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丽琴（广西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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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刘三姐文化品牌研究》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年1月）
刘三姐是民间传说中的“歌仙”、“歌圣”，是广西壮族、汉族、瑶族、仫佬族和毛难族人民有口皆碑的智慧女神。刘三姐的影响力是久远的，她在千百年流传中能适应不同时代人民的要求，成为人们理想中智慧、勇敢的歌仙，并成为经久不衰、生命常青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古自今，广西各族人民都因自己本土出现这样风流倜傥的歌仙而感到自豪。可以说“刘三姐”已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而是成了广涵八桂大地民俗文化的典型意象，它的存在，对广西人民的现代社会生活有着深层的渗透与重大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刘三姐文化成了“一个吸引学者的课题”，（1）“引无数学者竞折腰”，（2）纷纷著书立说，从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学科角度对刘三姐文化进行深层探研。本文试图在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美学角度，对刘三姐民俗文化的审美特质作粗浅的探讨。
一、飘逸柔婉的歌唱习俗
刘三姐与歌圩习俗密不可分，这点我们可以从她被尊为“歌仙”、“歌圣”看出来。至于是先有刘三姐还是先有歌圩，有过学术论争。一说刘三姐是歌圩的始祖。这一说法由来颇久，明末清初文人学者的著述中，曾经一再涉及。如《广东新语》的著者云：“新兴女子有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又如《峒溪纤志》的著者云：“诸溪峒初不知歌，善歌自三妹始也。”此后一些学者沿袭此说。近年来，有学者经考证认为，“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3）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颇多，如蓝鸿恩先生 （4）、农学冠先生（5）、潘其旭先生（6）等等，这种观点比较科学合理，是歌圩风俗造就了众多“刘三姐式”的民间歌手，“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7）歌圩风俗孕育了刘三姐，没有歌圩风俗就没有刘三姐，也就不会出现刘三姐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三姐文化也就是歌圩习俗文化。歌圩是广西壮族的习俗，这种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壮家处处是歌海，人人都爱唱山歌”，壮族人民自古以来就以善歌著称，他们往往遇事即歌，以歌述志，以歌传情，蔚成风气。春秋时代壮族先民唱的《越人歌》就是以歌代言；古老的花山崖壁画所画的，就有古代人们聚会时欢歌狂舞的热烈场面。壮族的这种歌唱风习，在历代的汉文古籍中都有所记载。如“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乐”（8）“善唱歌者，能博得全社会一般民众的尊誉”（9）“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城郊村落，祭祀婚嫁喜葬，无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相之。”又，壮人“选歌相和，含情凄惋……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10）清人王锡祺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说“峒宫之女曰天姬，春秋胜日，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同心结为百纽鸳鸯囊，选少好者伴女名天姬队，余者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群歌而赴之，解衣结带相赠，以去三月之歌曰‘浪花歌’”。壮人好歌，在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三月，在青山绿水之间，清脆悠扬的山歌起伏不断。这不是斗牛、赛马、摔跤的热烈场面，而是测试少男少女的诗才和头脑的考场。歌圩上大都即兴问答，“临机自撰”，没有灵活的头脑，没有敏捷的诗才是很难应付的。可以说，歌圩习俗反映了壮族机敏灵活的本质力量和审美特征，表现出一种活泼灵巧的心灵，一种跳跃动荡的思维，一种清爽伶俐的韵味。在歌唱活动中，壮家青年男女活泼的性格、骚动不安的心灵表露得淋漓尽致，而他们的歌声是那样的柔和宛转，悠然轻，余音袅袅，体现一种飘柔灵动之美。
在壮民族中，人们喜欢在盛大的歌圩场上唱山歌，更多的则是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都爱唱。高兴时唱，忧愁时唱，人多时唱，独自一人时也唱。无论是春夏秋冬，人们单独在山野劳作或走路，为了驱赶寂寞，也往往唱山歌，自行其乐，如“分水滩头泊满船，红花妹子坐船边，连情不用媒人讲，妹笑三声哥靠前。”悠然而深情，象在诉说情意，又象在询问别人，而倾诉是没有对象的，询问也不求回答。这歌声如山顶闲逸的白云，如山间清莹的流泉，如带着花草芳香的和风，令人陶醉。这种无人不唱、无处不唱、无时不唱的歌唱习俗，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轻松、自由、活泼的情趣，一种悠然、飘逸、柔婉的审美感受。
