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 (转载)
在90年代初,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一度相当冷落,惟一引人注
目的现象是出现了一阵“国学热”。当然,“国学热”是学界和传媒
过甚其辞的说法,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或者是80年代“文化热”以
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从来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90
年代初的“国学热”,不论从规模还是深度、影响,都算不上“热”。
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国学研究相对突出,似乎给人“一花
独秀”的印象,而且与意识形态宣传有所联系。“国学热”的产生,
除了学术发展的正常的、内在的动力外,还有两个外在原因。一是
对所谓“全盘西化”的大肆批判,使得一度兴盛的对于西方学术思
想的评介和研究十分萧条,一大块话语、出版空间转移到国学方
面。二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一系列巨变使得出现了
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真空”,弘扬传统文化好像能达到宣扬爱国主
义,增强凝聚力的效果。
在这种令人欣慰的研究国学、弘扬传统文化势头出现的同时,
也露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苗头,由于这种倾向表现在一些颇有影
响的学者身上,而且与一度极为喧嚣的“说不”的声音呈上下呼应、
雅俗共振之势;因此引起了关注和争论。
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论点是,西方文明目前正面临不可解脱
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指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把
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来,因此,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著名学者季羡林援引汤因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明都有诞生、成
长、兴盛、衰微、灭亡的过程,30年河东,30年河西,东方文化和西
方文化在历史上的更替兴衰,即将到来。对这种主观、简单的论
断,有人表示不满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说,无非是风水轮
流转之论,不足为据。
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东方哲学的核心和精髓
是“天人合一”,“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
与大自然的合一,这与西方的“征服自然”、“知识就是力量”的态度
是正相对立的。目前人类面临人口爆炸、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
染、臭氧层的破坏、新疾病产生、淡水资源医乏等严重问题。这些
弊端之所以产生就在于人类没有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
在目前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
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
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
其实,把“天人合一”论说成是生态伦理或自然保护哲学是曲
意解释。这个观念最早出现时,天是一种人格神,在汉朝董仲舒那
里,天是百神之大君,天人合一论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只有在庄子
那里,才勉强符合上述解释,但庄子却主张人应无为,停止对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历朝历代不论对天人合一
作何解释,它从未起到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作用。
一般而言,鼓吹“东方文明优越论”的往往是拘泥于传统文化
的旧式人文知识分子,但在90年代初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炽烈之
际,不少留学生和具有现代知识训练的人也附合此说。比如,一位
经济学家在“什么是文明”、“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著中,就从
制度经济学的训练出发,对旧有的“长中国人志气、灭西方人威风”
的论调给出了一种貌似新颖的诠释。照这种说法,自严复以来,中
国知识界的文明观都落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窠臼,即从中国不
断“挨打”推论出“落后”,而作者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竞争、尚
武,中国文明的内涵是协作、和睦,竞争和战争的失败证明的是中
华文明比西方文明高级。作者认定,除中华文明之外,其他文明都
以宗教形式出现,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往往发展为武装冲
突,所以,中华文明应在未来当仁不让地起领导和整合作用。
以上主张当然遭到了各种批评,但并末引起深入详尽的争论,
因为作者对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本性的理解,对于世界近代史
的解释是谬误百出的,争论不应该是对基本概念和事实错误的匡
正。另外,一望而知作者的解决方案也是不切实际的。作者主张,
在世界性竞争和利益冲突中,中国应单方面继续尊奉和睦忍让哲
学,置之死地而后生,以凤凰涅槃的气概,以奉献和忍让促使全球
文明成为可能。
文化民族主义者既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最优越的,因此就
反对下列主张:为了实现现代化,为了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
变、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作批判与扬弃。他们认为,从老内圣可以开
出新外王,即儒学中本身的内容可以满足现代化对于民主、科学及
市场经济的要求。
这里不可能重复和引证关于儒家思想有没有、有多少民主与
科学内涵的争论,只能举出两个简单的事实。第一,把“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这类偶然的、零碎的、从未真正实行过的思想等同
于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曲意解释,也
是对近代自由民主观念的肤浅理解。第二,除了极少数坚持“中体
