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之路”与弥生文化

季人

	-------------------------------------------------------------------------------- 作者： 王 勇 内容提要： 日本的水稻农耕，一般认为起源于３世纪的弥生时代，但是近２０年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约３０００年前的绳纹晚期，九州一带已出现大面积水田遗构。围绕日本水稻的起源，历来有“自生说”和“外来说”，目前“外来说”已成学界定论，但是关于传播的路线则有多种意见。本文除了水稻、农具之外，还从房居、村落、蚕桑、纺织、粗陶、宗教诸方面寻觅江南文化的印记，以为“江南传播说”提供更多的佐证。 关键字： 水稻之路 弥生文化 中日关系 江南文化 作者简介： 作者王勇，男，１９５６年生，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 　　大约距今２０００千多年前，日本列岛上的绳纹人过着半渔半猎的原始生活。这时亚洲大陆的移民络绎迁徙而至，他们在这块荒芜之地上播下稻种，营构出一片片生命的绿洲，期盼到金黄色的收获季节。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列岛的文明景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形成的农耕文化特有的建构，整整影响了日本２０００余年的文明进程和价值取向，直至今天依然是日本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基石之一。 　　正因为水稻的传播对日本文明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和影响，长期以来围绕“水稻之路”的源头，学术界卷入旷日持久的争鸣，中国、日本、韩国等学者各抒己见，各种说法纷呈迭现，迄今未能取得众口一致的定论。 　　１９９２年笔者主持“中国江南与日本文化”的国际合作课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同年与藤善真澄教授主持的“浙江与日本”中日合作课题（日本文部省项目）联手，在杭州召开“中国江南与日本”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此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① 　　中国学者提出的“江南传播说”，虽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可是就水稻而论水稻，显得证据不足；征引日本资料较少，也难以获得广泛认同。有鉴于此，本文尽量吸收前人的成果，查阅相关的日本文献，辅以最新的考古资料，梳理诸家观点，兼及文化诸方面，以祈为“江南传播说”提供更多的佐证。 一、传说与史实 　　关于日本水稻的源头，自古流传着种种神话传说。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日本书纪》（７２０年），辑录了大量上古神话，其中一则创始神话说，兄妹神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相爱成婚，先造日本诸岛，继生山川草木，复育芸芸众生。３位神子受命掌管天地，即天照大神管理高天原（天），月夜见尊君临苇原中国（地），素戋呜尊统治沧海原（海）。 　　苇原中国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保食神，口吐五谷杂粮、飞禽走兽，以飨自天而降的月夜见尊。月夜见尊厌其污秽，责其不敬，怒而拔剑击之。天照大神闻讯大惊，急遣天熊人往视，可惜保食神已受重创而死，只见尸体化为万物，“其神之顶化为牛马，颅上生粟，眉上生茧，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阴生麦及大小豆”。 　　天熊人将保食神化生的诸物带到高天原，天照大神大喜，说：“是物者，则显见苍生，可食而活之也。”于是“以粟稗麦豆为陆田种子，以稻为水田种子。又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种始殖于天狭田及长田。其秋垂颖，八握莫莫然，甚快也。”（《日本书纪》卷一） 　　日本的天神化生万物的神话，明显受到中国神话的影响，类似于盘古化生传说。《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载，盘古死后“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地，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 　　比较中日两国的化生神话，发现保食神化生的粟、稗、麦、豆、稻、茧等，均与农业关系密切，尤其是农地已分陆田和水田、狭田和长田，反映出日本上古时代已经具有相当的农耕规模，与中国北方系统的神话迥然相异。 　　