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国到方国－－壮族文明起源的新探讨http://www.gxmuseum.com/a/science/31/2010/179.html
郑超雄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个热门的课题，出了很多专著和文章，但多将视野集中在以黄河为中心地域，忽视周边地区的文明起源发展客观情况，苏秉琦先生认为这是个怪圈。他说：“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泰、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暗”。
苏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除开中原地区的汉族之外，周边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文明运动的轨迹，最后才汇合成中华文明大实体。“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
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还明确指出：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学界“一代宗师”，他看问题非常敏锐并且总是走前一步。他是在岭南地区经过几个月考察并经深思熟虑的思考之后提出上述观点的。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即是说岭南地区有与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周王权政治的文明实体。创造这个文明实体的是什么民族？苏先生没有说，但是我们作为长期从事地方史研究者都明白，岭南地区主体原住民族是古苍梧族和西瓯、骆越民族，也就是今日的壮族及其相关的壮侗语民族的先民。是他们创造了类似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实体。
一、壮族文明的分期模式
一百多年来，将国家的出现视为史前社会的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已在学术界相当广的范围内形成了共识。
关键的问题是，国家的定义、职能、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国际上学术观点分岐很大，并没有统一的模式。
既然关于国家形成的观点有如此多的分歧，说明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从史前时期进入国家文明的运动轨迹就有多种模式。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上，苏秉琦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分期模式，就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他提出的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古国之后是方国，方国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的、高级的国家，距今约4000年前，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夏以前的良渚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别代表了中国南北早期方国典型例子。
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尽管在国内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完全是根据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客观情况提出的，并且是有依据。
在他书中的另一个著名论点，是中国原始国家的发生遍布各地，有如“满天星斗”。指出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都存在着古国模式。为我们研究岭南地区文明起源提示了指导性的理论。
壮族地区最早的古国，见诸文献记载的是苍梧古国，苍梧古国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尧舜古国同时存在，苍梧古国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湖南湘江流域及南部地区，广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在此范围内发现的古文化遗址都应是古苍梧族所创造，广东石峡文化就是位于此范围内，学术界已公认，石峡文化已出现私有制、阶级分化和王权政治。其年代距今约4900－4700年，与苍梧古国活动时间相符。桂南地区的石铲文化，分布很广，中心遗址面积数千平方米，在当时来说已是很大的祭祀场地，它并不亚于红山文化中的祭坛。举行如此大的祭祀活动，必定有众多的人口，有严密的组织制度和权威的组织者等。由此可知，石铲文化也应是桂南地区的古国文化遗存，其创造者当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古骆越国先民。约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岭南地区必有不少的古国实体，目前限于考古发掘比较少，或是已经发掘了，我们尚未识。因此，很难统计其数字。
壮族古国之后是方国，岭南地区的方国至少产生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逸周书?王会解》后附有《商书》中《伊尹朝献》佚文，文载商初成汤命伊尹制定诸侯向商朝的贡纳制度，伊尹作“四方令”，其中正南诸侯国有“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所献方物为“珠玑、玳瑁、象齿、文犀、菌鹤、短狗”。
