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通史》一书介绍

汉化壮

	《 壮 族 通 史 》 张声震主编/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版 壮族通史·目 录 上 册 绪 论 第一编 壮族渊源 第一章 瓯骆故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及其文化 第一节 巨猿与人类起源 第二节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 第三节 旧石器文化 第二章 瓯骆故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及其文化 第一节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进步的主要标志 第二节 甑皮岩人及其文化 第三节 鲤鱼嘴人及其文化 第四节 西津人及其文化 第五节 敢造人及其文化 第六节 小河洞人及其文化 第七节 贝丘文化 第八节 大石铲文化 第九节 瓯骆故地原始文化与百越诸地原始文化的关系 第三章 史前人类与壮族的关系 第一节 史前人类的体质形态 第二节 现代壮族的体质形态 第三节 现代壮族体质形态的渊源 第四节 史前社会及文化艺术 第四章 壮族渊源及其与毗邻族群的关系 第一节 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先民及其分布 第二节 壮侗语族诸民族的源流关系 第二编 氏族部落时代 第一章 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 第一节 原始群（包括血缘家庭公社） 第二节 母系氏族公社 第三节 父系氏族公社 第四节 不相统属的松散社会组织 第五节 部落联盟组织 第六节 氏族部落的解体 第二章 壮族先民与夏楚文化 第一节 先秦史籍中的壮族先民及其分布 第二节 岭南瓯骆人与中原华夏人的接触 第三节 岭南瓯骆人与楚人的交往 第三章 社会生产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手工业 第四章 社会生活 第一节 人体装饰 第二节 居住 第三节 饮食 第四节 婚姻与丧葬 第五节 医药 第五章 社会文化 第一节 语言文字 第二节 绘画 第三节 雕塑 第四节 音乐舞蹈 第五节 原始宗教 第六节 口头文学 第七节 教育 第三编 郡县划一时代—— 奴隶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秦至隋） 第一章 秦始皇统一岭南 第一节 秦朝出兵岭南 第二节 岭南三郡的设置 第二章 壮族先民分布地区郡县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 汉代郡县 第二节 吴蜀郡县 第三节 两晋郡县 第四节 南朝郡县 第五节 隋朝郡县 第六节 汉代至隋代壮族先民分布地区郡县的性质 第三章 壮族先民族称的演变及分布与人口 第一节 壮族先民族称的演变与分布区域的变化 第二节 人口的变化 第四章 秦汉至隋朝的民族政策 第一节 南越国的民族政策 第二节 两汉的民族政策 第三节 晋、南朝和隋的民族政策 第五章 奴隶制的形成 第一节 奴隶制的形成 第二节 俚、僚大姓奴隶主 第三节 桂东地区封建化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一节 壮族先民与南来中原民族的关系 第二节 壮族先民与汉族的相互融合 第三节 二征起兵反抗东汉封建统治的斗争 第七章 社会经济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手工业 第三节 商业与交通 第八章 社会文化 第一节 壮族先民的巫文化 第二节 中原文化的影响 第三节 儒家思想的传播 第四节 宗教信仰 第五节 文学 第六节 铜鼓艺术 第七节 音乐与舞蹈 第八节 教育 中 册 第四编 羁縻制度时代—— 奴隶制发展时期（唐至五代） 第一章 羁縻制度的起源和确立 第一节 羁縻制度的起源 第二节 羁縻制度的确立 第三节 羁康縻州县与一般州县的区别 第二章 羁縻制度在壮族地区的推行 第一节 羁縻州县的设置及沿革 第二节 一般州县的设置及沿革 第三节 羁縻州县与一般州县并存的原因 第三章 羁縻时代的壮族先民社会 第一节 分布区域的变化 第二节 人口的变化 第三节 奴隶制的发展与特征 第四节 奴隶制的瓦解 第五节 桂东地区封建化的发展 第四章 民族关系与阶级关系 第一节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从缓和走向激化 第二节 西原僚人起义 第三节 僚部“白衣没命军”二陷安南都护府 第四节 其他地区俚僚人起义和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 第五章 社会经济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手工业 第三节 商业与交通 第六章 社会文化 第一节 佛教的传播和俚、僚的巫风 第二节 巫文学 第三节 文人文学 第四节 歌圩和壮族民歌 第五节 美术与舞蹈、音乐 第七章 教育 第一节 官学的兴起 科举的推行 第二节 俚僚人地区汉文化水平的提高 第三节 壮医教育 第五编 土司制度时代—— 封建领主时期（宋至清初） 第一章 壮族的称谓、分布、人口与民族形成 第一节 壮族的称谓和分布区域 第二节 壮族人口的发展 第三节 壮族的形成 第二章 土司制度的产生 第一节 土司制度的起源 第二节 土司制度的确立 第三节 土司制与羁縻州县、一般州县的区别 第三章 土司制度的实施 第一节 土司州县及其沿革 第二节 一般州县及其沿革 第三节 土官的来源及其统治 第四节 土司的土地制度 第五节 土司的军事制度 第六节 土司的司法制度 第四章“改土归流”的历程 第一节 明代改土归流和反改流的长期斗争 第二节 清朝及民国时期的改土归流 第五章 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 第一节 侬智高起义及建立的政权 第二节 南丹、抚水、环州“蛮夷”的反抗斗争 第三节 古田起义和府江起义 第四节 八寨起义 第五节 沙定洲推翻沐家政权 第六节 壮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第六章 