检索《日本书纪》的古代神话，高天原出产蚕、稻、粟、豆、麦，苇原中国出产茧、稗、粟、豆、麦，这些记载虽依据口碑传闻，但与弥生时代后期（３世纪）的情况大致相合。我们来看看《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的相关记载：“种禾稻、��麻、蚕桑，缉绩出细��、缣、帛绵。”此外，鱼豢的《魏略》云：“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也证明３世纪前日本已经引进水稻农耕技术。 　　如果说《日本书纪》所载得自于口碑传说，不能轻易视作信史；那么《魏略》和《三国志》的记载，应该出自赴日魏使的见闻，没有理由让人怀疑。如然，可以确定日本的水稻农耕发源于上古，至少不迟于公元３世纪。 二、弥生遗址的发现 　　纵观世界考古史，许多划时代的新发现，往往出自一些偶然的因素。中国的北京猿人、甲骨文如是，日本的岩宿遗址、绳纹粗陶亦然，弥生遗址自然不例外。 　　１８６７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文明开化”政策，西方文化汹涌而入，学术界面临改弦更张。１８７７年６月，美国动物学家莫尔斯来日本考察海洋动物，一次乘车从横滨赴东京途径大森车站（今东京都品川区大井鹿岛町），偶然发现车窗外一座贝冢。他于同年９月受聘为东京大学教授，即刻组织考古队发掘，出土粗陶、石器、骨角器等数百件，从而撩开蒙尘数千年的绳纹人的面纱。② 　　大森贝冢的发现，标志着日本近代考古学的开端。在莫尔斯的引导下，一批日本学者很快加入科学考古行列。１８８４年３月１日，有坂��藏与几位东京大学的同好，相约踏查东京弥生町的向冈贝冢（现在东京大学校内），偶然发现一件颈口已经缺损的球形陶壶。 　　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距莫尔斯开掘大森贝冢仅仅７年。可惜当时无人意识到一种新的古代文化已露端倪，开始戏称之为“忠臣藏”，直到１８９８年才以出土地定名为“弥生式粗陶”。 弥生粗陶发现后数十年间，人们以为这种粗陶只是绳纹粗陶的新类型，没有窥破两者背后隐藏着截然不同的文化。 　　恰在此时，一位自学成材的年轻人脱颖而出。这位名叫森本六尔的初中毕业生，辞去小学代课教师的职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全身心投入研究。他在权威杂志《考古学》上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根据从弥生遗址发现的炭化稻谷，指出绳纹粗陶是由猎人和渔民制造的，而弥生粗陶则是农耕文化的产物。 　　１９３３年，森本六尔出版《日本原始农业》一书，在序言中写下一句名言：“一粒稻谷，倘如掉到地上，便不仅仅是一粒稻谷了。”是的，海外传来的一粒稻种，开启了弥生文化的端绪；森本六尔从弥生遗址发现的一粒炭化稻谷，印证出水稻农耕的存在；森本六尔本身就像一粒稻谷，当他３３岁离开人间时，弥生文化的研究已经略成气候。 　　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弥生文化的概貌逐渐显露出来。考古学家佐原真教授和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博士，将弥生文化的内涵归纳为以下３个方面：③ 　　（１）从绳纹文化中继承的要素，如打制石器、竖穴住居、骨角制品、拔齿习俗等。 　　（２）从大陆传来的新文化要素，如水稻农耕、金属器皿、高床建筑、卜骨习俗等。 　　（３）弥生文化内部萌发的新要素，如铜铎器皿、青铜武器形祭器、方形周沟墓等。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３种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平分秋色的，而是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第一种要素逐渐衰微，第二种要素日趋强盛，并衍生出第三种要素。 　　弥生时代起自公元前３世纪，终于公元３世纪，前后延续６００年，学术界一般将其分成以下３期（表１）： 　　绵延６千多年的绳纹文化，在外来移民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断了，日本列岛的文明进程，从石器时代跃入金石并用时代。移民开拓的海上通道，将大陆和孤岛重新衔接起来，从文明发展史角度评价，其作用远远超过远古时代的陆桥。 表１ 弥生文化分期分期 年代 主要 遗存前 期 前３００～前１００年 福冈县板付遗址 奈良县唐古遗址中 期 前１００～１００年 福冈县三云遗址 福冈县须玖遗址后 期 １００年～３００年 静冈县登吕遗址 青森县田舍馆遗址 三、日本的原始农耕 　　在弥生文化的数千处遗址的粗陶上，发现有稻谷的压痕和炭化的稻谷颗粒，这意味水稻农业的出现。这种新文化要素，引起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植物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的广泛关注，因为这预示着一场“农业革命”的到来，其意义可与近代的“工业革命”媲美。 　　