从“四方令”中记载的南方诸侯国纳行献方物情况看，他们大部分都是岭南地区的方国实体，他们与商的关系是纳贡的关系。是小国向大国纳贡，是高层次的政治文化交往。岭南至商国都路程千里之遥，岭南方国的使节去而復返，说明他们有很坚定的故国家园观念。有为本方国服务的责任感。
学术界多将远程贸易作为文明国家出现的标志之一，岭南方国将本地土产进贡给商王朝，并获得商王朝的回赠，这无疑也是一种交易的形式，有政治交易就必然有货物商品交易。
在考古学方面，两广地区发现了商代的牙璋和玉戈，这些都是垄断性的高品位文化遗物，是王权政治的象征。那坡感驮岩曾有商代铸铜石范出土，说明此时期岭南方国已进入青铜时代。而北方传来的青铜卣等礼器也应是方国之君才能拥有。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是壮族地区方国发展时期，他们已经能制造大量的青铜兵器，说明此时期的战争机器运转速度加快，方国与方国之间战争不断，战争就是弱肉强食，就是大方国兼并小方国。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壮族方国的鼎盛时期。如果不是秦始皇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西瓯、骆越两大方国必然在战争中兼并，合二为一，实现岭南统一的格局。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群雄逐鹿，发动频繁的方国战争，岭南也不平静，也存在着本土自发的方国战争，岭南岭北的国家文明运动轨迹，大致是相近的。
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特别是在广东地区，从古国时期开始，就是多种文化汇合并存的地方。古国时期，广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大致是苍梧古国统治地域，而广东的东部和东北部则是闽越族系和吴越族系所建古国。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珠江三角洲露出海面，形成肥沃的平原地貌，是待开垦的处女地。于是东部的闽越、吴越族系西渐，西部、北部的苍梧、瓯、骆族系东渐、南渐，共同开垦珠江三角洲，形成多种文化汇合。在这里发现的有段有肩石器较多，就是文化汇合的物证，有段石器源于吴越、闽越地区，有肩石器则是源于瓯、骆地区的邕江、郁江流域。苍梧古国曾与中原尧舜华夏集团发生过战争，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说明苍梧古国曾在战争中受到重创，被舜从湖南赶到岭南。进入方国时期，苍梧古国又遭到楚国的致命打击，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先出世也先谢世。继苍梧国之后，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有“驩兜国”，在粤中地区今博罗一带有“缚娄国”；在粤北阳山、英德一带有“阳禺国”，在雷州半岛及海南省有“儋耳国”、“雕题国”等。《氏春秋》说：“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这是不确切的，近年在广东博罗县横岭山发现先秦时期墓葬300余座，出土铜鼎，铜钟等青铜器以及大量的陶器、原始青瓷器和玉石器、铁器。学术界多认为这是古缚娄国的文化遗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出土遗物看，当时缚娄国已进入方国社会形态，并非是“无君”的原始氏族社会。广东境内的其他方国大致也是这样的情况。
就某种意义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可能要高于广西地区，主要原因是那里是多族系、多文化汇集的地方。文化只有交流才有进步提高，生产技术的交流就必然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正因为是多族系、多文化汇合地带，就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一个权威的、能号令各小方国的政治实体，整个社会是松散的方国林立格局。而不像广西地区，在战国前后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的相对统一格局。因而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另外，在广东地区没有统一的人文始祖创世传说，而在广西地区则有统一的布洛陀创世始祖神，广东没有统一的方国，没有统一的政治，因而也就没有统一的神，这是因为广东是多文化并存所造成的。
南越国时期，赵陀一方面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又以强大的兵威相协。广东地区已无独立的方国存在，全部推行了封建的郡县制，原来的方国上层人物也被吸收入南越国高层统治圈内，如承相吕嘉及其族人都在南越国中做官。
在广西地区，西瓯、骆越被秦军重创后，已无实力与南越国对抗。赵佗采用财物贿赂手段进行安抚拉拢，又封同姓王赵光为苍梧王率军镇守苍梧地区，专门监控西瓯、骆越残余势力的行动。就严格意义上说，南越国时期，作为独立实体的西瓯、骆越方国已不復存在。而是与南越国政权捆绑进入封建郡县制社会。
与西瓯、骆越方国同时存在的句町国，也是壮族先民建立的方国实体。句町国位于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交界处，在史籍记载中称为西南夷，与滇国、夜郎国、漏卧国齐名。句町方国很可能起源于商代，那坡县感驮岩遗址中的商文化层，曾出土有石戈、牙璋等王权象征的遗物，同时还有用大量稻、粟作祭品的祭祀场，以及铸铜石范，无不说明这里在商周时已存在着方国实体。战国至西汉时期，是句町方国鼎盛时期。西林县发现的铜鼓墓和铜棺墓，无疑说明这里曾是句町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墓中出土的铜鼓、铜棺以及鎏金骑马俑和车饰等，工艺水平非常精湛，反映了句町国的文明水平也是很高的。汉成帝时，句町王曾协助汉军平定益州郡内的方国反叛，被封为王。句町国曾与夜郎国发生过多次战争，战争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争夺地盘、人口、财物。西汉末期，王莽纂权，欲贬句町王为侯，句町国与王莽军队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战争。最后因王莽政权跨台，以双方战争不分胜负而告终。据史籍记载，句町国在魏晋时仍存在，晋以后才未见史籍中，其国何时何原因消亡，一直是个谜。与西瓯、骆越不同的是，秦汉帝国以后的历代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推行封建郡县制时，句町国一直保持着独立方国的形态，尽管他们与历代王朝有过纳贡关系，但他们的武装实力、国家机器一直在独立运转，并未受到封建郡县制的改造。因此说，句町国是壮族的最后方国，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方国。