壮族歌唱习俗沿袭至今，久传不衰，有它深厚的民族文化历史原因，在近代刘锡蕃的《岭表纪蛮》中有这样的记述：壮乡“无论男女，皆认唱歌为其人生观上之主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可见壮族人民把善于唱歌视为聪明才智的一种标志，因此壮家人人爱唱山歌。壮族的歌唱活动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也丰富复杂，这些丰富的内容，有的要有很强的记忆，有的要靠敏捷的诗才。因此，歌唱活动实际上是一个考场，考出人的才智和应对能力，反映出人的机敏灵活的性格特征。这种歌唱习俗体现的不是一种粗犷、强悍或以力和勇为其核心的民族性格，而是以机灵活泼的民族特性为基础。因为人们在以追求两性之爱为主要内容的歌唱活动中，以自由活泼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情感，施展自己的才能，以取悦自己所喜爱的异性，活泼、机敏成了壮族歌唱习俗的内在依据。它们的外在表现形态也不是那种悲慨苍凉、激越旷远的音响，而体现的是一种清新柔丽、悠扬婉转的特色，宋人周去非和明人张祥诃分别用“含情凄婉”和“曲折宛转，喃喃呢呢”来形容之。（11）“那一声声带柔情流，轻如游丝向空袅。有时被风忽吹断，曳过山前又袅袅”的山歌，体现一种灵动飞扬的审美情致，展示了壮族文化的飘逸之美。
由此观之，作为一种歌圩文化的刘三姐民俗文化，体现了壮族人民伶俐活泼、灵动飘逸的审美趣味，折射出壮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
二、富含生命底蕴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或者说它是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通过一个民族习俗的表征显现，我们可以观照和体认到该民族的集体心理、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生存形态。作为富有特色的壮族民俗文化的典范，刘三姐文化溶积着壮族人民的人格、情绪、审美理想和心理企求，体现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和人生理念。我们可以从刘三姐的故事传说中，体悟到壮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及其对生命的理解和态度。
（一）展示优美自然的人生形式
在民间故事传说中，刘三姐聪明美丽，勤劳能干，能歌善唱，多少土司、财主、秀才企图与她结亲，刘三姐却直言宣称：“三月茶花朵朵开，三姐爱歌不爱财，哪个唱歌唱胜我，不用花轿我自来。”（12）不重钱财重歌才，体 现了壮族“倚歌择配”的婚恋习俗。关于这种恋爱习俗，古籍亦有记载：“人之俗。幼即习歌，男女倚歌择配。女及笄，纵之山野，少年从者数十，以次而歌。视女歌意所答，而一个留，彼此相遗。”（13）“善唱歌者，能博得妇女之欢心，可借此为媒介，而达到最美满的恋爱；并可以由此等范围之内，而实验抉择各个恋爱之谁为惬意，进而达到美满婚姻之目的。”（14）在壮族青年的恋爱活动中，“歌”是最重要的，一个男子或是一个女子，其歌才出众，要比其相貌是否漂亮，是否有钱财更能成为人们关注的要素，亦即刘三姐所唱的“爱歌不爱财”。壮族青年倚歌择偶，以歌传情，其恋爱交友方式异常生动活泼，直率大胆，展现了壮族的群体生命之活力。又由于这种恋爱交友活动已被文化化、艺术化，因而具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诗情画意。
古代壮族的“倚歌择配”，体现了壮族人民顺应自然、顺应人性的审美特征，（15）展示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语）。不同于汉族青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代壮族地区青年“婚不用媒聘”，而是以歌交友，以歌传情，以歌为媒，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意中人。壮族青年男女合乎自然节律而萌动春心，每逢歌圩，穿戴一新，成群结队，漫山遍野，吟唱山歌，尽情欢悦，无拘无束，直至深夜，皓月当空，他们仍在山坡上、在河边、在树林里以歌传情，互定终身，之后喜结良缘，繁衍后代，体现了人与自然胶合而成的山乡风味，展示了一种顺应自然、不悖于人性的生存形式，张扬了人类的人性之美。
在风景如画的岭南山区，壮族人民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青山绿水中，沐浴着阳光雨露，吸取大自然的灵气，与大自然相依相容。人们顺应自然节律而动，以歌传情，倚歌择偶，不重相貌金钱，不看门弟高低，仅因互唱情歌动了心便能将青春与生命慷然相托，无怨无悔。没有世俗的尊贵之求、贫贱之弃，惟以情爱之真为至上，这是一种多么优美自然，恬淡纯洁，超凡脱俗，令人神往的人生形式！在那里，宁静秀丽的自然与纯真无暇的情爱水乳般融化在一起，构成一个优美、自然、充满美好人情、健康自然人性的诗情画意的世界。
