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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产者才有恒心与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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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9 12:47:4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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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刚才说到,美国的这些农场主,就是我们所谓的红州,在中西部这个地方,他们持有农场,他们好几代人都在这边工作生活,他们是地区政治以及美国地方自治的一个坚实的基石。您以前曾经说过,不动产是一个非常重的资产,你拥有不动产,基本上就等于你嵌入到地方的政治跟宪制当中,你基本上放弃了远走高飞一走了之的这个选项。可是在东亚,尤其是台湾、韩国跟中国,持有不动产本身并不像是这样子。我们的不动产持有者,包括像在台北的那些不动产持有者,中产阶级,全家就穷到只剩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可能值三、五百万美金,但那还是不影响他们作为费拉,不影响他们随时都可能要离开台湾,他们不对台湾这个共同体产生维护的兴趣。这到底是因为民德的问题,还是说各个不动产在宪制里面占的角色不一样?
受访人:两种因素都有,但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外来力量干涉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土地改革的结果。没有土地改革,如果传统的日本封建制度、村町、几百年演化下来的那些传统的地主还在的话,情况不是这样。
日本现在的东京独大、东京房价极高、年轻人都涌向东京的现象,其实就是土地改革的结果。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摧毁了农村的精英阶级,使农村的无产阶级失去了他们的凝结核。于是就像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强者摧毁了中间阶级以后,弱者纷纷依附于最强者,因此东京的优势地位被不正常地扩大了。台湾的情况也是这样。两次改革都是外来政权主持的。美国摧毁了日本的封建土地制度,而国民党摧毁了台湾的封建土地制度。
如果是雾峰林家那样的旧的大家族存在的话,那么它会自然生长起来。他在乡下是大地主,但他也不是不接受资本主义的进步。例如,他就跑到城里面,在没有放弃土地的同时,到城里面去办了一些银行、糖业之类的东西。如果没有外来政权的干涉,这样的家族会像英国乡绅一样,原来是地主,后来也进城去做一些资产阶级的事情,但他们是缓慢形成起来的。他们原有的关系网有变形,但是基本上盘根错节,没有被打乱。那么他们的社会资源会比较丰富,自然而然他们会形成一个类似英国乡绅的阶级。这个阶级被砍掉以后,社会的丰富度就大大减弱了。
当然,国民党干的还算是好的,没有像共产党那样把地主全部杀掉。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会看到现在像中国的这种情况,社会上遍布了张献忠式的、随时可以直接搞刑事犯罪的流民。所以,它产生了城里面这个纯粹的打工者阶级和乡下的依赖于农会和其他黑道组织之类的脆弱的小农阶级。
小农跟大地主不一样,他太脆弱,所以依附性很强。如果比如说农会是国民党主办的,他们的选票就全归了国民党。日本自民党在农村的选票优势也是依靠这个结构维持的。在以前大地主还在的时候,农村的选票是根据地方上的政治豪门的倾向,分散地投到几个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当中的。而不是像战后55年的体制那样,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都统一在自民党之下,于是小农通过农会,完全依附于自民党。
两者之间谁更多元化,谁更健康呢?当然是一个有大地主的体制。
美国的改革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新政的主持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罗斯福新政的那些左派官员,他们个人的意识形态倾向使他们敌视大地主;另一部分原因就是,美国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毕竟是战胜国,它对日本的复活抱有极大的忌惮,它希望过去产生出强大的、好战的封建主义的那些社会基础不要再存在,而砍掉农村的地主阶级是这种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国民党当然是有意识地摧毁原先构成日治时期台湾政治豪门的那个精英阶级的社会基础。所以,两者其实都是征服者为了削弱被征服者的社会资源采取的行动。造成的结果就是你看到的那种,住在城市里面,住在公寓房里面。
