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贵州民族研究》（季刊）2004年第4期86-90页
城市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意识
——以广西百色市壮族为例
韦东超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城市化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缩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逐渐消失，民族意识弱化；二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继续发展，民族意识增强。无论怎样的发展趋势，都将影响到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意识；广西；百色；壮族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4)04—086—007
Ethnic Groups Under VieW of Urbaniz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Taking Baise City of Guangxi for Example
WEI Dong-chao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Hubei 430074，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ain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 during urbanization，ie：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 of ethnic groups will gradually vanish．as difference between ethnic culture and culture of the Hans will reduce；or on the contrary，traditional culture of ethnic groups will go on developing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will strengthen．However the trend will be．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al relationship will be affected．
Key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Of ethnic groups；ethnic consciousness；Guangxi；Baise；the Zhuangs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最终融合发展，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可以起到增加民族凝聚力，促进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的作用，但如果失控，也可能会出现不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局面。毫无疑问，城市化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双刃剑”效能，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追踪城市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影响，2003年7月，笔者一行三人远赴广西百色市，对当地城镇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现状进行了初步调查。下面就以这次调查为依据，分析在城市化高潮来临之际，广西百色城市壮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表现。本次调查结果虽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在南方一些民族地区而言，仍可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一、百色市城市化基本情况
百色市位于广西西部，北与贵州接壤，西与云南毗连，南与越南交界，是滇、黔、桂三省（区）的交通枢纽以及滇东、黔西南、桂西乃至西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全市有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7个世居民族，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市总人口为341.75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其中少数民族总人口为290.94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85.13%，在全自治区各地市中，其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位居第一。在百色各民族人口中，壮族占全市总人口的80%，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92%，可以说百色还是一个典型的壮族分布区。百色是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全市12个县（区）均被自治区划定为贫困县（区），其中10个县还是国家划定的特困县。
经济发展的滞后严重制约了百色市城市化的发展。直到目前，百色市城市化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大约不到20%，远远低于全国37%的平均水平。
表1 1982、1900、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百色地区城镇人口数及比重
- 2000年 1990年 1982年
- 61.67万人，18.05% 31.90万人，9.23% 21.04万人，6.83%
由表中可见，百色市20世纪90年代以前，城市化水平微不足道，90年代后才有所发展。但是，尽管与1990年相比，2000年百色城镇人口的比重提高了8.04个百分点，绝对数字却只有29.77万人，摊入全市12个县（市）上百个城镇，可以推测10年间其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应来源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其次是升学进城的农村学子或农转非的乡村干部和教师及其家属，至于农民大量进城工作定居或城镇周边农村因城市扩张而并入城市，并不是百色城镇人口增加的主要部分。可以说，2000年以前，百色市的城市化处于缺少长远规划的低度发展状态。我们的调查得知，原百色地委、行署正是于2001年才正式推出在全地区实施工业化城镇化的战略的，在此之后，百色市城市化发展才正式全面启动。
上述统计数据中的城镇人口当然不能等同于城市化概念中的城市人口，但整个百色市城市化目前仍处于较低的水平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二、百色城壮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意识现状
百色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壮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之一，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还是这里唯一的民族种群，以后瑶、苗、彝、仡佬、汉、回等民族才渐次迁入，并逐渐形成聚落。
目前百色城人口约为15万余人（这个数字是百色市对外宣称的数字，实际上百色城人口还达不到这个规模，该数字包含了部分周边农村人口），分属汉、壮、瑶、苗、回、彝、仡佬、侗、水、毛南、仫佬、京、满、蒙古、土家、白等民族，其中汉族和壮族占了90%以上，其他民族人口只有1000余人，而且都是近几十年才迁入的，他们一般是机关干部，或者是企业员工、个体经营者等。