方国之后是帝国，壮族没有独立发展的帝国形态。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西瓯、骆越分别统一了广西南北地区，相信他们是在各自的地域内用武力征服吞并了不少的小方国。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形成大统一，因而仍属方国的性质。他们与全国各地的方国一样，最后统一进秦汉大帝国之内。
壮族古国文明的形成，是无裂断地向方国发展，不是无缘无故地突然出现。而是在古国的前期就已积淀了诸多的文明因素为基础。以桂林甑皮岩为代表的洞穴聚落，以顶蛳山遗址为代表的河旁台地聚落。都是支持古国形成的基础，这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制造陶器，学会饲养家猪，建造了房屋，磨光石器也越来越精致，并由一器多用向专门工具发展。有了原始农业，过上了定居的生活。数千上万平方米的聚落，是古国形成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将壮族文明运动轨迹分段为：聚落——古国——方国三模式。而在聚落的前面，我们也简单介绍壮族地区人类的出现，人种的形成情况，以便对壮族文明运动过程前后有更全面的了解。
二、壮族文明与考古学的关系
从考古学角度对古代文明进行研究探索，目前国内外较流行的观点是将考古发现的某些遗物、遗存作为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如将铜器、文字、城市、复杂的祭祀礼仪作为标志物。确实，这些标志物的出现，客观反映了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
但是，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由于居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内，各自进入文明的道路是有所区别的，因而各自一系列的物化标志物也很难循同一标准来衡量。
以铜器为例，中国、西亚两河流域、埃及、南欧爱琴海域等古代文明时代都具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夏、商、周、春秋时的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统治的象征。然而中美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没有铜器的文明，西欧亦并非在其铜器时代而是在其铁器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的。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将中国文化的起源提前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此时期也没有青铜器，尚属前铜文化时期。
又如文字，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进一步认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然而，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已建立强大的帝国式的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我国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在其初期文明社会虽已建立了政权机构，但也没有文字。
再如城市，古埃及的早期文明中就没有城邑，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从考古学角度探讨壮族文明社会的运动轨迹时，绝不能坐实对号那些“标志物”。而是采取有“标志物”论而不唯“标志物”论的态度。要从总体的、宏观的视野来把握壮族文明运动过程，而不是从单一的、具体的某一事象来说明壮族文明社会的全部面貌。
相对西林县的铜鼓、铜棺墓而言，我们也要从总体把握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社会性质。尽管墓中没有发现人殉现象，并且墓中还出土有六博棋盘、耳杯、洗等汉式或仿汉式器物。但我们还是认为这里尚属奴隶制性质的方国社会。因为在秦汉时期，句町国一直是独立王国，他们的武装力量，国家机器、社会制度都未经封建制改造，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句町国是在本土自发出现的独立方国，并不是从统一的帝国大家庭中分裂出来的独立政体，其社会内部从未烙印有封建印记。这历史社会背景，足以说明铜鼓、铜棺墓的社会性质是方国社会性质。
