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僰”，一个来历和去向都不明白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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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僰”，一个来历和去向都不明白的民族 索卓罗健伦 2004-03-11 17:25:34 发表于搜狐焦点房地产网-谈房论市-闻涛苑(澳林春天)论坛 发布时间：2003-12-20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云帆 川南的宜宾为古代僰人聚居地，宜宾夹在两江中的老城区一度为其族所建“僰侯国”都会。在今天市区下江北白沙湾镇尚有一“古都会庙”，又叫做“僰侯庙”，是这一久远历史留在宜宾近郊唯一的遗迹。 僰人大约在宋代以前即从位于金沙江、岷江交汇处的三江口一带退出，迁徙到宜宾南部的珙县、叙永山区聚居。而其从历史上消逝，则是在经历了400多年前的“叙南平蛮”战争之后。 那场十分惨烈的战争发身生于公元1573年春，时为明神宗万历元年三月。当时，朝廷调集14万大军，对称作“叙南”的宜宾南部山区的土著“都掌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征剿，这就是史称“叙南平蛮”的“九丝之战”。据《万历实录》记载，这场战争历时半年，官军于当年九月攻破都掌人据点九丝城、前后“克寨六十余处，擒酋首......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面 ”荡平了被朝廷认为“负隅称乱，历三百余年”之久的“都蛮”。又于次年四月，再次派兵搜剿山箐遗匿，直至“都蛮尽灭”。此战距今已400多年，如《万历实录》史实不谬，则“都蛮尽灭”也是400多年前的事。这个被战争荡平“尽灭”的“都蛮”是否肯定就是僰人一族，至今尚无确论。然而，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于宜宾的僰人也因“都蛮尽灭”，从此在史籍中不再有关于他们活动的任何记述，这是许多研究学者所认同的。 诚然，僰人一族，不是唯一从历史上突然消失的民族。但400年前那场战争使其遽然间消逝得踪迹全无，却使这个本来就来历不明的种族，又因此变得去向不明。加之在可考的文献史料中，有关“僰人”及其活动的记述寥若晨星，或是一鳞半爪，或是只言片语，不但时间跨度长而且十分散乱。更有许多民间的传说和迷茫的历史交织，构成种种云遮雾罩，赋予了僰人一族越发神秘莫测的色彩。 对僰人族属的来源，以及其最终的归属，长期以来众说不一。为探究这一谜底，不少学者作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并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入手作过种种努力。笔者试图作一种新的尝试，即从宜宾地名的历史演变，结合僰人的种族习性等入手，来窥探僰人消失这一千古之谜。或者，也不失为另一种可以试试的途径和方法。 一、“僰道”古称 远古僰人，曾在宜宾这块土地上建立过“僰侯国”，并带给宜宾“僰道”的古称。宜宾今天有“历史文化名城”的称誉，这与古代僰人的声名不无关系。 据文献资料记载，僰人很早就出现在宜宾一带，是个以如今的川南为主要集居地的农耕民族，一些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学者，从广义角度将其归属于“西南夷”。 “西南夷”与内地的广泛交流，一般认为是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地区之后。今天的宜宾一带，在汉代开发大西南前是个边远之地，但其境内集居的僰人在汉武帝派唐蒙去夜郎国之前，就已经有发展较高的文化、经济水平。他们修水利、兴灌溉，除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外，还种植荔枝、生姜等经济作物。《太平御览》卷1 9 7 引《郡国志》说：西夷荔枝园，僰僮施夷中最仁者，故古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收一百五十斛。”僰人栽种荔枝、生姜等经济作物致富的历史，西汉时便已经为内地所熟知。