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5年03月30日11:47
先从《评论》的文章说起。这篇署名Bruce Gilley的文章题为《中国：民族主义》。标题下的点题文字如次：“发掘未来--一项旨在证明传说中（mysterious）的夏王朝--有人相信它是中国最初的文明--存在的考古项目，为中国具有潜在危险形式的民族主义提供了给养。”该文认为这项耗资巨大的国家项目似乎并没有结束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论，相反，它引用评论家的话说“工程”因北京推动民族主义的企图而兴，其结果是令发现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它还提到，外国考古学家不能参加工程，是因为他们像官方所说的那样，是夏王朝的最大怀疑者。不仅如此，国内一些对夏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甚至对夏的疆域和王名试图提出质疑的学者，在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报告”（work report）会议以后，也销声匿迹了。文章引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颜娟英的话说：“工程存在许多问题，因为其动机在于夸耀中华民族（to glorify the Chinese nation）。”
“它主要是一个政治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工程。”文章作者认为“工程”对未来具有意味深长的意义。它说分析家担心“工程”可能会给中国不断升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provide volatile new fuel to a growing fire of ethnocentric nationalism in China），其结果也许会导致（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诸问题上具有更加挑衅姿态的外交政策（could result in a more belligerent foreign-policy stance on issues such as Taiwan and China’s leadership role in Asia）。它甚至认为，把夏作为中国“神圣”历史(sacred past)证据的声明，是三十年代日本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用吹嘘自己历史为战争造势的回声。香港科技大学的政治科学家Barry Sautman对此有简短的评述：“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推进这样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又说，“我认为‘工程’更像是一件坏事而非好事。”另外一个不具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西方著名学者，这样评论断代工程，“底线是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现在的中国愿意相信夏王朝（的存在）。”“中国历史传统的真实性中有巨大的感情投资，那就是相信中国是最伟大的、最古老的和最辉煌的民族（There is a tremendous emotional investment in the truth of a Chinese historical tradition in which China is the grandest, oldest and most glorious of nations）。”
文章还对中国政府如何应用“工程”的结果表示担心：“现在预言（工程的）报告如何被政治利用还太早，但是夏的神话已经成为中国正在浮起的民族神话的有力部分。比如，去年为纪念大禹而建造的浙江省的大禹陵，就被用来吸引据说也是大禹后裔的台湾人，北京希望以此促进两岸统一。事实上，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越来越建筑在（两岸）同宗同种而非领土完整的信念上（Indeed, Beijing’s rhetoric on the Taiwan issue is increasingly grounded in notions on shared ethnicity rather than territorial integrity）。” 该文还说，分析家担心“民族神话的潮水，将盖过中国试图将其融入新的全球文化和价值世界的努力。中国在亚洲的作用，尤其是它与曾经是其附属国的泰国、缅甸和越南的关系，也同样会被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所侵染，从而引起摩擦和终止合作。最后，致命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中国的自我毁灭，就像日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文章最后引用Barry Sautman的话说“有许多人相信，如果中国把自己视为高等民族（superior nation），它便不能维系(survive)。”“很多东西取决于将来的中国领导人是否继续通过这种意味的中国人（的寻根）去寻找其合法性（A lot will depend on whether future Chinese leaders continue to seek legitimacy through this sense of Chineseness）。 ”
《时报》的文章，是在中国公布“工程”结果的第二天发表的。这篇署名Erik Eckholm的文章，题为《中国，古代历史引发现代怀疑》。标题下的点题文字是这样的：“河南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二里头在新的报告中被学者们说成是鲜为人知的夏朝的都城。这个报告引起了民族主义在学术中扮演地位的质疑。”文章说，尽管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说“工程”得出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三代纪年，最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多学科合作带来许多新的发现，但是，国内外学者对“工程”都有疑问。“他们说工程的作者们，受政治驱动去证明中国文化的原初性和独特性，试图跨越缓慢而又不可预测的科学研究(But the project has been questioned by other scholars, here and abroad, who say its authors, driven by a political urge to document Chinese culture‘s primacy and uniqueness, have tried to leapfrog the slow, disorderly march of science.)。‘工程’参与者否认由他人来告之他们何为结论，但是评论家说他们有时被迫做出一个共同认识的假象（Project researchers resolutely deny anyone told them what to find, but critics say they have forced an illusion of consensus in some cases.）。”文章引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的话说：“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企图把（中国）历史记载前推到公元前三千纪，把中国推到和埃及一样的水平上。”“这与其说是学术上的冲动，还不如说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和民族主义的冲动。”
文章提到，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同“工程”的领导人存在争论或拒绝参与，但是李学勤和其他领导却断然肯定“工程”结论的取得是采取了公正和慎重的“学术民主”的形式。文章还提到，武王伐商的年代非常关键，但是国内外都对“工程”采取的公元前1046的说法持有怀疑。上海交通大学的天文学家江晓原虽然对他自己的研究结果没有被工程采纳感到遗憾，但是也承认工程提供的资金和现代设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文章引用另一位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汉学家尼德炜教授（ David S. Nivison）的话，说他信任的伐商年代是公元前1040年, 他因为报告没有采用他送交“工程”的研究成果而盛怒（outraged）。他还说，“不管谁正确，现在坚持唯一年代的做法在学术上是不忠实的（intellectually dishonest）。”“那将是一团糟”。尼教授还补充说国际学术界会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tear the report “to pieces”）。因为“这些年代将被看作是由中国政府宣布为正确的年代，处在这种情景下的中国政府因而可能长期地毒害学术（研究）（These are going to be seen as the dates pronounced to be correc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be in this position may poison scholarship for generations）。”文章最后以李学勤的意见结尾，即他相信，“工程“报告是目前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但这不意味今后没有更进一步的突破。”
《评论》的文章发表之后，英文《中国日报》有一篇署名黄清（译音）的文章（2000年8月7日），率先对“工程”系民族主义的说法作出反应。文章指出，民族主义是讨论的中心（theme）也是靶子(target)，它说作者试图制造恐惧并为他人的嫉妒（或可能更多的其他东西）提供发泄的靶子。文章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骄傲。来到美国费城旅游的人都会鼓励不要错过“自由火炬”（Lights of Liberty），市长介绍这是游客的必须，我们可以理解这是民族骄傲的合法表示。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研究自身古代历史的努力，可能会给“中国不断升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文章认为这是典型的双重逻辑：“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危险的？只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感兴趣？”它的回答是：“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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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5 2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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