社会经济 第一节 农业生产 第二节 手工业 第三节 商业贸易 第四节 交通 第七章 壮族社会的发展 第一节 奴隶制残余 第二节 壮族西部地区的社会结构 第三节 壮族东部地区社会的发展 第四节 壮族东部地区的社会结构 第八章 社会文化 第一节 古壮字（方块壮字）的广泛使用 第二节 儒家学说的传播和佛道与巫教的结合 第三节 文学 第四节 民间艺术 第九章 教育 第一节 州县学的普遍兴建 科学的广泛推行 第二节 书院的建立和发展 第三节 社学、义学、私塾 下 册 第六编 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旧、新桂系统治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清朝中叶至民国） 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壮族地区逐步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节 清代壮族分布地域的变化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第三节 帝国主义的军事、文化侵略和政治压迫加 壮族地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第二章 壮族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第一节 太平天国时期壮族地区的社会矛盾 第二节 壮族人民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及保卫太平天国的斗争 第三节 吴凌云起义创立“延陵国” 第四节 李文彩、李锦贵和黄鼎凤起义 第三章 法帝国主义对我国南疆的侵略和壮族人民的抗法斗争 第一节 法帝国主义对越南和我国南疆的侵略活动 第二节 刘永福黑旗军和岑毓英的抗法斗争 第三节 镇南关大捷 第四节 壮族地区的反洋教斗争 第五节 壮族与边防建设 第四章 壮族与辛亥革命运动 第一节 清末壮族地区蓬勃发展的“会党”运动 第二节 孙中山革命党人在壮族地区领导的几次起义 第三节 壮族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 第五章 桂系集团的统治 第一节 旧桂系集团的兴衰 第二节 新桂系的兴起和瓦解 第三节 桂系集团的民族政策 第四节 桂系统治时期壮族地区经济概况 第六章 民国时期壮族地区建制与人口 第一节 民国时期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第二节 壮族人口 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时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壮族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第二节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第三节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第四节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 第五节 土地革命后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壮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七节 解放战争时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第八章 社会文化 第一节 外来文化对壮族文化的冲击 第二节 近代的壮族文学艺术 第九章 近现代壮族地区的教育 第一节 清朝末期壮族地区的教育 第二节 旧桂系时期壮族地区的教育 第三节 新桂系时期壮族地区的教育 第四节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第十章 壮族人民与越南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互相支持和友谊 第一节 20世纪初壮族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支持和友谊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友谊 第三节 并肩战斗夺取胜利 第七编 民族区域自治时代—— 社会主义时期（建国至自治区成立） 第一章 壮族历史的新纪元 第一节 广西的剿匪斗争 第二节 壮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第三节 壮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壮族地区的贯彻实施 第一节 壮族名称的统一 第二节 桂西壮族自治区（州）的建立） 第三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 第四节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 第五节 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成立 第六节 散居的壮族乡 第七节 壮族人口的发展 第八节 壮族的古老文字——方块壮字的整理规范 第九节 拼音壮文的创制和推行使用 第十节 医药卫生 结束语 附录一：壮族历史重要事件年表 附录二：壮族历史人物志 附录三：壮族地区教育附表 附录四；壮族史研究论著、论文主要目录索引 后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8-13 16:03:3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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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族通史·序 很早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各民族共同缔造了我们的伟大祖国，开拓了辽阔的疆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勤劳、勇敢、智慧的壮族就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自古以来，壮族就繁衍生息于岭南的广大地区。