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网上浏览,无意间发现了这篇不错的文章,特转贴在此。感谢广西师范大学的邓金凤女士。)
【摘 要】认同“汉裔”现象在壮族社会里极为普遍,对壮族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壮人“汉裔”身份真伪考辨、自称“汉裔”原因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存在学术队伍青黄不接、资料整理无人问津、研究盲点多、成果数量少、深度和广度不够、影响力小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应有针对性地解决以上问题。
【关键词】壮族;认同;“汉裔”
【作 者】邓金凤,广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法学硕士。桂林,541004
将祖先追溯为外省迁来的汉人,在壮族地区已有千年之久。为便于论述,本文将其称为认同“汉裔”现象。这一现象最早见于唐初,明清时期开始流传,到民国时期颇为盛行,至今仍风靡于壮族地区,对壮族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学术界曾予以广泛关注,陆续发表、出版了一批论著,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领域的研究一度陷入低迷,进展缓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壮族认同“汉裔”现象又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原有成果逐渐丧失解释力。认真梳理并反思过往研究,探寻其得与失,将为该领域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重要借鉴。在此,笔者不揣浅薄,试就现有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述评,并对今后的研究走向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冀得诸位专家学者斧正。
一、学术界关于壮族认同“汉裔”的过往研究
数十年来,国内外有一批学者投身于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大致说来,有如下数端:
1.对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的归纳与表述
如何归纳、表述壮族这种追溯祖先来源现象?学者们有多种意见。粟冠昌先生曾运用“外来说”、“狄部说”来指称土官自称外省随征汉族将领后裔的现象,①这种表述不加雕饰,自然明了。
谈琪先生将其称为壮族攀附汉族、与汉族“攀宗”,也很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在此基础上,又作进一步总结、归纳,用“弃蛮趋夏”一语加以概括。②
尔后,有学者将这一现象上升到民族意识的层面上。如,龚永辉先生将其称为“‘汉裔’观念”,③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称其为“‘汉人后裔’意识”。④李富强先生则称之为“汉裔情结”,⑤张声震先生在《<壮学丛书>总序》中亦使用该词,后又为多人沿用。
应该说,以上表述都没有歧义。但是,在表达同一事物时,是直接袭用成说还是将其表象加以抽象概括?如何准确描述、归纳?都有讨论的必要。同样说明壮人认汉人为祖,“观念”、“意识”、“情结”等词有无区别?哪一个更加形象生动?哪一个更加贴切?也有待辨析。
2.关于壮人“汉裔”说的内容
有关壮族地区流行的“汉裔”说的具体内容,谈琪先生认为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汉人后裔说”,最具代表性的如韦、覃、莫姓的改姓传说;二是“到广西平定少数民族反叛有功受封说”,如各姓土官所称其祖由外省随狄青征侬智高而受封于广西的说法;三是“与汉族同宗共姓说”,即依汉族姓氏追溯源流,如壮族黄姓认为其先始于陆终,因受封于黄而以之为姓。⑥其实,在壮人的“汉裔”说里,内容并不止以上三种,如有不少土官认为其先祖是汉代随伏波将军马援、明代随王守仁南征而来,还有称因避乱、宦游、经商而来者。其所谓的祖先南来传说可谓五花八门,甚至同一姓氏中又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关于壮族各姓氏的 “汉裔”之说尚无人进行系统地整理,而这项工作对于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3.对壮人“汉裔”身份真伪的考辨
早在明清及民国时期,就有不少汉族官员、文人注意到壮人的“汉裔”身份,他们或表怀疑,或示认同,或不置可否,留下一些叙述性的记载,但并未进行深入研究。自上个世纪前半叶起,方有学者从学术层面探视这一问题,这些研究分别围绕壮族土官及百姓族属的考辨而展开。
(1)壮族土官族属考证
