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广西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郑建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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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建宣　　（1903～1987） 　　 　　宁明人。壮族。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合金相图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1928年毕业于武昌大学，1936年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回国后，历任广西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大连工学院物理系主任，东北人民大学教授，广西大学副校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相图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中国物理学会X射线专业委员会顾问，广西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民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第三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郑建宣 　　郑建宣，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合金相图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测定了大量稀土元素的二元、三元相图，发现了大量稀土元素中间相，对综合利用和开发我国稀土资源做出了贡献。毕生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曾任广西大学副校长多年，培养了大批各民族的科技人才。 　　郑建宣，１９０３年６月２８日生于广西宁明县南华街一个普通壮族家庭。他的父亲郑辞章是位乡村教师，希望子承父志，为科学救国献身。郑建宣在父亲的影响下刻苦学习，对数学尤感兴趣。１１岁时，解出了老师们争论的一道数学题，受到称赞。为了打好语文基础，父亲要求郑建宣系统学习《史记》，在半年内他完成了阅读任务，并且把伯父点错的句子加以改正。 　　１６岁时，郑建宣走出山区，到南宁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是广西著名学府之一。他十分勤奋好学，节假日也从不外出游玩。１９２３年，国立武昌大学来南宁招生，郑建宣成为两名录取者之一。进入武昌大学，是郑建宣走上科学道路的开始。 　　１９２８年，他在武昌大学毕业后，回到广西省立师范学校任教。１９２９年到省立第四高中任教，由于出色的教学成绩，获得学校特别发给的固定聘书。 　　１９３１年，广西大学第一任校长马君武聘请他到广西大学执教数学。１９３３年又选送他去英国深造，在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攻读两年。获学士学位后，于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在诺贝尔奖获得者Ｗ．Ｌ．布拉格（Ｂｒａｇｇ）和Ａ．Ｊ．布拉德利（Ｂｒａｄｌｅｙ）的指导下，学习合金相图及Ｘ射线结构分析，于１９３６年获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合金Ｃｏ２Ａｌ５的晶体结构》，１９３８年８月在德国结晶学杂志上发表。 　　１９３６年，郑建宣回到祖国，任广西大学教授，从此全身心投入大学教育事业和物理教学工作，为培养人才呕心沥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建宣于１９５１年被调至大连工学院任物理系主任。广西大学在院系调整时被撤销，并入有关院校。１９５２年郑建宣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新建的物理系任教授。１９５４年，他和余瑞璜共同主持国内第一个金属物理专门化的筹备工作，并任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他亲自制订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并组织教师开课及试讲。还主持金相、力学实验室的筹建。１９５５年金属物理专门化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了我国合金相图的研究工作。 　　１９５８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发展广西的高等教育事业，重建广西大学，调郑建宣回南宁市负责筹建事宜。他与校党委书记黄传林、副书记邓济组成建校领导小组。年已５５岁的郑建宣到处奔走，为聘请教师、调入图书、招考新生而忙碌。在全国兄弟院校的支援下，一所有理、工、文科共９个系的广西大学重建起来，当年秋季招收新生８５１人。郑建宣任广西大学副校长，他在那里培养人才，建立研究基地，进行合金相图的研究，辛勤耕耘直到与世长辞。 　　