那么，这场“农业革命”是因内部能量的积聚而爆发的呢？还是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引发的呢？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旷日持久，甚至出现过“日本自生说”那样过激的言论。④现在“水稻外来说”已成学界定论，但近数十年来日本考古新发现证明，绳纹中期以后出现一些不可忽视的原始农耕（主要指栽培植物）兆候。 　　到了绳纹晚期，在九州一带已经出现明显的农耕迹象。譬如，九州北部的绳纹晚期遗址，发现粗陶上印有稻谷压痕和炭化谷粒、收割稻子的石镰、蒸煮谷物的鬲形粗陶，绳纹晚期的夜臼式粗陶与弥生早期的板付式粗陶，在九州各地共存于同一地层。⑤ 　　关于绳纹水稻的存在，自然科学家们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过验证，中村纯对稻科花粉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绳纹晚期九州北部普遍种植水稻。藤原宏志从绳纹晚期和后期的粗陶及土壤中检出含有水稻细胞的土粒子，佐证九州地区水稻栽培的历史始于绳纹晚期。⑥ 　　１９７８年，考古学家通过发掘福冈市板付遗址，向绳纹农耕的实证研究迈出巨大的一步。在包含夜臼式粗陶的绳纹最晚期文化层中，发现大面积水田遗构，同时伴出炭化稻谷、半成品木制农具、石镰等，其上层则是夜臼式粗陶和板付式粗陶的混合层。 　　１９８１年佐贺县菜��遗址的发掘，将绳纹农耕的时期再往前推。那里发现完整的水田遗构，与石镰、木锹、炭化的稻谷和麦粒同时伴出的山之内式粗陶，在夜臼式粗陶的下层，炭化稻谷经碳１４测定为约２７００年前。 　　以上考古资料足以证实，至迟在绳纹晚期，九州地区已经出现水稻农耕。这些新文化要素，显然从海外传播而来。然而，传播的线路不似有些学者所说“几乎均从朝鲜南部经对马岛传至九州北部”。⑦如本州东北部的山形县三崎山绳纹后期遗址，出土一把２６厘米长的青龙刀；靠近北海道的青森县今津绳纹晚期遗址，出土鬲形三足粗陶。这表明从绳纹后期开始，大陆的水稻农耕和金属文化，通过多种渠道传至日本。 四、水稻的传播 　　日本的水稻农耕来自海外，现在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围绕传播的路线，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廓清水稻发源地在何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东部的野生稻种，中国学者则提出起源于华南。日本学者渡边忠世折中两说，将印度北部阿萨姆丘陵与中国华南云南高地划为水稻起源地带。印度东部的水稻属于印度型（籼稻），阿萨姆—云南圈的水稻属于日本型（粳稻）。 　　近年一些中国学者依据江南考古新发现，提出水稻起源于长江下游的新说。目前仅在浙江省内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就达２０处之多。距今约７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１９７３年发掘出平均厚度约４０－５０厘米的稻谷类堆积层，有人推算总重量超过１００吨。⑧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经专家用硅酸体分析，证明是一个以粳稻（日本型）为主的栽培稻群体。⑨根据这些考古发现，游修龄、严文明、安志敏等中国学者，分别从植物学、考古学、历史学的角度，论证亚洲水稻农耕起源于中国江南，以后逐渐向四周扩散，并越海东传至日本。⑩ 　　廓清了水稻的起源，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是通过什么具体途径，从中国江南传播到日本列岛的。关于传播的线路，大而别之有以下４种意见。 　　（１）华北迂回传播说。从中国华北由陆路经朝鲜半岛的北部、南部及对马至九州北部。 　　（２）南方迂回传播说。从中国云南或印度南部经南洋诸岛、台湾、琉球进入九州南部。 　　（３）朝鲜间接传播说。从中国江南北上经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南部再南下至九州北部。 　　（４）江南直接传播说。从中国江南利用海流和季风横渡东海到达九州北部及西南沿岸。 　　上述“华北迂回传播说”和“南方迂回传播说”值得商榷。首先，华北地区不是稻作的中心，直到本世纪中叶，华北一带仍不以稻米为主食，史前人类携带稻谷经朝鲜半岛东渡日本，没有必然性。其次，从印度或者云南经南洋诸岛、台湾、琉球进入九州南部，按照当时的航海技术，决不是一条驾轻就熟的自然通道，况且沿途的住民多为渔民，不适于稻作文化的长途传播。 　　“朝鲜间接传播说”，至今仍为日本和韩国的学者部分所极力倡导。埴原和郎认为朝鲜西南部是“弥生文化的故乡”，根据是中国的农耕文化伴有食用家禽及牛马，而在朝鲜西南部和日本西部的农耕文化中，均未发现食用家禽及牛马。