壮族的先民是岭南最早的开拓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以自己辛勤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许多闪烁着人类智慧之光的文化成就。壮族是稻作民族，其先民对栽培水稻的贡献，在我国，乃至世界的水稻栽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造船技术也为我国造船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壮族的制糖业和纺织业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尤其是制糖业，直到今日仍处于我国的领先地位。壮族又是一个能歌善唱的民族，他们的歌墟和铜鼓、花山崖壁画是我国艺苑中的奇葩，丰富了祖国的艺术宝库。壮族是一个富于开放性的民族，最早接触和吸取了中原华夏文化，而且很早就开辟了海上通道，其精美的瓷器通过海路远销东南亚等地区。壮族又是一个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震憾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壮族人民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本世纪3O年代，壮族人民投入土地革命斗争，在邓小平和张云逸同志领导下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壮族为保卫祖国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也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历史上存在民族压迫制度的原因，壮族的光辉历史却鲜为世人所知。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顾问张声震同志，近十年来从事壮族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壮族历史的研究，成效卓著，以他任主编，有2O多位学者参加，集体创作的《壮族通史》，把壮族丰富的历史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解答了有关壮族史中的问题，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壮族通史》的出版不仅是1600多万壮族同胞的心愿，也是我国民族研究战线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它对提高壮族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对于海内外各族人民了解壮族，增进国内兄弟民族的友谊、团结，增进民族间的友好往来，都是很重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本书编写的不仅有壮族学者，还有长期从事壮族史研究的汉族专家。本书的编写过程充分体现了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 张声震同志要我为本书的出版写篇序，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十分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写了如上的一番话。谨以此表达我对本书出版的热忱祝贺。 江 平 199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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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族通史·绪论 现代壮族人口分布 现代壮族，是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共有1600多万人口（1991年统计数，下同）。壮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祖国的南疆，东起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西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至北部湾、北达贵州省从江县一带、西南与越南接壤。这一辽阔的地区，聚居着全国壮族人口的99．73％。其中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1500多万人，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33．6％，占全国壮族人口总数的 93 7％，主要聚居在百色、河池、南宁、柳州等四个地区和南宁、柳州两个地级市，四地二市壮族人口占广西壮族人口总数的91％，土地面积约占全自治区总土地面积的 60％；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有87．1万多人，散居于云南省其他地方的有12．9万人；分布在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等地的有4．8万人；分布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有1.57万人；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4453人；还有约5000多人散居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内；2976人散居于四川省宁南、木里、会东等县；1000余人散居在陕西省柞水县。 