作为学者,刘锡蕃是关注此现象的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他不顾个人安危进入桂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著名的《岭表纪蛮》。遗憾的是,他完全附会土官自撰的族谱,断言“桂省蛮族,则纯粹由中原迁来”,⑦并为此观点列出诸多“证据”。刘氏该著作的发表,无疑对壮族地区“汉裔”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原本盘根错节的壮人“汉裔”身份披上了一层难解的神秘面纱。
当然,大部分广西土官为土著壮族毕竟是铁打的事实,刘氏虽断定其为随狄青南征的将领后裔,但又不得不承认“土酋”当中“冒牌汉人者,其数亦不少。”⑧
1944年,日本学者河原正博对广西左、右江流域“蛮酋”的始迁祖作了论证,认为把随狄青平定侬智高叛乱而活跃的汉人当作本地的知州、知县和将讨伐的功劳记在族谱之中,完全是一种伪说,毫无根据。⑨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比较早。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土官“外来”说仍一统天下。面对这种局面,已故学者粟冠昌先生历经数十载艰辛钻研,先后发表《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再探》、《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3篇论文,指出广西土官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为壮族上层分子。⑩继之,谈琪先生分别对广西岑氏、忻城莫氏、南丹莫氏三土司的族属进行辨析,认为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壮人,而非北来“汉人后裔”。
随后,日本学者谷口房男与广西学者白耀天先生合力对壮族17家土官的族谱逐一进行考证,认定土官在这些族谱中都“夤援攀附,声言非为土著,以伪乱真,自诧遥遥华胄,故拟南迁,世官广西,虚张勋伐,自抬身价,诬其先而乱其类。”
同时,白耀天先生还就东兰州韦氏土官族属作了翔实考辨,对韦氏“山东邹县韦贤之后说”、“韩信之后说”、“原籍山东兖州府邹县白马街韩氏之后因避祸南来得功而封东兰说”及“原籍京兆说”等一一进行了驳斥。
本世纪初,白耀天先生又就百色岑氏首领的“汉裔”说进行辩驳,他指出,岑氏煞费苦心编撰的岑氏谱系不足为信,并推测其为北宋“蛮将”岑庆宾之后。
这些成果的发表,澄清了长期以来在壮族地区流行的壮人为“汉裔”的说法,得出了绝大多数广西土官是壮族土著的结论。
(2)壮族百姓“汉裔”身份辨伪
在曾经“举峒纯一姓”的壮族社会里,壮族土官对本姓氏祖先来源的解释,自然会影响到其治下的同姓土民。于是,及至民国,自称“汉裔”的壮族百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至今日,壮族民间认同“汉裔”的现象不但没有消退,反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1985年,韦纪科先生在《从韩信的后代说起——关于凤山民族族源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提出一道趣题:据民国《凤山县志》和东兰县韦氏土司族谱载,当地韦姓是韩信的后裔,且不是壮族而是汉族,但现在却因讲壮话统归为壮族,该作何解释?
1989年,龚永辉先生就此作出回应,他考证了韦姓的由韩改韦传说不足为信,并对与之相关的莫、覃的改姓说也予以了否定。
2006年,侬牧岗先生以《桂、滇壮族农、侬两姓群体不是外来者》为题,对农、侬两姓中流传的“族谱记载论”、“雁门农氏南下论”、“侬后裔论”、“古籍为据论”等外来说的论点进行辨析,指出壮族农姓是由侬姓改变而来,农、侬二姓皆为壮族土著。
同年,侬兵先生又详细探讨了壮族侬姓改农姓的历程及原因,并强调其改姓之后依然保持着土著本色,绝非外来“汉裔”。
最近,覃圣敏先生就广西覃氏祖源作了辨正,指出覃氏族谱中关于先祖为覃怀满,原名谭山耀,祖籍山东的记载均是编造而来的。他认为,覃姓的根源在覃怀(地名),原为汉姓,在汉文化的熏陶下,广西许多少数民族跟从了覃姓,但这并不意味着广西覃氏都是外来的。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广泛存在于广西韦、覃、莫、农、侬等姓氏群体当中的“汉裔”之说,绝大多数是不可信的。
4.对壮人自称“汉裔”原因的探析
既然上至壮族土官,下到平民百姓都广泛流传着“汉裔”说,其原因何在?学术界主要从如下方面进行讨论。
(1)民族歧视与压迫的产物
多数学者认为,封建王朝实行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是壮族认同“汉裔”的根本原因。最早提出此观点的当属刘锡蕃,他曾明确指出“蛮族因叛乱屠杀之惨,为逃生计”而冒充汉人。
当中所言“叛乱屠杀”指的是少数民族的反抗和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血腥镇压。
此后,粟冠昌、谈琪、白耀天、覃圣敏、龚永辉、张声震、顾有识、李富强、松本光太郎、韦顺莉等人也纷纷发表类似观点。如粟冠昌先生指出,“广西土官伪造家谱蔚然成风,根本原因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政策的结果。”
