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壮族师公的“师”是壮语sae的音译
———壮族师公文化研究之二
杨树吉吉
【提 要】壮族民间师教因其神职人员或宗教职业者称为师公而得名,何以称师公?有人认为其来源于汉族古代祭祀中的“尸”。本文通过运用地方志上的种种记载与壮语语音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察,认为师公之“师”乃壮语sae的音译词,与“尸”毫无关系,其本意是“能说会道的人”或“聪明的人
”。【关键词】壮族 民间师教 名称 含义 【作 者】杨树吉吉,广西师范大学中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文系副">文系副ersonName>教授,民俗学博士。桂林,531004【中图分类号】H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1)02—0064—003和
我国北方许多民族的萨满教因萨满而得名一样,壮族民间师教也因其业余性质的神职人员或宗教职
业者(religiousspecialist)称为“师公”而得名。所以,要研究壮族民间师教,首先有必要对师公的名称及其含义作一番探讨。
“师公”一称,在清代以来的广西一些地方志记载中又写作“尸公”,如:清·乾隆二十九年《灵山县志》:六月六日,多延师公,击土鼓以迓田祖,众皆席地而饮。九月,分堡延尸公禳灾,名曰‘跳岭头’。(下滑线为引者加,下同。)民国二十四年《邕宁一览》:过废历年,……各乡村间,恒以每年规定一日以宴集远来亲友,名曰‘大排’。大都各于其村昔时所奉之神诞期为之,是曰‘庙会’,舞狮龙,或唱师公。民国二十六年《邕宁县志》:……乡间则于元宵前三日,举行春傩,演尸公。据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尸公”之名先于“师公”,但因“尸公”容易引起恐怖的联想,故人们后来都用“师公”;①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师公”原本就叫“尸公”,后来由于社会和心理的原因,或者谐音的关系,“尸公”一词在文字表达上被“师公”所取代,但就是到民国年间也仍然没有绝迹;②更有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尸公”的名称无疑是来源于古代祭祀仪礼中的“尸”,所以师公是汉族古代“立尸之遗法”。③其实,上述的种种解释都带有因名循实的倾向,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所谓“尸”,按照《仪礼》“祝迎尸”的解释是:“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祭之意。”也就是说,“尸”是古代祭祀仪礼中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再根据其他有关文献的记载还可以发现,这种由活人替代受祭的情形,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同姓之孙或族人充任。如《礼记》的《曲礼》篇载:“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曾子问》篇亦载:“孔子曰: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同姓可也。”二是由特定官职身份的人充任。如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曰:“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班固《白虎通》亦曰:“王者祭宗庙,以卿为尸。”三是由同性别的人充任。如《仪礼·士虞礼》云:“男,男尸;女,女尸。”而考察壮族民间师教的师公,则不管是古代的还是今天仍活跃于各地民间的,都不曾发现其具有此种职能。所以,将壮族民间师教的师公与汉族古代的“尸”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孑遗,是片面和错误的。那么,“师公”为什么又称为“尸公”呢?笔者以为,这既与壮族在历史上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全民族通用的文字有关,又与地方志编纂者因不了解实情而有意无意地借用汉族原有的概念或用语来比附和意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显然,师公也好,尸公也罢,都是后人直接借用汉族的概念或用语来称呼壮族·46·壮学研究民间师教宗教职能者的结果。当然,这种借用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根据之一就是,在此之前,壮族不仅已经有了自己对宗教职能者的专门称呼,而且这个称呼在读音上与汉语的“师”和“尸”相近。这一推论可以通过综合考察地方志中所载的有关概念或用语和现代壮语口语中对师公的称呼,以及壮、汉族语言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而得到充分的证明。考察地方志上所记载的有关概念或用语,可以发现有另外一个概念或用语是上述研究者未曾注意到的,这就是“跳师”或“跳筛”。如清·光绪十九年《贵县志》引梁廉夫《城厢竹枝词》云:“遥闻瓦鼓响坛遗,知是良辰九九期;三五成群携手往,都言大社看跳筛。”民国二十四年《贵县志》亦引梁廉夫《贵邑竹枝词》云:“放下腰镰刀未疲,喜邀同伴看跳师;归来姜豆休忘买,留待明朝逐疫时。”如果把这个概念或用语和上述的“师公”、“尸公”放在一起考虑,那么可以发现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他们都带有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素,即“师”、“尸”或“筛”。这是何故呢?为什么对同一个对象要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不同汉语词素来加以记录呢?