西用”在当代仍然进行得通的人,大多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作严肃
研究的人,都不认为儒学中已然包含了足敷现代化之用的科学民
主,其实,经历了一百多年风雷震荡的中国人,完全知道我们需要
什么,我们自己的家底中缺少了什么,好的东西拿过来就是了,“古
已有之”论和“中西会通”论不过是病态的自尊心和妄自尊大的表
现而已。
在传统文化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关系上,也有人持类似立场。
有经济学家煞费苦心地证明,自由经济的理念不应当从西方人那
里学来,它在中国传统中是早已有之,是西方人从我们的老祖宗那
里学过去的。言下之意,西方人经济的发达,是欠了中华文化一笔
精神债务。中国古代的自由经济、市场经济观到底在哪里?据说
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主张中,“无为而治”被解释成不干涉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即由市场这种“看不见的手”进行
调节。当然,这种强词夺理、一厢情愿的说法,只会贻笑大方。
在90年代,“亚洲价值论”、“工业发展的东亚模式”的鼓吹声
—度甚嚣尘上。针对“儒家思想陈旧过时,不适应现代化需要”和
“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的批评,一些新儒家的支持者从亚洲“四小
龙”以及“新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获得鼓舞和找到了证据。据他
们说,中国周围的“儒家文化圈”经济起飞的事实证明,以儒家理念
为内涵和支撑的东亚现代化模式优于西方发展模式。这个新模式
的特征是强调集体(家族、公司、国家),反对个人本位——个人自
由、个人尊严和个人权利,强调权威而限制民主和自由,强调官僚
制国家的干预而抑制经济放任的政策,强调和谐与合作而压制竞
争,强调人情、习俗而贬低法制。这种“亚洲价值论”的神话一直受
到驳诘,而最近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暴进一步证明,家庭企业、裙
带关系、官商勾结、以权以情代法等等与儒家伦理相关的价值观、
是腐败、不公正的根源。政治、经济活动的透明与清廉,法律至上
的观念,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等等,是不可替代的。
当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竭尽全力对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发
出挑战,预言在中西文化的竞争中中国文化会取胜时,他们也不自
觉地犯了文化沙文主义和“中国文化中心论’’的错误。他们一方面
用文化多元化来瓦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一方面又只承认中西
两极的对峙,在他们心目中,21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并没有阿
拉伯文化、非洲文化的地位。他们口口声声说东方文化优于西方
文化,而把东方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纵观世界现代化的整个历
程,这种态度是屡见不鲜的,印度思想家、日本思想家在大谈“泛亚
洲主义”时,他们心目中的亚洲文化,实际上只是印度文化或者日
本文化。而且,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并不只是出现在感受到欧美文
明挤压的亚洲。在欧洲,当德国、俄国的知识分子有感于本民族在
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落后于英法时,也用一种所谓“精神文明优
于“物质文明”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自卑感,他们也自视为东方,把
英法说成是暂时强大而即将被超越的西方。只不过他们的文化民
族主义叫做日尔曼主义或泛斯拉夫主义。如果我们真是有什么高
明之处 的话,就不应该再重蹈覆辙了。
当然,在注意克服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不应妨碍对于国
学的认真研究。确实有人以极左态度攻击提倡研究国学,扣上政
治帽子,比如有文章声言:“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
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真
正的思想文化交锋,应当是平等的、讲理的,严格学术性的。
国学研究者中,不乏既有热心弘扬之情,又有清醒头脑之士,
汤一介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他对文化民族主义有高度警惕。他
说:“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是抱
残守缺,哪怕是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
想也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时代作出贡
献,搞不好甚至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
“如果没有全球意识,你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会发生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它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状况在我们历史上和
我们生活中不乏例证,认为人类所有精华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
间,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会发生强烈的排外心理,不可能
认真地、非常好地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吸收适应现
代化,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文化资源,我想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
题,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使得我们的文化发展、文化研究游离
于当前的世界文化发展总趋势之外,又形成一个闭关自守的状态,
我觉得那是比较危险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认为应该防止的,即文
化学术的发展、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追求真理,不应该
过分意识形态化。换句话说,它和政治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界
限,它应该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不应该仅仅是为当前的政策作
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