诚然，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壮乡人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以歌为敬，以歌为礼，以歌代言，以歌传情之俗已有所淡化，至今只在中老年人和一些农村地区中保留。新的一代人所面对的是更多的强烈的都市文明的冲击，他们的恋爱交友方式已是多种多样，利用现代各种先进的通讯工具：信函、电报、电话、传真、电脑网络……无需谋面亦可谈婚论嫁，甚至出现了恋爱快餐。在信息日益突破所有时空的拘囿的今天，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人类的灵魂也渐渐变得无所归依，一切固有的稳定和安全的地域性家园被信息高度密集的现代文明所替代，人们便渴望重返往日宁静温馨的家园，充溢一种怀旧情结。此时，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以歌为媒，青年男女成群结队，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纵情放歌于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中，这种健康、优美、自然的生命存在形态成了现代人类向往的生活。人们重读刘三姐的故事，感悟刘三姐民俗文化，犹如在品味一种古朴之风，一种以歌代言，以歌述情，优美和谐，安然恬淡，令人向往的田园牧歌情调。刘三姐文化也因此而具有令人咀嚼不尽的审美意味。
（二）体现旷达率真的乐生意识
在民间故事传说中，刘三姐是个家境贫寒的农家女子，她天天上山砍柴、下田插秧、在家织布、干各种农活，以此糊口为生，艰苦的生活却没有泯灭她爱唱山歌、乐观旷达的天性，总是歌不离口，“宁可三天三夜不吃饭，不能一天一夜不唱歌”（16）村里的人们也都爱唱歌，喜欢向她求教歌诀，听她唱歌 ，“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以外的人都来听刘三姐的歌，来人之多，把四周围的山都踏低了，……大家唱着刘三姐歌时，即使苦恼忧愁的人也立即会愉快起来。”（17）刘三姐真诚友善地对待众邻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乡亲们也以山歌友好应答，大家以礼相待。刘三姐落难流浪，人们热情相助，诚恳礼待。刘三姐的故事传说折透出了壮族人民嗜歌如命、乐观旷达、安天乐命、坦诚率真的美好的传统品格，可以说刘三姐文化蕴含了丰厚的壮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其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和态度。
壮族是个乐观豁达的民族，人们世世代代生息在这片风景秀丽的土地上，他们与自然息息相关，一切生活资源都依靠自然，自然成了他们须臾不可分的东西，热爱自然、依傍自然，与自然相依相融，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们乐天知命、安然知足、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尽管环境艰苦，生活贫困，人们依旧纵情放歌，该乐则乐，“黄连树下弹琵琶，身在苦中也作乐。咳嗽也当山歌唱，肚痛也要唱山歌。”（18）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在喜歌善唱的习俗中。壮族人民在歌声中生，在歌声中长，山歌就像空气、水、米粮一样不能缺少，“出门三天不带米，拿妹话语（歌声）当干粮”，体现了把山歌当宝贝，爱歌如命的壮民族心理素质。
正如在刘三姐故事传说中的一样，壮族人热情好客，坦率真诚，对待别人即使是陌生的外乡人，总是真心相待，热情相助。擅萃《说蛮》中说：“大与壮同类……人至其家，不问识否？辄具牲醴饮口敢，久敬不衰，同类有无相资，一无所吝。”大与壮人是同族异名。周叙《粤述》也说：“大居处，服食同壮，而且性淳朴，敬慕华人，至则鸡黍礼待甚殷心。”壮族有这样一首歌谣：“有鸡必杀，有鸭必汤，无鸡无鸭煮锅南瓜秧。炒把黄豆送土酒，边饮边笑乐洋洋。”正是这种豪爽旷达、乐观率真、慷慨大方、以情为重的民族性格和纯朴的民族道德情操的生动体现。
今天，我们重读刘三姐的故事传说 ，体认她的审美内蕴，无疑会感悟到其中富含的壮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体悟到他们健康自然的生命存在形态、乐观率真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智慧 ，这些是真的，是善的，也是美的。
三、灵动不滞的民俗文化
作为一种歌圩习俗文化的刘三姐文化，它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内涵永恒不变的停滞不前的符号或代码，而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变化、发展，以其除旧布新的功能起着自我调节作用，始终与历史同步，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注入了强大、鲜活的生命力，呈现出一种灵动不滞、活变不冻的民俗文化审美特质。
（一）集体·传承·变异——不凝冻的创作流传方式
