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尽火传 功德无量
一一黄现璠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
潘 荣 才（著名作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编审）
黄现璠(1899-1982)，系著名的史学家、教授。他的著作、道德对于后代有着很大的影响。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覃应机曾称赞地说道：“他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现了一个壮族学者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民族进步的执着的追求。这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注1］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一、黄现璠教授是壮族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黄教授出生于广西扶南县熙良乡(今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的壮族家庭，原名甘锦英。他天资过人，自幼好学，但父亲是个樵夫，且又少年丧母，家庭境况十分窘迫，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故而16岁时便过继给黄家，条件是答应供其上学。他由于刻苦进取而出类拔萃，仅用两年时间便完成小学的全部课程，并从两千多名同侪考生中跻身于40名录取生。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史学系本科，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邓之诚等。1932年本科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1935年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研究生，继续攻读历史学。1937年9月学成，从日本回国，先后任南宁高中教员，广西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山大学教授，桂林师范学院教授等职。解放后，任广西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在教学、科研战线上奋斗了40余年。1954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西省代表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他一生秉性耿介，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坦荡磊落。还在解放以前，就同情和支持爱国、进步学生运动，多次拒绝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利诱和拉拢，表现了一个进步学者的高尚气节。解放以后，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忠诚于教育事业，为教学、科研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正如他的座右铭所说：“老牛不怕夕阳短，毋用扬鞭自奋蹄。”这种献身学术的精神堪为人师。他还有一句至理名言：“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分子”之后，虽然大受伤害，备遭磨难，但仍锐气未减，铁骨铮铮。这对于我们是很有激励和启迪作用的。
他毕生在史坛学苑辛勤耕耘，潜心于学术研究，无论处境如何都不改初衷，焚膏继晷，确是不可多得、影响较大的史学大家。其著作甚丰，成绩斐然，先后著有《中国通史纲要》、《唐代社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侬智高》、《从文物文献上略论我国服装的阶级区别和变化》、《从文物文献上探讨我国生活礼节的一些变化》、《广西宁明花山壁画与岩洞葬》、《太平天国中的壮族子弟》、《中国历史有没有奴隶社会》、《铜鼓花纹》等等。他在学术研究上掀开崭新一页的标志，是从《广西壮族简史》开始的；而后臻至《壮族通史》，不但显示了他的学术水平所达到的高度，而且也是壮族史学赓续接力的见证。
二、黄现璠教授是壮族历史研究的拓荒者
黄教授从日本回国之后，在讲授中华民族史的同时，就致力于壮族史的研究。早在1945年他任教于广西大学期间，便深入到广西的柳州、融水、丹州和贵州的榕江进行实地考察，或是奔走于壮乡的千山万水之间，或是踏访于壮寨的千家万户当中，或是搜集残存于土司手上的资料，前后竟达一年多时间。1951年，他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一分团，任副团长，赴桂南地区开展调查和考察，也有数月时间，并整理了100多万字的原始材料。1956年，受全国人大民委之命，他参与组织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深入各地开展有史以来广西最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并整理出数十万字的调查报告，力陈把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1979年，他已是八旬高龄的人了，却仍然拄着拐杖深入广西百色、靖西、宁明乃至四川一些民族聚居地区居住体验、直接观察和调查访问，并根据所获得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加以研究。
他不但特别重视亲历其事地做广泛的调查考察工作，而且善于细致精微地采撷、积累资料和深刻透彻地分析、研究史料。平日，他随手抄录读书札记和专题索引，还有各种经典著作的学习心得和妙语摘编，以致引用时如数家珍，得心应手。这样便为他在壮族史研究领域中做出卓尔不群的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这样，使他在撰写壮族史著作时极见厚积薄发、丰赡博实的功力。
