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与稻作文化
摘 要 当今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餐桌上以大米为主食。大米在人类主食结构中如此重要，难怪不少国家和民族都想把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权记在自己祖先的帐上。然而几十年来的考古表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在中国，在中国的南方。是江南越人的先民首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越人是当今壮侗语族各族和江南大部分汉族的祖先。水稻人工栽培法发明以后，逐渐主宰了越人先人及其后裔的整个生活，在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饮食结构、语言文学、人生礼仪、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民族性格等方面形成了浓郁的稻作文化，绵延至今。
关键词 水稻 人工栽培法 稻作文化
作 者 梁庭望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
2004年9月9日至10日，2004年中国·怀化国际杂交水稻与世界粮食安全论坛会议在怀化市隆重举行。本文为作者在会议上的发言稿。感谢南宁日报的谢寿球先生在第一时间给本站提供这个文章。
世界的主要粮食结构由大米、小麦和玉米构成，而当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可见大米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200多年来，世界上若干国家都在争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权，把这视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荣誉。到19世纪中叶，农业史学界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最早源于中国，另一派认为源于印度。19世纪末叶，多数专家认为，无论是中国、印度或东南亚，都对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水稻人工栽培的最早发源地，应在中国的江南。1881年，德国农业史专家康德尔（De·Camdolle）撰文认为，印度水稻人工栽培应在中国之后。1884年，他在《作物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稻是最早的农作物，并且预言中国江南应当有野生稻。1917年，英国农业史专家墨里尔（Merrill）亲自到中国华南做田野调查，他沿珠江主流西江西进，在广东罗浮山麓发现了野生稻，循此西行一直到西江支流黔江一带的石龙（今广西武宣县），发现西江流域有广泛的野生稻分布，证实了康德尔的预言。1926—1933年，我国著名农业史专家丁颖多次到广州东郊犀牛尾泽地、番禺、增城、从化、清远、三水、阳江、茂名、吴川、遂溪等地及广西西江流域考察，发现了野生稻的更广泛的分布，这就为栽培稻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42年，日本农业史家比野认定海南岛有野生稻。1944年，日本人宇野撰文考证，印度尼西亚爪哇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已开始种稻，但那是公元前1000多年澳尼民族（Austronesian）由中国南方带去的。
有的专家是从语言角度考证的。如认为公元前一世纪，印度北部巴佛哈那加（Bahudhanaka）的游得希亚（Yaudheya）民族已确知有稻，在这前后，即公元一二世纪之间，印度梵文古籍已提到稻字。更早的公元前1000多年印度阿闍婆吠陀（Athrvavida）赞美诗中也已经见到稻字，可见印度是水稻的发源地。但欧洲农业史专家察脱杰（Chatterjee）认为，中国古籍《说文解字》提到商代初年（公元前1750年左右）伊尹时中国南方已经种稻，当时称为秏，比印度早600多年。他又根据马提哈善（Mhdihassan）的研究成果，于1951年撰文认为，拉丁语中的oryza（稻）并非源于印度语的Arishi，而是来源于中国宁波方言的ou—li—zz，因为印度Arishi不是源于本土，而是来源于宁波方言的li—zz，倒装为Zz—li。
关于水稻人工栽培法的传播，1935年欧洲专家伯兰根布（Blankenburg）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是经过桂南与越南、老挝，滇南与泰国、缅甸之间的通道向西传到印度阿萨姆邦（那里有壮侗语族即侗台语族阿含人）的，传到印度后再经过伊朗传入巴比伦，而后传入欧洲和非洲，新大陆发现后才传入南美。伯兰根布画了一幅完整的传播图。1951年，日本人安藤著文指出，水稻人工栽培术是于公元前一二世纪由中国南方经东南沿海的海路传到日本的，形成了“稻米之路”。1956年，日本人野口发表文章，同意安藤的观点。