壮族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 壮族聚居地区，四周边缘多山。西部属云贵高原的边缘，有六诏山脉纵横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并延伸至广西的那坡县，海拔在1300～1500米之间；广西境内百色地区有金钟山、岑王老山、青龙山等；北部是桂北边缘山脉，有凤凰山、九万大山、大苗山、大南山和天平山等山脉，海拔平均在1300～1500米之间，越城岭主峰苗儿山（又称猫儿山）海拔2141米，是广西第一高峰。东部广东连山的壮族靠萌渚岭而聚居；中部偏东盘亘着大瑶山、莲花山等山脉，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主峰圣堂山海拔1979米；中部偏西由西北向东南走向的弧形山脉主要有都阳山、大明山等，大明山主峰海拔1760米；南部和西南部边缘为十万大山、公母山、大青山等，海拔也都在1000米以上。壮族地区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一片海”之称，山区、丘陵占土地面积的82％左右。丘陵分布很广，主要在山地前缘或谷地、河流两岸、盆地周围，丘陵海拔一般在100～400米，坡度较缓、土层深厚、气候炎热、雨水丰富，光照条件好，适宜于农业、林业和牧业的发展，是壮族地区人口较为稠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大约124．62人（1986年数），是农业和多种经营较为发达的地区。壮族地区平原少，且分布零星，比较大的平原有右江谷地，面积350平方公里；南宁盆地，面积238平方公里；宁明谷地，面积114平方公里，它们实际上都属盆地。右江河谷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水热条件好，发展农业十分有利，是水稻和甘蔗、芒果的生产基地，素有“桂西明珠”之称。壮族地区石山面积大，且分布广，仅广西境内壮族聚居的河池、柳州和南宁三个地区，裸露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别占三地区土地面积的66％、63％、58％，喀斯特地貌是“九分石头一分土”，可谓是当代人类居住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之一，生产条件极差，连人和牲畜饮水都困难，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喀斯特地貌区，由于久受雨水侵蚀，形成了优美多姿的石笋、石洞、石峰等奇峰异洞，类似桂林、阳朔的优美自然景观，在壮族居住区属喀斯特地貌处随处可见。如文山州广南县有莲洞、白云洞、响泉瀑布，文山县有仙人洞等，柳州市有闻名于世的白莲洞，武鸣有伊岭岩可与桂林的七星岩、芦笛岩相媲美，这些天然美景都有发展民族旅游的潜力。广西喀斯特地貌区地下矿藏很丰富，有色金属、稀有金属、非金属矿藏储量居全国前5名的有28种，尤以锰、锡、锑、铝土、石灰岩的储量著称；云南省文山州已发现的矿藏有11类48种，将成为云南省锡、锑、锰的主要生产基地。壮族聚居区南部有宽阔的海域，大陆海岸线1595公里，北部湾为最大的海湾，是我国与越南共同的海域。北部湾是中国重要热带鱼场，鱼类有500多种；湾内产著名的“南珠”。沿海大小港湾48个，已开辟21个为港口，广西海域面向东南亚，西连中南半岛，处于我国由海路通往中东、非洲以及欧洲的便捷通道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壮族地区地处低纬，北回归线横穿中部的上林、德保、那坡以及云南的文山州一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域。气温高、夏长而炎热，冬短（或无冬）而暖和，春秋季相连，热量丰富，雨季长，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干湿季分明，因此生物种类繁多，资源十分丰富。广西拥有植物资源6000多种，是我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区之一，而广西的植物资源绝大部分分布在壮族地区。壮族聚居的柳州地区就有5000多种，有乔木树种1800多种，药用植物有1000多种，是全国热带、亚热带水果产区之一，土特产有数百种，素有“土特产仓库”之称。动物资源种类很多，两栖动物、爬行类动物、蜥蜴类、鸟类、兽类等均分别占全国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列入国家保护的稀有动物有43种，占国家保护动物种类的30％。 壮族地区河流众多，但分布不均。云南省文山州境内较大的河流有盘龙江、大马河、清水江；广西壮族地区的河流大多属于西江水系，主要有红水河、柳江、黔江、左江、右江、郁江等。由于河流众多，降水丰沛，径流量大，地表水资源极为丰富，居全国第五位；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752万千瓦，居全国第八位，红水河被誉为全国水电资源“富矿”。至于喀斯特地区，地表河流相对贫乏，但地下水资源极为丰富，约为440亿立方米、可惜地下水埋藏一般较深，开发利用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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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 壮族研究概述 壮族系古百越族群支系西瓯、骆越的后裔。秦汉至唐代，其族称又多有变化，见载于史籍者有：西瓯、骆越、乌浒、俚、僚、伶等。壮人古来有自称，但很不统一，如布依、布夷、布土、布泰、布曼、布沙、布雅衣、布僮等等，这与壮族支系多有密切关系。“僮”见载于史籍者始于宋。因此史学者多把宋以前史籍记载的百濮、百越、西瓯、骆越、乌浒、俚、僚等等视为壮族的先民。