1、壮语在城市中的使用现状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民族语言的保存状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状况。
百色地区历史上壮族和汉族长期保持着友好的民族关系，加上壮族开放的文化心态，使得当地壮汉之间文化交融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壮族的民族特点正在一步步地消退，尤其在城市，壮族与汉族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习俗的各个层面，甚至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等都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百色城的壮族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似乎并不自觉去传承，我们在靖西县城还能看到普通壮族老百姓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观看壮戏录像的情景，而在百色城，我们很难看到类似的壮族传统文化自觉展现的情景，在那里，相属者之间说上一两句壮话，就是他们展现自己民族身份的最主要的表征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壮话已经成为当代城市壮族仅剩的最显著的外部民族特征。为此，笔者把对百色城壮族传统文化的关注指向了其民族语言——壮语上。
笔者试图通过调查问卷，了解进城后壮族机关干部、知识分子阶层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
笔者分发了100份问卷，回收率100%。受访者67%为壮族，32%为汉族，1%为回族。在67个参与问卷调查的壮族受访者中，有54人会说壮话，占80.6%，13人表示不会说壮话，占19.4%；32个汉族受访者中，表示会说或不会说当地少数民族语言（这里可以认为就是壮话）的，正好是16对16，各占50%。会说壮话的壮族人中，有7人表示只会在家里使用壮话，并且表示“一般不会”或“肯定不会”在工作中用本民族语言与同事进行交流。其他47人表示在“同族朋友间”或“只要对方会说”，一般都会使用壮话，并有62%的人表示在工作中也会使用壮话进行工作交流；但是，当有不会说壮话的朋友或同事在场时，8人表示“肯定不会”使用壮话，28人表示“一般不会”，二者相加占了76.6%，只有11人表示仍会使用壮话与本族同事或朋友交流。这个结果一方面显示出壮话主要在朋友熟人之间使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壮族在工作场合有时会自觉限制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
对“是否会要求下一代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提问，54个会说壮话者中，20人表示“一般不会”，3人则表示“肯定不会”，二者相加占42.6%；31人表示“会”，占57.4%。然而，尽管表示会要求下一代学习本民族语言的人数多达31人，但现在城市中会说壮话的年轻第二代并不多，一些人实际上只会说几句日常用语。问卷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67个壮族受访者中，承认自己是第二代城市移民者的有18人，会说和不会说壮话的各为9个，各占50%；承认是第三代以上者的共有7人，会说壮话的有4人，不会说的有3人；第一代只有1个不会说壮话。这个结果表明，壮族移居城市后，仅仅到了第二代，就已有50%的人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了；到了第三代，又会有剩下部分一半左右的人不会说本民族语言。如此看来，壮话在城市的衰退速度实在是非常惊人。
壮话在城市中的快速衰退，其中原因当然很复杂，如城市壮族缺乏学壮话的语言环境，壮语有口头语言没有文字（旧时的方块字或新创制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壮文，都无法成为通行的文字），缺少书面语言文化积累的壮语的使用价值不高等。但有一个可能原因应该值得我们考虑，即他们的上一辈很可能并没有有意识地教或强烈地要求他们学壮话。如果考虑到百色还是位于壮族聚居区的一个中心城市，壮话在这样的城市中竟也有这样的衰退速度，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也更应该值得去深思。
2、民族意识现状
民族意识产生的最原始的基础，是“我群”之于“他群”的区别。由于长期友好的民族关系，加上壮族开放的文化心态，当地壮汉之间文化交融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壮族，尤其是城市里的壮族，他们与汉族的差别日益缩小。漫步百色街头，笔者无法从一个人的外部特称判断出他是汉族还是壮族，即使是那些进城赶圩的周边乡下农民。那么，几乎完全失去民族特点的城镇壮族人，他们是否还保持有自己本民族的民族意识？他们民族意识的强度又如何呢？。
针对“如果您是少数民族，一个陌生人问您是不是少数民族，您会：A．很自豪地说是；B．平静地承认是；C．不情愿地说是；D．断然说不是”的提问，67个壮族受访者中，有32人（47.8%）选择A，34人（50.7%）选择B，1人选择C，但没有一个人选D。我们的倾向解释是，选择A表示民族意识较强，选择B表示对本民族有一般的认同意识，选择C表示带有一定的民族自卑情绪并且民族意识较弱，选择D表示民族意识十分淡薄。结果显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有较强的民族意识，而且他们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竟有22人之多；另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保持着一般的民族意识。
总体来说，不管意识强弱，壮族一般都还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意识，这与当代壮族整体仍然有别于当地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现实是相一致的，至少，壮族还保留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
由于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壮族上层，而一般来说上层人士的民族意识往往都比较强，因此上述民族意识强弱的调查结果可能并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街头访谈（对象主要出租车司机、三轮车夫、小商小贩、餐饮业服务员）就反映出不同的结果。当壮族受访者被问及是否是壮族时，相当一部分人首先强调他们是从农村来的，然后才说自己会说壮话。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身份背景，他们第一反应是地域的，接下来才是民族的。由此看来，尽管普通的城镇壮族人也会承认自己是壮族，但是，是什么民族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的民族意识比上层人士要弱得多。
然而，无论哪个民族，上层的民族意识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他们的民族意识最具有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左右整个民族的行动走向。由此，笔者试图了解壮族上层民族意识的实际强度。
笔者想先了解壮族上层的民族意识是否有深厚的本民族历史知识基础。如前所说，一个人民族意识产生的最原始的基础的无疑是“我群”之于“他群”的区别，而此意识的强烈程度则主要相关于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等。由于壮族并没有全民族性的成熟的宗教，至今为止也没有本民族通行的书面文字，受汉族文化长期影响又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与汉族趋同，因此我们略过这几个问题，转而主要针对壮族历史知识设问：“下面历史人物中，你听说或知道的有（可多选）：刘三姐、赵佗、马援、冼夫人、黄乾曜、侬智高、瓦氏夫人、岑猛、韦银豹、蓝受贰、侯大苟、石达开。”其中蓝受贰和侯大苟是苗族历史人物，由于受访者主要是壮族，因此此二人也可视为干扰项；赵佗和马援是两汉时期岭南早期开发的重要人物，冼夫人是南朝和隋代壮族先民俚人的杰出领袖，黄乾曜、侬智高和韦银豹分别是唐宋明时期壮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领袖，瓦氏夫人的丈夫岑猛是明代广西最大的土司，岑毓英（百色西林人）是清代曾任云贵总督的封疆大吏。