民俗文化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和传承的，表现了民众的认识、愿望、理想和要求。刘三姐的传说故事反映了岭南地区人民从远古开始的以歌代言、以歌述志，以歌娱人、以歌为媒的恋爱交友方式，显示了歌圩习俗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刘三姐是智慧的化身，她的形象寄托了人民群众的集体美好愿望，体现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观念。正因为刘三姐传说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钟敬文先生所说的，刘三姐这种歌唱风俗“具有一定强度之生命力，从远古到现在，仍兀立于其地民众社会生活之原野中，如一株常绿不之大树。”（19）因此代代相传承袭。虽在封建时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及文革时期，歌圩屡遭禁止，但刘三姐的歌依然顽强地传唱着。民歌云：“如今广西成歌海，只因三姐亲口传”，“歌海”也含有“传承”之意，因为“歌海”非一朝一夕所成，也非一人所能胜任，而是岭南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创编和修改，才产生数以千万首的歌谣，这才汇成歌的海洋。这些经过广大人民千万次的加工润色、艺术淘洗之后的民间歌谣，至今仍如一颗颗光彩夺目的宝石，在广阔的艺术天空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条件的变化，民俗文化在形式、内容和性质上会发生变异。如关于刘三姐故事传说 ，就有几十种异文。（20）刘三姐民俗文化的最早的源头，大抵是满足人类性欲与情感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分化成两种倾向：一是将她神圣化，视为保护神加以祭拜；二是将她世俗化，使之更贴近人们生活。宗教传入岭南之后，刘三姐传说明显地受其文化影响，杂糅进许多仙话故事，传说刘三姐有仙术，能手脚当柴烧，手掌煎软鹅蛋石，会遁形，能成仙，等等。因此一些地方建有她的庙，如梧州的龙母庙，桂平、富川各乡的刘三娘庙等，人们给刘三姐烧香送纸钱，求平安、求消灾、求子，当然，这当中也有出于对刘三姐的一种敬慕爱戴心理，不全是宗教信念。而表现更多的则是世俗性的集会，如广西各地盛行的歌圩，以歌娱人，以歌交友，倚歌择配。此外，不少地区还以刘三姐的名称给村子、山峰命名，如三妹村、三妹山、刘家村、仙女寨等等。解放后，由于政府对民间文化的重视，文人热衷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重新创作，刘三姐传说因时被编成剧本汇演，被拍成电影、电视剧播映，刘三姐文化以她动人的魅力更深入人心，出现更多的与刘三姐有关的文化活动和名称，如都市三月三歌节、国际民歌节、刘三姐香烟、刘三姐山庄……几乎形成一个区域性、民族性的文化景象。
（二）与历史同步——灵变的调节机能
一种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就要看它是否能与历史同步，伴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变化。钟敬文先生在谈到刘三姐与歌圩的关系时说；“歌圩此种源远流长且广泛扩布之民族节日，其起源甚古，当时无疑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机能而存在着。在流传过程中当有增益、修改，产生一定变化状态。不管如何，歌圩在产生与流传过程中，必然与当地群众生活、文化及集体思想有极其密切之关系，并不断起各种现实作用（实际的或心理的）。”（21）刘三姐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她“与当地群众生活、文化及集体思想有极其密切之关系，并不断起各种现实作用 ”，始终与历史同步。作为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刘三姐在今天依旧焕发出强盛的艺术生命力，这与她自身具有的调节功能有关，主要表现在心理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三个方面。（22）
自古以来， 广西的壮、汉、瑶、侗等民族喜歌善唱，考其根源，便创造出歌仙刘三姐的传说来。人们把刘三姐作为歌唱活动的精神支柱，为求得或激发创作灵感而崇之奉之，以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群众对歌之前都要到刘三姐的灵牌前烧香，祈求保佑对歌获胜。在祈求、对歌活动中，人们的心凝聚在一起，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战胜困难，取得胜利。起初的刘三姐就是这样带有浓厚的巫、仙味，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她才逐渐演变成为现实中活生生的民间歌手，生活中的强者。刘三姐聪明美丽，勤劳勇敢，智慧超人，能以歌战胜权势，以正气和美丽压制丑恶，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审美理想，可以说，她是人民群众智慧的化身。
刘三姐有着独特的价值观，她敢于与地主斗，“三姐生来脾气怪，只爱山歌不爱财”，体现了她崇高的品质和非同寻常的胸襟。 在择偶上，刘三姐不爱财主和秀才 ，只看中勤劳朴实的农家青年，即便秀才张伟望 也是一肚子歌才，与她对歌几天几夜不分胜负，也没有嫁给他。后来她与几个秀才对歌，肆意讥讽嘲笑，更显示出她对他们的鄙视态度，这其实体现了经典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隔，刘三姐的获胜也显示了农民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活跃，地主文化与儒教文化的僵化。刘三姐文化代表了民间文化， 刘三姐的价值观也体现了人民的价值观，刘三姐文化就是这样贴近人民生活的。