另外，从其参与过周武王伐商纣王的战争会盟，并因有功而受封为“僰侯”一事中，还可看出僰人一族不同于“夜郎”等其他“西南夷”的地方。 “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一族，直到汉时尚不知“是夜郎大，还是汉朝大”，而僰人早在殷商末年即参与了中原事务，无疑对中原情况很早就有一定了解。即便退一步讲，它仅是受邀参与其事，也说明了中原民族早在汉代以前对僰人一族已不陌生，这也是僰人与外界的接触比其他“西南夷”要早得多，也多得多的重要证据。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就可能在中原民族的认识中，僰人很早就被认为是个乐于与外界交流，容易与外界合作的民族了。这是他们后来“慕义来宾”，融入中原民族的基础。 “僰侯国”的领地，大约便是以今天的宜宾市为中心的一带地区，这也是古籍中称宜宾为“故僰侯国”的由来。但是，这个“僰侯国”建立的确切时间是何时？先后传承过几代？历任“僰侯”又是何人，叫啥名字......等，都是不清楚的。虽然史藉资料和一些传说中，古代僰人的活动中心一直在今天宜宾市中区的三江口一带，可在这个历史上的“僰道”治所，古代“僰侯国”的都会所在处，及其近周地区，至今还没发现有关这一古老民族确曾在这里生活过的遗迹。就是远周郊县的珙县、兴文等地峭壁上被称为“僰人悬棺”的悬棺葬，也并无确切可考的证据证明为僰人所遗。 然而，古代宜宾很长时间为僰人集居地相信是确切的，因此才有“僰道”这一确切的古称。尽管如此，对这个地名最初的启用时间，细加追溯起来也还是并不十分的清楚。《元和郡县志》“戎州”条这样记述：“汉武帝建元六年，遣唐蒙发巴蜀卒通西南夷自僰道抵牂柯，凿石开道二千余里，通西南夷，置僰道县，属犍为郡，今戎州即僰道县也”。 由此看来，用“僰道”一名称古代宜宾，并非始于汉武帝时代，而是早在唐蒙受遣之前、它似乎就已经是这个僰人集居地的地名了。只是在汉武帝对大西南地区的一系列开发中，僰道又得到较之于以前规模的开发，说明这一点的，便是这个地区原来仅称“僰道”，因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才被明确置为“僰道县”，这是目前认为的宜宾设县建城之始。 按汉制，“道”与“县”其实是同一级的行政区划，《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县......有蛮夷曰道”。有僰人的地区曰“僰道”，有氐人的地区曰“氐道”。古代的这种设置，大约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民族区域自治”，不过称“道”不称“县”的地区多为“羁縻”状态，朝廷对它的控制远比对县的控制要宽松得多。因此，汉武帝时改“僰道”为“僰道县”，看似仅有一字的增加，实则意谓着其地原“羁縻”状态的结束。实际上，这也是历代朝廷对这一地区控制加强的开始，此后的“僰道”便一直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南北朝时，梁大将先铁于此“讨定夷僚”、设立戎州后，僰道更成为历代统治者控制、经略周围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心。虽作为“戎州”州治，其地仍以“僰道”名之，表明直到南北朝时，宜宾一带还是个以僰人为主体居民的地区，僰人在那时依然是个很活跃的民族。 隋代时“僰道”一度改名“外江”，不久又恢复旧称叫“僰道”，这种改而恢复，可能意味着直到隋代时，以三江口为中心的宜宾这一区域，主要居民还是僰人。不好思议的是，僰人在三江口居住生活如此长的时期，竟然毫无一星半点可考的痕迹遗留下来。以至今天要寻找僰人的遗迹，只好到远郊的珙县、兴文去看那些悬崖绝壁上的悬棺了。据说那是明代僰人所遗，如果悬棺主人真是僰人，其生活的年代，当然应在明神宗万历年间那场尽灭其族的“平蛮”战争之前。 对史称“僰道”，又传说曾是“僰侯国”都会的地方，没有僰人胜迹感到遗憾，大约并非始自今天。古人也早有过类似感觉，并为此还作过弥补努力的，证明这点便是，在如今三江口北岸的白沙湾一个叫做“古都会庙”的“僰侯庙”。庙的楹联曰： 随周武伐殷商以还，受封侯而世袭；看龙山与凤首并峙，蔚僰道之人文。联文说的就是古代僰人的辉煌，明显是后人所撰。 “僰侯庙”很小，占地仅2 7 5 平米，为单檐歇山式。此庙始建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不会是僰人在这一带居住时自己给自己建的。