郑建宣热爱祖国，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建设和促进科技发展的各项活动，并担任相应职务。１９５０年，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５８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第一至四届中国民主促进会广西区委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第六、七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广西分院应用物理研究所顾问、中国物理学会相图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Ｘ射线衍射专业委员会顾问、广西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１９８２年，他以７９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国合金相图和相结构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郑建宣于１９３８年所发表的论文《合金Ｃｏ２Ａｌ５的晶体结构》，是世界上首次对Ｃｏ２Ａｌ５的晶体结构进行的测定。尽管Ｃｏ２Ａｌ５的Ｘ射线粉末衍射照相图样比较复杂，他运用Ｘ射线晶体学的理论，首先成功地标定了复杂的衍射线指数，确定Ｃｏ２Ａｌ５所属的晶系；接着根据衍射线指数的消光规律，推断出Ｃｏ２Ａｌ５结构所属的空间群；最后由比较所有衍射强度的观察值和计算值，确定出晶胞中各个原子的具体位置。为了提高精确度，在拍摄Ｘ射线照片时，他在实验方法和技术上进行了改进。测量的结果为：Ｃｏ２Ａｌ５属六方晶系，α＝７．６５６Ａ，ｃ＝７．５９３Ａ，空间群为Ｄ４６ｈ—Ｃ６／ｍｍｃ，每个晶胞有２８个原子，其中８个是钻原子，２０个是铝原子。还发现Ｃｏ２Ａｌ５结构是一种新的结构类型。在３０年代要分析出这样复杂的结构，难度很大。此一结果发表后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至今一直被国际晶体学界所公认和采用。它先后被收集在Ｍ．汉森（Ｈａｎｓｅｎ）编的《二元合金的结构》和美国国家标准局编的《晶体数据》中，Ａ．泰勒（Ｔａｙｌｏｒ）在所著《Ｘ射线金相学》（１９６１年版）一书中也引用了这一结果。１９７７年，美国粉末衍射标准联合委员会出版的《粉末衍射文献》一书中还收编了这一成果，而且它是该书中关于Ｃｏ２Ａｌ５晶体结构唯一的数据。郑建宣回国之初，没有条件开展合金相图的研究工作，直到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的Ｘ射线实验室建成，有了必要的设备后，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始了合金相图的研究。当时他主要使用Ｘ射线衍射方法，不断改进实验技术。１９５４年，郑建宣为毕业班开设Ｘ射线金属学，这是国内首次开设此课程，武汉大学、东北工学院、中南矿冶学院等院校派进修教师前往听课。在１９５６年指导学生作毕业论文过程中，他提出将粉末样品封入抽成真空的玻璃管内，在６００℃以下保温后淬火的方法，由学生试验成功，此方法至今还在使用。此法操作简便可靠，适用于许多种合金粉末的淬火处理。 　　１９５８年他调入广西大学后，主管教学，但仍然抽出时间指导物理系建立金属物理教研室，还组织了“金属物理读书班”，培养金属物理人才。 　　１９６１年中国科学院广西分院物理研究所成立，聘请郑建宣为顾问，具体指导金属物理研究组的建设和科研工作。１９６２年底进行调整时，物理研究所被撤销，改组为广西科委中心实验室物理研究组，迁入广西大学校内，郑建宣亲任组长。１９６３年进行设备安装调试。１９６４年物理研究组并入广西大学物理系，在郑建宣的领导下开始了合金相图的研究工作。研究组所需经费由教育部和广西科委下拨。为了培养年轻骨干，郑建宣于１９６４年底辞去组长职务。但仍坚持不懈地指导物理研究组的科研工作，完成多篇论文，相继在《物理学报》发表。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郑建宣应高等教育部聘请，赴中南矿冶学院金属学系讲学一个月，讲授Ｘ射线金属学。参加听课的还有湖南省有关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研究生、研究所及工厂的科技人员，共约百人。 　　１９７７年物理组恢复工作。后来改名为“金属物理研究室”，成员逐渐增加，最多时达１４人，成为国内第一个合金相图研究基地。实验方法也由常规的Ｘ射线粉末衍射法、金相法、差热分析法扩展到电子探针、扫描电镜、穆斯堡尔谱等。在郑建宣的指导下开展稀土合金相图的研究，并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 　　郑建宣的大部分论文发表在《物理学报》、《金属学报》和《中国稀土学报》等刊物上，许多论文被国外同行论文和书籍引用。他的科研成果《合金状态图》和《稀土合金相图和相关系的研究》，分别获１９７８年广西科学大会奖和１９８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奖。 　　１９８２年郑建宣与陆学善等几位著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相图专业委员会。