以上争论的根据是野生稻分布、语言材料和古籍记载，所以虽然多数专家同意康德尔观点，但结论始终未能确定下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考古有了重大发现，才得以确认。但这个过程也颇为曲折。因为中国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的考古发现，仍有些问题有待解决，这些考古成果主要是：（1）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20世纪80年代末在此发掘出大量稻谷、稻米炭化物，经C14测定距今5000到8000年之间。（2）河南舞阳遗址。1991年发掘时在红烧土块中发现10枚稻壳印痕，经光学显微镜（LM）和扫描电镜（SEM）观察比较，发现与现代稻粒长度接近。印痕纵沟宽140—350微米，也与现代稻粒的140—280微米大致吻合。经测定为8000年左右。(3)浙江河姆渡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发掘，在400M2的范围内发现很厚的人工栽培稻炭化物，以及石磨、骨耜、木铲等谷物生产工具。经测定距今6700±200年左右，是已经比较发达的水稻。（4）桂林甑皮岩遗址。1965年发掘，发现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还有火候较低的陶片。经测定为10000年左右，但未发现稻谷炭化物。（5）广西南宁地区贝丘遗址。20世纪60年代发掘，出土了石杵、石磨、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和大量陶片，经测定为10000到11000年左右，但未发现稻谷炭化物。上述成果虽然基本可以肯定与水稻人工栽培有关，但1—3项与印度的发现较为接近，4—5项由于没有发现稻谷炭化物，故结论仍不易为人所接受。1987年美国《读者文摘》11月号《大米颂》一文仍认为：“稻原是亚洲的野生植物。有些考古学家相信，最先有人栽种这种谷物的地方，是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稻源于印度一种名为‘尼伐拉’的野生植物。印度已发现了年代可远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稻谷。”
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有了重大进展，1993—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两处相隔仅800米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近栽培稻的植硅石和兽骨，被认为是猎兽屠宰场和打谷场，“两处遗址的文化堆积明显分为属于两大时期的上下两大层，上层距今约0.9—1.4万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下层距今1.5—2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光明日报》1996年3月26日《，95全国考古新发现》）1993—199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对零陵地区道县寿雁镇玉蟾岩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兼具野生稻、籼稻、粳稻的栽培稻炭化稻粒以及火候较低的陶片。初步测定为12000年，后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稻壳已有1.8—2.2万年。（《人民日报》1996年4月3日海外版）两地的考古发现，使学术界兴奋不已，在中国1995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名列前茅。回过头来再看桂林甑皮岩、南宁地区贝丘遗址（14处）等遗址，不管是有稻谷炭化物还是稻谷加工工具，都无疑是稻作文化遗址，并且形成了年代先后的序列。以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国家；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是江南越人的先民，江南越人是当今江南汉族和华南西南壮侗语诸族（壮族、侗族、布依族、傣族、黎族、仡佬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的祖先，壮侗语诸族的先民对中国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8年拙作《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二期）发表，就两地考古结果提出，栽培稻最早起源于中国确定无疑。