿下来，放在适当的位置，不至于让它将个体的独立挤逼到可有可无的地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到民族网站里来讨论民族关系问题的汉族朋友，往往又拿起国家至上的武器，挥舞着所谓“爱国主义”的大棒，要求少数民族同胞，先“爱国”后爱自己的民族，先国家后自己……。他们的这种“爱国主义”其实就是国家至上的思想。他们对自己和对别人所奉行的这种二重标准，我是没有好感的，是坚决反对的。

Is-peiq

	「國家至上」不應該是終極的目標。如果一個人認同個人要為身邊的人服務、小團體要為大團體服務，那麼一層層推到國家層面後，還是可以再往上推的，就是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人，要對普遍的人類具憐憫同情之心、贊同人道精神、對比我們不幸的人作出支援。 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思想，背後應包含兩個元素，一就是明白團體的利益長期來說就等於自己的利益，例如在非典中人人付出自己一份力，那麼社會就更快復原，最後都大家對有好處。二是這精神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這如儒家的「父慈子孝」般，兒子固然要孝順，但父親又何況不需要仁慈？以往中國舊道德文化的主要誤區，是只提兒子的要絕對孝順，但很少提父親的相對責任。同樣道理，小我要為大我犧牲，大我也相對需要照顧小我。 那種精神應該是對自己的要求，其次才是對他人的要求。孟子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子．梁惠王上》那章節正說明了這一點，如果自己不修身律己，就要去律人，似乎有點本末倒置了。

天下一筒

	国家至上不是中国人才有的，美国的各民族种族也爱美国，（包括美籍华人）为美国参战。爱国主义是神圣的名词，在抗倭战争中，在对越反击战中无数的壮族英雄为国捐躯，为的就是祖国。其实你的逻辑很荒谬，而且你的思想激进。 爱国和爱民族是不相矛盾的，除非你是想分裂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对壮族同胞是友好的，南粤孤客，希望我们之间的任何人都不要挑起民族纷争。让壮汉两大民族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这个国家的话，你可以选择移民。

Is-peiq

	討論應該繼續，但要避免對人和對事混淆啊。大家的分歧是意見和理念上的分歧，和民族成份沒有必然關係。正如如果我和你意見不合，剛巧我是單眼皮你是雙眼皮，難道我就說我們有分歧是因為我是單眼皮你是雙眼皮嗎？漢族人中也有同意南粵的意見的，相同壯族人中也有贊同天下一筒的意見的。

浪人

	我想在这里并没有谁在挑起什么民族矛盾，我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而且我敢肯定像我一样生长在边境上的人们，比许多内地的汉族人更明白祖国的含义。我们爱我们的民族，为她的过去、她的今天、为她的明天感叹、担忧、甚至愤怒。有什么过错呢？ 听听“孤客”的话：“到民族网站里来讨论民族关系问题的汉族朋友，往往又拿起国家至上的武器，挥舞着所谓“爱国主义”的大棒，要求少数民族同胞，先“爱国”后爱自己的民族，先国家后自己……。他们的这种“爱国主义”其实就是国家至上的思想。他们对自己和对别人所奉行的这种二重标准，我是没有好感的，是坚决反对的。” 这种现象难道不是存在吗？