汉文史籍的种种记述，虽说下上对壮族先民的研究，但作为今天我们研究壮族的历史渊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秦汉统一岭南以后，我国大一统国家形成，中央王朝在岭南设立郡县治理，大量汉人南下“与越杂处”，壮汉族先民经济文化交往日渐密切，汉文古籍有关壮族先民的记载就更多了。今见传于世而著称者如汉代袁康、吴平之《越绝书》，司马迁的《史记》，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刘向的《说苑·善说·越人歌），杨孚的《南州异物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晋）裴渊的《广州记》，（晋）刘欣期的《交州记》，（南朝）沈怀远的《南越志》等；隋唐五代时期（唐）王范的《交广二州记》，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孟琯的《岭南异物志》，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刘恂的《岭表录异》，（南汉）《南汉刘氏兴亡录》等。 至北宋中叶，壮族首领侬智高起义被镇压以后，中原王朝在广西壮区普遍设立土官制度加强统治，大批文武官员及文人进入壮族地区，写了许多关于壮族地区的历史事件、风土人情、山川河泊、物产资源等论著，尤以元、明、清三代著述最多，内容更加广泛，如宋代郑樵《通志·南蛮上下》，李昉《太平御览·四夷部》，张田《广西会要》，乐史《太平寰宇记·南蛮三四》，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罗大经《桂林记》，滕元发《征南录》；明代邝露《赤雅》，田汝成《炎徼纪闻》，欧大任《百越先贤志》，鄢棐《岭南诸夷志》，魏浚《广西土司志》，无名氏《粤西诸夷土司考》，吴文华《粤西疏稿》，马光《西粤梦游录》，羊复蠡《两广纪略》，郭应聘《西南纪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西》，曹仁虎《续文献通考·广西土司一二》，钱元昌《粤西诸图记》，林德均《粤西溪蛮琐记》，陆祚蕃《粤西偶记》，张祥河《粤西笔述》，王考泳《岭西杂录》，朱椿《广西郡县地理图册》，吴绮《岭南风物记》，李调元《南越笔记》，王甲荣瑶侗僮苗述略》，汪森《粤西文载》《粤西丛载》、《粤西诗载》，陆次云《峒溪纤志》，张维屏《桂游日记》，施闰章《使广西记》，徐延旭《田阳纪事》等等。此外，还有专门论述岭南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社会概况、地理环境、民族风俗、物产资源等等著作。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岭南少数民族的各方面情况。这些著述虽然还说不上是对壮族问题的专门研究，且出自封建统治者或封建文人之手，多受历史局限、民族偏见、阶级烙印之影响，立场观点自有偏颇，难免用了许多歪曲、诬蔑、谩骂、嘲讽之词。但是，他们留下了丰富宝贵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壮族和岭南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依据。 回顾中外学者研究壮族大约已有一百年的历程，大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研究壮族。 西方学者研究壮族问题始于19世纪末叶，其时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侵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他们出于侵略的目的，需要了解这个地区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习俗等等问题，适应帝国主义利益需要，有些殖民机构的官员，有些传教的牧师，有些学者，先后进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作调查研究。最早是英国人（1880年，阿·柯奎翁；1909年，亨·理·戴维斯），然后是法国人（1897年，皮·勤·邦德里），美国人（威·克·杜德），他们从对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研究起，联系到中国的壮族、布依族，他们通过对泰国泰族及广西、广东、云南文山壮族的实地调查，发现泰语与壮语的词汇基本或大部分相同，应该肯定这是他们调查研究的成绩。但遗憾的是，他们据此竟把壮族与泰国的泰族混同，并武断地说壮族就是泰族，把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都称之为泰族；西方学者的这种泛泰观点曾影响了泰国、日本学者，有些学者曾发表文章，把居住在中国的壮侗语族诸民族称为东泰，居住泰国的泰族称为西泰。 1925年，泰国共丕耶达玛銮拉查奴帕亲王（丹隆亲王）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授泰国历史，后将讲稿汇集成《暹罗古代史》一书出版，因此赢得“暹罗历史之父”桂冠。他说；“泰人在佛历纪元以前，早已成为亚洲东部之一大民族。虽在今日，泰族除暹罗国以外，杂居别地亦多，中国沿边各省、东京、缅甸以至于印度边陲之亚山省皆有泰人，惟其名因地而殊，有呼为暹罗人者，有呼为老（佬）人者，有呼为长人者，有呼为巉人者，有呼为人者，有呼为黎人者…而照原名呼为泰。间亦有之，以上所列名虽各异，然其为泰族也则一。”①这位亲王虽已认识到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惟其名因地各异”，但也与西方学者一样坚持“然其为泰族也则一”的观点。后来，暹罗政府总理銮披汶利用学术上的泛泰主义妄图推行政治上的大泰族主义，他把语言作为识别民族的主要标志，又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1939年6月24日是暹罗国庆日，銮披汶把暹罗改为泰国，提出要建立“大东亚泰族联邦”的主张，这个联邦包括我国操壮侗语族语言的傣、壮、侗、布依、水、黎等民族，越南的岱、泰、侬等民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姆民族；地域包括我国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越南北部，老挝全部，缅甸北部，印度的阿萨姆邦。