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最早是壮族祖先苍梧部范围，故其先民应是壮族祖先，因而壮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该文引起较大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广西日报》、《南华早报》等都摘要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新华社的对外摘要专稿。现在要补充的是，侗族祖先最早是居住在今广西梧州一带的，其先民也是苍梧部的一部分，唐代才西迁到今桂湘黔交界地区，包括怀化地区，因此，侗族也是中国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这是侗族的光荣。今天我们在怀化开会，正是回到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的怀抱，心中别有感受。
水稻人工栽培发明以后，逐步主宰了发明人工栽培的民族的生活，形成了全方位覆盖的浓浓的稻作文化，这在壮侗语诸族中尤为明显。
（1） 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
壮侗语族诸族的生产门类，主要包括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水稻转化物栏养禽畜，围绕田间作业的役畜驯养，以田塘为依托的淡水鱼养殖，田埂地头佐餐果蔬种植。这几大门类生产，都是以水稻种植为中心，围绕水稻安排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稻类、豆类、块根类，后来引入麦类和玉米。但主要是稻类，其它皆为辅助，这与高山农业民族、旱地农业民族、游牧民族都有明显的区别。经过长期的实践，这些民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而独特的稻田耕作技术，包括季节安排、耙田、育秧、插秧、耘田、施绿肥、排灌、选种、育种、收割、脱粒、运输、储藏、脱壳等生产环节以及一系列生产工具，包括石器系列、木质系列、青铜系列、铁器系列、甲骨系列的耕作工具、灌溉工具、运输工具、加工工具、储藏工具。这些工具主要是为水稻生产服务的，如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在广西70多个县都有出土，而以壮族人口超过90%的百色地区最为密集。大石铲为束腰长舌形，最长的达到60多厘米，宽20厘米左右，加工精细，用于水田作业，为稻作民族独有。后世多有创新，如明清时代的秧马，也是壮侗各族特有的工具，可以说是现代插秧机的前身。
（2） 以大米为中心的饮食结构
主食由大米领衔，形成了米饭系列（干饭、糯饭、豆饭、五色饭、竹筒饭……）；米粥系列（白粥、肉末茴香粥、螺蛳粥、大米玉米面粥、糖粥、鱼粥……）；米粉系列（汤粉、炒粉、卷筒粉）；粽子系列（驼背粽、三角粽、锥粽、牛角粽、黑粽、包糕粽、壮元粽、枕头粽、清明菜粽……）；糍粑系列（饼状糍粑、三角糍粑、方糍粑、褡裢粑、藤粑……）；糕饼系列（沙糕、油堆、炸糕、油团粑、月饼……）；米花系列（米花、糖米花、米花糖……）；汤圆系列（汤圆、元宵），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由大米做成的食品，大约有100多种。其它主食还有玉米、红薯、南瓜、木薯、芋头、荞麦、饭豆、粘小米、麦等，均处于辅助地位，观念上比大米低一等，过去不能上宴席，不能供神。
副食壮侗各族的肉类主要是猪、鸡、鸭、鹅，都是大米或米糠的转化物。除南海边壮人，大都喜吃淡水鱼虾，一般放养于烂泥田和池塘，少量捞于河沟。池塘与河沟有灌田和养鱼双重功能，都和水稻有关。各族都喜欢吃酸鱼、酸菜，在侗族中，泡酸菜的酸水是将洗米水倒入瓮中，加盐，置于火塘边数日变出乳酸，即可腌菜。酸鱼用的腌糟是将糯米饭拌以盐、姜末或辣椒粉，也离不开稻米。酷爱带叶青菜，菜园多在田塘之旁，便于浇水，也离不开田塘。饮料多为米酒系列，包括白烧米酒、甜酒、糯米酒、苦酒、刺梨酒、蜂糖糯米酒，等等。侗族苦酒不需蒸馏，用凉糯饭直接拌酒曲，捂严发酵而成。
以上可以看出，壮侗语族诸族的饮食与稻米有不解之缘，稻米主宰人们的生活。直至今日，米饭和面条同时上桌，大多数人依然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
（3） 同源的稻作词汇
壮侗语族诸族由于其先民很早就进行水稻人工栽培，所以在这些民族分别形成之前与水稻种植的相关词汇就已经形成，因而现在各族关于水稻种类、耕作方法和农具的词汇基本一致。如：
稻米 糯米 犁 牛轭 田 秧苗
壮 hau4na2 hau4cit8 çai1 ?ek7 na2 kja3
侗 qau4 qau4to3 khai1 ?ek 9 ja5 ka3