调查结果显示，除了1人（大学教师）表示对上述所有与壮族历史有关的人物都有所了解之外，其他大多数只能选出刘三姐、瓦氏夫人、石达开、岑毓英、韦拔群，能够选出侬智高的人都不多，这说明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缺乏对壮族历史的全面了解，他们的思想中甚至可能不会有关于壮族的整体印象。他们很可能连类似于《壮族简史》这样的读物都没有看过，他们对上述人物的知识最大的可能是来自于求学时期的历史课程及一般的中国历史读物，或当地的民间传说。
一般来说，对本民族悠久历史的深刻了解是一个人民族意识最重要的精神源泉之一，显然，本民族历史知识不是城市壮族民族意识的主要支撑点。在一个没有全民族性的独特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积累又不深厚的民族中，一个对自己民族历史缺乏全面了解的人，他的民族意识的实际强烈程度又如何呢？
笔者又设问：假设您是异族间通婚家庭，您的孩子先填报为少数民族成分，“如果您的孩子长大后想将民族成分改为汉族，您的态度是：A．支持；B．反对；C. 说不清。”结果有24人表示“支持”，20人选择“说不清”，二者相加占了65.7%，只有23人表示“反对”。我们的倾向解释是，表示“反对”者民族意识较强，表示“支持”者民族意识薄弱。这个问题反映出，壮族上层整体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我们还感到意外的是，在表示“支持”的人中，竟有11人是在上一个问题中选择“很自豪地”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者。按照笔者的设想，在陌生人前自豪地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人，他应该有较强的民族意识，而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对自己后代的改变民族成分的愿望表示坚决“反对”。在这两个关联问题上的矛盾答案，使笔者陷入沉思之中，但最终笔者倾向于认为他们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更能反映他们深层的心理倾向——他们的民族意识其实没有他们所宣称的那么强烈。一个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人，他会旗帜鲜明地反对他的后代将本民族的民族成分改为他族。上述虽然也有23人表示对后代改变民族成份的愿望持反对态度，但如果考虑到目前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会享受到各种国家优惠政策，那么这个数据隐含有其他变数。
上述对壮话在城市中的生命力的调查结果同样也支持笔者“壮族上层整体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的调查结论。由于长期以来与汉族文化的交融，壮话已成为当地壮族区别于汉族的最主要的特征，也应该是他们维系其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基础。我们还有理由认为，一个有着较强民族意识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对本民族最后一个重要民族特征——语言的坚守的。失去本民族的语言，意味着他们与本民族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又疏离了一大步，他们所谓的民族意识又缺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因此，城市壮族上层很快放弃对本民族语言的坚守，应该可以理解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其实并不强烈。
然而，壮族上层毕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族意识，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城市壮族虽然民族特征已接近消失，但乡村壮族民族特征依然还有所保持，尤其是作为一个民族最主要特征的语言——壮语，在广大的乡村仍然世代相习，使得壮族作为一个民族仍然有着坚强的存在理由。作为一个民族的精英阶层，虽然他们甚至不再坚守自己的民族语言，对本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也可能缺乏整体的了解，但他们仍然自觉意识到现实中本民族与汉族的种种微小差别，心中依然保持着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意识，尽管这个意识可能很淡薄，却也可能足以对壮族未来发展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由此，关注壮族上层的民族意识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总之，当代壮族，包括城镇中的壮族上层，总体来说民族意识并不很强，他们的民族意识既没有宗教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基础，也没有本民族完整历史知识的支撑，其民族意识的保持，除来源于壮族与汉族等民族的现实差别外，还可能与国家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与倾斜政策相关。不过，无论如何，那些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大都是有着较高文化程度的人，是当地壮族的上层，他们的民族意识应该值得重视。
三、展望与思考
通过对广西百色城壮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意识现状的调查，我们发现，百色城壮族总体来说存在着一种加快与汉族融合的发展趋势，尽管他们（尤其是上层阶层）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民族意识，但这种脆弱的民族意识似乎无力阻挡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由此，随着城市化发展高潮的到来，壮族很可能也会迎来与汉族融合的发展高潮。
以下两点是我们对本次调查后的思考：
第一，民族融合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也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此，对于城市化所可能带来的民族融合高潮的发展趋势应该得到自觉的推动。而积极推动民族的融合，符合民族人民的利益。
第二，在各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消除之前，即使民族特征已经完全消失，民族意识也仍将存在。民族意识是影响一个民族行动走向的关键因素，正视这种民族意识，从而善加引导，将有利于我国民族融合的发展，否则可能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大局。城市是各族上层和精英汇聚的地方，城市化所必将带来的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集中，将使各族上层和精英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大，对于他们的民族意识，应该给予更高度的重视。
(责任编辑：周真刚)
收稿日期：2004—10—08
[作者] 韦东超(1964—)，男，壮族，广西贵港人，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本文系国家民委重点项目(项目编号MSZOl003)“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
发表于 2005-1-16 01: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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