紒紜矠佐原真甚至断言：“如果了解日本最初的农耕文化，那么这种文化来自朝鲜半岛南部，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紒紝矠 　　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江南直接传播说”。１９９２年，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召开“中国江南与日本”国际研讨会，毛昭晰的《稻作的东传和江南之路》和王心喜的《中国江南地区原始文化由海路输入日本论》，紒紞矠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兹将要点介绍如下。 　　（１）传播稻作文化的人，首先自身必须从事水稻农耕、以稻米为主食。江南地区不仅是水稻的发源地，还是水稻农耕的中心地，当地人既有食米习惯，又有稻作技术，自然会把这种习惯和技术携往迁徙之处。 　　（２）江南地区的吴越先民，自古擅长舟楫，靠近东海的河姆渡遗址，不仅采得鲸鱼、鲨鱼的骨骸，还发现雕木船浆、陶舟，芦苇编织物也有可能用作风帆，说明７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具备航海能力。 　　（３）稻作的传播伴随着农耕文化，绳纹文化后期及弥生文化中的农具、漆器、玉��、鬲形粗陶、干栏式建筑、绢织物等，均具有江南文化的特征。 　　（４）浙江东部的舟山群岛，发现５千年前至３千余年前的４０多处遗址，其中已确认３处为稻谷遗存，在其后的战国时代遗址中也发现炭化稻谷。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吴越先民越海将水稻传播到舟山群岛，从舟山群岛再传往日本，不仅距离大大缩短，而且与九州最早的水稻遗址，在时间上也基本衔接起来。 　　还需要补充的是，绳纹与弥生之交，正值中国的春秋战国至秦初，公元前４７３年越灭吴，公元前３３３年楚灭越，公元前２２３年秦灭楚，均造成江南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此时，拥有大型海船的吴越人由海路出逃，携带稻种及农耕技术抵达日本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相信，水稻传播的始发站在江南，横渡东海直达日本的是一条主线，同时在北上和南下的过程中，形成多条粗细不等的支线，经由朝鲜半岛或琉球诸岛等抵达九州。无论是主线还是支线，日本均是江南水稻向东传播的终点。 五、水稻农耕文化 　　水稻不仅仅是一种植物，农耕也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水稻农耕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狩猎、捕捞、采拾为主要形式的自然经济，由此产生的结果不仅限于生产方式的革命，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化性质。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根据使者从朝鲜半岛渡海至日本的沿途见闻，说对马国尚“无良田”，一支国则“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九州一带拥有水稻农业和纺织业：“种禾稻、��麻、蚕桑，缉绩出细��、缣绵。”水稻农耕营造的人文景观，体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住居和村落发生变化。弥生人从山地、森林、海滩向湿润的低洼地移动，除了传统的竖穴住居，干栏式建筑拔地而起。《后汉书》（倭传）说“有城栅屋室”， 《三国志》（魏书·倭国传）亦云“有屋室”。从陶片、铜铎的绘图来看，这种“屋室”类似中国云南一带的竹楼，主要用作米仓。水稻农耕使弥生人趋向定居，因为需要群体协同作业，便形成大规模的环壕村落，有人推测环壕村落的生态环境，平均面积约２０平方公里。紒紟矠 　　其次，粗陶的器形和用途发生变化。弥生粗陶的４种基本形态是钵、瓮、壶、高杯，钵用于盛物，瓮用以煮炊，属于日常用具，大多没有复杂的饰纹；壶用来储藏稻谷，饰有各种纹样，甚至雕刻人物、禽兽、房屋等图象；高杯也用来盛装食物，与钵不同的是，高杯盛装的食物用作贡献神灵。以上４种粗陶器皿，虽然制作技术不比绳纹粗陶先进，但均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 　　再者，纺织技术突飞猛进。《后汉书·倭传》记载：“土宜禾稻、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说明弥生人开始栽培麻��，懂得养蚕抽丝，掌握织布技术。蚕桑发源于江南，随水稻一起传入日本。掌握养蚕抽丝的技术，就能织出比“布”（以麻��为原料）细致、柔软、光泽的“帛”，这种绢织品在九州１４处遗址出土，在奈良县唐古遗址、静冈县登吕遗址、和泉市池之上遗址，发现多种纺锤车、织梭、卷丝具、卷布具等，可以断定机取代了手编。《三国志·魏书·倭国传》说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足见麻��织出的布衣已普及民间。