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青海文化：江河源文化對華夏文化的貢獻

北姑

	http://www.qhnews.com:81/311/2005/02/16/24@99098.htm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彩陶的國家之一，地處黃河上游的青海又是出土彩陶最多的地方，被稱為“彩陶之都”，僅青海境內東起湟水一帶的民和，南至黃河上游的共和就出土了達二、三百處上万件精美彩陶。這些陶器造型新穎，花紋优美，是我國彩陶藝朮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中重點發掘的有大通孫家寨、樂都柳灣等七處，按地域的差异和時間的不同分為石岭下、馬家窯、半山、馬厂四個類型。特別是樂都柳灣出土的彩陶，以其數量之丰富，造型之多變、紋飾之繁縟、構圖之精美、藝朮風格之獨特冠諸遠古文化之道，真實地再現了當時彩陶藝朮鼎盛的風貌，保留了華夏遠古樂舞的珍貴資訊，從而成為中國樂舞之史的最原始資料。就像青海是黃河、長江之源一樣，在青海地區產生的華夏遠古樂舞，是中國古代樂舞的藝朮源頭，其影響及于世界。 　　河湟文化研究年輕專家牛龍菲先生認為：殷商之前傳說中的夏文化，即是由青藏高原的羌人創造的，這一地區是夏文化的源頭。并從樂舞史的角度進一步說，在卡約村等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石琴弦”和大通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陶盆，民和出土的銅石并用時代的喇叭彩陶、諾木洪出土的青銅時代的“四孔骨笛”四大件樂器，就展現了夏代青海樂舞的全貌，其中石琴弦与甘肅隴右出土的相當于漢晉之際的那种臥管筱的一脈相承，更具華夏音樂的正統意味。中國文化歷史上所謂的“西音”，亦即夏音，是從古大夏的地名而來。雖然古大夏在洮河流域，但主人卻是羌族，影響及于縱橫數千里的青海羌境，應視為同一區域，是華夏文化發祥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呂氏春秋﹒古樂篇》所記傳說中的伶倫“奉黃帝之命”，去“大夏之西”，至“阮俞之陰”，從“嶙溪之谷”得“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之旋律。古“大夏”既然在涼州地帶，那麼這個“大夏之西”，當然就是在崑崙山下青海柴達木盆地及祁連山脈地帶，“阮俞”就是崑崙山脈，“嶙溪之谷”為《水經注》浩門河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蔚，故城南的“解谷”或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允谷”或“榆谷”，皆在青海境內。這与《庄子﹒天運》中記載非常吻合：“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复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自不自得。’帝曰：‘……其卒無涯，其始無首，一始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俱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這种調式雖單一，但調律常新，且不讓人生厭的“無調性音樂”，發源于柴達木鹽湖，即“咸池”附近，初傳到荊襄之南，即“洞庭之野”，使之始為“懼”，繼而“怠”，終而為“惑”，“蕩蕩默默”，而不自得了。今天泰國在一首樂曲中主音常常移動，終了也不回到原來位置上的“無調性音樂”，正是經荊楚樂人改革并超越了夏化崑崙山脈柴達木樂之古韻遺風而創造的。 　　十九世紀德彪西使用全平均律音階之無調性音樂，正是中國古代《九辯》之樂的重演，而《九辯》、《九歌》正是夏啟“夢之帝所”即崑崙山的樂名。這种“九辯”之樂，正是起源于崑崙神話系統的發源地───青海高原。《九辯》、《九歌》、《九韶》以至于《山海經》中提到的《九代》、《九招》均是中國歷代相承同一個樂舞的不同名稱。青海出土的石弦琴和骨笛就是《韶》樂的伴奏樂器，又是《韶》樂的道具。這种舞蹈“相与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之類，大通的舞蹈紋盆也有反映，是國內最早的樂舞記載。磨﹒韋元旦“瓊策暫下鈞天樂”的詩句，正是用了黃帝在咸池奏“鈞天廣樂”的典故。