由于他在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中，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地进行长时间详细深入的田野调查，故而开创了壮族史研究的新学风。这样挖掘和整理史料是难度很大的拓荒性工作。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升华，把掌握的材料创造性地擢升到有独特见地、有说服力的史论高度，也是需要深厚的史学功底的。他是最早对壮族进行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学者，因而成为壮族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三、黄现璠教授撰写的《壮族通史》在我国民族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1956年，黄教授从北京回到桂林后，便对几位少数民族学生说：“在北京，周总理当面亲口对我说壮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可是至今未有一部自己的历史著作，全国各族人民盼望早日看到壮族第一部史书，介绍它的族源、历史演变、生活状况以及风俗习惯，供大家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民族事业。于是我写了一个初稿。出版社计划‘人大’会议前夕出书，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作点前期史料准备。可现在还有许多内容需要补充，文字上也要进一步作点润色和修改，时间紧、任务重。你们几位民族同学帮帮忙，以便尽早脱稿付梓。”［注2］随后，投入艰难的编著工作，终于在1957年5月将《广西壮族简史》推出问世。不料，书甫出版，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直至20年后得到平反，才又和他的学生黄增庆、张一民携手合作，在做大量工作后终于出版了70多万字的《壮族通史》，该书为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上乘之作。正如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覃应机所说的：“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第一部壮族通史．它的出版，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它将会增进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了解，密切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他为这本通史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可谓数十年如一日地苦心孤诣磨一剑。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史料积累价值和深切的现实意义。从开创性而言，可胪为四：
(一)全面、系统地发掘和整理了壮族史料。本书最突出、最鲜明的特点是广征博引，史论结合，平实不虚，从实立论。譬如，通史开宗明义就是“壮族是广西土著民族”，而其表述即从“壮族的形成及土著民族的根据”、“族源”、“族称演变”和“人口及分布”等一一进行了广搜博采、条分缕析的考证，让历史以接近本真的面貌浮现出来。同时采用了许多首次发现的宝贵资料，花费了一番爬罗剔块的功夫，得出了切实的结论，做到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可谓探骊得珠。
(二)首次创造性地将壮族研究提升到民族史论的高度。本书对壮族形成的历史概况、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都作了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并注重以史带论与史论统一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从而将壮族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成为一个独立研究的新领域。譬如，关于壮族的来源，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是外来民族。为此，通史便从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地名学、遗传学等诸方面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证。另外还运用史学理论予以分析，针对外来说的认识偏差作了精微的辨析与纠谬，使之达到确切认识事物特征和规律的境界。
(三)开创了自成格局、规模恢宏、堪足传世的大型民族通史的写作先例。本书自成一体．高起点，高品位，是研究壮族历史的独创之作。它以鲜明的理论创新和富于开拓性的研究为其特色，提出了新的学科命题，并结合壮族史料予以实证。因此，它不仅因对壮族历史作出全面、系统的论述而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更为广大学者研究壮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
(四)旗帜鲜明地以“宜合不宜分”的民族大团结观点贯串始终。本书在结束语中明确指出：“我国各民族‘宜合不宜分’，合则互利，分则俱伤；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国自从秦汉之后的2000多年以来，一直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中间虽然出现过几次分裂的局面，但是大统一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各民族都为祖国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壮族通史》正是通过壮族长期的社会发展说明了我国几十年来民族政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意义重大的论证。如果说<壮族通史)具备重要的典藏和史料价值的话，那么它的史证性意义却已远远超出了史著本身的涵盖，有理由成为以史为鉴，昭示来者的佳作。
在世纪之交，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壮族通史》，并通过这部沉甸甸的著作所展现出黄现璠这位著名史学家和一代学人科研和治学的累累硕果，不但可以确证其功德无量的壮举．而且薪尽火传，永远在昭示着不灭的精神火炬。
注释：
黄现璠等著：《壮族通史》覃应机序，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黄任莹：《周恩来与(广西壮族简史)的故事》，载《南国早报》，1998年12月11日。
〈原文刊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4期，1999年12月〉
发表于 2008-1-27 1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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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8 23: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