右江水红河岸

	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一旦与国家安全挂上了钩，民族主义的思考就很难再跳开来任性驰骋。民国的历届政府都同声高唱“五族共和”，而且以此决定国旗的颜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是将 “56个民族”共同组成“社会主义家庭”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并且写进宪法。早在1912年3月，南京“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电文中，就曾对如何在新的国家体制下融合国内各民族，提出过具体的设想：“从调查入手，以教育促进步之齐一，以实业浚文化之源泉，更以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 但是，真正将这类设想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还是在1950年代初以后。从物质生活方式到语言和文化教育，从居住、婚姻、人口迁徙到培养非汉族国家官员，“同化”的进程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特别是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民族同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方案改造整个社会的巨大工程的一部分，推行得就尤为激烈，以致引起若干非汉族地区的抗拒。 在国际“冷战”和国内社会改造的双重制约下，中国思想界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思考必然愈益集中于同化的方向，50年间，可以说完全没有相反的声音。 昔日梁启超们憧憬的“大民族”，至此变为现实在19世纪晚期，绝大多数鼓吹改革的文化人，都首先是从“国民”的角度来理解“个人”的价值。一条普遍的思路是：中国之所以弄到今天这样一个贫弱腐烂的境地，对外来侵略几无招架之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历代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使中国人身心俱弱，一盘散沙； 因此，要救亡保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革新人心，将愚昧的民众改造成合格的“国民”，有了这样的“国民”，才可能组成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现代“民族”，在国际竞争中赢取胜利。 从梁启超式的着眼于“中等阶级”的“新民”主张，到李伯元、吴趼人们写给下层民众看的大批“警世”小说，都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思路。社会成员――即便是平头百姓――的价值，似乎是第一次被如此突出地强调出来，但在最终，被关注的却并非他的“个人”价值，而是他作为民族一分子、国家一公民的价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是社会改革受到阻碍，政局败坏，社会黑暗，文化人的这一种从国民状态着眼的思路反而越得到强化。这些文化人会如此执拗地关注“国民性”，自然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眼界和责任感；但是，当这种对于社会成员身上的国民属性的重视有增无减、成为文化人的普遍意识的时候，对“个人”的那些独立于民族、国家之类集合概念的价值的认识，也就很难发展起来了。 由于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新秩序，这种秩序内含的种种不平衡、不平等的结构因素，势必会进入中国，与本地原有的政治、经济因素 相结合，在使一部分中国人受惠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中国人 受损。这种情形可能会进一步造成民族主义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状态：一方面，继续在那些受惠的群体中培养崇拜西方的反民族主义的情感；同时，则在一些外部条件 的参与下，在那些受损的群体中酿造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的爆发

南粤孤客

	这个问题往下深入讨论，集中地说就是讲国家的发展与个人发展如何恰当处置的问题。      无论谁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国家繁荣昌盛，都希望自己所属的民族富裕强大。世上例外的人我想不会太多，有也只是个别而已。因此，就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国家的富强最根本的是靠什么？地理环境是重要，土地资源是重要，文化发展是重要，历史机遇是重要，人力资源等等都是重要。而我认为所有这些重要的因素中，是人的因素最重要！       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没有人的发展，一切的发展都是空中楼阁。而人的发展，首先要靠的是个体的独立价值得到充分地肯定，并得到法治的保障。再简单点儿说就是创造一种社会机制，能够促使人人都强大起来，个人价值和创造力都能充分地发挥出来，那么，集体也好，民族也罢，以至国家都也强大起来了。       然而，如果不把个人的权益放在首要的位置，不把个人的发展放在首要的位置，集体的发展，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发展都是空的。

芒果树下

	“国家至上”的观点早就遭到了一些人士的质疑，在时事评论里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可。有些人就是太过敏感了，当这个问题被其称为“同胞”的少数民族兄弟提出时，他就联想到了“分裂国家”。

浪人

	是啊，在许多的网站上，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更尖锐的大把有，甚至哈美的、哈日的，否定现在国体的都有。但他们是汉族，最多骂他们一声“汉奸”就完事，但这个问题是少数民族提出来，立刻就是“挑拨”“分裂”的了。怎么就“不许百姓点灯”？

右江水红河岸

	呵呵，一般到少数民族网站来的汉族网友，自嘘民族和国家捍卫者的愤青发言多，自我感觉良好得很，当然也有平和谦虚的汉族朋友，但保持沉默的是大多数

山魂

	感觉这基本上也是一个契约精神的体现问题。长久以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不包含一个契约关系，而是领导与服从，驾驭与从属这样一个大框架下的关系，即便是听意见也是以俯身的姿态，给福利也多是以施舍的味道来的。 人们常抱怨：“我爱国而国不爱我。”也不是没有其根源。 相信在未来的改革中，国家能改变一点。

有为青年

	我只赞成对外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对内国家应当尽量为个人的发展创造公平的条件。仅仅保障个人独立，但却不保证个人发展条件的平等，实则是少数财富权势分子的发展，与普遍个人的发展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国家伸出权力的手来遏制不公平的竞争。 我认为凡是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自己保留一所大学的自主招生权外，其行政区内的各高等院校，应面向全国实行公平招生，全国竞争，分高者入，取消各省分数线差异，奠定保障个人发展的第一步！