至于蚕丝织成的绢锦，大概供统治阶层专用，邪马台国女王曾向中国贡献“倭锦”和“异文杂锦”。紒紡矠 　　还有，从农耕中萌发原始宗教。根据《三国志·魏书·倭国传》记载，倭人死时“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有棺无椁，封土为冢”埋葬后，“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当他们要作出重大决定时，“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家永三郎指出： 　　《魏志·倭人传》所记述的那些巫术活动是民族宗教的原始形态。……弥生时代以后的民族宗教，本质上是农耕仪式，所以，不言而喻一切巫术活动，归根结蒂都是为了保佑农耕的顺利进行。紒紣矠 　　这种原始宗教成为神道的基础，至今仍保持着生命力，如每年春耕时的“祈年祭”和秋收时的“新尝祭”，参照《魏略》所云“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当起源于弥生时代的农耕仪式。 　　由水稻农耕伴生的文化，当然不止以上所举的几例，涉及到婚姻、葬俗、农具、交易、服饰、艺术等方方面面，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日本文化中刻下了江南的印记。 责任编辑： 王立嘉 -------------------------------------------------------------------------------- 注释： 　　①这次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已汇集成以下两部论文集出版：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版；藤善真澄主编：《浙江与日本》，〔日〕关西大学出版部，　　②莫尔斯（１８３８～１９２５年）在东京大学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１８７７年９月开始发掘大森贝冢月余，１８７９年发掘报告《大森介墟古物编》问世，被尊为“日本考古学之父”。　　③埴原和郎：《日本人的起源》，〔日〕朝日新闻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版，第１６９～１７２页。　　④这个观点由古岛敏雄等人倡导，铸方贞亮在《日本古代谷物史之研究》（吉川弘文馆，１９７７年４月）中仍予推赏，认为日本存在野生稻，否定大陆传来说。　　⑤⑦井上光贞：《日本的历史１从神话到历史》，〔日〕中央公论社１９６５年２月版，第１５７、１５７页。　　⑥埴原和郎：《日本人的起源》，〔日〕朝日新闻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版，第１６７页。 ⑧毛昭晰：“稻作的东传和江南之路”，载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版，第２３页。　　⑨郑云飞、游修龄等：“河姆渡遗址稻的硅酸体分析”，载《浙江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⑩上述诸说介绍，参见夏应元“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载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１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版，第６８页。　　紒紜矠埴原和郎：《日本人的起源》，〔日〕朝日新闻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版，第１７２～１７４页。埴原和郎引用甲元的观点：“半岛西南部的文化，最接近日本的弥生文化……但在半岛西南部，水稻只是旱田作物的附属品，到达与半岛南端风土相近的九州，水稻才真正安家落户。”（第１７４页）　　紒紝矠佐原真：《大系日本的历史１日本人的诞生》，〔日〕小学馆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２８７页。　　紒紞矠此两文均载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版。　　紒紟矠王金林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版，第６页。　　紒紡矠参见《三国志·魏书·倭国传》景初二年（２３８）、正始元年（２４０）条。　　紒紣矠家永三郎认为：“民族宗教作为农耕仪式的职能正是在这春秋二季的祭祀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参见家永三郎著：《日本文化史》（刘绩生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２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