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无上的壮族女神---龙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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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壮族女神——龙母是我国两广地区的西江和珠江流域的人文始祖和保护神。在绵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母文化对壮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妇女地位、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壮族三月三歌节就是龙母文化的代表性产物。多年以来，经有关专家学者多次论证，认为广西大明山周边几个县就是龙母文化的发祥地。      为了广泛弘扬龙母文化，发掘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推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尽微薄之力，笔者多次查阅大量的史料和相关学术著作,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在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歌节来临前夕,撰成此稿。      本文主要浅议龙母文化的发祥地之说，不当之处，请有关专家学者和民族文化爱好者给与批评指正。       　　　　　　　　　　　　　　　　　　 蓝多民   2007年三月三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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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和西江流域的重要人文始祖之――龙母，是壮族至高无上的女神。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她曾经对壮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民间习俗、妇女的地位等都打下深深的烙印。在全国乃东南亚各国，及海外华人都有广泛的影响。两广地区的一些市、县、甚至港澳特区，都有其庙宇，甚至香火鼎盛，成为旅游胜地。     在广西大明山周边几个县的老百姓，历代都以不同名称和称呼，为其立庙，塑其神像，昭示其神圣。由于历史原因，壮家人的村村寨寨，也都为其立个小庙，其名“社坛庙”，神坛上大书：“天王地母之位”，把龙母与天神雷王平起平坐，作为村落的保护神。三月三各家各户蒸好五色饭，先给社坛庙进供，可见龙母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龙母在壮家人心中是位圣母。之故，我鼓起勇气，为其追本溯源。 一、        龙母的身世　     “龙母”这个称呼是舶来语，恰如其分地说是“蛇母”。就是一位寡妇把一条蛇当作儿子来抚养，蛇长大后便给她回报。这个故事传到汉族地区，蛇成了龙，所以这位寡妇就变成“龙母”。    （一）        寡妇收养蛇的传说     我家在上林县塘红乡，寡妇抚养蛇的传说故事就出自石门村，离我村仅有几华里，儿时常随大人提五色饭到蛇神洞——又称仙人洞，壮语叫“敢仙ｇａｍjｓｉｅｎ”，为蛇神供奉，因而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     传说远古时候石门村有一位寡妇，一天她到村前“石南海”挑水，一条一尺多长的小蛇，三番五次随水进她水桶，无奈，只好带回家放在水缸里抚养。蛇在壮话中呼“图当duz　ｄａｎｇｚ”，因而养那个水缸就呼“吞当naen dangz”水缸壮名由此而得。蛇稍大一点就从缸里爬出来帮寡妇干活，十分可爱，于是寡妇就把他当儿子。在一次劳动中不小心，误将小蛇的尾巴剐断。寡妇心疼地为它上药和祈祷，伤好后就短了一节尾巴。短了那一节，壮话叫“掘gud”,而壮族的男孩冠词称“特daeg”因而寡妇就叫它“特掘daeg  gud”。壮话把妈妈叫“乜”，人称寡妇为“乜掘”。     斗转星移，特掘长大，身躯和屋内那根顶梁柱一般粗，力大无穷，也很能干。但寡妇也老了，不能下地干活了，特掘便下“海”给养母打鱼。所以寡妇晚年生活不错。     寡妇三月初二老死了,特掘便做了一口棺材收殓,三月初三那天,特掘发了神威,呼风唤雨。一时雷电交加,狂风骤雨,特掘背起棺材,随风雨飘到后山上。风小雨停，人们到后山寻觅，才发现特掘把棺材放到山洞上方的岩洞里，它在洞里守孝，第二天身怀六甲的寡妇之妹，不顾村民劝阻，而上山哭丧。特掘急了，在半山阻拦也无济于事。寡妇的妹妹快登至山洞口，特掘只好作法，顷刻间雷电交加，天打五雷轰，把她打死。时至今日，怀孕的妇女不能走过村边那小庙，出典就在此。     从寡妇的殉葬到寡妇之妹之死,人们都说这是神仙所为。第二年三月三日特掘随狂风暴雨，回到山洞里扫墓，人们便认定是天上的神仙所作，就把那个山洞叫神仙洞，壮话称“敢仙 gamj sien”。此后，每年三月三日，人们认定是乜掘升天成仙的吉日，就用枫叶、黄花、红花、蓝花加米的白色，做成蛇身色彩的五色饭，提到神仙洞敬蛇母，为其唱歌仙，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传说这是壮族好歌伊始。     从那以后，每年三月三日前后，都来一场暴风雨，人们就认为是特掘给其母扫墓带来的春雨，三月三日也成壮族的祭扫日，更是青年男女集会唱歌的歌圩节。     去年我曾听梁庭望教授说，特掘的传说故事，在武鸣县大明山脚下的民间传说更多，其内容更为丰富，遗留古迹更多，我感到振奋，才想起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宜山上学时与宜山、来宾的同学闲聊，他们也说特掘的传说出自上林石门村，而石门村的老人也曾说，广东的一些人和客家人也来到石门村神仙洞祭蛇母，没听说武鸣还有类似的传说和庙宇。于是便踏上了有关专家教授的脚印，走访了武鸣县有关的两江镇、龙母村，感应庙，罗波镇的罗婆庙。还拜访一些老人和乡村干部及守庙人等，听他们讲述寡妇收养蛇的故事，除寡妇的丧葬日和丧葬地点有差异外，故事的主体情节和内容，与上林县的传说如出一辙。     武鸣的罗波庙，是地地道道的老奶奶庙，是为乜掘而立的，也还有不同名称的庙和类似老太婆庙的遗址。而上林县境内，也有几个专供蛇神特掘和老奶奶的庙，最大的是石门村的“庙公周miuz gong caeuh”，尽管在民国初期，由政府出面强行改成学校。但百姓还是偷偷在“石南海”边重建一个小小的“庙公周”，译成汉文名叫“公周庙”。这说明两个县的老百姓对特掘和乜掘敬仰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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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女神是母系社会的影子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于原始社会的某个阶段，出现过母系社会。当时妇女在社会氏族中居支配地位。她们从事采集食物，男人渔猎，实行氏族外群婚，子女只认其母而不识其父。这个历史时段，女人婚期不入住男方住所。在1949年以前，农村的壮族妇女新婚多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可能是母系社会留下来的模糊的脚印吧。   女神是母系社会留下的影子，寡妇抚养蛇，没提到其夫，就连其妹上山哭丧遭五雷轰，也未出现其夫。说明这个故事是反映母系社会的事，传到父系社会时，由于时代久远，人们不理解母系社会的事，认为扶养蛇的女人就是个寡妇。   女神也是部落首领的影子，只有首领这样的头面人物，才有可能把所做的事传下来。在部落时代，每个部落都有图腾崇拜，用图腾物作自己的保护神，而部落首领往往都以图腾物自居。以蛇为图腾就称为蛇部，牛为图腾就叫牛部，以鳄为图腾就称为蛟部，以蛙为图腾就称为蛙部等等。梁庭望教授认为，寡妇是跤部，特掘是蛇部。寡妇收养蛇，反映出蛇部有难受到蛟部救助，这就是部落和部落首领的影子。   在传说中壮族有不少女神,反映了母系社会在不少部落。妈妈背着孩子访天边；天上有十二个太阳把人热死,一个女人用竹竿捅掉十个,留一个晒谷子，留一个晚上照明；现在广西天峨县芭暮乡还有一座蛙神婆的石雕像,在中原有嫦娥奔月,西王母娘娘,女娲补天；在西方有自由女神、耶稣的母亲――圣母玛丽亚。这些女神都是母系社会留下来的影子，也是人类历史的轨迹，有的对人类社会有广泛的影响，有的只停留在传说中。   我国中原的汉族地区，传说中的人类始祖的是女娲，但她受到孔夫子的男女伦理道德观的厄杀，得不到应有的推崇，仅仅在红楼梦里曹雪芹笔下，她补天时剩下那块石头，后来成了精灵，挂到贾宝玉的脖子上。而壮族的龙母，因山高皇帝远，没有受到孔子那套贬低妇女思想的影响，成为珠流域的人文始祖之一，成了珠江流域的保护神。 二、        蛇图腾与崖洞葬   图腾崇拜源于远古的原始部落，他们对那些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产生恐惧，因而借助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神秘事物，来对抗自然力量的灾害，因而出现了崇拜物，我们称之为图腾崇拜。 （一）        图腾崇拜产生的因素   远古部落的人，对狂风暴雨，洪水猛兽，闪电雷鸣，山崩地震等自然力量，所带来的灾难而产生的恐惧。马克思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因自然界“有无限威力”令人的力量无法抗拒，但人为了生存，就不得不与其抗争。然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渺小的，就需求超自然力量作保护神。他们在生活和劳作中，常见到凶猛的大蟒蛇，既畏惧又羡慕。畏惧它伤人，羡慕它无所畏惧，不管狂风暴雨，闪电雷鸣，地动山摇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在急流险滩，深潭海浪，它无所畏惧，我行我素。人们就认为它有超自然的力量，把它神化，做自己的保护神，然后将其人格化。   法国的社会家列维•布留尔在研究远古人的思维形式说：“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的内涵中客观事物的形象和部落传统的心理习惯，奉献的图腾、恐惧感、感谢、祈求等感性形象交织在一起。……就是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由于神秘的习惯心理而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原始部落的思维形式中，由集体表象，就洪水与猛兽，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人们便寄托这种保护神，能消除他们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因而对蛇神开始顶礼膜拜，加倍崇敬。 （二）        崇拜的成因   大明山是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横穿上林县和武鸣两县，属亚热带气候。大明山南北长100公里，东西宽50——60公里，山体隆起，海拔13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近70座，最高峰为龙头山1760米，算是主峰吧！山之东是上林县，其西是武鸣县，山南段为宾阳县，山北是马山县，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雨量充足,湿度较大,阳光照射时间长,是万物生长最好的自然条件。至今山上多为原始森林,是我国植物保护区之一,植物种类繁多,已知的有2000多种。花草繁茂,野果遍地,为野生动物生长和栖息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区域。常见的动物近百种,较珍贵的有虎、熊、猴、蟒等。由于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森林密布，云层叠起，四季缭绕，深潭和瀑布多处，发源于大明山的大小河流三十多条。因此，大明山及周围壮族先民生息繁衍的摇篮。1950年以后曾在上林县和武鸣县境内，发掘和发现商代至战国的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物上千件。佐证了壮族先民与几千年前已在大明山及周边繁衍生息。由于水系甚多，河流与深潭同在，水草又如此茂盛，1000多年前在一些地方有大象大鳄出没。如今尚有大蟒活动，雷暴频繁，洪水泛滥，灾祸不断，而几千年前更甚。对于刚步入农耕时代，以种植水稻、常与水打交道的部族，就必然对常出没于水中,且凶猛的大蟒蛇产生了敬畏,就导致图腾崇拜。这是生态条件。   由于原始部落生产力低下，人的思维能力也处在低级阶段，对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无法理解，对那些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不是低头臣服就是寻觅保护神，这样，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崇拜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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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崖棺葬与保护神   在武鸣县的两江镇和罗波镇，及感应庙附近的老百姓，一问及特掘和寡妇的那口棺材，都异口同声地说，随狂风暴雨上龙头山安葬。我顺他们的遥指方向看去，果然那龙头山直冲霄汉。我想那口棺材一定是悬挂在绝壁上，因为龙头山有1760米高，是神仙居住的绝妙地方。经再三打听，当地人都说是传说而已，在群山中有一座像个大坟墓,就把那山称墓山。然而在上林县石门村，山后那个神仙洞上方的崖洞里，千百年来就静静地躺着那口腐朽的、烂稀的乜掘棺材。尽管现在荡然无存，那是因1956年广西大旱，上林、忻城、来宾、马山、宾阳几个县的群众，三五成群，成千上万到神仙洞向乜掘那口棺材求雨，一些反革命分子趁机到场煽动，蒙蔽了一些人，民兵在围攻反革命分子时，因饮因一时之愤怒，把棺材掏出焚毁。现在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仍记得那口既烂，又像一根大木头的棺材（刳木为棺）视为神棺。我十二岁时曾爬到洞口,目睹那口棺材。按现在的学术用语，应为崖棺葬，崖洞葬。但它与蛇神、寡妇养蛇、三月三、五色饭有因果关系。   寡妇“乜掘”，收养一条蟒蛇，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部落的图腾物，是部落的最高神灵，是一个力大无穷，神通广大的神，一位妇人竟敢收养它，那她一定是一个力大无比的神仙，英雄盖世，天下无敌。在她辞世时，特掘呼风唤雨，将棺材送到山崖上。而这个崖壁面向阳向南的，这和宁明县右江崖壁画的悬崖洞里的崖棺，有异曲同工之妙。   广西是我国南方崖棺葬较多的地方之一，但它绝不是当地的丧葬习俗，是和神有关的人，身后才有此殊荣，它和右江两岸的崖画一样，只有神才有资格身居高处，因为古人认为悬崖峭壁是升天的路。蛙部落的人把人格化的娃神，画到高高的绝壁上,而那些绝壁都是百朝南或朝东的。古人把南方视为上，从明朝的地图取向，和今天的地图正好换个位。故宫百朝南，表示向天，因皇帝是真龙天子，天坛在故宫之南，表示在天上；地坛在北面，表示在地上。这是古人对天地宇宙概念所为。壮族先民对天地概念也不例外，对于天不是人人都能上的，只有部落首领，和有关的神职人员，才能标榜自己是天上派下来的神仙，才能踏上上天的路。这位蛇母“乜掘”，实际上是母系社会的部落首领，所以她去世时，才有资格葬在面朝南的山崖上，请她回到天庭，和天神雷王共享神权，发天神之威，与雷王一起保护天下生灵。正因如此，村村寨寨所立的那小庙，神龛上大书：“天王地母这神位”，地母就是“乜掘”，是村寨的保护神。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在封建社会的初期一些朝延命官和一些民族领袖，为了更有效的发号施令，把民族图腾载到自己头上，标榜自己是蛇神的化身，把蛇母推倒至高无上的女神地位。这位女神随朝延命官、民族领袖走遍了岭南。开始记载的还是在晋朝的陶渊明（公元365—427）的《搜神后记》一书里，仍然原汁原味地用壮语记载“当洪”念Danghhung,“破阻”念Bohco2,“扑岸”念Bouxaen，蛇神的流传，起码上千年后才到陶渊明笔下，而且很客观。可后来到了珠江下游的汉族地区，可能对蛇神蛇母感到不雅，又是从瑶蛮之地流传出来，就把蛇变成了“龙”，“蛇母”变成了“龙母”，无姓变成了有姓，寡妇变成有丈夫了，将“人”的半音“温”，变成姓温了，而且秦始皇还要召见龙母。这是人典型的牵强附会，但也隐隐约约有历史的影子。秦始皇平定六国后，曾大举行军两广，打广西时就耗费五六年时间，损兵折将，也许是这个历史时段吧！才把龙母与秦始皇扯到一起。不管如何，经牵强附会之后，龙母的身份就更高一点，让人人都崇敬龙母，庙建得更大一点，香火更旺一点，才成为真正的珠江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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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文化遗迹的推断   远古人类社会的遗迹、遗物，能填补史前的历史文化、历史空白、历史断层，它能佐证历史的传说，揭开一些不解之迷。 （一）        武鸣遗迹与传说故事   大明山山体宽阔，山峰林立，植被丰厚，水源丰富，大小河流源头几十处，带着山上的腐叶烂草的肥水，灌溉周边几个县的土地，使其成为肥田沃园，给壮族先民创造一个繁衍生息的好地方，令史前史后都建立地方政权。考古学家郑超雄研究员增参加广西考古队，在大明山武鸣县一侧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大批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古墓群，经发掘出土大批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有青铜器、陶器、石器，这些文物中有剑钺、戈，还是商代的蛇纹提梁卣，这些文物可以断定是部落首领、地方政权官员才能佩用。因此，有关专家推断，此地曾有个“方国”，这些器物在当时是极为高贵的，是一种高贵的身份象征。这些高贵就必然导致权贵，而权贵人物必然集民族图腾为一身，像皇帝把自己打扮成“真龙天子”一样，他的权贵地位才保持更长时间。像人格化了的蛇神特掘是与权贵有关而流传下来，否则就被中止在一个历史时段。   至于要正视一个历史名称,和其周围增发生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历史名城的变迁，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各种原因而被多次更改。像罗波镇，就是传说中“掘”所住的地方，应叫老婆婆村，就是老奶奶的地方，然而用汉语近音译成，如果不加注，过几代人也就不清楚了。柳州市的旅游胜地“都乐岩”，它原本是壮语“都乐”Luegtou，意为我们的山麓。这么一改谁还明白呢！广州市的“番禺”，“番”字古读“鄱”，“番禺”就是“布越Boux yeix”的近音押字。历史和考古学家覃圣敏研究员断定武鸣县的陆斡镇的“陆斡”，应是“骆越”，就是壮族先民“骆越人”的聚居地。从考古中发现古人遗迹，就可断定几千年前这儿曾出现“骆越古都”，我支持这个推断。然而离陆斡镇不远有个马头镇，那里有个“大明山神祠”，尽管已被毁，但唐代的柱基尚存，老人说庙里曾供奉商纣王和妲己。“妲己”之名却是壮族姑娘的名称。覃圣敏研究员大胆断言，是马头方国的首领把美丽而漂亮的姑娘献给纣王，所以祠庙里才供奉他俩，依我看此母在广东的传说中，秦始皇招龙母进京，是妲己进中原的影子。越王勾践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唐代的杨贵妃是广西容县人，那里还有宋代的一个贵妃庙。明朝的孝宗皇帝朱幼堂（公元1488—1505）就是广西贺州的一位姓纪的少数民族姑娘生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均为南方人，所以妲己到中原就不足为怪。她增加了大明山周边的文化氛围，和有“方国”的可信程度。   无独有偶，我曾收藏一本师公方块壮字《唱舜儿》，是清朝后期的手抄本，这个唱本的唱词，明确说“舜帝”是壮家人，名叫“特舜”，他弟弟叫“特象”，家住马山县的旺圩（今加芳村）。舜帝受后母的虐待而上大明山垦荒谋生，他父亲到交趾国做生意。这就给大明山周边的龙母文化增添一道彩虹。舜帝在大明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历史记载：“舜死于苍梧，象为之耕”苍梧者，广西地也。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岭南的人文始祖的传说，不断流向北方，慢慢就成为中原的始祖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队全国各种类型的人，进行了白细胞抗原血液的科学调查后，所得到的群体遗传学的新数据，表明中华民族不只是一个轩辕黄帝，西南地区又是个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外学者研究青铜文化后也证实：“中国南方古代文明可与黄河流域媲美”甚至一些地方的社会发展要早于中原文明。从南宁的顶狮山遗址，上海的“良渚”古墓文物，都证明南方的文明早于中原文明。因历史原因，中原实力统治全国后，胜利者就必须用被征服者的图腾和传说，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样才能强化自己的统治。舜帝这位南方的人文始祖也就成为北方的，并写于书而加强其地位。