现今见到的据说是清嘉庆十四年所重建，这是现今在宜宾市三江口市区、唯一可寻到的有关僰人的古迹。“僰侯庙”虽已列为地方保护文物，但杂处在一片旧平房中间，周围是终日人声鼎沸的菜市场。 二、“义宾” 唐代天宝年间，三江口上的“僰道”改称“义宾”，宜宾至此才算是结束了以僰道作地名的历史。宋代初年，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帝讳，“义宾”二字又改写成“宜宾”，成为延袭至今的地名。 一个地方地名的变迁，经常是历史重大演变的影子。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特别讲究“名、号”的国度，对正式的、要载诸史册的用名，不论朝野都从不以儿戏置之，只要可能，便要力求寓意吉祥、易记，当然前提是“不触讳”。冀求所谓“名正言顺”和“名副其实”，是中国人在取名一事上根深蒂固的理念，孔子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对一事、一物、一人、一地的命名，历来少有马虎从事、草率胡来的。 那么，唐代为何用“义宾”改称“僰道”？这一地名改变的意义在哪里？个中又透露出关于僰民族其时境遇的一些什么信息呢？ “义宾”一名，据考有两个来源，一是“慕义来宾”；一是“以义宾服”。两者语面不同，其实是同一语义的不同的说法。前者为地主一方的客气自谦，后者为宾客一方的不客气自诩。不管角度如何，以信息学的眼光来解读这一改称事件，内中明确含有唐代时“僰道”地方基本情况已发生了空前改变的信息。那就是迁入此地的中原民族其时已经“由客而主”，已经确立了在当地的主导地位。“义宾”一名似乎说明这种变化是渐行的、和平的，是外来民族和僰人土著都可以接受的。 同时，不论是“慕义来宾”，还是“以义宾服”，都透露出当时社会对僰人一族习性的认同。即认为僰人是个喜好学习外来文化，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种族。当然，不能排除其中有强权政治的意愿，即统治集团希望宾服的“化外”僰人，最好是个有着这样习性的民族。 正是“慕义来宾”，终结了“僰道”地名的使用。这事所以发生在唐代，而没出现在更早以前，原因可能也在讲求“名副其实”上面。也就是说，此前的宜宾一带依然还是僰人集居的地区，这可以从隋代将其改称“外江”不久又恢复原名，称“僰治”一事上得到印证。接着隋去而来的唐朝，是个国力、控制力更强大的中央一统帝国。尤其重要的是，唐朝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这为中原民族的外拓和边地民族的内附，无疑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如前所述，自秦汉时代开始，宜宾即成为开发周围地区的据点。后来的历代朝廷也进而效法，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原民族源源不断的进入僰人集居的这一地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促进、加速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加速了部分僰人的同化。其间既有土著民族的“慕义来宾”，自然也有外来民族的“以义宾服”。与此同时，部分僰人在外来民族的挤压下，加速了向外的迁徙（主要是向南向西的迁徙）。成书于晋初的《华阳国志. 蜀志》记僰道县这样说：其地“......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这种“迁徙”到汉末，可能就已具相当规模，从一些故老相传的“龙门阵”中可看出些蛛丝蚂迹。宜宾民间向来有诸葛亮向夷人“借一箭之地”（注1）、和“蜀汉军以空黄桶挑水，吓走夷人”（注2）的故事，虽是传说，至少传递出了如下两点信息： 1、这种迁徙是在外来力量过于强大时，主动采取的； 2、这种迁徙是集体的、很大程度上还是民族的。 实际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浪漫，也不可能像文献记载的如此简单。但不管怎样，“僰道”以往那种以僰人为主要居民的情况，远在秦汉通“西南夷”时就已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与中原民族的差异日益缩小，以致司马迁写《西南夷列传》时，没有再将僰人作为一族单独叙述。 