布依 hau4na2 hau4Çut8 Çai1 ?e 5 na2 tÇa3
傣（西） xau3na2 xǎu3no1 thăi1 ?ek 9 na2 ka3
傣（德） xau3 xau3lo1 thăi1 ?ɛk 9 la2 ka3
仫佬 hu3 hu3cø3 kwai1 ?ek9 ɣa5 kɣa3
水 ?au4γa5 ?au4?da:i1 kwai1 ?ik7 ?γa5 kγa3
毛南 ĥu4ja5 ɦu4da:i3 kwai1 ?i:k7 ?ja5 ca3
黎 mu:n3ta2 mu:n3ka3ta2 lai2 kw 3hu:η2 ta2 fan1
上面所举的这些词，韵母基本相同，只有部分声母发生变化。相同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全语族相同或相近，二是语支相同或相近。黎语为单独语支，故有的词产生差别。总的来说绝大部分是相同的，类似的还可以举出很多，说明在这些民族分离之前很久，与水稻有关的词汇已经产生。只是由于民族形成后生活地域和环境有所不同，导致发生音变，但对应整齐，有规律可循，毫无疑问是同源词。
此外，在桂粤滇黔还留下了大量“那”（naz,na2水田）字地名，所以覃乃昌等广西学者把稻作文化称为“那文化”。
（4） 稻作文化涵化的文学艺术
壮侗语族诸族的文学艺术有浓郁的稻作文化氛围，首先是神话，古越人崇蛙，各族也敬蛙，尤其壮族，蛙是全民族最尊崇的图腾。神话说，壮族三大神是三兄妹，大哥雷公是天神，二哥布洛陀是地神，三妹图额是水神（鳄鱼、犀牛、河马同体），大哥与三妹私通，生了个怪胎蛙神。它本与父亲住在天上，后来被派到人间做天使，田间有虫它捉虫，田间缺水它叫父亲放水。后来被尊为祖先，壮话称它为“龚叟”（gungqsou），意思是“你们的祖爷”。三兄弟显然是渔猎文化的代码，蛙是稻作文化的代码，这里用神话意念来演绎从渔猎经济到稻作农耕的演变。各族稻种来源的神话，布依族叫《茫耶取谷种》，壮族叫《狗偷稻种》，侗族叫《青蛙南海取稻种》，黎族叫《牛屎鸟》，仫佬族叫《天是怎样升高起来的》等。侗族神话说，燕子和青蛙去南海取稻种，燕子阻雨，青蛙却趁涨水先取到，狗帮助渡河，燕子把已发芽的稻种送回到侗乡。在这些神话里，狗都起到重要作用，折射出先民带狗在打猎中发现狗身上粘上野生稻粒，引起人们的注意。又，在这些民族的洪水神话里，起因大都是天旱田裂引起的。而创世神话中创世造人之后，首先就得造田、造水泉、造耕牛。至于传说故事、民歌和各类艺术中，与稻有关的作品比比皆是，难以尽述。
（5） 为稻作所用的宗教祭祀
壮侗语族诸族的宗教有传统民间宗教巫教、道教和佛教，无论哪种宗教，都被改造过来为稻作所用，其教义和法事的中心意旨都围绕着祈求两种生产的繁荣，即物的生产的繁荣，主要是水稻丰收和禽畜繁衍和人丁平安兴旺。以壮、布依、仫佬、毛南、水等民族的巫教为例，所供多神中已经有主神布洛陀（各民族译音稍异，如布依族叫报勒夺，水族叫陆铎公），在壮族中，布洛陀是创世神，后被供为巫教主神。《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收入的29部宗教唱本麽经，弥漫着浓浓的稻作文化氛围，几乎每部都从不同角度诵唱水稻及其相关事象。如第1部《麽请布洛陀》的“安置天下”部分，开头提到布洛陀派造物神来造物：“上梁王造园”、“山屋王造干栏”、“备放王造水车”、“狼汉造谷仓”。“找水”部分专门诵唱给水田找水的艰难过程。第3部《麽兵布洛陀》为招魂经，在开天辟地之后，跟着先招稻谷魂，接着招水牛魂、黄牛魂、马魂，继之招猪魂，再招鸡鸭鹅魂，最后招鱼魂，这里是以招谷魂为中心的。第29部《 巫双材》（禳除双棺凶怪经）是道场最后禳解凶怪经诗，经文云，如不禳解必家人屡病，谷不满仓，畜不满栏。禳解后不得穿白孝服走过田间，塘才有鱼，田才有米，靓女有好夫，儿媳承家业。稻作文化之浓厚可见一斑。
傣族的小乘佛教是以稻作文化为背景的，傣族有一组谷魂神话，其中的《谷魂和佛祖》（又叫《谷魂奶奶》）说，有一天佛祖正在讲经，谷魂奶奶闯了进去，高大的身躯挡住了众弟子的视线，佛祖问她是谁？她昂首挺胸说，我是谷魂奶奶，大地没有我，人们就难以生存。众弟子一怒便把她赶了出去。这下坏了，大地赤地千里，万物凋谢，稻谷不生，把佛祖也饿昏了。后来佛祖找到谷魂奶奶，向她道歉，请她回到大地，谷物又丰收了。佛祖对人们说：“谷魂的功劳确实比我大，谷魂的福气确实比我多，大伙儿都要向她顶礼膜拜！”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接受稻作文化的过程。（《傣族文学史》，岩峰等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壮侗语族诸族日常的祭祀活动频繁，举凡上梁、动土、开耕、生病、禽畜怪异或死亡、犯忌、圈坟、迁坟、社日……都要请神职人员诵经祭祀鬼神，所有这些活动，祭品中都必须有大米制品（米饭、粽子、糍粑、米糕等）及大米转化物鸡鸭鱼肉，供品又以糯米为尊。这些祭祀渊源久远，在怀化洪江高庙考古遗址，发掘出了獠牙兽面陶器图案，经测定为7400多年，这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祭祀图案。出土文物包含了傩文化、耕作文化、鸟文化、船文化等，耕作文化已经占主导地位。鸟文化是与鸟田神话相关的，也是稻作文化的象征。壮侗各族祖先的祭祀，主旨在于祈求稻谷丰收和人丁兴旺。