珠江流域的汉族地区也就把壮族女神—蛇母，加以顶礼膜拜，壮族女神堂而皇之坐镇大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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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林文化遗迹   大明山西侧的武鸣县发现商周至战国的文物，并和地名文化联系起来，断定那里曾出现“方国”政权，骆越古都。正是如此，才有部落首领人物一类的神话传说。在大明山东侧的上林县也发现远古人类的遗物，给神化故事传说有个温床。因此，龙母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石门村特掘故事的传奇，在那里也发现不少远古人类的劳动工具，食用过所残留下来的动物遗骸，经专家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物。     全县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四处。最完整、数量最多数特掘的出身地，石门村的“石南海”。这个“海”的水面约60亩，海底冒出清澈的两大喷泉，静静地流淌出一条20米宽的小河，灌溉河畔的良田，流向珠江入海。我儿时常听老人说石南海深得无底，可暗通大海。特掘上岸成仙，海底还有“图鳄”（鳄鱼），以后它还是要上岸的，被人收养后也能成仙。     传说归传说，1972年上林大旱，半年没下雨，田里的禾苗即将吐穗，石南海不再冒水了，河水随着断流。农民心如急如焚，就用大功率的抽水机，昼夜抽水灌溉，不几天海底露出两处地下河的出水口，直径分别为20米和10米。农民继续往下抽水，水下落近50米，人们才发现原来是个大山洞，由石阶层层往下去，并惊喜发现大型动物的遗骸。经有关专家到场清理，除大象、犀牛、熊、牛、猪、鹿等大型动物的遗骨外，还意外发现古人用过的劳动工具的石斧、石锛、石杵和绳纹陶片。未挖掘完就下雨涨水，石南海又水汪汪，河水流淌如故。农民不顾政府破除迷信的宣传和求神的禁令，又上山敬“特掘”，还得意地大声呼叫，说是前些日子是他们上山求特掘播雨，石南海才溢水复原。     有关部门和专家,针对遗物进行研究,认定石南海周边是先民繁衍生息的地方,属新石器晚期。为保护这一人类摇篮,政府拨款维护“石南海”。正是由于此地历史悠久，才出现图腾崇拜的传说，才流传蛇神的故事，人文始祖蛇母的故事。     在石南海发现人类文化遗址后，陆续在西燕乡米江庄，三里镇山背庄，白圩镇石田庄等地出土石碗、石钵、石盒、纺轮及猩猩和大象的化石。正是上林县这块大地，自古有人类繁衍生息。 到了青铜器时代，塘红圩和石门村，也出土过铜刀、铜锹等青铜器，清乾隆年间塘红圩建孔庙，庙里有一面铜鼓，1925年毁庙建学校，铜鼓流落民间，1951年才上交有关部门。1971年，塘红中学的学生在山上大造“大寨田”时，挖出一面铜鼓。1984年，离石门村不到20公里的双罗村，和三里镇附近的山上，又陆续挖出四面铜鼓，其中一面经我介绍交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研究员、中国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亲自接鼓。     老上林县北部，1900—1949年称北六区，明朝前期叫八寨，中期以后加两寨，史料称十寨，方圆近3000平方公里。从已掌握的文物，多为石器和青铜器，证明十寨地区出现过古代文明。在青铜时代，以塘红石门村为圆心的半径20公里范围内，竟有如此多的铜鼓。铜鼓伊始是战鼓，后变成权贵的象征，一般老百姓是不能拥有的，只有首领才有资格佩用。在这儿是否也出现过“方国”呢？我们不得而知了。而2006年11月9日《北京晚报》刊载广西上林县澄泰乡一座古墓被盗，此墓穴竟深近20米，如不是国王墓，平民死亡能埋这样深吗？到目前为止，广西的考古队，从未发现如此深的墓穴。这些都是留给考古学家们去佐证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韦厥是澄泰乡人。但朝廷相继用兵十寨是有文可查得，《综国历史大事年表》一书明确写“广西十寨民变”，说明十寨地区是有军事组织的。“唐初韦厥特节伏生蛮”，被唐王朝委任做澄州刺史。而澄州的治所唐城，就建在十寨南面的边沿上。“生蛮”又在何处，史料未见记载，但有两点可以说明问题，第一，十寨人至今仍称自己是“蛮人”，壮话“布蛮”，讲“蛮话”壮话“讲蛮”。岭南人多为避违“南蛮”称呼，而十寨人“讲蛮”时脸不红心不跳的，说话的声调都一样，一出十寨范围音调就变味了，把变味的话称“讲壮”或呼“布壮”；第二，明朝初年官军攻打十寨时，当占领周安寨时，将军们便在摩崖石刻碑文中写：“从今设置千军镇，殄灭瑶蛮永绝休。”由此可断定，生蛮就是十寨。十寨地区百姓心中的“蛇腾图”永不消失，对蛇母敬仰有加，才可延续至今，也正因信奉蛇母，也就子子孙孙前仆后继，反抗官府。     十寨境内的百姓，除了在文化和语言及习俗有壮家人的传统意识外，还有两种习惯值得考究的。其一，习惯把居住在土岭里的农民。称之为“云麓vwnzlueg”，就是山麓里的人，洛、骆、麓、罗、乐等近音或谐音，在史料中曾把壮人说成“骆越”，即居住在山麓里的越人，这是否与十寨百姓此种称谓有关呢。其二，十寨人还有个习惯，至今未改，就是在人群中遇到高兴的事，就大笑而拍掌高呼：“乌浒——”从这山往那山的人打招呼，也先发出“乌浒——”的声浪，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二壮族在历史上也曾被称为“乌浒”人。是否和此习惯有关呢？在一朝又一朝，一代又 一代君王都用兵十寨，见于史端的事从元朝拥军来袭，延续1000多年，这个将领这样写，那个官员那样书，在穷兵黩武时刻，很难找到一个死心塌地的翻译官，把表面现象代替本质，在历史是常有的事，地名和族群名称很难翻译的恰如其分，加上藐视少数民族思想意识作怪，不少地方的译名时不堪入目。1949年以后，纠正了不少贬义和带有诬蔑性的地名，所以靠着汉文书籍的记载，来研究少数民族的全部历史过程，是不确切的，汉文典籍仅作为参考。     从文化遗迹和文物的久远，多见高贵青铜器给予石南海周边，正是这一带在远古时代是否曾建立过政权，进入封建社会，王朝都用兵与此，说明此地百姓有反抗官府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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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龙母的历史文化     古人为了保证上神仙洞敬乜掘时安全，从山底修起了一条上山的石阶路，约500米长，又在洞口用石块垒起近五米高的祭台。上山的石路所用的石料，没见过凿痕，但垒石块的技术相当高。从石料不经加工而垒成如此坚固的路基和祭台，实不多见，但它传递历史文化信息。     由于信仰蛇神，就形成独特的蛇神文化艺术。在离神仙洞不到三里地远，就有一村人住在山洞里，叫岩洞村。1949年以后，多数人已搬出山洞外，但目前仍有八户在洞里居住。据岩洞村的老人说，住在洞里的是神仙，过去他们绘画和刺绣，多为蛇形图案。在石门村的石桥上都塑有蛇首秃尾的蛇形石雕，石门村东面那绵延几里地的山梁，过去叫蛇山，1949年以后改称龙山。在上林县北面的忻城县莫氏土司衙门里的屋梁、山墙，到处都见蛇形图案。     在十寨境内，只要在河流上建石拱桥的，桥上必蛇首秃尾的蛇神像，以作镇桥之用，而蛇首都面向石南海。过去村村寨寨都有龙犬石雕，头部像蛇首，身像狗，尾像蛇，立在村口或是祖坟前，作镇邪之用。在“文革”中要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龙犬石雕多被毁掉，但也有幸存的离石南海仅四里地的长帅村，有一对龙犬石雕，酷似武鸣县龙母村那个蛇形石雕。忻城县周安寨一个自然庄，也还存一对龙犬石雕，笔者曾亲临观摩，经辨认，类似龙母村那个石雕，胸前挂壮族的信物—葫芦，下刻“泰山石敢当”的字样。据故宫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胡德生先生认定：“民间能镇鬼的石刻，叫石敢当，名曰‘石婆婆’，这种习俗分布在祖国的南方地区，石刻的存在不晚于唐代。到了清代康熙时期，‘石敢当’才加上‘泰山’二字这很明显，石婆婆的原型就是乜掘这位龙母，证实了龙母最晚在唐代以前就风靡于江南各省，对文化有广泛的影响。     离石门村不到30公里的周安村（原叫周安寨）有一片开阔且平坦的稻田，中间滂河穿过，那里留下一座古城墙遗址，大门向河边开，城垣仍隐隐约约可辨，南北城基约500米，东西400米，当地人把城垣中的稻田叫“州里”或“州内”，壮话唤“内州ndawcaeuh”。如此大规模的城池，又是何朝代所为，至今无人问津。城基仍静静地躺在田野里，而周围的村庄的龙母文化仍处处可见。是不是某个王国或方国建的呢？时至今日，没有一位考古学家去采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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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神的人格化到祖宗化     “中国许多民族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把一部分神化人物变成历史人物，再把这些历史人物分别作为各自民族的祖先。”①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这种思维很少顾及形式不矛盾律的要求。少数民族如此，中原民族也不例外，都认神为祖。 （一）认神为祖     任何一个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与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岭南由于气候条件而崇拜蛇、然而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是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黄土是人赖以生存第一要素，而崇尚黄土地，敬之为神。黄河的泛滥，夺人生命，产生了畏惧，也尊之为神。从神化进而人格化，几千年后就在民间中传为黄帝；光有土地人也不能活的，水是生命之源，就有水神的传说，又将其人格化，“大禹治水”；光有这两种还不够完善，人的发展要靠火，又传出个火神，人格化之后，就跃居炎帝之位。又经几千年的传说、加工，炎黄二帝成了祖宗，到西汉的司迁编《史记》一书。就认祖归宗，到西汉的司马迁做出说明，是根据历史传说写的。但黄帝演变成皇帝就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从原始部落到封建社会，后经才子佳人的不断加工，华夏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在龙母的发祥地也不例外，把神人格化，然后认祖宗。武鸣县的马头镇、罗波镇、陆斡镇、两江镇一些村庄，甚至龙母村、都说龙母村、都说龙母是他们村的人。这充分证明，龙母在他们的精神领域占了很大的分量，都认龙母为祖，企图以此保佑子孙繁荣昌盛，生生不息。在上林县石门村的几个村庄，分别为蓝、韦、覃、谭、黄几大姓的乡亲，一千多年前都称特掘和乜掘为他们的祖先，壮意为“公豆miuz daeggud”,是我们的先祖，争了几百年之后各姓氏来一个大妥协，在山坡上共同为特掘和乜掘立庙，用谐音起庙名，称“庙公周Miuz gong caeuh”,即公周庙，是各姓氏的共同祖先，历代香火鼎盛。