唐岑參“胡琴琵琶与羌笛”和“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儿胡雛齊歌唱”中的“胡琴”，就是從這類石器弦樂中發展而來。此樂傳入歐洲后，羅馬尼亞的《云雀》就是對此樂的繼承。牛先生在另一河湟文化專著《古樂發隱》一書中，用大量的篇幅旁征博引唐詩中的一些論据，進一步發揮其觀點。他指出：唐人王之渙“羌笛何須怨楊柳”中所說羌笛系由今青海柴達木盆地諾木洪出土的“四孔骨笛”發展而來，在樂器史上有特殊地位，是所有管樂的鼻祖，是我國管樂器的一枝奇葩，在先秦時期就納入“八音”之一。“四孔骨笛”是新石器時代的管樂器，也是中國最早的樂器，以后發展到竹笛、銅笛、鐵笛、木笛。竹笛的製造“伏羲發明琴瑟，黃帝求竹于崑崙山而作律官，或謂舜作韶樂”。“律官”即笛類，“韶樂”即《九韶》之類的樂舞。又“黃帝命伶倫作律，伐崑崙之竹，二生空竅原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官”的記載，和《前漢書﹒律曆》、《說苑修文》、《風俗通﹒音聲篇》、《玉海》等典籍的類似記載，都与青海羌人有關。羌人製造的“黃鍾大律”───羌笛，啟發了漢代一管多音之器───長笛的橫吹。正如漢代馬融《長笛斌》中所說：“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有庶士丘仲方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邁便易枝。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謂商聲五音畢。”“龍吟之聲”為特色而備加推崇。 　　《落梅》是羌笛又一名曲，羌笛這种樂器一直到宋代以后才被南方興起的“瓦釜”之類所替代，成為中國音樂史上“黃鐘受毀，瓦釜雷鳴”的開端。 　　早在1905年，德國著名作家漢斯﹒貝特格翻譯了唐詩中与羌笛有關的一些詩，就將成為制曲，并直接以唱冠名，叫《中國之笛》，可見羌笛在唐詩中的地位。1908年，奧地利作曲家馬勒看到了《中國之笛》后，触動靈感，從中選取七首譜寫成交響樂套曲《大地之歌》，1911年《大地之歌》交響樂曲在慕尼黑首次公演，大獲好評。此外，瑞典作曲家約格倫和奧地利另一作曲家威伯恩先后把唐詩中包括《春夜洛城聞笛》、《靜夜思》等与羌笛相關詩歌譜寫成曲子，使它們流傳更廣。由此可見，江河源文化對華夏文化的巨大貢獻。（作者：李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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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源文化地没有与她相连的河西文化、陇原文化、河套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等等那样被世人所详知。其故何在？主要是由于其地理位置远离中国文化中心。研究中国史、东方史的国内外学人偏重中国内地，忽略青藏高原大陆腹地，以致对有异常辉煌地位的青海地区忽视了。    江河源文化覆盖区域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四川的包围之中，而且是各民族的交通要道。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她的身边走过。从北方草原越过河西，经过河源，渡过黄河，走“河南道”，经甘南州，顺岷江而南下，也是一条文化走廊和民族走廊。这两条走廊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北方草原的交汇地带构成一个中国西部大地上的交通十字。几千年来，许多民族东来西去，南来北往，走的就是这个大十字，青海就在这个五岔路口发挥着重大的独特作用。也可用下列比方：假如把她作为一位仰卧的巨人来看，头顶中亚，右手抵西藏和川西的高山巨壑，左手抵河套和北方草原，左脚延伸到黄河中下游，右脚置于长江流域，从益州直下荆州、扬州。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或亚洲大陆上，自古以来起十字路口作用的地方可以指出不少，但像青海这样在上古史、中古史上起五岔路口作用的地方，实属罕见。历史上许多民族迁徙互动，吸纳融合，多文化碰撞和交融，多文化共生和共荣，离不开这一头枕高原、脚踏平地及牧业区和农业区交汇的广阔地区。江河源文化之所以具有独特地位及独特性格和作用，就是由此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