（6） 稻作观念浇灌的人生礼仪
壮侗语族诸族的人生礼仪，充满了稻作文化的意蕴。人从生到死，几乎都离不开稻。婴儿诞生，外婆家前来祝贺，礼品中决不能少了大米制品，布依族三朝送米酒和米面粉；仡佬族满月送月米酒；侗族三朝亲朋要送米酒和一竹盘糯米饭；壮族三朝也是送米酒和糯米饭，有的地方外婆还要撒一路米花；毛南族三朝要蒸红糯饭宴客……孩子长大，成丁礼古时要打掉一颗门牙，源于求雨灌田和健康成长。结婚时，陪家物以米及大米制品为贵，如仫佬族要用红布缝三角袋，装米作陪嫁吉祥物，称为“千年米”；又用红布包小竹箩，里面放上糯米饭，称为“千年饭”。到夫家后一起放在神龛上，次早将米和饭一起蒸熟，新郎新娘与婆家人分食，表示今后丰衣足食。类似礼仪各族都有。各族老人做寿叫“补粮”或“添粮”。老人都有个小陶罐，俗称“寿米缸”，里面的大米代表生命，平时绝不可掏尽，否则意味生命即将终结，不吉利。做寿时子孙要往缸中添加新米，表示添寿。丧礼一定要供大米饭和大米制品，壮族在寿材头部一方有一小桌，上面自始至终都要供一碗饭，不能断。有的民族要宰牛，表示让死者带到冥界耕田。仡佬族也认为人死后在冥界还像在世一样生产生活，所以停丧堂屋时要举行一项重要仪式，孝子取犁、锄、耙、镰刀、弯刀等种田农具放入背篓背上，鬼师诵一句经文，孝子取一件农具置于棺旁，直到放完，表示让死者在冥界耕田。有的下葬前要往坟坑中撒米，让死者在冥界不致饥饿。可以说，大米贯穿壮侗各族整个人生礼仪。
（7） 稻作文化主宰的节日
在节日中，可以说是全面渗透稻作文化。壮侗语诸族的节日来源是多元的，但有一半左右来源于稻作农耕，而且部分节日各族非常一致，如开耕节、插秧节、礼田节、青苗节、牛魂节、吃新节、洗小铁节等，各族几乎都有，只是名称和日期稍异。以侗族为例，各地节日加起来约有40多种，其中直接与水稻相关的就有播种节、插秧节、洗牛节、三月三、舞春牛、活路节、石节、打泥巴仗节、杀龙节、接龙节、吃新节、侗年、杨年、饭树节、过重年、艾粑节、送饼节、龙姓年，等等，端午也不是纪念屈原，而是敬蛟龙，祈求风调雨顺，以使水稻丰收，实际也是源于稻作文化。这些节日加起来，占了将近一半。壮族50 多个节日，也有近一半源于水稻耕作。节日的主旨在于求得两种生产的繁荣，稻作在各族生活中的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节日除了源于水稻种植，还有源于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历史事件、人物悲剧、某种习俗和汉族的影响等。但不管是何来源，所有的节日都与水稻结下不解之缘。稻米在节日里有三个功能，一是敬神，主食一定是大米饭，其它粮食历史上是绝对不能敬神的。而在大米制品中，又以糯米最为高贵，重大节日，多是用五色饭、粽子、糯饭、糍粑敬神。副食一般是鸡鸭鹅等大米转化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对禁止马牛羊狗肉敬神。二是以米饭等大米制品宴客，直至今日，宴客依然以大米制品为尊。三是以大米制品馈赠亲友，如粽子、糍粑、米饼、月饼、糯饭等，拿玉米送礼不可想象。可以看出，各族的节日文化与稻作文化水乳交融。
（8） 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
由于水稻在各族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壮侗语猪族的民族心理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对水稻的特殊心理,这就是神秘、珍贵和敬畏。人们认为，田有田神，禾有禾神，开耕前要祭祀，减收要招禾魂。古时歌节，有的民族要让男女青年在田间模拟交媾，认为这样禾苗灌浆才饱满。认为稻米代表人的生命，故以之添寿。又认为禾魂最为强劲，最有威力，上文所说的傣族意识中的谷魂奶奶，其威力连佛祖也得让她几分。不少民族认为稻草或禾苗可以避邪，挂一把于门外可辟百鬼。有的侗人挂一小把稻草在腰间，走路可以避邪，心中有安全感。有的民族禁止穿白衣服下田插秧，认为会得罪田神，招致失收。总之，水稻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不单是一种粮食，而是一种有生命的灵物，万物有灵的意识在水稻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由于水稻珍贵，故被视为财产的象征，壮族把财产称为“塘田”（Daemznaz,tam2na2）；富裕叫做“卖米”，贫寒叫做“买米”；好命叫做“稻米命”，苦命叫做“（野）菜命”；吃饭叫做“肯埃”（gwnngaiz,ken1ηa:i2）,意思是吃大米饭。