另一种说法；说原本叫“庙特掘miuz daeggud”,明朝皇帝恨蛇神，说龙与蛇同身异体，因而派天兵（朝延派兵的称呼）将“特掘庙”多次焚毁，百姓无奈，只好改成“周公庙”即我们的共同祖宗，1925年，民国政府强行拆散庙堂，用其建材村在原址建石门中心校。但百姓至今仍称那个学校的“庙”，告诉小孩“到庙里读书”。可见这个蛇神庙对人的心里都有挥之不去的阴影。1938年，一个农民在学校围墙外开荒种地时，挖出周公庙那个香炉，便将其击碎。事后他全家有病难、久治不愈，便求于蛇母附体的神仙婆。神仙婆一张嘴便说：“你垦荒时拾到神物，不仅不上供，反而击碎，触怒了神仙。”此人听了吓出了冷汗，因为他击碎神物，无人知晓。于是便与村里老人商议后，在特掘的出身地“石南海”边立了一个“庙公周”就是现在常有人去上供的小庙。把神仙洞改叫“天地庙”，既“天王地母庙”,我认为此改欠妥。     我外公姓韦，是一个颇有影响的道公师傅。他一直诚笃于周公庙，他仍然认为特掘是韦家人，1925年曾向当局要人上书，要求保留周公庙，移地建校。他常给我讲周公庙的故事，现在八九十岁老人也都能说出周公庙的一二三来。     周公庙三进房，每进三间平房，大门各向石南海开，门楣大书“周公庙”三个字，门外两侧立两杆旗秆，左杆上飘扬黄色旗，右杆上挂黑白蓝黄红五色旗，进大门便是第一进三门房，中间为过堂，两边各一间空屋，放几条长板凳，一个八仙桌。进庙敬神者先在此处休息净身，清点查看香火供品，第二进是正殿，三间通房，中间端坐主神特掘的塑像，头戴金色羽冠，浓眉大眼，双目炯炯，一身武将模样，两掌按双膝上，腰上挂带鞘的宝剑，类似真武神像，座位的基座是塑造一条盘着的大蟒蛇，前面牌位上写“公周大仙”四个大字。身像左右还塑有几个小仙。神坛前摆放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作塑台上用，上面有三个香炉。第三进是最后的庙堂，也是三间通殿，塑有特掘母亲的神像。她端坐在神台上，头戴类似凤冠，面容丰满慈祥，身着蓝色绣花的衣裤，脚踏绣花鞋，双手捧一朵大红花，花前塑一条盘着的大蟒蛇，仰脖低头。神像的牌位上写“天地仙母”四个大字。神像左右塑有几位仙姑像侍女。三月初三是祭神日，由石门村的头面人物主持公祭，但先去拜仙母,敬香敬酒敬供品,然后才回到主殿祭公周.     传说公周力大无比,他曾到山弄里要挑回两个大石头,要放在石南海的东面,因天黑了,加上路末途穷,就把两块石头放在路的两旁,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再去挑回,其母知道后便施法术,一刹间,石南海东面冒出三座小山,至今仍屹立在那田野里.我对此传说很感兴趣,步行翻山越岭,到传说中那块石头所在的山弄里,果然两块石头还屹立在路两旁.石头直径约5米,高20多米,尤如当今长征二号火箭待发升空.人人到此一览无不称奇。     蛇神特掘成为石门人的共同先祖后,很多传奇的故事,层出不穷,有的十分有趣,令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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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神蛇与神龙     蛇是十二生肖之一，说明中原人一开始也曾崇拜过蟒蛇，出土的女娲画像是人首蛇身，然而又转而崇拜龙。但谁也没见过龙，于是乎！照猫画虎，看蛇画龙。     江南人敬蛇崇拜蛇是始终不已，蛇神就被人格化，《白蛇传》描写蛇成美女与美男子成婚，《蛇郎》却是蛇变成了男子，和人间美女成亲。类似传说和民间故事,层出不穷,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人格化了精神,都是神通广大,武功盖世,力大无比，在谈情说爱中，对方不同意，就追求，在追不成就施法术，再不成就动武。这是岭南人远古蛇图腾的缩影。     中华民族中，不少在图腾崇拜伊始，就是以蛇为主的。最典型的事，在新疆吐鲁番阿斯那墓出土绢画“伏羲和女娲”，两个并列，人首蛇身，两人的蛇尾巴绕在一起，犹如交媾。严格地说，这不完全人格化，尚处在半蛇半人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这个民族之初也认为蛇为祖。     华夏这个民族，从原始部落就开始敬仰和崇拜蛇，女娲的形象是个典型代表，后来转认炎黄二帝。但这些都是地上的祖宗，他们要寻觅一种能腾云驾雾、闪电雷鸣、狂风暴雨；下水可翻江倒海，巨浪滔天；入地可是江山稳固，能定乾坤。所以他们虚构出一条“神龙”来，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圣之物。因而转以龙为图腾，1987年河南省濮阳市修建“引黄供水调节池”工程时，在古墓葬中发现龙的造型，在浙江省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龙图形的陶片，说明龙的崇拜很早就有了。后来又在洪山文化层也发现了“玉龙”，其形状像蚯蚓，在秦代龙是虎头蛇尾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朝廷命官把北方龙的形象和敬仰，带到了岭南地区，汉族地区就把“蛇母”变成了“龙母”；“神蛇”变成“神龙”，“断尾蛇”变成“断尾龙”，那些官员、绘画艺术家，看到像罗坡庙、公周庙中画蛇神，塑的蛇神像，生动传神，播云吐雾，灵感就有了，加上见河中霸王且凶猛的鳄鱼，张开血盆大嘴，于是把北方那条龙加上修饰，变成鳄鱼头、蛇身躯，金黄色鲤鱼的须子和颜色，把十二生肖中的牛耳、马鬃、虎腿、鸡爪等都画了进去，成了一条金光闪烁、腾云驾雾的神龙，令人敬畏，所以汉朝第一代君王刘邦的母亲，见到龙图形后赞叹不已，于是就传话说：“我梦见龙的时候才生的刘邦”，从此刘邦一个小小的县令，当上皇帝成为“真龙天子”。画家在画龙时，就将其塑造成一个威武雄壮，可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到了明朝的燕王朱棣和其父皇朱元璋对对联时，朱元璋说上联：“风吹马为千条线”，朱棣对：“日照龙鳞万点金”。儿子把父亲在沙场上骑着马指挥军队，横扫千军的英雄气概，用对联的形式，歌颂朱元璋为了夺江山威猛异常的英雄形象。元朝的蒙古人，本不信仰龙，为巩固政权，也用这龙的形象，而且强化这龙的功能，从那以后，这条龙变得更加活龙活现了。到了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对龙敬之有加，最后把龙放到国旗上，成国之魂，成为中华民族八千年来所铸造的徽记，中华民族成了龙的传人，认龙为祖先。而壮族远古的蛇图腾，蛇母就跃居为“龙母”。经历史长河的演化，壮族地区就有了丰富的龙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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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壮族首领和龙母     自秦始皇挥师横扫百越后，岭南各部族首领，要么改变族源，臣服于中央皇权。要么口是心非，阿谀奉承，暗中扩势，我行我素。壮族地区多为采用后者，阳奉阴违。因此朝廷对广西地区，执行高压政策，穷兵黩武，但收效甚微。到唐代的唐太宗李世民，实行羁縻政策。以夷治夷，以蛮治蛮。任命一些有权有势、有影响的壮族首领或酋长一类人物，当縻羁州刺史，作一邦之主。广西上林县韦厥其人便是。 （一）        韦厥与蛇神     2003年底，曾在上林县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唐碑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文物鉴定专家，广西博物馆韦仁义研究员，在发言时曾说，韦厥的壮名叫“特厥”，蛇神也叫“特掘”。他断定神与人之间可能有关系，望与会者追根溯源，我听后便追思过去一些老人曾讲韦厥与特掘的传说故事。 韦厥任澄州刺史，治所在今上林县澄泰乡，后改在今大丰镇，不久澄州境内分出无虞县，他儿子韦敬办把治所搬到现今的覃排村附近，利用山形悬崖峭壁下，建了个城池，如今称之为“唐城遗址”，那里还现存两块摩崖石刻碑文，洋洋几千字，如今仍保留了韦厥坟和韦厥庙。韦厥任刺史，治所上林，但其管辖了广大地区。据有关专家考证，他所管辖的领地，应为今天的上林、马山武鸣、宾阳，迁江等大明山周边的几个县。武鸣已发现韦厥庙遗址，可见他的势力范围到达那儿。     史料记载，韦厥“压服生蛮，开拓化外”，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功诏领澄州刺史”，在清朝嘉庆年间编写《广西通志》，也记载韦厥持节来伏生蛮而成了朝廷命官。而在史料中就那么寥寥几笔，然而在民间的传说中，是各种各样，大小异同，几天未必说完，但是有两个传说是比较集中的。其一，特掘葬母时便在洞中守孝一个月后，到三里镇那一带打工。别人问他姓名，因他无姓，只说名叫“尾缺”，而当地多韦姓居民，“尾”与“韦”谐音，“缺”与“厥”近音，他们就叫他“韦厥”。他勤劳勇敢，力大无穷，助人为乐，很多人就慢慢地认识他，就被推举为当地首领。我儿时听外公说，因为他是韦家的，在石门村又有些影响的道公师父，他咬定特掘是姓韦的。他说：乜掘死后，特掘在神仙洞守孝期满就升天了，只有三月三日前后才回来扫墓，其在仙界3000年后，就下凡投胎韦家，但名字不改，就叫“韦厥”。     不管哪种传说，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故事的精脊是一致的，就是韦厥即特掘，厥与掘同音。而后一种传说，更具有神秘色彩。传说也罢，神话也罢，韦厥是朝延命官有文可考。他由于“压服生蛮”有功而被当朝任用。“生蛮”离他住地不到二十里远的十寨地区，那里是信仰蛇神特掘的核心地区。所以他除了用武力外，就把自己出身说成是蛇神特掘，生怕别人不相信说干脆称“韦厥”，他用软硬着两手压服了十寨生蛮。韦厥神力无比，武功盖世毋庸置疑，在唐碑中记载：“韦使君性该武禁，艺博文枢”，是一个文武全才的首领。他治邦有道，鼓励农桑，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在唐碑上文：“黎庶甚众，粮粒丰储，纵有十寨无收，从人无菜色。”“庶男志壮，妙女更极，人皆秽色。” 这岂不是岭南的唐朝盛世！由于百姓年风岁富，衣食无忧，就更加信服韦厥这位首领是神的化身，才对他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生蛮被压服后，韦厥也因势利导而举起蛇神----特掘这面旗帜，加上他所管辖的领地，为大明山周边，田地富饶，百姓得到富足，其名声大振。     韦厥也是个知时务的人，他不仅避讳“龙”，还避讳“ 万岁”这个词，因为“万岁”是皇帝的代名词，自己便使用“万寿公王”的称谓。这里他也不用“国王”。因皇帝没有给他封“王”。“万寿公王”在上林是家喻户晓的，韦厥坟墓所在地双罗圩，1949年以前曾是上林县的万寿乡。至今那一带以南到覃排村唐城遗址的周边几十个村庄，从明清到民国这段历史时期，每年三至四月份，都将韦厥塑成真武神像，放进轿里走村串寨，让人顶礼膜拜，求他呼风唤雨，已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之目的。这和石门村的百姓，每到三月三日那天公祭公周庙特掘母子，求一年风调雨顺的等活动如出一撤。无独有偶，柳江县韦姓家族，每到四月八做五色饭祭祖，那里的人公开说，韦厥是他们那儿的人。