为什么这些词素出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壮族聚居区的地方志上呢?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总之,面对这组名称,如果不是简单地因名循实的话,那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不断地追问下去,但最终的答案只有一个是比较圆满的,那就是,这些汉语词素本身在这里并不表示任何实际的意义,而只是一些壮语音译词。无独有偶,《太平广记》卷四八三《投荒录》有这样一段记载:“南人率不信释氏。虽有一二佛寺,更课其为僧,以督责释之土田施财,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师郎’,或者以纸为圆钱,置佛像旁;或请僧设食,翌日,宰羊豕以口敢之,曰‘日出斋’。”这里的“南人”当指以壮族先民为主的岭南原住民,所以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壮族先民原本是不信佛教的,所以被迫做了佛僧的人,既不能“少解”佛事,也不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照样喝酒吃荤和居家娶妻;而那些非僧的民众,在逢灾遇难的时候,虽然也到寺庙去作“以纸为圆钱,置佛像旁”之类的祭祀活动,但实际上他们是自行祭祀自己心目中的神灵,以祈禳灾赐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壮族先民称被迫为僧的人为“师郎”。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结合上述所作的推断,把“师”看作是壮语的音译词,就不难对此作出解释了。原来,壮族先民对本族的宗教职能者是有自己的称呼的,而且这个称呼在读音上与汉语的“师”相似;后来佛教传入了岭南壮族地区,并有一些当地人被迫成了僧人,但在壮族先民看来,所谓僧人与他们原有的宗教职能者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所谓的能通鬼神的人,所以他们才不管僧人叫做“僧”,而依然沿用与“师”读音相近的称呼来加以称谓;可是记载的人并不清楚其中的原委,只好用汉语的“师”字记之。这就是“师郎”之“师”的来由。弄清楚了“师”、“尸”和“筛”等词素都是壮语音译词之后,紧接着来的一个问是它们究竟与哪个壮语词素相对应?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但语言又是诸多文化因素中较为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今音来构拟古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师”、“尸”和“筛”等汉语词素所对应的现代壮语词素是sae〔sae1〕。在现代壮语中,sae是一个一音多义词,例如汉语的“螺蛳”,壮语叫做sae;形容一个能说会道的或说话喋喋不休的人,也用sae这个词;由此又引申到用sae来指聪明的人,在某些地方甚至还用sae来指称汉语中的“老师”、“师傅”之类的人;而作为专称,sae是指民间师教的宗教职能者师公。显然,意为“螺蛳”的sae和作为宗教职能者称谓的sae只是同音词,就像汉语中的“扶”与“符”是同音词一样,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④因此壮族先民用sae来称呼其宗教职能者,无疑是根据sae的第二或第三种意义,或两者兼而有之而来的。就前一种意义而言,我们从今天的师公法事活动中看到,念诵经文是贯穿整个活动始终的,这就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师公是说话喋喋不休的人或是能说会道的人。而就其后一种意义而言,我们知道,早期的宗教职能者都被认为是聪明之人,《国语·楚语》就这样来解释古代的巫巫见:“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巫见,在女曰巫。”所以说作为宗教职能者之称呼的sae,其本意无疑应该是“能说会道的人”或“聪明的人”。此外,从读音上看,sae与汉语“筛”的粤语方言读音最为接近,要说音译的准确性的话,“筛”作为sae的音译词应当是比较准确的。由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地方志上的记载,则只有清光绪十九年《贵县志》所引的梁廉夫《城厢竹枝词》及其附注中用了“跳筛”一词。梁廉夫何许人也?据该县志记载,此人乃广西贵县城厢人,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副贡,先后任过广西灵川县教谕、百色学正和南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宁府">宁府ersonName>教授等职。可见,他之所以能比较准确地用“筛”来翻译记录壮语的sae,恐怕与他是本地人,同时又在本地为官,因而对壮语较·56·广西民族研究 2001年第2期(总第64期)为熟知不无关系。而其他的人则没有梁廉夫的这般经历,对壮语只是一知半解,于是只好随便地用读音相近的“师”或“尸”来翻译纪录了。以上我们从语音的角度讨论了“师”、“尸”或“筛”都是sae的音译词,如果说这仅仅是可能性推论的话,那么从壮、汉族语言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其中就隐含着某种必然性了。众所周知,当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时,互相借用对方的语言因素而出现音译词或音意结合译词的现象是常常发生的。这属于常识的范围,毋庸赘述。就壮族和汉族而言,不仅壮语中有无以计数的汉语词汇,而且汉语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壮语词汇。