长期的稻作农耕，磨励了壮侗语族诸族人们的性格，形成了温和内向、吃苦耐劳、耐心忍性、互助礼让、绵里藏刚的民族性格特征。水稻是一种比较娇气的农作物，种植需要经过整秧田、浸种、育秧、耙田、插秧、回青、分蘖、幼穗分化、孕穗、抽穗、乳熟、黄熟、完熟等十多个大小阶段，从秧苗如针开始的几个月里，人们就必须像抚育婴儿那样精心护理，随时注意气温、排灌、催肥、耘田、防虫、防病、防倒伏，收割期还要防禽畜祸害和霉雨天气，耐心细致，急燥不得。水田和旱地不同，要选择阳光充足、地面较平、靠近水源、不旱不涝的地方，不是随便找一块地就可以耕田，因而要求人们的居地相对稳定，尽量减少流动。这就形成了人们温和内向、不喜流动、不爱张扬、耐心忍性的性格。吃苦耐劳本是各民族都有的特点，但壮侗各族不同，他们分布的地方主要是岭南及西南东南部和南部，现在人们看到的是桂林山水、花溪景致、西双版纳风光，殊不知古代这些地方森林环数百里无日色，炎热多雨，瘴气弥漫，虫蛇怪兽遍地横行，并非是人类理想的生存之地。宋代，广西仍被称为“大法场”（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唐宋元明，都是贬谪犯人的地方。唐诗人沈佺期流放路过广西北流时写道：“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此地无人老，迁流几客还？”在这样条件下，人们要冒酷热瘴气泡在水田里，其辛苦可想而知。天长日久，各民族都磨练出了吃苦耐劳的品格，表面温和，内心很顽强。不富于攻击性，但在维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十分勇敢。所以《赤雅》说：“俍兵鸷悍天下称最。”这就是绵里藏刚。壮侗各族又是谦恭礼让的族群，汉族是农业民族，壮侗各族也是农业民族，在文化上容易相通，所以把儒家的温良恭谦让学过来了。壮族甚至把二十四孝改编为24部长诗，这在中原也没有见到。
稻作文化在壮侗语诸族中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故而并不止上面的八个方面，但是，仅从这八个方面里，我们已经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些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盈着浓浓的稻作文化的氛围。也就是说，这些民族的稻作文化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即从表层到深层都浸透稻作文化。而这只有亲身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族群，才会出现这样的文化奇观。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中国南方尤其是岭南，日照时间长，气温较高，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溪流湖泊密布，又多河谷平垌和小三角洲，土地肥沃，很适宜于水稻生长，这是中国南方之所以能够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自然条件。
（2）在中国南方珠江流域，河谷两旁广泛分布有野生稻。在五岭之北野生稻也有一定的分布。一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在珠江的西江沿岸依然能够找到野生稻，这是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客观条件和直接诱因。
（3）中国的考古成果说明栽培稻最早的有两万年，晚的也有几千年，中间不缺环节，形成了完整的发展系列。特别是江西万年县和湖南道县的考古材料，雄辩地说明水稻人工栽培是中国人的祖先首先发明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当今全世界一半人口的餐桌上主要以大米为主食，故发明水稻人工栽培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4）在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里，荣幸地有壮侗语族各族的先民，这是壮侗语各族的光荣。各族生活中浓浓的稻作文化，正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有力佐证。
（5）中国人不但享有最先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荣誉，而且在当今将现代科学用于水稻种植方面也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当代中国人的这项成就，最骄人的是袁隆平院士，让我们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传承了中华民族祖先的光荣，并且推到了时代的新高峰，我们预祝他和他的同事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发表于 2004-9-18 18: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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