其实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农场主或者household的拥有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照封建制度的本意就是,我和我的邻居种一排树,把我们的地区别开来,形成一个封建体系,使用从古老的中世纪欧洲一脉相传下来的封建制度。这个地产的拥有者实际上是一个复合权利包的拥有者。这个权利包打开以后,有多种的封建性契约在里面。
例如像是瑞士的很多地产,里面都附有着几百年来“我们这块地的葡萄酒应该送给某某修道院多少多少瓶作为礼物”这样的封建权利在里面。这个巨大的权利包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资产,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买卖关系。
但是城里面的公寓就不一样了,公寓是由管理员和物业负责的。住在里面的房客就像是张爱玲说的那样,是一个适合逃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管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责任和联系,你可以过完全孤独的生活。所以,张爱玲的邻居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她的邻居。这样的人能够存在,当然是因为政治体制还非常完善,不会有人抢你或者怎么样,你等于是在原有政治体制之下的一个寄生者,照我的话说就是一个秩序的消费者。
只有在社会秩序还有富裕的情况下,才容得下你这种人存在。如果社会发生动乱的话,例如像罗马后期,军阀开始抢劫民财的时候,你这种人必然就是首当其冲,因为你毫无抵抗力。而拥有土地和枪支的农场主,他们自己就是军队的主力。只有他来抢你,不可能由你去抢他的。到关键时刻可以说就像是,你钱多的时候会拿出钱来救济穷人,钱少的时候你就只顾自己了。
繁荣健康的政治社会总是能够容得下一批秩序消费者,但是等到社会局势紧张、社会资源供应不足的时候,这批人就是死路一条。像农会这样的组织,它占据的其实就是过去封建领主或者大地主占有的地位。
德川家原来还姓松平的时候,他们在地方上就起的是这种作用。那时候他还不是武士,只是地方上的——照日本的说法是有德者。有德者就是比较急公好义、比较富裕、能够替大家办事的人,也就是我所谓的土豪。然后势力强一点,天下又大乱了,他有必要保护自己,然后才渐渐变成武士的。
所谓自然生长就是这样,需要几代甚至更多的时间。开始的时候稍微富裕一点,多办一点公,然后渐渐地受形势迫使,渐渐你就变成了类似领主式的人物。这就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打乱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留下一个真空,那么普通的穷困的、只有一点土地的小农没有多余的资源去管公共事务,那么公共事务必定衰退,那你就需要有农会这样的组织来填补这个真空,而农会又是由中央集权的政党或者国家主办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会导致乡村自我组织能力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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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9 12:48:08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临尘居士 于 2019-5-29 12:49 编辑

主持人:您之前说过,土豪社会中,土豪就是有机的知识分子,他可能并不是真的很有学问,但是他做的事情是跟他的乡土直接相关的。医师这个职业在台湾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曾经一个乡镇就只有一个医师,所有的政治事务都是由当地的日本派来的官员还有小学校长去帮我们搞定的。但是在日治时代之后,国民党来了,它把医师的团体做了一些统战跟分化。而且现在台湾自从全民健保开办以后,几乎所有的医生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国家开办的全民健保,医生的资格都来自于国家举办的考试。
所以医师这个行业已经渐渐官僚化、费拉化,或者会让人家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高薪的特许行业——或许不到非常高薪。但是这个问题在于,我们知道,这样对整个医界的多元性、对整个医界未来三十年或五十年的发展是不健康的。可是我身处其中,我就知道,在一个博弈的概念下,你不去争取健保局的钱,有其他人会去争取。所以整个医疗界的每一代,五年十年看下来,医生的品格和他对于专业的态度其实都在衰退当中。那我们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演化的过程走到终点之前去打断它或者逆转它?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打断这种针对一个行业或组织的衰败过程,需要怎样的外来力量?