据有的学者调查研究,壮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受汉语的深刻影响,词汇中日常交际至少有10%是汉语音译词,如涉及文教、时事政治内容的话题,汉语音译词往往可高达半数以上。⑤反过来,汉语中亦不乏壮语的音译词,其突出地表现是,使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来记录壮语词汇。不过,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文史籍、文人笔记以及地方志记载之中,一般的人不大注意到。例如西汉刘向《说苑·善说》中那首著名的《越人歌》,就是一首用汉字记音的古老壮歌。⑥汉族古代文人用汉字记录壮音,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多用于记录族称、物称(包括地名)、人的称谓等。这些名称究竟是什么意思?研究者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近年来,有的研究者综合运用语言、历史、文化等材料,对其中一部分名称的语源逐一加以考辨,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看法。⑦例如,认为壮族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族称之一的“骆越”一称,⑧“骆”是壮语laz〔la2〕(铜鼓)音译,“越”南方古代民族的泛称,所以“骆越”是“铜鼓越人”之意;而作为壮族先民之标志性住所的“麻烂”(又作麻阑、干阑、干栏)一称,⑨“麻”是壮语manj〔ma:n3〕(村寨)音译,“栏”是“阑”(遮拦之意)的异写,所以“麻栏”意为“村中之遮拦物”,也就是“家,房屋”。再如,认为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方言》所记的“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广西之蒌语。如称官为沟主,母为米囊,外祖母为低,仆使曰
斋扌卒,吃饭为报崖,若此之类,当待译而后通”一段中,带下划线(引者加)的词语均为壮语音译,而“蒌语”则是壮语vahlaeuz〔va6lau2〕(咱们的话)的音意结合译词,等等。由此可见,音译法和音意结合译法已成了历代汉族文人记录壮语语词的一大传统。因之,上述地方志编纂者之所以用“师”、“尸”或“筛”来记录壮语的sae是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把“师”、“尸”和“筛”视为壮语sae的音译词,只是从整体上而言,并不排除其中个别概念或用语是从意义的角度来进行借用。例如师公一称,其意指的是男性巫师,而在地方志上有的编纂者干脆就用“巫师”、“师巫”、“巫巫见”来称呼壮族的宗教职能者,表明壮族民间师教的宗教职能者在职能和性质上与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仅就“师公”一称而言,很可能既有音译的成分又有从意义的角度进行借用的成分。换句话说,师公的“师”不仅与壮语的sae在读音上相近,而且在意义上也相近。正因为这样,“师”后来才一枝独秀,取代“尸”和“筛”,而成为壮族民间师教宗教职能者的专称。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于壮族民间师教宗教职能者的师公,不能仅仅从“师公”一称本身在汉语中的意义出发去理解,更不能因为“师公”与“尸公”同音且同时在地方志上出现,就因名循实地认为壮族民间师教的师公是汉族古代“立尸”的孑遗;而应该充分地意识到“师公”对壮族民间师教来说,不过是一个借用的名称,一个外来的符号,要想理解它的“实”,就应该把它放到壮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
注释:①顾乐真:《从“古傩”到师公戏》,广西艺术研究所编《广西傩艺术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②潘健:《“尸”与戏剧的起源》,广西艺术研究所编《广西傩艺术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③黄强:《神人之间———中国民间祭祀仪礼与信仰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页。④碧海在《壮族师公戏起源新探》(载《广西傩文化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一文中认为,师公的“师”是壮语Sei(粤语梳鸡切)的译音,指的是“螺”。⑤韦庆稳、覃国生:《壮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年。⑥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⑦覃晓航:《岭南古越人名称文化探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⑧《史记·南越列传》:“(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贿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民族史学界一般认为,今日的壮族是西瓯、骆越人的后裔,故这里的“西瓯”“、“骆”是壮族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族称。⑨《魏书·僚传》:“僚人,概南蛮之别种。……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其后,历代汉文史籍中有称作“干栏”、“麻阑”、“麻栏”者。民族史学界一般认为,“僚”也是壮族历史上的族称之一。〔责任编辑:覃彩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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