由于他德高望重，为我国的相图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被选为第一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图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推动了我国合金相图的研究工作。 艰苦奋斗，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 　　郑建宣回国后，致力于大学教育事业和物理教学工作，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养人才上。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大学经历了数次搬迁。最艰难的一次是迁到贵州的榕江县。１９４４年日本侵略军逼近桂林，郑建宣自荐先到榕江办理广西大学搬迁事宜，他的夫人王耀珪只身携带４个幼子随师生搭乘小木船沿水路到榕江。在那里借用会馆及公房作校舍，继续教学工作，生活十分艰苦。搬迁完成后，他出任理工学院院长。１９４５年秋山洪淹没了整个榕江县城，也吞没了广西大学。洪水过后，广西大学暂迁柳州，临时修建竹篱抹灰的校舍，随后迁到桂林的赤土堡（现名将军桥）。 　　郑建宣十分重视和爱护人才。抗战时期，由于华北、华东、华中相继沦陷，一时间，名人、教授云集桂林，使桂林有了“文化城”的美称。我国许多物理学家如施汝为、丁绪宝、卢鹤绂、吴敬寰、雷瀚等也到了桂林，郑建宣想方设法聘任他们。这不但提高了广西大学的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给这些名教授提供了工作和传授知识的机会，为保护人才和发展我国物理学事业做出了贡献。１９４３年，他出席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任桂林区主席，组织学术交流活动。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郑建宣积极支持和掩护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学生的活动。中华民国末期，白崇禧为了开办第四集团军军官训练班，占用了广西大学半个校园。为维护学校安全，郑建宣亲自参加巡逻护校。为了辅助校长处理本校一切重要事务，学校成立了“临时校务辅助委员会”，郑建宣是该委员会的三位主持人之一。校长盘珠祁离校后，主持人轮流主持学校行政领导工作。 　　郑建宣在教学中，曾讲授过光学、力学、电学和Ｘ射线金属学等课程。他备课十分认真，自己编写各门课程的讲义。１９５２年东北人民大学刚建立，教学用房紧张，教授们都挤在一间大办公室备课。他每天按时到达备课室，上课从不迟到早退。他讲课语言简练，深入浅出，常常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学生学习上要求严格，生活上关怀备至，有时晚上还到学生宿舍了解情况。在毕业班和研究生做毕业论文时，他每天都到实验室亲自指导。他对实验过程要求很严，实验分析结果都要反复验证。他常说：“做学问要严谨，要实事求是，决不能有半点虚假。”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学生受到了严格的科研训练。 　　在郑建宣的晚年，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培养青年教师、研究生和合金相图的研究上。７０年代末，广西大学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７５岁的郑建宣招收第一届固体物理专业金属物理硕士学位研究生。１９８２年郑建宣患重病出院后，还每天拄着拐杖到实验室指导研究生进行实验和撰写论文。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也不忘他的学生。１９８４年夏，郑建宣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昏迷不醒，经医务人员通宵抢救苏醒过来。当他所带的研究生到医院看望时，他逐一询问他们的实验工作进行情况。重病之后，他的行动更加困难，不能外出。他常把协助他指导研究生的助手叫到家里了解研究生的学习、科研和生活情况。有一次他请研究生用板车接他到实验室检查论文进行情况。在他去世前不久，还把研究生叫到家里谈话。他既教书又育人，经常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刻苦学习，政治上进。他在东北人民大学培养了３名研究生，在广西大学培养了４届共８名研究生。 　　１９８７年他因病逝世。郑建宣为我国理工科大学教育事业、物理教学和科研工作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纪念他逝世３周年之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资助出版了《郑建宣合金相图论文选集》。 　　 　　　　　　　　简历 　　１９０３年６月２８日　出生于广西宁明县。 　　１９２３—１９２８年　在武昌大学学习，毕业。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　先后在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广西省立第四高中任教。 　　１９３１—１９３３年　在广西大学任教。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　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学习，获硕士学位。 　　１９３６—１９５１年　任广西大学教授、数理系主任（１９４０—１９４４）、理工学院院长（１９４４—１９５１）。