龚永辉先生也认为这是民族压迫与抗争力量对扭的产物。
松本光太郎进一步分析道,壮族认同“汉裔”,是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壮族提高自身地位的一种手段。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2)正统观念的影响
部分学者认为,封建正统观念也是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如早在民国时期,徐松石先生就指出:“中国人在专制时代和封建时代所传下来的正统观念太深,人人都喜欢说本姓本族是出于中原……他们(指僮族,今称壮族)以为承认是南方土著部族,乃一极失面子的事。因此所以有些县志不肯承认本邑有僮人的氏族。有些僮人把自己的家谱勉强牵连到一个中原的祖宗”。
谈琪先生也认为,这种以汉族的中原文化为中心,以封建王朝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对壮族,尤其是对其统治者产生较深的影响。那些受封建王朝册封的土官,更是以受命于朝廷和朝廷的代理人自居,不承认自己是蛮夷,千方百计标榜自己是汉族,先祖出自中原地区。
(3)向慕汉文化
还有学者认为,先进的汉文化也是壮人认同“汉裔”的原因之一。如刘锡蕃在壮族地区考察结束后就留下了“土酋羡慕中州文化,倚仗汉人势力,冒牌汉人者,其数亦不少”的记载。
谈琪先生认为,除民族歧视与压迫、正统观念等因素外,壮族向慕汉族的先进文化也是其自称“汉裔”的原因之一。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国内甚至世界各民族都产生重大影响,壮族在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地吸取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汉人续宗谱追溯祖宗的源流即是壮族向慕汉文化的表现之一。
韦顺莉女士指出,土属地区的壮族土官,在制度和政治上都存在强烈的崇尚汉文化的需求,加之社会现实让土司们意识到认同汉文化与其实际利益关系密切,因而,吸纳汉文化成为了他们的文化策略,而向慕汉文化则是其“汉裔情结”产生的心理原因。
(4)其他原因
谈琪先生认为,除上述原因外,壮人自称“汉裔”不排除有以下原因,如汉族赘婿于壮族妇女,其子孙以男方为系,族谱便记其先祖是汉族;一些同化于壮族的汉人,仍然不忘其汉族的先祖,故其族谱记其先祖为汉人。
笔者以为,除却以上因素,封建时代的民族观也是壮族认同“汉裔”的重要原因,在古来“夷夏观”的桎梏下,壮族接受了汉族的民族观,认为少数民族确实如同汉人眼中的“蛮夷”,愚昧无知。进而认同于比自己先进的汉族,将自己说成是汉人后裔,以示与汉族同宗同族。
较之于国内学者而言,日本学者的探究更重于微观方面。他们注意到壮族“汉裔”说多与“狄青”、“山东白马”、“山东青州”等词有关,并对其原因作了大量推理研究。如河原正博先生认为,壮族土司家谱上的“狄青.山东白马县传说”是受由狄青讨伐侬智高而授予原居民首领之影响的结果。继之,他还就“壮族土司为何多自称是山东青州益都人”这一重要问题作了推测:“据《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和《诸蛮州》九十二之中有《青州》,它隶属邕州。是混同了邕州青州和山东青州,然后渐渐地与南迁说一起附加上益都的缘故呢?还是平定侬智高后,受了对广西的安抚工作作过极大贡献的周沆是青州益都人影响的缘故?”松本光太郎先生认为上述两种推测都具有可能性,但更倾向于后者。牧野巽先生则推断壮族土司间的“山东青州传说”是从广西平话人中流传而来的。[31]
5.影响分析
目前,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壮族认同“汉裔”的影响。消极方面,谈琪先生认为有如下一些:首先,扭曲了壮民族的历史。以土官为主的社会上层及文人编造族谱,攀附汉族,到汉族中去寻找自己的老祖宗,歪曲了事实,谬误后代,造成了极大混乱。其次,淡化了壮族的民族意识,使得壮族缺乏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差等等。[32]龚永辉先生也认为其加剧了壮人自我意识的扭曲与分解。[33]
积极方面,笔者认为壮族认同“汉裔”恰恰反映了汉民族的向心力,正是这种“汉裔”意识的产生将壮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里,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34]
6.个案分析
笔者曾以壮族历史名人岑毓英为个案对壮族“汉裔情结”作了探析,总结岑氏“汉裔情结”主要表现在虚构族谱、营建祖墓、崇尚汉文化、鄙视少数民族、镇压民族斗争等方面,从古代“夷夏观”、封建正统思想、民族歧视与压迫、先祖传说等方面探讨其成因,并从多维度对其进行文化解读,认为其“汉裔情结”具有现实功用,是利益驱动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程的鲜明例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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