随着僰人的外迁（主要往滇西）和逐渐被同化，到唐初这一地区的情况发生了质变，外来民族已渐成主体，僰人已不再是其地主要居民，从而具备了终止使用“僰道”地名并加以改变的条件。继续以“僰”名之，显然是名不副实。“义宾”一名此时出台，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唐代虽改称“僰道”为“义宾”，但并非就是“同化”过程的结束，只是表明这种同化更明显、更主动，更加堂而皇之，也更加得到官方的认同和鼓励。 尽管如此，民族的融合也是需要相当时间的。从唐代开始，历经五代到宋时，也还处在这一过程中。从宋代苏东坡等人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如：“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瘦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自顷方从化，年出亦款关。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环。何足争强弱，吾民尽玉颜。”这是苏东坡在“戎州”一诗中写的。苏是岷江上游眉山人，古时出川主要依靠的是江河舟楫之便，这里的“戎州”依然指的是州治，也就是三江口上的古城，显然这是他多次途经之地。诗中“方从化”的少数民族，是否就是“僰人”？或其中是否有“僰人”呢？虽不清楚，但名称已不再叫“僰人”应该是肯定的。 三、宋、元时期“僰人”在哪里？ 如果说，“僰道”地名的使用“知其终、不知其始”，颇有些“神龙现尾不现首”的意味，使本来就不甚了了的僰人族源罩进了历史的浓雾之中。那“僰道”地名的遽然停用，显然又使僰人一族的去向因此更为渺渺茫茫。 “僰道”改名“义宾”后，有关僰人活动的记述，在那以后的史藉中也就更少出现。在记述宋、元历史的史籍中，僰人已经基本消逝了。这种消逝，是否意谓着从唐代到元代的一千多年时光，已使没有外迁、留下来的僰人最终完全融入了逐渐成为主体的外来民族呢？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得出结论，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要知道，君临中原的满族，从入关到基本趋于同化，也不过二、三百年时间。问题是，沉寂许久的僰人，又复出现在明代的历史记述中。 万历年间那场务在剿灭当地土著的“叙南平蛮”之战，据说所针对的“都掌蛮”便是僰人。宜宾从来就不是政治地域的边界，不可能有地理隔离和进而的种族隔离，为什么在十分邻近三江口的宜宾南部山区，直到明代时僰人还依然是那里的主体居民，那么长时间的民族融合，就对他们没一点影响，倒是很奇怪的。 有“都掌人”就是僰人一说，值得怀疑。从一些史料看“都掌人”的民族习性，与史称“夷中最仁”的僰人习性大相径庭。宋代改“戎州”为“叙州”，今天宜宾南部山区因而称“叙南”。其地紧邻云、贵，与历史上历来是多民族杂居地的“乌蒙”相邻。有专家考证，这些“乌蒙蛮”多属“僚”族系统，他们使用铜鼓，行“悬棺葬”，唐代时就有“生僚”之称。据《新唐书. 地理志》“羁縻州”记：当时属羁縻州的宴州（即今兴文县）和巩州（即今珙县），都是招“生僚”才置的县。宋代后，“叙南”一带虽无“僚人”名称，但以“都掌蛮”呼之。这些当地土著，其民族特征和习性，与文献中记载的“僚”人基本一致，属“僚”族后裔是无疑义的。明任瀚《平蛮碑》便直称：都掌蛮为群僚。明代统治者认为其“叛服无常”，终被朝廷在“叙南平蛮”战争中武力平灭。因此可以认为，即便此地原有僰人，或是有僰人迁到这一带，无论是从种族习性、人口多少上讲，同当地的土著民族比起来，它都不可能成为该地区的主导民族。作为弱小的外来者，在与当地强族共处的漫长岁月中，可能最终不得不走渐渐融入当地人中这条路。这从那些远迁的僰人的结局可知。据李绍明《为“僰人悬棺”正名》一文中说，远迁到南中云南的僰人，融合当地民族成为后来白族的先民，这可能是南迁僰人的主体部分。 民族融合过程当然不会是个短暂时日，但因僰民族历来就不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族，又经过不断的迁徙分流日渐弱小，加之该民族素来性情温和、有乐于交流、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等习性，故僰人在各处融入别的民族的时间不会太迟，其“大功告成”至迟也不会晚到明初，极有可能就在宋、元时期。