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　任大连工学院物理系主任。 　　１９５２—１９５８年　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 　　１９５８—１９８４年　任广西大学教授，兼副校长。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５日　病逝于南宁。 ((作者：陈荣贞) 中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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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耘西大——郑建宣教授 郑志鹏 【郑建宣教授简介】 　　郑建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我国合金相图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曾任广西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广西大学副校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相图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中国物理学会X射线专业委员会顾问。 （郑志鹏先生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广西大学校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父亲去世已有16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回忆往事，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在他百年华诞的今天，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一起聚会纪念他，我则想通过几段往事的回忆来表示对他的深切怀念。 留学英伦　师从诺贝尔奖得主 　　广西大学成立（1928年）不久，父亲就从国立武昌大学毕业，来到广西大学做助教。一天深夜，他在浏览室埋头备课，被巡夜的马君武校长碰见。马校长曾留学德国，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他学贯中西，时人有“南马（马君武）北蔡(蔡元培)”之誉。马校长爱惜人材，亲切地问我父亲叫什么名字？教什么课？并对这个勤奋工作的年轻助教留下了好印象。以后马君武开始注意起郑建宣这个名字。他从各方面都听到对郑建宣的称赞：备课认真、授课条理清晰、为人热情诚恳、谦虚谨慎。通过长期考查，他认定郑建宣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材，于是在1933年派他和杭维翰首批赴英留学。 　　父亲离开母亲和刚出生的大姐，远渡重洋，赴英伦留学。他选择了曼彻斯特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布拉格（W.L.Bragg）,学习X光金属物理学。苦读三年，在导师布拉格、副导师布莱德雷的指导下，完成了两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布拉格对这两项工作很满意，并许诺他再读一年，完成另一篇文章后就可以取得博士学位。但因与广西大学签约时间已到，又加上家庭困难，父亲没有继续读下去，这也是他一直引以为憾的事。他写的这两篇论文后来都在国际著名的杂志上发表，文中公布的铝钴合金结构参数，是世界上第一个测量值。由于方法独到、测量精度高，至今仍被国际金属界公认和采用。 　　父亲常常谈起布拉格与其父亲老布拉格（W.H.Brang）双双获得诺贝尔奖的佳话。他说，一次父子俩在一起钓鱼，并讨论到用X光衍射方法测量晶体结构时，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通过衍射条纹测晶格距离。于是两人甩掉钓竿，立即奔向实验室做实验。经过不断地努力，他们获得了成功，并于1915年双双荣获诺贝尔奖。 　　父亲告诉我们，科学需要灵感，但这种灵感往往基于长期知识积累，勤奋努力之后的飞跃。他说，布拉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对学生在学习、科研方面要求严格，在生活方面则关怀备至。父亲在做论文期间，每个月都要向他汇报一次，在科研方法、实验技术等方面得到了他的许多具体指导。在布拉格晚年，还撰写题为《我的中国学生》一文，在杂志上发表，对他的3个中国学生郑建宣、余瑞璜和陆学善的勤奋、聪颖、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表示了对他们深深的思念之情。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时间以来，他们没有可能继续师生往来。 　　布拉格的3个中国学生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他们都把在英国学到的知识和方法，贡献给自己的祖国，成为中国X光学方面的开拓者。 　　在英国学习三年，对父亲的一生影响极大，他有幸遇到了布拉格这样的导师，有机会学习到科学前沿的知识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使他在以后的科研、教学中受益无穷。 