这样，学术研究上的泛泰主义便演变为政治上的扩张主义，理所当然为我国和有关各国所反对，我国《大公报》等报刊曾发表社评，抨击銮披汶的扩张主义，挫败其阴谋计划。 （注：①〔泰国〕丹隆：《暹罗古代史》第12页，王又申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丹隆亲王在《暹罗古代史》中说：“泰族初发源于中国之南方，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以前皆为独立国家，泰人散处各地，中国人称之曰番，至于泰人放弃故土，迁徙缅甸及佬、蛮等地之原因，实由于汉族开拓领土。”①丹隆亲王的这段论述，道出泰、壮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为泰壮民族渊源研究指出了方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贡献。但泰族的迁徙根源还应继续深入研究才是。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时代，中国人研究壮族。 本世纪20年代，国民党政府面对帝国主义对我国边陲的侵略，积极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应该肯定国民党政府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有益于边疆少数民族的好事，如广西成立了“苗徭教育馆”、“广西省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专门从事苗瑶人才的培训。但它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则基本上是错误的。国民党在理论上一贯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的存在，说什么“中国只有宗教之分，而没有民族之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中国所有民族都是汉族宗亲”。他们背叛了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学说和主张，极力倡导大汉族主义，为其民族压迫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在实践上，它们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如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设治局”；成立“风俗改良委员会”，派出武装军警实行镇压，强迫少数民族改变服式和风俗习惯。这种强制民族同化政策，必然激起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注：① [泰国]丹隆：《暹罗古代史》第12页，王又申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出于对边疆国土沦丧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开始注意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包括对壮族的调查研究。1928年7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同时登载钟敬文的《僮民考略》、石兆棠的《僮人调查》，1929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丁文江《广西僮语的研究》，1931年《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登刊罗香林《古代越族考》，1934年12月《艺风》月刊载石兆棠的《柳州僮人片断的记述》等。广西永福县人刘锡蕃（刘介）利用长期担任广西特种教育师资培训所所长之机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广泛搜集资料、历史文献，著有《岭表纪蛮》（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内容丰富，论述比较全面，涉及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家庭、文化、交通等方面。可以说，这本书是系统研究壮族最早的著作二一，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由于刘氏没有摆脱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偏见，此书仍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观点与内容。 对壮族研究有大建树者首推徐松石，徐系广西容县人，后在上海任史地教授，他撰写的专著《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统》，这几本书有如下特点：（一）他多次长期深入壮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把调查研究心得和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二）他用“地名研究考证法”结合语言比较法、风俗比较法、考古学等来论证壮族的历史。阐明壮族乃是岭南土著民族，并论述壮族与古代百越人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在考证上所用的方法很多，最主要的一个，乃从地理而推测历史，用地名以证实古代的居民，”地名研究比较法“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西南部分的研究确有特殊的价值”。（三）他能平等看待少数民族，与历代统治阶级及封建文人对少数民族均好用“反犬旁”相反，在其著作中对壮、瑶、苗均用“单人旁”或“双人旁”，足见他对壮、瑶等少数民族的观点与前人有别。