也许在历史上的县志归属问题，上林和柳江两县曾同属于马平县（今柳州市），蛇神特掘的传说很快在那儿有市场之故。     韦厥治邦有道，“列为班曹，制定法规，进行治理”，这是唐碑上的文字记载。说明当时他立了有关法规，促进经济繁荣使庶民得到富裕。从唐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出得到农民的拥戴，在那段历史，他必然得到神化。在《智诚碑》中写道：“至室小巧玲珑，水泉清澈见底…因这儿是神的驻地。”“由于各位真君登临，神仙来往，所以这里显得迷迷茫茫，飘飘悠悠，包含着元气的精灵”这里尽管用文学语言，但他道出韦爵是神仙自居，是蛇神的化身。     韦厥既然是特掘转世，那其养母的身世陡升，成为圣母，至高无上的女神，于是利用自己的权贵，强化养母的作用，扩大她的影响。加之他治邦有方，制定有关法规，鼓励农桑，促进经济发展，使他管辖的大明山周边的几个县，很快就富裕起来。就会招引各羁縻州。甚至外县的文人墨客和有志之仕纷至沓来。各领地的首领们也免不了派人来观光，或进行考究。这样，蛇神与蛇母，在各地就有更大有感染力，深入人心。也因经济发展，信仰也就得以传播和宏扬，如果是贫困落后，说话和信仰就无人相信，古今中外，他的话就成圣旨。千年前传出去的“当洪”、“破阻”、“扑岸”这三条蛇，也变成了三条龙了，养蛇的妇人就成为“龙母”，成为地地道道的圣母，怪不得尚未成龙体的秦始皇，要召见为位“养龙之母”。     由于韦厥不仅是官员和民族首领，也是民族图腾的神体，死后百姓纪念他，为他立庙，在他管辖下的武鸣的老百姓也为他立庙，世世代代为之敬香火。 （二）        岑瑛与特掘     武鸣县罗波庙的“罗波”二字。本是壮话近音译成“罗”即“老”，“波”即“婆”，就是才能婆婆庙，或才能奶奶庙，顾名思义，“乜掘庙”。庙中的主神位子应是乜掘这位老神仙。可是以妇人命名的庙，主神位子却是岑瑛这位大男人，岑瑛塑像前的神台上，神秘地摆放一长条天然石头，酷像一条蛇，守庙的老人拿下来让我观赏，他说叫“奇龙”，实际上是蛇神“特掘”的蛇体形象，因为岑瑛是特掘的化身，我心中纳闷，便问老人老婆婆在哪？他回头一指，便看见女神塑像在刚进庙门的右角落，当时太阳已下山，庙里较昏暗，老人拉开电灯，才看清神像尊容，老人说：“‘这是龙母’。原来在主神的位子上，后挪到这里”。对此老人颇有微词。     芩瑛是明代在壮族地区实力最大的土官之一，是朝廷命官，距离历史学家白耀天先生考证，芩氏家族是思恩府这一支，其祖宗是芩伯颜。颜有三子，他曾率次子芩永泰为“诣军前纳款”，明太祖朱元璋才把思恩州赐给芩永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芩永泰死，其子芩瓛袭位。不到一年芩瓛死，也因无子，其弟芩瑛于十八年（公元1420年）袭职。思恩周的治所就是现今的武鸣县境内。     芩瑛忠于明王朝，智勇双全，善于用兵，正战屡建功绩，思恩州升迁思恩府时，芩瑛任知府。景泰6年（公元1455年）升为从三品的布政使司右参议。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升为正二品的广西指挥使。芩瑛是军政集于一身，在桂西的各路土官中有很高的威望。朝廷也利用他“谙夷情，同语言”之优长，一旦土官中有争执，多委其从中调解，成为当时的调节大事。其年已八旬，仍在军中听命，为官五十七年。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辞世。可见此人名声显赫，勇谋过人。往往这样的人，都会上行下效，既然皇帝用老百姓的图腾物——龙为化身，几百年前韦厥这位首领，以蛇神自居，还出现过太平盛世。因此从宋朝在广西当土官的芩氏家族，也要继承韦氏衣钵。到思恩府执政的芩瑛，便以大明山周边龙母发祥地的人和地利，宣称自己就是蛇神特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合乎时宜。你皇帝用汉族图腾为化身，我是壮家人就用自己的图腾物，这样，才能对庶民百姓发号施令，使其俯首帖耳，才能稳固政权。就连芩氏后代的瓦氏夫人手下的名将卢苏，也自诩是壮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布伯的化身。可见，在壮族地区，名声显赫的土官，多以神自居。     芩瑛未死就请人塑像，放到罗波庙去，将主神乜掘挪到一边，雄踞了主神的位子。看来，从明朝开始，壮族的上层人物和首领已受到孔子那套歧视妇女理念的影响，才把龙母的塑像靠边站。就像老北京四合院一样，女孩住厢房。权贵人物的所为，黎民百姓不买账，每到三月三节，在罗波庙祭神时，仅祭龙母一神，这叫民意不可违。但也由于芩瑛的思恩府所在地是今武鸣县，因而那里有关龙母的庙宇相对保护较为完好，“龙母”之名也叫得响亮起来，因为“龙母”之尊号是唐代以后才反馈回来的。     从韦厥到芩瑛，都相继用民族图腾做转世化身，就连一些较小的军事头目也不例外。即说明龙母对壮家人世代的影响， 也暴露出这些土官的土皇帝特点和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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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地名文化与龙母     地名是历史的轨迹，民族的缩影，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化的结晶；地名永远与历史同步；地名演绎神话故事，打下神话的烙印。武鸣县的罗波镇、陆斡镇、龙母村；上林的古地名无虞县、布咳寨等，都印证了地名文化的载体，与龙母文化有亲缘关系。 （一）        民族的缩影     覃圣敏先生认定，武鸣的陆斡镇的“陆斡”之名，就是古“骆越”演绎过来的。罗波镇和龙母村，都因乜掘而得名。一些地名能看出民族遗迹。莫俊卿教授认定，广州市番禺的“番禺”二字，就是“布越”的谐音，就是越人居住而得名。番字古读“鄱”即越语“人”的冠词“布”。“禺”是“越”的近音。少数民族的地名，经汉语译音，多为不准确，加上历史的变迁，一些地名一次又一次被更改。官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常用兵，将军们把地名多次更改，越改越走调。     但仔细琢磨，也能看出蛛丝马迹。汉代所译的“夜郎”国，“夜”应是“越”的近因，“郎”即状语中的竹笋。竹笋壮命“瓤rangz”与“郎”近音,夜郎国就是夜人竹王建立的国家，曾管辖今广西北部。当时贵州那个越人部族，以竹为图腾,夜郎国被消灭后,朝廷污称这一带越人为“狼人”、“狼种”、“狼兵”，把瓦氏夫人的壮兵叫“狼兵”。后因一些文人和官员也看不下去，就改称“俍”人，其实“俍”读“良”音。这些演绎过来的地名，以谐音记载的地名、国名及污人的字眼都折射出民族的缩影。     壮族地名的汉音更为复杂，上林县境内从唐代到明代，一些县名和寨名都是令人费解的，有的反复出现，到清代也就消失了。这次南宁市有关领导重视龙母文化的挖掘，我就在专家们的指点下，到武鸣县一些乡镇实地调研，真是大开眼界，也曾聆听专家谢寿球先生对古地名的见解，决定对上林县一些已消失了的地名重新破解。 (二)古无虞县名的内涵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析领方县置”上林县…是本县得名之始。同时设无虞、贺水、止戈等县“，”唐永淳元年（628年）十月，现任岭南大首领都云县令骑都尉四品子韦敬办撰《澄州无虞县清泰乡都万里六合坚固大客颂》“。到宋代把无虞县并入上林县。     无虞县是韦厥和两个儿子敬一、敬办的出生地，也是澄州治所，就是如今唐城遗址所在地。所以这个县名与韦厥父子有亲缘关系，它是以蛇神而得名的，在上林县境内，蛇有两种称呼，一谓“图当duzdangz”,二称“图无duzngwz”，但在歌场上多称为“图无”。在此节录两组歌：         古壮文    　　　 新壮文      　　　　 汉文译         幼途都上林 　Youq duzdou Sanglinz,　　在我上林这地方，         板石门娅荬   Mbanj Sizmwnz yzhmaiq; 　石门有个寡妇娘；         古特厥记载   Goj Daeggud geiglaig,  　特厥故事有记载，         留后代传扬   Louz haeuhdaih Cienzyiengz.  留给后代来传扬。         眉一　班陷   Miz it ngaenz banhaemh, 　有天傍晚去挑水，         欧淋麻　　　Mbwk aeu yaemx ma gwn;　　　寡妇蹲下把水装；         勒　口桶藤   Lwgngwz haeuj doengj daengz,有条花蛇进桶来，         自　麻养  Mbwk cix gaem maciengx.   她就挑蛇回家养。      在上林的古壮字中蛇的名称曾出现过“？”、“无”、“？”。因古壮字尚无规范，用时有差别。在唐碑中的“田”字就用“？”，后人改用“那”。因此笔者断“无虞县”的“无”字，使唐代蛇的壮音“无”。而当时韦厥父子在此地建府第和治所，又以蛇神转世而著称，他们的领地又是太平盛世，“无虞”之县名，既标明神圣之地，又体现太平盛世，是祥和的地方。因而这地名有丰富的文化和物质内涵，并空空来风。像“无虞”这个地名，折射出民族情感、民族文化、社会现象及崇拜和信仰的信息。     “无虞”之名作了几百年，又分了两个“无虞”，在明代的史料中已不提及，但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上林三里镇考察时，本能地考证说：“名三里者：一日上无虞；二曰下无虞；三曰顺业里”。徐老先生很明白，地理是以地名为基础，地名是地理的灵魂。他到石门村以东十里地，又重说上无虞和下无虞地名，其实上下无虞的分界线就是石门村，村以北为下，以南为上，这样分也和蛇神有关。     时至今日，上林县的老百姓对蛇神是情有独钟的，不仅有人以此为题材写民间文学作品，县文化局也曾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牵头组织人写蛇神特掘的剧本，由县文工团用壮话演出，深受欢迎，曾轰动了南宁地区。今年三月三节，石门村在石南海边，举办首届龙母文化节，事先未登报、未发广告，但消息都不胫而走。到时人山人海，周边几个县都有人来，竟达五万之众，场面很壮观。以龙母文化为主题的进行对歌，经两天群雄逐鹿，来宾县女歌手独占鳌头，由此可见，龙母文化古往今来对壮族地区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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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布咳寨名新解     “先是三里属上林之循业抚安古城，久就贼巢，今改为龙哈布咳。”所谓三里，即循（顺）业里、抚安里、古城里。在《广西通志》中说的更明白，循业里改龙哈、抚安里改布咳。这本是上林县的村寨名，而《上林县志》新版却误写龙哈布咳两寨在旧迁江县（今来宾市），其实是抄袭迁江县志以误传误，在此不赘说。笔者根据《广西通志》说的，三里营以北为龙哈布咳，去寻访历史上曾用名的村寨。（在史料中，“布”字前加“口”，也有不加的。“咳”字有少数地方写成“哈”，但军人笔下都写成“咳”字。因而我统一写成“布咳”。）并为此写了《十寨补考》一文，认定当年的龙哈寨，就是今天的桥贤、木山两乡，治所在龙哈寨，今叫“板堡”，明到清初曾叫龙哈堡，也叫左堡，此前称顺业里，现在板堡前称“里”，村后叫“龙哈”。