不忘栽培　一声召唤即回广西 　　父亲对马君武先生深怀崇敬和感激之情。他不但佩服马君武的学问，更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 　　父亲说：“我一无靠山，二无背景，马校长让我留学，完全是他任人唯贤之举。”他一辈子忘不了马校长的知遇之恩。 　　父亲在曼彻斯特大学留学三年，归国前夕，接到了马校长的一封电报，祝贺他顺利完成学业，并说：“你是广西大学派出去的，回国后应回西大服务。”父亲牢记这句话，尽管当时留英同学介绍他到香港、新加坡大学任教，那里有更优越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但父亲没有动摇，仍然回到了西大。回校的当天，马校长来看望他，捏着我父亲的胳膊说：“哦，长得又白又胖了，这是面包养的。” 　　洋面包没有留住我父亲，而“为西大服务”却成了他一生遵循的原则。在解放前夕，有许多朋友劝他到台湾或香港，他都没有去。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去了东北人民大学，1957年受广西省委的委托，重返西大。他为西大工作达半个世纪。他在与我们的言谈话语中，充满了对西大的深切情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亲在西大任系、院、校领导包括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期间，始终遵循“任人唯贤”的标准培养人材，特别关爱那些勤奋努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如果发现好学生中有经济困难的，他就想方设法让他们通过勤工俭学去渡过难关，得以完成学业。他对他的学生在学业上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在生活上则是关怀备至。学生病了，父亲知道后会叫母亲做些可口的饭菜送去，他把学生当成自己子女看待。 　　在他任西大副校长期间，还经常到课堂听年轻教师讲课，并指导他们如何把课授好；在晚上常到教室、阅览室、寝室巡视，向学生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直到七旬高龄他还坚持这样做。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马君武先生对父亲的影响。 　　烽火岁月里，西大聚集一批物理学家。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父亲在任西大物理系主任期间，聘任了一批著名的物理学家。当时，因抗日战争爆发，北方的著名大学纷纷南迁，一些学者、教授在辗转途中，被留在西大物理系任职。他们中有施汝为、卢鹤绂、丁绪宝、吴敬寰、雷翰、顾敬徽等著名教授。此时是西大物理系的一段辉煌时期。父亲为了使这些“外省人”能在广西安心工作，除了开设他们所专长的课程，让他们在学术上发挥作用外，在生活上更是体贴入微。 　　1993年，一次我到上海出差，去拜访卢鹤绂院士，他和我谈起了父亲，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郑先生为人忠厚热情、心胸开朗，把我们外来的教授团结在一起。虽然那时生活清苦，处在战乱时期，但大家共事愉快，心情舒畅。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回忆。” 　　虽然这些“外省人”后来陆续离开了西大，但父亲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在抗战后期，日机疯狂轰炸桂林、校址在良丰的广西大学被迫迁往贵州榕江。据父亲学生回忆，每逃难到一个新地方，他总是为安排师生的住宿、寻找临时上课地点忙个不停。只要一安顿下来，他就和其他教师开始给学生上课。他的学生徐家鸾回忆说：“那时我们在一个大庙里上课，郑老师教我们光学，使用英文原版的教科书，内容较深，但经过他的讲解，变得通俗易懂。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得课堂的主要内容。” 　　1945年8月临近抗战胜利的一天，榕江突发洪水，水势来得凶猛，当时父亲正在柳州招生，母亲领着我们姐弟四人往山上跑，途经一堵城墙，怎么也爬不上去，多亏父亲的学生帮忙，拉我们上去，才得以脱险。那一年我才5岁，现在还朦胧记得当时发生的情景。 难舍东北人大　更念广西大学 　 1951年，父亲去大连工学院进修一年。正准备返回广西大学时，却遇到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广西大学被撤消。我父亲应余瑞横教授的邀请，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工作，于是举家从桂林迁往长春。 　　余瑞璜教授雄心勃勃，希望将东北人大物理系办得像北大物理系一样好。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从全国各地调来的著名教授，除父亲外，还有霍秉权、高鼎三、高迟恩、黄振邦、解俊民等。朱光亚、吴式枢刚留美归国，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这时我上初中，只觉得父亲一天到晚都是忙，白天上课，晚上经常辅导学生到深夜。长春的冬天很冷，最冷时达到零下三十度。父亲生长在南方，怕冷，每次出去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一顶大皮帽子和一个大口罩，顶着北风，踏着瑞雪到教室上课或给学生答疑。