同样的，对壮族地区的古国、方国社会，我们也要遵从总体把握的原则。在上述文明标志物中，壮族早期文明社会有些可以对号入座，像复杂的祭祀礼仪，在古国时期就已出现，如石铲祭祀场；石峡文化及那坡感驮岩中用大量的稻米或粟米作祭祀。这里虽然没有大型的宗教建筑，但却是有组织的大型祭祀仪式，更重要的是蕴含有人权神权合一的政治目的。铜器在方国的早期阶段即已有存在，而文字在壮族早期文明中是没有的，直到商周以后才出现刻划文字。关于城市，情况就复杂了，首先是城市的标准是什么？一般学者认为是高耸的城墙，坚固的城堡，若按此标准，壮族早期文明社会中确实没有存在。苏秉琦先生则有自己独立见解，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书中说：“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壮族的圩市是从来没有围墙的，田阳县敢壮山歌圩活动，每年约有5万人自发参加，2003年则达到10万人以上。赶歌圩者都例须提前祭拜布洛陀神，从山下到山上，插的一排排香火约有1公里长，祭拜布洛陀后才开始唱歌三日。歌圩期间，商品云集，保证数万人的消费。这种祭祀——唱歌——贸易的模式应当是壮族城市产生的模式。此种模式在古国时期就已存在。有学者提出，石铲具有商品贸易的功能，是可信的，从数千平方米的石铲遗址规模看，当时参加的人很多，从筹备到举行祭祀活动需要持续几天甚至十几天，人们在这里产生以物易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石铲祭祀场以及附近的大聚落就是最早的“城”。开始是按照规定的祭祀时间集会贸易，一年一次或二次，后来发展至不一定按祭祀时间集会贸易，而是定期相约集中贸易，这就是圩，现代壮族每3日一圩或是6日一圩就是从祭祀集会贸易演化来的。若按苏秉琦先生关于城市标准的观点，壮族的“城市”不但有，而且起源很早。
不同时期的考古文化放在不同历史时段考察，对了解壮族文明运动轨迹会得到令人信服的效果。青铜器硬度大，做生产工具远比石器理想，但是，在壮族的方国社会中，它却用来作政治工具，用以打仗和祭祀。那坡感驮岩遗址商文化层中发现有斧范，这是壮族地区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遗物。斧，在考古学分类中多归为生产工具，在这里应当作武器。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至春秋时期墓地，共发现110件铜器，其中73件为青铜兵器；恭城县秧家春秋时期的一座贵族墓，出土铜器33件，其中兵器11件，青铜礼器10件；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共出土377件青铜器，其中有青铜兵器263件。方国时期，壮族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以兵器为最多，其次是铜鼓、铜钟、铜鼎、铜卣、铜盘等青铜礼器。武器就是战争机器，同时也是国家机器的物化标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就是政治斗争，是产生外部阶级矛盾的战争。掠夺财富、人口，争夺地盘是战争的目的。战争中出现的大批战俘将沦为奴隶。《布洛陀经诗?唱罕王》中，罕王与祖王的矛盾就是王权、美女、年轻力壮的奴隶、山塘、土地等的争夺，可以说是壮族方国时期真实记忆。青铜礼器表现的是祀，祀就是神权与人权的拥有，是方国内部等级、阶级差别的象征。青铜礼器越多越规范，方国内部的阶级分化就越明显，阶级矛盾就越深。《左传》有一句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戒”。这是讲中原地区方国的事，但也同样反映壮族方国的社会情况。壮族地区在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中，有大量的青铜兵器和青铜礼器发现，正是“祀”与“戒”的关系，是“国之大事”。以往有学者根据壮族地区出土的石祖、陶祖，认为壮族社会已进入父权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前夜。这夜有多长？何时天才亮？没有下文。又有学者提出，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壮族氏族社会已进入解体阶段。解什么体？如何解体？非常抽象，讲不清楚。又有学者提出，壮族未经过奴制社会，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壮族从平等的氏族社会跳跃进入封建社会。或者说进入奴隶制社会。果真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先秦时期那些象征着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青铜武器和青铜礼器，特别是壮族地区发现大规模墓葬群以及和中原王朝发生纳贡关系的远程文化交往等。这些都不是原始氏族公社所能做得到的，只有文明社会才具备上述条件。我们赞成从总体把握地、理论性地角度来研究壮族文明运动过程，但切忌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这样就会将复杂的壮族社会简单化、教条化。
从考古学材料看，壮族方国内的阶级分化是很特殊的。君、将一类的贵族，占有绝对的财富支配权。恭城嘉禾春秋墓出土有鼎、尊、 、编钟、戈、钺、剑、镞、车器等三十余件器物，西林汉代铜鼓墓随葬器物有铜器、铁器、玉石器以及玛瑙、水晶、绿松石、金丝等共400余件。特别是用绿松石、玉管、玛瑙串珠与绢布缀成裹殓人骨的“珠襦”，更显示墓主身份高贵。类似用“珠襦”殓尸的现象在滇王国贵族墓中也有发现，他们是用数以万计的玛瑙软玉、绿松石联缀而成。《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云：“太后被珠襦”，注引晋灼曰：“贯珠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这些墓葬与那些常见的只出几件粗陶器甚至是无随葬品的墓葬相比较，显然是属于不同的阶级。而情况特殊的是，尽管壮族方国内已存在阶级划分，但是原始氏族的血缘纽带并未崩溃。而且是越来越加强。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至春秋墓地、安等秧战国墓地，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地，广东博罗横山岭先秦墓地等，都是氏族的公共墓地，凡是埋葬在上述公共墓地内的，不论随葬物有无，不论贫富，都属于氏族的成员。而那些真正的奴隶，是从战争中俘虏过来的，他们死后是不能埋入公共墓地的，大概是弃尸荒野，死无葬身之地。