山魂

	QUOTE: 以下是引用有为青年在2007-6-14 23:14:00的发言： 我只赞成对外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对内国家应当尽量为个人的发展创造公平的条件。仅仅保障个人独立，但却不保证个人发展条件的平等，实则是少数财富权势分子的发展，与普遍个人的发展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国家伸出权力的手来遏制不公平的竞争。 我认为凡是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自己保留一所大学的自主招生权外，其行政区内的各高等院校，应面向全国实行公平招生，全国竞争，分高者入，取消各省分数线差异，奠定保障个人发展的第一步！ 中国的富人拥有特权的也不多，许多人同样受到各种制约，尤其是白手起家，靠自身努力发家的人，不过他们有一定经济实力而相比其他人当然会有更多选择。感觉中国最棘手之一的是权和钱之间的关联。 呵呵，关于大学的招生，如果取消各省分数线，那么经济、教育落后，人口素质普遍不高的地区就吃亏了。像家乡那样的自治区也许就首当其冲。

山魂

	QUOTE: 以下是引用右江水红河岸在2003-6-1 12:50:00的发言： 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一旦与国家安全挂上了钩，民族主义的思考就很难再跳开来任性驰骋。民国的历届政府都同声高唱“五族共和”，而且以此决定国旗的颜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是将 “56个民族”共同组成“社会主义家庭”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并且写进宪法。早在1912年3月，南京“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电文中，就曾对如何在新的国家体制下融合国内各民族，提出过具体的设想：“从调查入手，以教育促进步之齐一，以实业浚文化之源泉，更以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 但是，真正将这类设想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还是在1950年代初以后。从物质生活方式到语言和文化教育，从居住、婚姻、人口迁徙到培养非汉族国家官员，“同化”的进程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特别是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民族同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方案改造整个社会的巨大工程的一部分，推行得就尤为激烈，以致引起若干非汉族地区的抗拒。 在国际“冷战”和国内社会改造的双重制约下，中国思想界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思考必然愈益集中于同化的方向，50年间，可以说完全没有相反的声音。 昔日梁启超们憧憬的“大民族”，至此变为现实在19世纪晚期，绝大多数鼓吹改革的文化人，都首先是从“国民”的角度来理解“个人”的价值。一条普遍的思路是：中国之所以弄到今天这样一个贫弱腐烂的境地，对外来侵略几无招架之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历代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使中国人身心俱弱，一盘散沙； 因此，要救亡保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革新人心，将愚昧的民众改造成合格的“国民”，有了这样的“国民”，才可能组成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现代“民族”，在国际竞争中赢取胜利。 从梁启超式的着眼于“中等阶级”的“新民”主张，到李伯元、吴趼人们写给下层民众看的大批“警世”小说，都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思路。社会成员――即便是平头百姓――的价值，似乎是第一次被如此突出地强调出来，但在最终，被关注的却并非他的“个人”价值，而是他作为民族一分子、国家一公民的价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是社会改革受到阻碍，政局败坏，社会黑暗，文化人的这一种从国民状态着眼的思路反而越得到强化。这些文化人会如此执拗地关注“国民性”，自然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眼界和责任感；但是，当这种对于社会成员身上的国民属性的重视有增无减、成为文化人的普遍意识的时候，对“个人”的那些独立于民族、国家之类集合概念的价值的认识，也就很难发展起来了。 由于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新秩序，这种秩序内含的种种不平衡、不平等的结构因素，势必会进入中国，与本地原有的政治、经济因素 相结合，在使一部分中国人受惠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中国人 受损。这种情形可能会进一步造成民族主义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状态：一方面，继续在那些受惠的群体中培养崇拜西方的反民族主义的情感；同时，则在一些外部条件 的参与下，在那些受损的群体中酿造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的爆发 贝侬说得真好，很有见地。 多维的曲张，导致社会各种思潮，于国于民族都非益事。 不过建立统一的国民性是走向现代高阶社会的一条捷径。当然，文化可以多元。美国现在也在反思，也在变革。 中国仿佛更多地是在僵持，就看改革的进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