他除了讲几门课外，还要筹建金属教研室，要新开X光金属物理课，同时要建设实验室。一个人同时要干这么多事情，难怪他总是忙忙碌碌的，除了吃晚饭时间外，我们见面、交谈的时间很少。记得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了，我给他开门，发现他的眉毛因呼出的水气结霜变成了白的。　 　　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创建的X光金属实验室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葛庭遂院士曾对我说过：“你父亲的实验室很齐全，和我们沈阳金属所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一起做出了许多高水平的工作。”李薰、郭可信等著名专家对父亲的实验室和所做出的科研成果都有很高的评价。 　　父亲喜欢学生，特别是好学生。他曾多次对我谈到他有一个学生叫陈佳洱，学习是如何好，品格是如何优秀。陈佳洱虽然常到我家向父亲请教，但我与他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一个星期天，我们碰上了，父亲指着一个瘦削但显得十分精明的学生对我说：“他就是陈佳洱，你要向他学习。”我工作以后，在科研上与陈佳洱有不少交往，发现他不但学问好，而且很谦虚。他在担任北大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等重要职务以后，还始终保持谦虚的本色，称父亲为恩师。 　　除陈佳洱外，父亲的学生中还有宋家树、王世绩等以后都成了中科院院士。 　　1957年，当时的省负责人韦国清同志让父亲回广西重建西大。接到高教部的电报后，父亲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他舍不得东北人大的同事、学生和他的实验室，但另一方面，他热爱他的家乡，想回去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贡献。当时任东北人大校长的匡亚明先生不愿放他，商调的事拖了好久，广西多次催促，高教部连发几封电报敦促。我还记得一天晚上，匡亚明校长到我家，对父亲说：“郑教授，我们真舍不得放你，顶了几次，但这次看来顶不住了，高教部‘三道金牌’都下来了，东北人大只好忍痛割爱。”于是，父亲怀着依依不舍之情，离开了他工作五年之久东北人大。在欢送会上，听着同事、学生们倾诉的惜别之情，他落泪了。 重建西大　不负家乡重托 　　带着筹建西大的使命，他回到阔别六年的家乡。当时校长是韦国清兼任，而实际上的校务工作是由父亲负责。韦国清在大事上过问，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交给了父亲，对父亲非常尊重和信任。他和校党委书记黄传林、邓济共事融洽。 　　父亲深知办好一个学校，最重要的事情是聘请好教师。西大于1952年被拆散后，教师被分散到华中、华南各院校。为此，他一方面跑高教部，请他们同意调回部分“老西大”；另一方面，他奔波于武汉、长沙、广州各地，说服“老西大”回来。经过不懈的努力，教师队伍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时任西大物理系主任的杨溪如教授后来回忆说:“我们一大批‘老西大’教授之所以愿意回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郑建宣的号召力，大家感到在他下面办事舒心。” 　　半年多的时间，西大从无到有，在南宁的新校址获得了重生。 　　父亲十分重视年轻人材的培养，他把他们看成是西大发展的希望。物理系青年教师侯德彭是北大毕业的，理论基础深厚，讲课出色，父亲就让他讲大课。但因侯德彭当时被误戴“内控”帽子，有人将此事反映给校党委。于是黄传林书记向父亲问及此事，父亲向黄传林解释：“我让侯德彭讲的是量子力学，不是政治课，我亲自听过他的课，讲得的确好。”黄传林觉得他讲得有道理，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父亲曾和我讲过一件事。西大开学不久，全国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运动，对正常的教学秩序给予很大冲击，西大也未能幸免于难。恰巧此时，陈毅副总理和团中央的胡耀邦书记视察西大。当他们听说西大也正在“轰轰烈烈”地搞教育革命、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时，陈毅说：“搞什么教育革命嘛！学生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学习，向老师学习。”胡耀邦说：“不能搞学生批判老师，学生自己都没搞懂还批判什么?”于是，西大“教育革命”之风煞住了。陈毅、胡耀邦都说出了父亲的心里话，父亲对他们实事求是的作风非常钦佩。 　　从1958年建校到1966年“文革”，八年时间里，父亲和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努力建设这所广西唯一的综合性大学，使西大成为一个学科较为齐全，师生队伍不断增强，实力不断壮大的地方大学。 　　父亲经常说：一个好的大学应该教学、科研并举。他在关心教学的同时，积极提倡科研，并身体力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西大创办了金相实验室。因为经费缺乏，实验设备只得因陋就简，只好靠选题的正确，方法的巧妙来补救。父亲不顾六旬高龄，带着年轻人一起建设实验室，并取得一批又一批的科研成果。