广西各族人民喜欢通过具体可感的事物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如高兴，壮族说“心像伞一样撑开”，不同于汉族的“心花怒放”，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壮族的这种表达方式与它的生活环境是紧密相连的。歌舞剧《刘三姐》中的歌词是经创编者在广西歌海中经过千百次的淘洗而成，异常生动优美，诗人闻捷曾作这样的评价：“朴素而不单调，瑰丽而不碉砌，明朗而不显露，含蓄而不晦涩。……”（23）歌词大量运用比喻，显示了壮族人民独特的思维方式，如“风吹云动天不动，河里水流石不流。刀切莲藕丝不断，我俩明丢暗不丢。” “妹是青山一枝梅，哥是蜜蜂满山飞。蜜蜂落在梅枝上，两翅摇摇不愿飞。”我们可以从语言角度来看其善于设喻的歌词，体悟刘三姐文化思维上的特点：隐喻、直觉、富于哲理。这种思维自身的形式使语言与世界相通。歌，既是广西各族人民的俗尚，也是寄托着他们的审美理想。（24）
综上所述，刘三姐文化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符号或代码，而是灵变不冻的活体，在发展过程中，它自身的调节机能在起着除旧布新的作用。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她以一种灵动不滞、生命常青、与时代同步的民俗文化形象，展示出她独有的文化风采和文化力量，置身于其氛围中的人们常常情不自禁地依恋她，受制于她，也从她那里获得激励、创新、前进。
刘三姐是真善美的化身，集中体现了广西各族人民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可谓是广西的民族魂。刘三姐文化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意蕴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优秀遗产。今天，我们要树立广西民族文化品牌，重塑广西新形象，以民俗文化作为现代化的助力和手段，促进广西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忽略了刘三姐文化。我们应该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刘三姐民俗文化，把握她的生命因子，认识她的审美价值和功用，乘西南大开发的东风，加大民俗文化宣传力度，让刘三姐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广西、投资广西、建设广西，刘三姐的故乡——广西的经济全面腾飞指日可待！
注释：
（1）过伟《〈刘三姐纵横〉序二》，见《刘三姐纵横》，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2）、（20）覃桂清《刘三姐纵横》，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第259——260页。
（3）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4）蓝鸿恩《歌圩》所述，《南宁晚报》1962年6月24日。
（5）农学冠《壮族歌圩之源流》所述，《广西民间文学丛刊》，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编1981年第1期。
（6）潘其旭《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所述，《红水河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7）潘其旭《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红水河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9页。
（8）李调元《粤东笔记·粤俗好歌》
（9）刘锡蕃《岭表纪蛮·歌谣》。
（10）周去非《岭外代答》。
（11）黄秉生《百越民族的审美情致》，《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意识史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195页。
（12）蓝鸿恩整理的《神弓宝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1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2。
（14）刘锡蕃《岭表纪蛮》卷18。
（15）阳晓儒《壮族古代审美特征试论》，《民族美学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16）萧甘牛整理的《刘三姐》，《壮族民间故事选》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第280页。
（17）何以刚整理的《刘三姐》，《壮族民间故事资料》第一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壮族文学史编辑室1959年印第30页。
（18）黎耘搜集的《学歌》，《右江日报》1983年2月9日。
（19）、（21）钟敬文《刘三姐传说试论》，《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22）农学冠《刘三姐文化初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43—44页。
（23）闻捷《红装素裹—漫谈〈刘三姐〉歌词的语言和表现手法》，《歌舞剧“刘三姐”评论集》第122页。
（24）农学冠《刘三姐文化初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44页
发表于 2004-11-12 09: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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