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在石寨山铜鼓上的影响

滇越

	翔鹭纹出现在铜鼓上，首见于石寨山型铜鼓。对此，王大道先生在《云南铜鼓》中写道：“一些铜鼓鼓面的主晕中，装饰有鹭鸟，它睁着圆圆的眼睛，脖子伸得老长，搧动双翅，张开扇形尾巴，围绕太阳纹圜形飞翔。这种翔鹭纹最早出现在石寨山型铜鼓上，形象生动，写实性较强。……以鹭鸟作鼓的装饰，大约起源于春秋战国中期。不过中原地区饰鹭的鼓都是皮鼓，那么鹭鸟又是怎样搬到云南铜鼓上的呢？自古以来，中原文化和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有密切联系。鹭和鼓联系起来的思想意识和艺术传统传入云南也是可能的。春秋战国时期，铸造石寨山型铜鼓的‘滇族’正处于奴隶制社会中，鹭鸟遵守秩序，象征着奴隶制的等级不可改变，这种观念是滇国奴隶主所需要的，因而被借用过来维护他们的统治，这样，鹭鸟纹便很快被铸造在象征着统治者权力和财富的重器——铜鼓之上”。 　　鹭鸟与鼓结合来自于中原不假，就出土文物而言，“木雕涂漆的虎座立凤（也叫虎座飞鸟）和虎座凤架鼓，仅见于湖北的楚墓，尤以江陵楚墓出土得最多，在当阳、荆门楚墓中也出土有虎座凤鸟和虎座凤架鼓”。这类鼓，被学者称为“虎座立凤鼓”，其实鸟形并不叫“凤”而叫“鹭”。最早，鹭鸟与鼓的结合见于《诗经·陈风》。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复，值其鹭羽”。诗中反映舞者手执鹭鸟羽毛，不分冬夏，轻盈地踩着鼓的节拍，翩翩起舞于宛丘之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陈国，今淮阳之地。……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本文开头部分引《史记·楚世家》“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这里的“陈城”，即鹭鸟与鼓结合在一起的诞生地——今河南省淮阳县。由是可知，鹭鸟与鼓结合的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它最先是西周分封国——陈国惯用的舞蹈习俗。以后，陈国被楚所灭，鹭鸟与鼓结合的舞蹈习俗即成为楚的习俗之一，这也许就是楚人生前时兴“虎座立凤鼓”，死后以之随葬的由来。 　　陈城是楚国“虎座立凤鼓”的诞生地。公元前２７８年，秦国攻破楚都郢，楚顷襄王退守陈城，并从赵国召回庄辛商议振兴楚国大计。《韩非子·喻老》所说在楚地有越人作乱，庄辛忧患楚国得失，与顷襄王纵论“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提出楚国与庄蹻的“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先见之明，让楚顷襄王放弃伐越之主张的地点即在陈城。随后，庄辛临危接受顷襄王之命，从陈城潜入楚国东地——原吴越之地，成功说服庄蹻放弃坚持２３年之久的对抗，归顺楚国，团结一致，抗击秦国。公元前２７６年，以庄蹻为首的越人东地兵接受楚王的收编招安。接着，１０余万楚国的越人东地兵随领袖庄蹻约于当年５月沿着长江溯流而上，经过数月的艰苦奋战，一路过关斩将，总共从秦国守军手里收复了楚国被其攻占的“江旁十五邑”，以显赫的战功进入滇池区域，最后建立滇国。鹭鸟纹的图案进入了楚国东地越人军队设计者铸造的石寨山型铜鼓当中，于是，楚地优秀的文化传统便在铜鼓面上有所反映，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黄懿陆）

吴越客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原来出现在福建西北部，江西东北部的悬棺葬后来却通过长江出现在了湖北，重庆境内，原来越人都到云南去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18 19:11:44编辑过]

季人

	悬棺分布很广，我在山西省北部的宁武县也看到过。

吴越客

	真的吗？好像有人说山西的悬棺葬是土家族留下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19 11:04:33编辑过]