正因为壮族古国、方国政治实体一直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因而他们内部虽有阶级分化，但是不十分强烈，而是渐次发展。除西林铜鼓墓和恭城嘉禾春秋墓较特殊外，武鸣元龙坡墓地安等秧墓地、平乐银山岭墓地、广东博罗横山岭墓地等出土的随葬品，所反映的贫富分化，阶级层次并不十分强烈，最多随葬品的墓只有十余件，普通的墓也有一二件器物，还有相当部分是空墓。这种情况说明，在以血缘为基础的方国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有血缘关系，在财富分配上或多或少仍保留有原始氏族平均分配制度的遗风。但是，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威的政治权力则是可以肯定的。被统治者有自己的家庭和少许财产，平时是农，战时是兵，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死后在公共墓地内有一块葬地，并非是传统说法中一无所有的奴隶概念。这就是有壮族特色的阶级分化轨迹。它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相接近的。
相比之下，方国外部产生的阶级对立，就十分激烈，那些沦为奴隶的战俘，或作家奴或作匠奴，甚至是作祭祀牺牲品，大概是没有人身自由和生命保障。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铜盆上，用黑漆绘有四组图画，内容是反映古越人战争情况。第一组画像是议事，中间端坐一人为首领，另外有三人持长械向着首领拱捐，在远处有一赤身裸体人物似在作杂役，其身份当是家奴；第二组画，前面有奔马，一人落马地上，仆卧倒地，四肢伸直，后面有持械者追赶，这是战场情况；第三组，首领盘腿端坐正中，右侧前方有三人，皆持长械，腰后各悬掛一人头，左侧前方，有一体大强壮的人，肩上扛着一个赤身裸体者，当是战俘。这组画像似是战后处理战利品的情况。战俘的命运必然是沦为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属于统治者所有。
罗泊湾一号墓属西汉是早期墓，约相当于南越国统治时期，尽管此时已推行封建郡县制，但作为刚刚从方国脱胎出来的越族统治者不可能完全按封建制行事，他们在战争中抓到的战俘仍按旧规矩办，可作为家奴，这一点，南越王是管不着的。因此，画面的内容反映的还是方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事情。
总观方国内部的阶级结构，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君王、将及谋臣等贵族，他们拥有大部分财富和绝对的政治权力；
第二类是氏族或宗族的成员，他们虽然是被统治者，但拥有小部分财产，有家庭，亦兵亦农，与统治者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并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第三类是战俘沦为奴隶身份，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生命保障，没有财产，平时被强制做各种无偿的劳役，战时也有可能编入军队打仗。他们与氏族成员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别。
岭南壮族地区属于上述六大考古文化条块的一个支系，他对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化的构成具有相当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最早学会制造陶器。
桂林庙岩出土的陶片，经14C测定为距今13610?00年和13710?60年两个数据，另外，桂林甑皮岩也发现了早期陶片，以往认为桂林甑皮岩的陶器为距今9000－10000年左右，近年又在以往的地层下面发现了更早的陶片，其年代与庙岩相近，另外，灵川县的大岩遗址也发现有类似的早期陶片。同时在相邻的湖南道县玉蟾岩也发现有类似的早期陶器。这些地区都是古代岭南越人活动的地方，他们是早期陶器的发明者。
2．最早学会种植栽培稻。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不但发现有早期陶器，更重要的是发现有栽培稻实物。据采集的木炭和陶片经过14C测定，年代分别为距今12540?30年和12860?30年。比西亚开始种植小麦、大麦的年代还早。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栽培稻实物。它的发现与古苍梧族有密切关系，说古苍梧族先民是我国最早发明种植栽培稻的民族，并不过份。
3．学会最早饲养家猪。
桂林甑皮岩发现有60余付猪骨架，经鉴定，大部分是经过人工饲养，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家猪实物。
以上三种物质文化，是史前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滚动性的，它们必然向北、向南、向东、向西传播。中华民族文明即是在这种流动的物质文化基础上滋生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文化一直是互动流通，并非是“单向收费”。岭南文化向岭北流动，岭北文化向岭南传播这种互动的文化流向，并非是从秦始皇政治统一岭南时期开始。岭南地区发现的玉琮、有段石器和铜卣、铜盘、铜鼎、铜钟等，都早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间约一二千年，它们都是从吴越地区和中原地区传入的。这就是考古学文化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也离不开谁”。
总观上述材料，我们即已明白，壮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尽管壮族文明运动轨迹有其独立运行的一面，但又和中华文明运动轨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始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文明古国中的一员。
（ 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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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30 1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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