留在三江口地区的僰人，可能要稍早一些，从苏东坡的诗：“宋时方从化”可得应证。应该说：到宋、元后期，“僰”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就不再存在了。原先以开发荔枝园致富的僰人，从那时起便已经从历史上消亡。 有关“僰人”说法一度重新出现，是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叙南平蛮”中，原因是明代官员认为“都掌蛮”就是“僰人”。如组织、参与了这场大战的巡抚曾省吾就说“都蛮即戎僰”。文献记载，明朝建立后，对宜宾南部的“都掌蛮”先后进行了十一次武力征讨。发生在400多年前的“九丝之战”是这些征讨中的最后一次，也最惨烈。朝廷“严督官兵尽行剿绝”，被“招安”的仅二千三百八十一人，可谓斩尽杀绝。因而，随着“都掌蛮”的被剿灭，“僰人”一说很快又在“九丝之战”后重归消失。这是僰人在“九丝之战”中被最终平灭说法的来源。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随着那场平蛮战争的结束，有关僰族的任何活动，不再见于以后的历史记述中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 民族的消亡，可以有两种推断：这就是渐进式的“同化说”和激进式的“灭绝说”。笔者倾向认为：僰人的消亡，很大可能并非是个激进过程，而是个假之以时日的渐进演变，主要考虑到“僰”这个民族的根性。 僰，汉时便以性情温和，夷中最仁，有人道著称。比起“僚”在唐代初年、还被称为“生僚”，直到元代还被称为“土僚”来，显然、其它民族因之更愿意也更容易与僰人交流。而关于僚族的习性，据《太平寰宇记》卷八八记，与僰道相毗邻地区的僚人习性：说“其夷僚则与汉不同，性多犷戾而……巢居岩谷，因险凭高。着斑布，击铜鼓，弄鞘刀。男则露髻跣足，女则椎髻横居。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岩穴。”在汉族统治者眼中，这种习性被认为是不具“人道”的，故旧时“僚族”的“僚”字不从“人”旁，而被写成“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作出规定，改称“獠”族为“僚”族，从而去掉了其中带有的歧视成分。 从以上文献中看出，僰、僚在种族属性方面确有很大差别。唐嘉弘在《“僰人悬棺”质疑》中认为：僰人与僚人“二者没有共同的历史，没有共同的心理状态，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因之僰人与僚人不能划上等号。 僰人的民族根性，使其一族没能逃脱被同化的命运。他们要么留在原居地被迁入的中原民族所同化，要么外迁被强壮的其他民族融入了其中。从而早在明代之前，僰人就已经结束了以一个单一的民族存在于世的历史。 笔者以为：400年前那场“叙南平蛮”战争，基本与僰人一族没有关系。 四、叙南的“悬棺”是僰人所遗吗？ 存在于宜宾南部山区的珙县、兴文等地的悬崖峭壁上的“僰人悬棺”，是一些神秘的古代墓葬。据考，这些“悬棺葬”最早不过明代所置。如果“僰人”在此前已不复存在，那“悬棺”的主人便另有所属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1、“借一箭之地”，传说今宜宾一带古时为夷人居地，诸葛亮为了安定“南中”，巩固蜀国后方，亲自领兵南征。途径宜宾发觉这里为山川形胜之地，意欲夺而据之又不想为此分散兵力。便与夷人商议：允借“一箭之地”。朴实厚道的夷人头领想：蜀人纵有万钧之力，谅他一箭又能射出多远。便答应了。于是按诸葛亮安排：这边一箭射出去，那边即派人去寻箭的落点，并随即举族迁到箭落点之外。不想，诸葛亮还有另外安排，他叫人早已将箭带到几百里之外的地方，插在一个大山的崖壁上。夷人在那里找到，只好按事前协商迁去那里居住。 2、“蜀汉军以空黄桶挑水，吓走夷人”，三国时，夷人据守在三江口上的宜宾古城，听说诸葛亮领兵到来，便隔着岷江与蜀汉兵马对峙。诸葛亮决计不用武力而智取宜宾，他让少量蜀兵一到天黑便赶着头角上挂着灯笼的山羊群，从背着古城的山那面上山，翻过山顶再从古城看得到的前面下来，而后又绕道回到山后再上山、再下来。如此周而复始，彻夜不停。连续数夜，夜夜如此，象是蜀兵正源源不断的从外地调来。白天，则挑选军中孔武大汉挑着无底大黄桶，来往江边佯装挑水，个个健步如飞，显得力大无比。此招令隔江相看的夷人吃惊不小，都以为是“天神”降临，不可争锋，悄悄撤守远走。