布咳寨是今塘红乡地界，寨治所在今塘红圩。在历史上布咳寨改称“抚安里”，后又恢复原名称，再改称布咳堡、右堡，现在的塘红圩，北头仍称“堡”，南头还叫“里”，圩北一里地远那个村叫“镇”，圩南一里远称“营”，这都是明代驻军的地方而留下的名称。“龙哈”之名好理解，恰如其分地说叫“弄哈”，壮意为长茅草的弄堂。然而“布咳”就令人费解。     “布咳”之地名，我在《十寨补考》一文中也曾索干枯肠，仍不得其解。正冥思苦想时，发现民国时期黄沅诚编写的《上林县志》中，把“布”解释为“幕”音，即“泉”的壮话mboq,而“咳”未作住解。我便解为“赫hawj”水干之意，“布咳”就是干了泉的地方。而塘红圩从未有饮用的泉水。清乾隆年间从几里地远的山上挖沟引来的水。所以我断定“布咳”应是塘红圩的古名称，并以此为寨名。尽管这样认定，但心里仍在打鼓，不断思考“布咳”地名的断定是否可“盖棺定论”。而这次龙母文化的广泛调查，见到专家教授们对武鸣县的一些地名的推断，令我茅塞顿开，便重新审视黄沅对“布”的解释，在上林的古壮字“泉”，从来没使用过“布”字，或加口字在前”的“布”字，古壮字写“泉”字，应是水下加口，“？mbop”，“布”的壮字是人的冠称，或指婆婆之意。在翻开《说文解字》一书中，“咳”字读“呇”音，《现代汉语词典》中“咳”与“嗨”hai 同音，而“咳”与“迈maip”近音，应解读为“寡妇”之意，即“布迈boux maiq”或“婆迈buz maiq”及寡妇老婆婆之意。千百年来，百姓崇敬这位女神——特掘的养母，将寡母婆婆养蛇之地，称此地为“布咳boux maiq”，当是准确的，无可非议，在我国用女神、凤凰来命名的地方或山地，比比皆是。比如，西藏的藏族把世界最高山峰叫“珠穆朗玛”，即女神峰。     从元朝到明朝的几百年间，官军把几十万人相继进攻十寨起义军，每每大规模进军过后，都把一些地名更改，“布咳”曾改抚安里，右堡、布咳堡、西抚。（龙哈改东抚），到乾隆年间，县政府在西抚治所建孔庙。庙前才逐渐成集市，于是就用庙东侧那汪汪的红色水的鱼池，来命名这个圩市，就叫“塘红圩”。清末立乡政府。就叫塘红乡至今。     尽管布咳寨府地改成塘红圩，但人们对寡妇老婆婆敬奉不减，每到三月三节。百姓都不约而同提五色饭，到石门村后那神仙洞去供这位女神，所有的巫婆，都有自称是神仙的寡妇神体，神意灵通，看准天下事，能镇妖魔鬼怪，除恶驱邪。1949年以后，人们对寡妇蛇母仍然信仰就是“文革”动乱期间到三月三节，很多人仍按传统习俗，把五色饭送到神仙洞，祈求风调雨顺。 无虞县名，是因韦厥这位壮族首领，以蛇神化身而得名。布咳地名是以寡妇婆婆，蛇神的养母而得名。这些地名都是龙母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佐证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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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龙母与壮家人的豁达     蛇母救弱扶伤精神，从远古传下来，它深深地印到壮家人的心坎里。小到邻里之间，大到保家卫国，无不体现求助精神。在唐宋时期的羁靡州，元明两代的土司制，很少有首领为其领土与别人火拼，只故步自封，各自为政。但顾全大局，为了抵抗外侵，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壮家人历来是“触白刃，冒流失，义无反顾，计不旋踵”，救助国家之危难。 （一）从寡妇收养小蛇说起     寡妇收养小蛇的传说故事，是处于人类社会母系制度的部落首领时代，《摩兵布洛陀》说天下十二国，生有十二王。所谓“王”指的就是当时的部落首领，各自都有领地。寡妇领养小蛇，可折射出部落间的救助，也可以说是一种包容。按梁庭望教授的见解，“龙母抚养小蛇，显然蛇部遇到灾难了，它得到了蛟部（即鳄部）的救助”。由于部落间的救助和包容，是社会不断地发展，形成了部落联盟，推动社会进步。救助是一种宽容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道路，乜掘救助并抚养特掘，也得到了特掘的回报。特掘为报养母之恩而为其送终养老、守孝，这是人类社会一种文明的良性循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道德行为，为今日的师公和道公对这种精神所津津乐道，并写入其经书，祷告社会安定祥和。 （二）壮家人的宽容与豁达     壮家人是以宽容和豁达而著称，这与龙母文化有关，在农村相互救助比比皆是。古往今来，壮家人的村庄，很少见到逃荒和要饭的，穷帮穷在农村屡见不鲜。路边的榕树下，村民都主动地把石墩子放好，或打桩架板子，让过路人歇脚乘凉，还经常请素不相识的路人，进屋吃粥缓渴解饿。在抗日战争时期，城市的难民涌向农村，壮家人不需动员纷纷解囊相助。就是难民进村讨饭，哪怕家中只有一碗粥也给人半碗，家中只剩一升米，也要给人半升。我儿时常常见到这种动人的场面。     在交友和婚姻上，壮家人从不讲究民族。壮家人成瑶家女婿，壮家女嫁给瑶家人，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这与壮家人的图腾崇拜，龙母文化的丰富多彩有关。使其性格豁达、使社会和民族之间能长期和谐、友好，成为和谐文化创始族。     壮家人抗拒外族的入侵，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民族的尊严，也是豁达大度，顾全大局识大体。远在宋朝农智高率壮兵，击退交趾李家王朝在边境的骚扰；明朝的瓦氏夫人率壮兵远征江浙，把入侵的倭寇撵到海里，收复了失地，是外敌日本强盗第一次尝到壮家人的厉害；清朝后期刘永福和冯才子分别率壮家兵，打败了法国兵的入侵，保卫了祖国的南疆；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曾率广西军，在台儿庄战役，消灭了日本侵略军，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壮家人这种特殊豪爽和坚忍不拔的性格，为了正义事业，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可以牺牲一切，勇往直前至胜利为止，这和长期处于龙母文化氛围内有关系的。 八、龙母文化熏陶出巾帼英雄     壮家女儿，千百年来，对龙母的仁慈、救助、怜爱、刚毅，和男人一样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精神所感染，所以在历史长河中，龙母文化曾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起过重要作用，就象大明山顶上的杜鹃花，映红了半边天。 （一）        龙母文化是智慧的源泉     古往今来，壮家女儿和男人一样，耕田犁地，上街搞买卖，晚上还要喂牲口和养家禽，秋后还织布，种蓝草洗染。在小说中写的“男耕女织”在她们身上不合时宜，那是中原小脚妇女的写照。     壮家女不仅要和男人一样下地，晚上还操家务。她们可以和男人在逢年过节，特别是三月三节，成双成对进歌场。在农闲时她们习文学武，耍枪弄棒，从不受到孔孟那套“男女授受不亲”、“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歧视妇女的理念影响。她们和男人一样上战场与敌人对决，谋略过人，在近千年的农民起义军中，从未被官军消灭过。传说起义军一次又一次躲过官军的追杀，其谋略出自妇女的智慧，武艺高强女人更胜一筹。     宋代的壮族首领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就是领兵打仗的女将，但在侬智高的军队中未见官方史料中记载女兵，而宋将狄青率十五万大军，来攻打侬智高时，第一仗就和女将交锋。有本古典小说《五虎平南》，就是以这次战争为题材而写成的。小说描写狄青率军到上林县韦厥坟墓那一带，被一名年刚十八的女将段红玉挡关，经刀兵相见后，宋军横尸遍野，指挥攻关的宋将被俘。狄青仍不以为然，认为蛮夷女流一时之猖獗，有何畏惧，又谴兵马前去攻打，照样损兵折将。一个月过不了关，便派人回开封搬兵。皇帝在包公的推荐下，派杨家将杨文广出马，杨到关前年轻气盛，加上不把段红玉放在眼里，大举强攻，段红玉派手下一小将叫卜贵摆迷魂阵，把杨文广捉住。狄青只好大兵到了宾州城，休整后去攻取昆仑关，刚上山又有一女将，把前锋部队打得只剩指挥官了，等杨文广赶到，那位女将已走得无影无踪。     从小说描写宋军攻打农智高的头次战役，都遇到女将，这不能说是无中生有吧。可见壮家妇女和男人一样打仗，而且以谋取胜。段红玉用智谋捉住宋将，第二关时，壮家女将用速战速决胡战术，打就跑的游击战，而且是打击敌人的锐气后才走，避开敌人主力。这种高超胡战略战术，通过描写壮族女将用兵而展现出来，证实官军常常被女兵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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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国民党保安队，经常以大兵团的阵营，来上林县北部老十寨地区，攻打张声震同志领导的解放军游击队22团一兵一卒。这种情况常常被农村的老秀才，在大榕树下摆龙门阵时当笑料。说国军是骑着马去追麻雀，甭说一万人来进剿，在明朝曾派出的点子。这些点子是：“你来我走，你走我回。”最后明军不胜而退。我因而翻阅有关史料，在官方史料未见其女将，反而发现明军将领们对未能消灭起义军所总结道：“诸酋自是少战，而六十三贼，其桀骜犹，故贼为‘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盖二百年来未有其…”这和老秀才们提供的起义军女将的战术点子相吻合。从传说和记载的战略战术，到现代的战争仍起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游击战术中，将其运用和发挥得淋尽致，这不能说是壮家女将的智慧。     明朝嘉靖年间的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他曾亲临上林县三里镇，指挥官军围攻十寨起义军，他给皇帝的奏疏中写道：“…突破石门天险，我兵进入，…斩获首贼二百九十一名颗，俘获男妇畜产器械数多…”王守仁这位哲学家著称，在此变了刽子手，但他道出了起义军中有女兵，因他俘获“男妇数多”，它又佐证了传说中的女兵的智慧。     清朝后期，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在几十万革命军中，由女将洪天姣率领，多由壮族妇女组成军团，总有一万之众，她们南片北战十几年，占领了半壁江山，她们在战场勇往直前，坚忍不拨，武艺高强，充分展示壮家妇女的风采，为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由于太平天国内讧和外患，导致女兵在山东一带战败，十分惨烈，可谓震天地，惊鬼神矣！古今中外，独树一帜。 （二）瓦氏夫人打着壮家族徽旗东征倭寇     “瓦氏夫人为顺土官岑璋之女，小名氏瓦，即岑氏瓦。…岑氏瓦，自小习武，武艺高强”。岑家土官之间为了联防保，壮大势力将岑氏瓦嫁给田州土官岑猛为妻妾，之后人们把岑氏瓦称瓦氏夫人。     田州土官岑猛因涉嫌某反而被杀，势力一度低靡，便由瓦氏夫人重张旗鼓，使田州府势力影响，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推倒顶峰，尽管瓦氏夫人辅佐孙子和重孙子，可说是一个“垂帘听正”智勇双全的壮族女杰，是民族英雄。