来自北京、沈阳甚至国外的专家参观了这个实验室后，很难相信就在这个设备并不先进的实验室得到了这么多高质量的论文，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材。 严师益友　父亲和我们 　　自我记事起，对父亲的印象是严肃有加。我发现，在外面他对同事和学生经常是笑脸相待，而在家里，对孩子则是不拘言笑，是典型的“严父”形象。他因为忙，很少过问孩子的事情，而母亲却把我们生活、学习的事情都包下来。在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很少与我们交谈，一旦孩子中有谁做错了事，他的批评却是十分严厉的，因此，我们都很敬畏他。他对我们的学习决不是放任的，关键时候是要过问的。每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每个孩子都要“过关”，拿着成绩单给他过目，如果成绩好，他不会说很多表扬的话，但成绩不好，他就要问个水落石出，使我们感到压力，并决心下学期学好。我在初中毕业时获得了长春市最优秀学生奖章，在高中毕业时获得了优秀毕业文凭，父亲知道了从未当面表扬过我一句，也许他认为这是我应该做到的。 　　在我上中学时，父亲曾带我参观过东北人大物理系实验室，看到这么多仪器，演示出各种各样有趣的物理规律和现象，使我下定学习物理、搞科研的决心。以后我和弟弟都从事于物理研究工作，无疑是受到父亲熏陶的结果。 　　到我上大学以后，父亲和我交谈多了起来。每年暑假回家，他详细了解我们大学的学习、生活，问及我们开什么课，任课教师的情况。我们谈得很轻松，这时更感觉到了父亲和蔼可亲的一面。 　　只有当我们长大成人后，才懂得父母亲对我们的爱有多深。父亲一生非常节俭，一方面是他出身贫寒，从小养成节省的习惯，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为我们六个孩子着想。他和母亲省吃俭用，把6个孩子培养到了大学毕业。最小一个妹妹因为“文革”的原因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一直是父亲感到十分内疚的事情。经过妹妹自己的努力，最终也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他的6个子女都在各自岗位上辛勤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使父亲深感安慰。 　　父亲对我的关爱是我永远也不会忘怀的。在大学时，他在百忙之中写信关心我和弟弟的学习、生活。在“四清”时，写信勉励我经受住艰苦的考验，与农民“三同”，学习农民的优秀品质。1978年，我被选送到诺贝尔奖得主、德国丁肇中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他写信要我勤奋工作，虚心向丁肇中先生学习，多学习些本事回国效力。 　　身教胜于言教，父亲一辈子对教育、科研事业的执着追求，锲而不舍的精神，待人热情诚恳，胸怀坦荡，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成为我们做人的榜样。 　　1994年12月，我到南宁出差，丁廷模和马庆生同志代表区党委接见我，征求我的意见，是否考虑兼任广西大学的校长，促进“211工程”申报工作。当时我很犹豫，因为作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责任就很重，当时又正处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否出世界一流水平物理成果，中国高能物理发展下一步如何迈的重要关头，我再接一个广西大学校长的任务，能否承担得起？ 　　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是父亲热爱家乡、热爱西大的精神，鼓起了我的勇气。我还记得父亲生前就一直为把广西大学列入全国重点大学而奔走，最终未能如愿以偿。而这次争取广西大学进入“211工程”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遇啊！我应该为此效力，完成父亲未完成的遗愿。两年来，我与马继汇、吴恒等校领导配合默契，以申报“211工程”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并认真落实。在校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下，1996年10月，我们终于迎来了“211工程”申请评审通过的这一天。可惜，父亲未能见到这一天，但我想他在九泉之下也会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幸福和欢乐。 　　可以说，父亲是对我一辈子影响最深的人，自我懂事以后，我就一直以他为榜样，希望学习他做学问的态度和做人的品格。客观地说，在许多方面，和他相比我是可望无不可及的。 　　父亲已过世16年了，但他生前所作的贡献人们不会忘却，今天的纪念活动就是一个例证。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仍然需要弘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操。仍然需要弘扬“对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要宗旨。

土著虎尾

	合金相图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成绩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