诶南

	这个民族为僚人分支，因为明朝汉人的屠杀而灭亡。

sifer

	既然是周朝的分封诸侯，那融入汉族很正常。

南粤高凉仔

	以下是引用sifer在2005-3-3 21:15:35的发言： 既然是周朝的分封诸侯，那融入汉族很正常。 只可惜发展水平太低了些，不然也可能象越王那样北上，成就一代霸主。或是想楚国那样成为一大诸侯。

mzkj

	并未灭绝，解放前，还有僰人的后裔去当地吊唁先祖，其中一部分改姓何。

黑水大大

	與中華帝國相關的种族灭绝ZT　　1、僰（音博）人 浪人西皮 　　 　　四川省珙县洛表镇。 　　在街中心，醒目地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僰人故里”。距今2400年前,这里已有僰人聚居。600多年后,东汉的应劭著《漢书》，方称之为“故僰侯国”。 　　 　　战国至秦汗，僰人活动范围大体以今四川宜宾为中心，东至今泸州，南达今云南巧家、东川，西邻今乐山，北接今彭山。僰人与漢民族接触频繁，是西南各少数民族中受中原文化影响比较早的民族之一。他们已种植水稻、姜等作物和经营荔枝园著称。僰人习“岩葬”，在悬崖之上凿石穴为墓，或将棺木置于悬岩巅缘。从今宜宾县境内部分漢墓出土画像石上可见，僰人男椎髻、短服左袄，女丫髻长裙，皆为赤足。一部分僰人曾被掳卖为奴隶，东汗著名经学家服虔，曾在京城洛阳看到僰人女子为人作婢。 　　 　　但其剽悍骁勇，为其历代统治者所不容。他们栖身于荒野荆棘之中，有“披荆斩棘”之誉。《隋书·地理志》谓岭南诸僚“俗好相杀，多构仇怨”。可见僰僚民族是一个秉性刚直、暴烈强悍的民族。 　　 　　僰人作为一个民族，由于被彻底毁灭，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因而对其民族来源，颇有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叙南地区的僰、僚、都掌族“同出一源，相承一脉”，因此，叙南的悬棺是古代僰人、中古僚人和元代时都掌人的（石钟健《悬棺葬研究》）。二是史志记载，董其祥先生在《四川地区悬棺葬分布及其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引用元代李亦《云南志略》：“土僚蛮在叙州之南，乌蒙之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左右击两齿，然后婚娶……人死则以棺盛之，置千仞岭崖之上，以先堕为吉。”董先生认为：所说的叙州之南，乌蒙之北，正是土僚人居住的地方，也是僰人悬棺集中的地方，故可以说，僰人悬棺就是僚人悬棺，为了追本溯源、约定俗成，应照文献记载称“僰人悬棺”为宜。 　　 　　明代，僰人称“都掌族”。 　　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僰人首领哈大王在邻近地兴文一带发动起义。在四川巡抚曾省吾的奏请下，以刘显为总兵，14万明军于3月在叙州集结，用诱降的办法捕捉了僰人首领阿苟。 　　9月9日，是僰人每年一度的赛神节，这一天僰人大醉，刘显利用这一机会，以奋勇之士，缒城而上。僰人由于酒后放松警惕，明军奋勇攻克了僰人的军事重地凌霄城，进逼僰人统治中心都都寨，僰王阿大防守的鸡冠岭失守。 　　时间持续了将近两年，十四万大军终于以嗜血的刀剑剿平了川南和滇东北及贵州部份地区的僰人家园，将其杀绝。其时，“前军引火炬烧城屯千余，炎焰漫天……赴火坠崖谷者数万……都掌蛮至是尽灭”（《兴文县志》）。明史有僰人首领“阿大王”在僰都城九丝城被杀的记述。 　　剩下的僰人纷纷逃走，藏匿在各地的溶洞之中。一个民族就此灭亡。僰人的历史从此中断。而一个谜就此起源。 　　 　　然而，民间传说僰人未被杀绝，当地何姓人家即为僰人后裔，还说何姓祖先本姓“阿”，因避当朝镇压才改姓“何”。在珙县、兴文留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游倮倮、范苗子、右山何家挂岩子。”说的是珙县、兴文的几个大姓，姓游的是藏族的后裔，姓范的是苗族的后裔，姓何的，就是将棺材挂在悬岩上的僰人的后裔。为什么僰人改姓何呢？僰王叫阿大、阿二。他们失败后，僰人隐藏下来，被迫改为汉姓，于是将“阿”的“阝”改为“亻”，便成了“何”。同时，在发掘的悬棺文物中，有一个瓷碗背后，印有“何家造”三个字。 　　1982年，“后山何家”耆老何家成在接受调查时回答说：“我们的祖先是长房，是当官的，没有反对朝廷；造朝廷反的是三房上的‘阿大王’他们。二房在云南，民国十三年，他们那一支曾下来朝过祖。我们是在麻塘坝‘珍珠伞’（地名）向着岩上的悬棺朝拜的。” 　　 　　至于为什么僰人有悬棺葬俗，《珙县志》记述：“相传有罗因者，因僰人尝其灭宗，乃教以悬葬岩上，子孙高显。于是争挂高岩以趋吉。”也有人说，是诸葛亮用这个办法消耗僰人的力量。 　　三国时，诸葛亮南征路过僰地受阻。他看到天旱地干，就让人放风说；旱灾是由于僰祖坟风水不好，如将棺材移到悬崖上，来年一定好收成。僰人信以为真，就放下战事，忙着迁坟。诸葛亮趁机离去。不料次年果然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于是，悬棺葬便代代相传下来。 　　 　　僰人悬棺主要集中与珙县麻塘坝和苏麻湾俩地，约有 200 具。放置方法，有凿岩为穴横放者；有凿岩孔嵌木桩，棺木平置桩上者；也有几具并放或叠放者。棺行似船，头大尾小，多为整根楠木挖凿而成。悬棺葬地周围，还有许多僰人岩画。 　　画面、色泽清晰可辨，多为砂彩绘，均用较原始的平涂技法，线条粗犷，形象生动，题材多样。其作用，或为部族徽记，或为安慰亡者，反映了行悬棺者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