她对中华民族的禀然大气，为后人所传颂。     几个州县的岑氏土官，都继承韦厥土官，都继承韦厥土官的衣钵，以蛇神特掘作职权和身世的象征，就像帝王以龙为象征一样，这也是露出“土皇帝”的特征。岑氏各个支系的土官，对以蛇神为象征也是一脉传承的。从唐代以后，这些土官为什么以蛇神作为象征，作徽旗呢，且经久衰，其实心照不宜。因为蛇已经被中原人心中的“小龙”现在北京人是属蛇的，从吐“蛇”字，都说：“我属小龙”，所以定为沾亲带故，因而暗中庆幸。从田州府分支出的思恩府土官岑瑛（明永乐年间袭职），生怕岑氏家族不承认，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是蛇神特掘。而特掘的养母自然成为龙母了，此后世袭土官的妻妾，也都以“龙母”自居。瓦氏夫人也不倒外，作为“龙母”，是龙的躯体，法术无边，加上她从小习武，功夫盖世，因此氏夫人有特殊的号召力，能一呼百应。     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日本倭寇侵搔江浙一带，因朝延腐败无能，造成“军不蓄威”，在战场上官军一败涂地，触冠即遗。使倭冠所向披靡，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写道倭冠所过之地：“民舍，焚劫一空”，“各骸如陵，血流成川，城野萧条，过者陨涕”，这一记载是倭冠蹂躏沿海居民的写照。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官员认为：“冠强民弱，非借狼兵不可”尽管一些朝延大员对用“狼兵”居心不良。但皇帝不是调“狼兵”抗倭。瓦氏夫人一听要调她率军去抵抗入侵的东洋倭冠，精神激奋，便决定定率兵马赴前线抗敌。     时年瓦氏夫人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妇人，仍誓不与寇俱生，于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初，征集几个州的土兵6000多人，吃过五色饭，打起五色旗，祭完龙母，挥师东进。郑若增在《江南经略》卷8下《调狼兵记》一文中写道：“瓦氏之兵，军帜五色，以别行伍；头裹方素，无他色者”这是壮族女杰空前绝后地举起壮族徽旗，浩浩荡荡东征倭寇，这种英雄气概，威镇中华大地。 瓦氏夫人到达前线后，立即投入战斗。先消灭占据金山卫的倭寇，后救明将白泫都司。瓦氏夫人纵身上马，率军攻击。她在战马上使出岑家抢法，骁勇善战。壮兵见主帅奋力向前追杀，一个个毫不示弱，与倭寇刀枪见红。瓦氏夫人见时机已到，便使出壮家人的第二招数，即“鸳鸯阵”，两人上前刺杀，两人上去取首级，接着后面两人包抄向前。倭寇遭此砍杀，乱了阵脚。瓦氏夫人乘胜追杀，倭寇横尸遍野，溃不成军，扫荡倭寇“若雷电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抗倭名将戚继光很佩服和赞赏这位“狼兵”统帅，也在阵地上使用了岑氏兵法—“鸳鸯阵”，战胜了倭寇。 当时曾随军参战的明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徐渭，对瓦氏夫人的智勇双全，骁勇战场，亲自持抢与敌对阵，及指挥的谋略十分敬佩，就根据“北朝乐府诗《木兰辞》改编的杂剧《雌木兰》，其主人翁由无姓的从小‘当户织’的‘木兰’成为自幼习武学文千户小姐‘花木兰’，就取村于瓦氏夫人的，如今在中华大地上仍在传唱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出典，就是壮族的民族英雄，抗倭寇指挥名将、文武双全的瓦氏夫人。     壮族妇女的大智大勇，在保卫国家，保卫民族尊严，都有大无畏的精神，有救助中华民族的精神，使壮族的民族脊梁从广西到江浙与倭寇不共戴天，她们心中装着的是蓝天白云下飘扬的、是供奉龙母用的五色饭所染成的五色旗。这是古代壮家人的族徽、她源于龙母文化，源于壮族妇女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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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月三节的由来与歌圩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的主要节日，无不与敬神有关，就当今的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都是从敬神的活动中发展地，而形成的。而我国一些民族也都过三月三这个节日，如黎族和畲族等。但他们敬的主神是不同的。以北京为例，1949年以前，北京市民也过三月三节，但他们敬的是西王母娘娘的生辰，届时举办三天庙会，而壮族的农历三月三节，是庆祝蛇神特掘的养母升天成仙的日子。      （一）        三月三节的由来     一年十二个月，每月30天，这是全世界各国早已接受的历法，但对年、月、日的运算有所差异。中国是以月亮围绕地球来计算，西方国家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来推算的。在我国一些民族也有自己的天文与历法，如西藏的藏族，四川凉山彝族等。壮族的先民们是否也有自己的天文历法远算？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自然现象被有关专家认同，就是北回归线文明圈，经现代的科学们用科技扫描，中国南方的古代比北方文明在先。而古代壮族人民对十二这个数字是情有独衷。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曾有十二个太阳，因晒死了人，被一个寡妇用竹竿捅掉十个，留下一个晒谷子，留下另一个明夜空；布洛陀也说天下有十二个王，前者为母系社会的影子，后者是父系社会的开端留下的脚印。在我国又从何时形成和运用天文历法？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年月日的记数，说明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已由启用历法。专家们推断纣王妃——妲己是壮家美女。如是，那有关年月日的运用已传到岭南，壮家人也已经使用中原的年历了。这就可以认定，上林县石门村那个神仙洞的传说，应是殷商时代。     传说寡妇是三月初二辞世，三月初三她的养子特掘，呼风唤雨，借风雨之神力，将其母的圆木棺材放在岩洞上的小洞里。因而三月三日就是寡妇升天成仙的吉祥日，也成为蛇神特掘为养母的扫墓日，此后被壮家人定为祭祖日。其主要祭品是按照蛇神身上的五颜六色，蒸成的五色糯米饭，也以蛇身上的黑兰两色为主色，使用采集到的枫叶（黑）、蓝草、黄花、红花及米的本色，即黑、蓝、黄、红、白五色。三月初二凌晨用有色水浸泡糯米，三月初三寅时，由家庭主妇蒸成。五色饭的颜色鲜艳与否，往往用来衡量壮家妇女的智慧。古往今来，石门村的妇女在三月三日早晨，做好五色饭后先登上神仙洞，先供寡妇神母，然后再回来供自家的先祖牌位。     新中国成立前，壮家人的基本色调，就是黑、蓝、黄、红、白五色，而又以黑、蓝两色为最，其次是白色，身上着装也以黑、蓝两色为主，头裹白方巾。瓦氏夫人的东征军，打的就是五色旗，壮兵是“头裹方素”。这是龙母文化铸造有民族特色的族徽旗，这是几百年前她救助壮家人之威，把入侵之敌打败了。然而几百年后，中华大地上也曾升起五色旗，这是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初，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才有此举的。后来他发现中华大地不仅五个民族，才放弃了五色旗，这面旗与“三月三”节毫无关系。     1979年，在京的一些壮族知识分子和部分转租大学生众议，说壮族人口众多，节日也不少，可否从中选定一个统一的节日，于是时任中央民族大学学生会主席的马彪等几位大学生，何梁庭望教授为代表的几位教师，与学生一起商讨民族节日之事。经过多方努力，师生一致认定，农历三月三日是壮族地区普遍过的节日，其共同特点是节日的当天，家家户户都作五色饭，和年轻人赶歌圩，并就此向广西民委、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有关领导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便于1980年农历三月三日，在京的壮族同胞隆重地过这个节日，在节日上梁庭望教授代表筹备组，作“三月三”节由来的讲话，他明白无误地说：“‘三月三’节是壮族先民敬蛇神特掘而形成的。”此后又得到时任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同志的支持，并参加活动。广西党政领导把这个节日定名为：“壮族三月三传统歌节。”至今已延伸为南宁世界民歌节了。     因三月三节和龙母文化的发掘问题，我在有关专家教授的指点下，曾到武鸣县两江镇和龙母村，灵感庙，罗波镇吉罗波庙，解触了有关的村民和干部，当问及三月三节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农历三月三日是特掘给老母扫墓的日子”；而为什么是三月三扫墓，就众说纷纭了，最有代表的是：“三月三是清明节，特掘回来拜山扫墓”；当提及寡妇的墓地何处，多数人说，特掘把其母的棺材送上龙头山安葬，因山太高无法找坟穴。但也有例外，守罗波庙那位护庙老人，却振振有词，说乜掘那口棺材在庙前那汪汪的罗波潭中、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几个人同时看见，那口黑乎乎的棺材浮上来又沉下去。我有点纳闷，此地有相当浓厚的龙母文化遗迹，而三月三的来历又说得如此简单，连死期也众说纷纭。当然，今人不该去追求神话传说故事中的细节，但必须注意故事情节的逻辑性，既反映时代的特征。否则就会陷入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境地，武鸣马头镇一带有一座庙，曾供奉过上州纣王和王妃妲己。专家分析断定，妲己是壮名，又因在马头镇发现商周时代的文物，认定此地曾有方国，国王把壮族美女献给商王，这合乎推力逻辑。也因此推断有个方国，才流传下来美丽的人文传说故事。     龙母文化的传承，及古老的、有民族特色的三月三节，不得不在提及两个人，一时韦厥，二是芩瑛。韦厥自称岭南大首领，其实它是壮族地区一个地方首领。民族图腾做自己的政治灵魂，在封建社会是十分正常的。所以祭龙母和祭祖宗的三月三得到官方首肯，是大明山周边的壮家人加深了图腾崇拜，立特掘的蛇神庙和蛇母庙，给人们在三月三顶礼膜拜，但韦氏好景不长，到了第三代就败落了，到宋代就把羁靡州改成土司制，进入元朝这些土官成了“土皇帝”，不断兼并土地，农民变成了农奴，迫使上林县北部农奴起义，朝廷动用重兵镇压，少则几万兵，多则十几万，来“蹂平十寨”，但几百年也蹂不平十寨。到明朝的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亲临上林县督战。他采用捣毁蛇神庙、扼杀壮家人的理念，打垮信仰，瓦解斗志，指挥官军先偷袭三月三节的发祥地石门村，杀人放火烧了庙宇，令起义军土崩瓦解。后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围攻北京前，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攻下明十三陵，放了把火，烧了明祖坟，使明军土崩瓦解。 