受访人:从整体上来讲,如果不考虑局部的和跟某一时代特别相关的因素的话,那么健保显然就是福利国家和官僚制度的一部分。钱还是同样的钱,始终是由患者出的,但是患者和医生的个人关系被切断了。谁对他好,谁对他坏,他也没有办法形成即时反馈。这样的话,就必然会导致平庸者胜利,而优秀者渐渐被排斥,因为优秀者所做的额外投资是得不到回报的,甚至还可能给他增加不必要的风险,而平庸者不会因为他的平庸受到惩罚,反而会减少很多风险。
所有的官僚制度的行为逻辑都是这样的,产生出大量平庸的、既不能成事又不能败事的小人物。当然,这会导致整个行业的退化。博弈刚刚开始的时候,旧社会留下来的老人不能改变他们原有的习惯,可能效果还不明显,但是渐渐过了几代人以后,在新体制当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那么整体性的衰退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像英国和加拿大,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为了看一个病,需要排队排很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你在1978年的北京,买大白菜都是要排N长的队。英国和加拿大的医院现在就是这样。有了疾病的话,你必须赶紧跑到美国去看。
但是就局部的情况来讲,这些东西有一个民族发明学上的意义:它形成一个特殊体制,在这种特殊体制笼罩下的国民有一种共同体意识。我们的边界不再是我们跟我们村的医生形成的边界,而是整个台湾,这个体制是我们特有的,跟周围的泰国、中国、香港全都不一样,它起了一个划分边界的政治作用。同时,它也能够争取原先比较穷的人的选票和支持,像奥巴马的医保一样,它对最穷的人是有利,把这些原来处在政治体制之外的人吸纳进来,作为政治体系的新血。这是它在现代能够维持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样做在长远上看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你能不能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既取决于内部的因素,也取决于外部的因素。例如,加拿大人缺乏打破这个循环的动机,是因为美国就在跟前。他们等于是两头占:如果需要私人医疗系统的好处,他们直接就跑到美国了;如果需要公费的好处,他们就会留在加拿大。能不能够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当然是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有一天不干了,那他们就自然维持不下去了。
台湾跟韩国、日本、东南亚处在同一条生态链上,所以有这种可能性:它本身不需要大改,因为它的中产以上的人跑到日本或韩国去会变得相当容易,可以利用各种不同医疗系统的差值;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形势的紧张,使它仍然需要一些在社会上不健康、但是为了政治安全需要的措施,相当于是全民总动员、战时经济管制和配给食品这些明显不健康、但是对于危急关头的国家是需要的措施。健保也有可能是这些措施之一,需要等它过了这个危险期以后,才能够真正认真考虑这些改革的问题。撇去这两点不谈,只谈内部的因素,那么就基本上是取决于土豪的强大了,而且有配合土豪、为土豪说话的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理由正当化。因为破坏公立医疗制度的做法肯定会被左派知识分子说成是自私的,所以你必须在意识形态上站得住。
台湾的知识界是相当左的,他们可以说是我说的那种白左学徒培养出来的人。所以,他们还需要一个知识界的革命,打破大家几代人以来认为天经地义的想法,“这就是进步,我们台湾原来是比较落后的,欧洲是进步的,我们正在向进步方面靠拢,你怎么能说这不是进步呢?欧洲人都是这样”,你得打破这个思想的定势。当然,这也要从欧洲本身社会福利国家的退败以及欧洲保守主义本身在其内部兴起这方面寻找思想资源。从知识分子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我不是指专业人员,而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用途就是提供一个合法性论述,他能够把传统的合法性论述解构掉,把原来大家哪怕是心里面觉得不对、但是好像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拆开来,像打破偶像一样,变成“其实也不过如此”,它需要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往往不能产生于体制核心地带,而是要产生于游走于体制边缘地带的人。这种人既得利益比较少,所以才能做这方面的事情。土豪呢,因为台湾七十年代以前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温和社会主义,是以国家投资为基础的,但它比韩国强的地方就是它的中小企业还相当多,所以它需要在社会上演化到土豪本身的势力已经发育完善。等于是,台湾的土豪势力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被一刀砍掉了上半截;然后在政府主导经济建设的时候又被在脑袋上压下一块千斤巨石;现在像野草一样,从被砍断的那个根须部分,绕开巨石,缓缓地生长起来。那要看它生长到什么程度,它的力量才能够推开巨石。
因为这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土豪势力强大到随时随地能够产生川普这样不管不顾的人,可以在体制之外自己闹,而且还能够得到众多支持者,还可以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为他捧场。这一点,台湾是跟美国不一样的,台湾的士大夫色彩极其浓厚。因此,美国人恐怕是西方世界唯一一个政治家做事情可以一脚踢开知识分子的地方,连欧洲都做不到,台湾估计更做不到。是需要有土豪和知识分子两方面的配合,才能够形成改革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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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4 18:13:47 |显示全部楼层
民族的土地才能分配给民族,非洲的民族仇杀基本是因为争夺土地引起的,不同的部族不同的宗教对于土地是极其渴望的,这个公式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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