诶南

	“百越”中的“百”和“越”都是僚人先人的名称。而“百”在古代汉语中念"bo"，由此也可得出僰人就是僚人。

贝侬班

	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彝人的一分支！！！

后牛

	叙南的“悬棺”是僰人所遗吗？ 这个观点应该为濮人。在长江三峡“悬棺”为濮人所留下的，成为了那个地方一个风景区，大家可以去搜索就知道现在考古最新发现的。那里离重庆不远。楼主所转载的东西比较陈旧哈~~难怪，看发贴时间为2005年！若说是僰人的“悬棺”那么就是濮人的“悬棺”。可见他们只同一种人的不同称呼而已！（因现在已考古发现为濮人）濮人的后来包括东殴和西殴骆越，甚至到达了海南和福建。福建也有“悬棺”在武夷山。而且也是越人所留下。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下，这并不是巧合。骆越的骆字其实是壮语“鸟”的意思。 以下探索发现的由央视10套《探索.发现》栏目提供http://yzdsb.hebnews.cn/20060219/ca584888.htm 不过，悬棺并不是武夷山的专利，在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河流边的悬崖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让人震惊的景象。 在著名的长江三峡地区，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悬棺。它们一般都被放置在离河面高一百米左右的悬崖绝壁上，最高的达到200多米。 悬棺葬也有可能和古人对鸟的图腾崇拜有关，葬在高崖之上，才有可能和鸟以及远逝的先祖融为一体。船棺是死者由冥界进入天堂的中介。 若是族人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这个“悬棺”很神奇，却不知道竟是自己民族古人留下的，多悲哀啊。以前我在电视上好象看到过，他们觉得怎么把棺放得那么高而且是悬崖上，时到如今我才知道他们是族人留下的。族人太不懂自己的历史了。其实我之前也是，现在真的有必要让更多族人知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25 17:32:50编辑过]

土著虎尾

	僰为越论 僰为越论/黄懿陆著.广西民族研究,2003,(3) P.83-90 摘要: 关于僰人之源，历来有土著、迁徙二说；对僰人族属，有氐、羌(彝、白)、濮、越诸论。本文勾沉史料，佐以考古资料，甄别其语言，提出僰人即《礼记.王制》中“西方日棘”的棘人。早在公元前1045年，棘(僰)人就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其后随着西周的建立，棘(僰)人首领受武王封侯，建立棘(僰)国。其治在今河南省永城县的古吴越与楚国相互对峙的分界线上。楚宣王十五年(公元前355年)，越国被楚所灭，棘(僰)国则随之崩溃，棘(僰)人随即南迁，定居于僰道。僰人继承和发展了百越民族的稻作文化，创造了西南地区独树一帜的“千顷池文化”。春秋时期的棘人，就是先秦时代的僰人，是地地道道的百越民族。“僰，羌之别种也”之说乃是晚于僰人建国千年之后的无稽之谈! 主题词：僰,古代民族,越,民族历史； 分类号：K289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