从王守仁开始，明朝将领一旦进军十寨，就先烧庙宇。因此上林的蛇神庙和龙母庙，都在县南区，北区只有石门村那个“庙公周”，是因为被毁一次，石门村村民又重修一次。其他地方的蛇神庙都转移到山洞里了，特掘变成了“真武神”，也无人敢画龙母了，就用画凤来代替，因而上林多为画凤，而无龙，祖宗神龛上画的都是凤，这也成壮家人的一大特色。但村民都在三月三节去敬龙母，而非敬凤。在武鸣县，蛇神庙、龙母庙就得到“优厚的待遇了”，其原因与芩氏家族几支系的土官所为有关。芩氏的女首领以龙母自居，男土官以蛇神自居。他们历来与朝廷一条心，也曾听朝廷调遣，多次派兵攻打十寨。所以芩瑛统治下的武鸣县，龙母文化得以保存，龙母村的龙母庙是在“文革”中被拆除的，说明这座庙已有几百年历史了。     韦厥在1000多年前，把民间的传统节日三月三节，纳入官方的民族节日。之后，有芩氏家族传承了蛇神这个民族图腾，三月三节仍得到土官们的敬重。到了明末清初，朝廷完成了改土归流。“三月三”这个传统的民族节日，就散落在民间，官方不予承认。到了民国时期，不仅石门村的“庙公周”被拆掉，就连隐藏在各村寨的龙母庙，也都被毁掉。然而村民们不理那一套政论，三月三节照样蒸五色饭，照样上神仙洞敬乜掘，青年男女照样在三月三节去赶歌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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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歌仙与歌圩 歌仙是神仙婆唱的山歌。而上林县北部，包括划到忻城县的老八寨地区，“神仙婆”多自诩是石门村那个神仙洞的神仙，有的公开说是乜掘的化身或转世，因此他们摆“神台”做法术时，开头和结尾都唱歌，他们自称是“歌仙”。而“歌圩”是男女对歌的场所，有群对、双对、单对和个唱，这是形式。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有诉苦歌、倾心歌、钟情歌、见礼歌、伦理歌、盘问歌、赞美歌、吹捧歌、劝人歌、叙事歌、骂人歌、哭嫁歌、喜歌和悲歌及欢乐歌等等。不管歌仙也罢，歌圩也罢，其源头都是三月三节敬蛇神和求乜掘这位寡妇神仙有关。     为了弄清“三月三”节的歌仙和歌圩的源头，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曾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道公，一同去拜访石门村后山那个神仙洞。儿时他曾带我去烧过香。这位道公姓韦，所以对特掘和其母五体投地。他既是个道公，又是个医生，也算是农村的知识分子，知识面广，国事家事知之不少。一路上山他和当年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述特掘的传说。尽管他一年过古稀，声音仍然洪亮，我问他，你以前说过，现在歌圩场上唱的歌都源于三月三节。他笑着说：“古人三月三日那天用五色饭供奉神仙时，不免要说几句话，咱们壮家人的习惯是以歌达意，多为祝福和求抱有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人平安一类的歌词，一旦遇上干旱灾荒时，来求雨的人很多，也就唱求雨歌。下雨后人们又来还愿，唱的赞美歌词。”他喘口气接下说：“就像办喜事，人们都请我去颂赞美经文和祝福的经书。年轻男女心里要强，你唱一句赞美词，我得唱比你更好听的歌词，婚姻不顺和婚姻和婚后未生育也上山来求乜掘，就像汉人求王母娘一样，凡是上山求神仙的都不言语，用唱歌词来达意，你唱完了轮到我唱，后来就演变成对歌。乜掘三月三日升天成仙后，一些有名望，能说会道的妇女和巫婆，都称自己是神仙洞里的神仙，或说乜掘下凡附体。因此我们这个地方的神仙都是女性，这是源于寡妇神仙。传说古时候，皇帝还召神仙婆进京城，请她们施神仙术。神仙婆对天上的仙界颇有见解，她们认定雷公是天王，乜掘后来升天成仙，仙界称地母，是二神仙。最后是刘三姐升天成仙，人称‘歌仙’，成了上界的神仙，天庭中第三把手，并拜乜掘为师。所以神仙婆摆神台施法术时，都要唱‘歌仙’。正因为她们都是乜掘仙气附体，是活神仙，人们有灾有难都不往山洞里跑了，因为到神仙洞问那口棺材没有回音，而活神仙能与已对话。所以神仙婆的神台下有一只关在笼里的大公鸡，行话称‘马鸡’，即也乘公鸡飞上天，问问乜掘这位神仙，在飞回神台边回答问仙者的问题。因而从摆神台始到撤神台，神仙婆两条腿始终是科动的，以示她骑马鸡在天上飞行，‘歌仙’不断嘹亮，表示她和刘三姐说话，请她引见乜掘。这是神仙婆唱‘歌仙’的出处。     听完老道公一路对龙母的高谈阔论，令我耳目一新，对他刮目相看。过去我只听说他常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的古典小说，为人看风水，给人办红白喜事，病人来求他开药方。然而她对石门村山后那个神仙洞的传说，也说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回味无穷，一些故事情节却鲜为人知。使我对龙母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对蛇神的传说故事有较为完整的概念。 把1000多年前的歌仙刘三姐，和3000多年前的龙母传说拉到一块，是神仙婆为了显灵唱歌仙，到刘三姐的歌仙，是一种传承，恰好说明壮家人，古往今来好唱歌，形成歌圩歌海，这种独一无二的盛景，是龙母文化的必然产物，其源头就是“三月三”节庆龙母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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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尾声     大明山周边地区，是骆越人聚居地之一，人们在长期和自然条件的斗争中，以蛇为自己的图腾，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寡妇收养图腾实体，他这种天宽地阔的博大胸怀，被人敬仰而传为佳话。这个故事流传到珠江下游，应不晚于2000年，那时西江和珠江地区还存在一个“南越国”。当时的断尾蛇和蛇母还是原汁原味地流传，因为那里的居民多为越人，说越语，和骆越人抄一种语言，南越国覆灭后，越人演成汉人，便受到中原这条龙的影响，加上皇帝又是真龙天子。因些断尾蛇摇身一变成了短尾龙。蛇龙，蛇母一跃居为“龙母”之尊。但骆越人仍不改初衷，依然称蛇神特掘。唐朝上大县境内那位大首领韦厥，就以蛇神特掘自居，蛇图腾崇拜应是三四千年前就有了，到唐代为首领们为我所用。中原这条龙图腾崇拜是6000年前开始的，时间跨越4000年后，到刘邦当皇帝时，才说自己是龙体，真龙天子。历史发展就是这样，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惯于用最高的神作已身，来对老百姓发号施令。而壮族首领本应以最高神圣—乜掘为转世，但她是女的，只好用其子特掘为已身，蛇母奉为圣母。到了宋代，羁縻政策变成土司制，岑氏家族兴起，她们的势力范围也到达大明山周边。他们自然承韦厥的衣钵，接过图腾神威。到了岑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自己登上了龙母的神台。     皇帝是龙体，那朝延上下必然强化这条龙，所以龙文化得以发展，经久不衰。在壮族地区这些“土皇帝”的韦氏和岑区相承为蛇神体，龙母文化随着首领的强权而得以发展。任何意识形态，龙母文化随着首领的强权而得以发展。任何意识形态，都随政治的兴起和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加强，龙母也是首领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龙母文化的发祥地，在大明周边是无厚非，但有点笼统。山的周边有四个县，具体在何处，从现在所发现龙母文化的遗迹，武鸣县颇多，但我在武鸣所见到的庙宇不管是保护完好还是遗址，从建造材料辩认，最早是唐代，最晚是清初。它的墙基和柱基用的石料，所凿的痕迹清晰可见，并非像传说那样久远。很多村寨都说龙母是他们村的人，这就怪了，乜掘就是一个人，为什么每个村都有，分明是后传进去出现这种现象。“龙母”之名也是汉化了的，“龙母村”显然是知识分子附会。这与岑氏家族有关，更和岑瑛有关。然而上林县石门村的寡妇收养蛇的传说，和三月三日她升天的那个神仙洞，自古以来不仅上林县的百姓去祭祀、马山、忻城、宜山、来宾、宾阳不少人都来朝圣，甚至广东人于清末民初来寻过根，因为这里没听说“龙母”这个词，还是原汁原味的特掘、乜掘寡妇。石门村前那个石南海，是蛇神的出生地。这里“海”里及周边，出土过人类社会新石器晚期的遗物，说明四五千年前，壮族的先民就在这儿休养生息，因些是龙母文化发祥地就不足为奇了。再说安葬寡妇的那个神仙洞，现在一些人称其为“天地庙”。古人所建起来的祭神台，和上山路所用的大小石料，我花了两天时间去观察它的每块石料，未发现有凿痕，它给我们留下远古文化的信息，说明人类社会未出现铁器之所为，应是原生带中原生处。由于韦厥强化了蛇神，而其领地又达武鸣，而宋代以后的岑氏又美化了蛇神，到了岑瑛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才留下很多龙母文化遗迹，而上林的文化遗迹不多，是时续近千年对上林十寨的战争中被毁，朝廷有意捣毁当地壮家人的信仰所至，因而要用历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去分析。     如今为了繁荣经济，自治区政府曾提出“北有桂林，南有南宁。”的旅游事业发展蓝图，使南宁市有更丰富的文化都市，人文景观，就要加强对龙母文化的发掘和维护，把近低靡的古龙文化谱以新的篇章。     泱泱群山，滂滂河水，攸攸文化，渊渊图腾，龙母胸怀，举世无双，铸造英烈，卓越辉煌，千秋社稷，源远流长。 以上内容非常感谢八寨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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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有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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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很详细，走访、搜索了不少民间传记啊。编整者辛苦了。 而这个崖壁面向阳向南的，这和宁明县右江崖壁画的悬崖洞里的崖棺，有异曲同工之妙。　　宁明的明江系左江支流，崖画也是左江特有，说是右江，可能打错字了。

土著虎尾

	自秦始皇挥师横扫百越后，岭南各部族首领，要么改变族源，臣服于中央皇权。要么口是心非，阿谀奉承，暗中扩势，我行我素。壮族地区多为采用后者，阳奉阴违。因此朝廷对广西地区，执行高压政策，穷兵黩武，但收效甚微。到唐代的唐太宗李世民，实行羁縻政策。以夷治夷，以蛮治蛮。任命一些有权有势、有影响的壮族首领或酋长一类人物，当縻羁州刺史，作一邦之主。广西上林县韦厥其人便是。 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