北姑

	http://202.108.249.200/folklore/20041027/100627.shtml 巴文化的多元傳播探究 央視國際 2004年10月27日 11:21 　　據考古文獻表明，巴文化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如果探尋巴文化生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跡，可以發現傳播對於早期巴文化的重要影響。 　　巴人或巴族是我國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區的一個族群。據專家學者考證，有關巴人起源的傳說，文獻記載至少有四種說法。但有一點共識，即把“巴”的地域範圍大體界定在北起漢 　　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東至宜昌、西達川東的地區。這也與《華陽國志·巴志》記載的巴國疆域變遷的範圍大體一致。相傳在春秋以前，巴人居住於武落鐘離山，首領是廩君。春秋戰國之際向西發展，最終以重慶為中心，建立了巴國，形成巴文化。在民族遷徙的過程中，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傳播，也得以與其他族群進行文化交流。 　　目前，學術界對巴文化的源流至少提出了三種觀點：一說巴文化源自殷周文化；一說巴文化是在楚文化的強大影響下產生的；一說巴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與楚文化、蜀文化並駕齊驅，但又互相影響和滲透，故有“巴楚文化”與“巴蜀文化”之稱。學術界一般認為巴蜀文化是先秦時期頗具特色的一種地域性考古文化。據古文獻證明，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世本》、《史記》和《華陽國志》等史籍均認為蜀之先祖源於黃帝。巴人與蜀人同源，亦應是黃帝之後。巴人中居統治地位的王族宗姬之巴，是中原華夏族係的一支。巴人中的廩君蠻、板循蠻來源很古，後來都逐步融入當地族群中，成為今川渝黔西南邊區及鄂西土家族的先民。巴文化與蜀文化在長期民族交融的歷史進程中，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楚文化傳播對巴文化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而戰爭則成為巴楚文化交融的仲介。古文獻表明，長江三峽地區是楚文化的搖籃和巴文化的發祥地，巴地與楚地人民自古就在此共生共長。巴楚兩國經過相互親和、征伐，到西周時期，在三峽地區形成巴楚並存的局面。最後巴楚先後被秦所滅。巴文化與楚文化經過長時期碰撞交融之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巴楚文化”。《華陽國志·巴志》載：“江州（重慶市）以東，其人半楚，姿態敦厚。”這裡的“東”，泛指三峽地區。所謂“半楚”，是以巴言楚，實為半巴半楚，即是一種綜合形態的文化。由此可以肯定，遠古時期的巴文化已經具備獨立傳播的文化形態，它對楚文化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不是某些研究結果顯示的巴文化的發展要依附於楚文化。巴文化與楚文化在秦漢統一以後，開始融入華夏文化共同體，但巴人與楚人始終保持著本民族的獨特文化。這種多元文化特質的傳播脈絡一直延續至今，成為連接古今巴文化的重要紐帶。 　　因為戰爭擴充或收縮疆域，帶來了古代巴族的生存大遷徙；在遷徙游離的生存狀況下，巴文化地域得以不斷擴大；而巴人與蜀、渝、楚、湘等地土著居民的雜居，又使巴文化在傳播自身文化的同時，得以吸收楚、蜀等多種文化營養，文化內涵不斷豐厚和發展。據專家考證，渝東地區發現的古文化遺址表明，巴人和楚人雜居，因為在此地有很多巴式花邊口沿陶器與楚式罐、盂共存於一處。宜昌白獅灣的東周陶鼎、罐反映了楚文化吸取巴文化的成果。在鄂西清江流域發現的主要遺址如香爐石、欄杆坪中，可以看到這裡既保持土著文化傳統，又融入了楚文化因素。由此可以認為，遠古時期巴文化的交流與傳播，一方面受外來民族文化的滋潤而豐厚自我；另一方面又由於僅限於口頭傳播與人際傳播，文化傳播方式單一且緩慢，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巴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廣泛交流。同時，隨著古代巴族在川渝湘鄂黔西南邊區逐步定居，東進受阻，地處華夏西南部的巴文化就遠離了中華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從而影響到巴文化的多元傳播與發展。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學者吳致華在《古巴蜀考略》中對巴人的歷史進行了認真的探索，《古巴蜀考略》也被視為近代研究巴蜀文化歷史的早期代表作。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學術界根據巴人腹心區域的鄂西、長江三峽地區的考古資料，認為自新石器時代起至戰國時期這個地區一直存在著特色鮮明的巴文化，由此也提出了“巴蜀文化”分離的新觀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巴文化理論研究在國內得到了廣泛的理論認同，巴文化也借助現代傳播手段，步入了新的跨越式發展軌道。1990年，中國首屆巴文化研討會在巴人腹心區域的鄂西恩施自治州召開；1994年，“中國先秦史暨巴蜀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古代巴地四川德陽召開，這兩次會議均對巴文化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研討，進一步拓展了巴文化研究的多元傳播領域，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鄂西土家族傳統文化概觀》、《大魂之音———巴人精神秘史》、《恩施州民族研究叢書》的出版，則為巴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和廣泛傳播奠定了基礎。（戴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