尤其值得赞扬的是，他的著作充满了对壮族人民诚挚、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他说“作者研究岭南古代史地愈深， 愈觉得僮人文化悠久，历史绵远，民性优良，力量宏厚，而以前对于国家的贡献也极伟大。我不期然而自然的对僮族的同胞发生了一种爱慕的心。”①“作者祖籍粤东新兴而分居梧郡，因为女性祖系的遗传藐躬有深浓的僮族血液流贯着，引为生平无上的荣耀。”②经过长期考察研究以后，在《泰族僮族粤族考》“僮族的优点”一节中，概括出壮族有八大优点，说“僮胞的隽秀”“值得我们欣欢”。他预见“将来中华民族国防建设上，僮族健儿必将有惊天动地的贡献”。③在那个时代，能如此正确对待和认识少数民族，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四）他发现了壮族与壮侗语族诸民族即傣、布依、侗、黎以及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有历史渊源关系。他的这一论断已为今天民族研究证实是正确的。数十年前有此论断，确非易事。（五）徐松石在《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中把现代的壮族与泰国的泰族区分开，他说“无疑今日广西的僮人，是泰国小泰人最近的亲属。”既看到壮族与泰族的亲近，又看到了他们的区别，不再把两者混为“广义上的僮泰族”了。这无疑是对西方学者早就宣扬的 泛泰族说的否定。但是，徐松石也受到时代的局限，在其著述中仍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既论证壮族为岭南土著，又说壮泰源出于古代的九夷九黎八蛮的地区即自冀豫而至荆阳等州；既论证了壮为一个民族，又曾说“僮佬也的确是干真万确的汉族”（在后来著的《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就不见提此观点了）。 （注：①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第75页，跋第2页，中华书局1939年版。 ②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第75页，跋第2页，中华书局1939年版。 ③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第75页，跋第2页，中华书局1939年版。）

汉化壮

	（续上）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壮族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看待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壮族被确认为一个少数民族，是统一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并享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1958年建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这给壮族开辟了新纪元。恢复了她应有的地位。随之，壮族研究也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重要课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壮族研究走上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一、对壮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历史、语言、习俗、现状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到壮族地区进行慰问，随团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了壮族的历史、语言、风俗和现状。广西分团副团长费孝通先生就其调查所得资料撰写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他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的资料探讨壮族的起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带民族偏见写出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壮族历史的论文。文中写道：“壮族自称‘越伊人’，使我们联想到古代东南沿海的‘于越人’，广西的壮族可能就是这古代民族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 1952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袁家骅教授率队到广西调查壮族语言，为创造拼音壮文作准备；1954年桂西壮族自治区壮文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经过数年的努力，1955年制定了拼音壮文方案，1957年11月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正式批准了壮文方案，随后在壮区试行推广，受到广大壮族人民的欢迎，从而结束了壮族无统一民族文字的时代。 1953年，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派出人员，到龙州、平果、龙胜等县的壮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1954年写成长篇调查研究报告。 1956年，根据党中央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的指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壮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参加调查的老一辈学者有杨成志、岑家梧、黄现藩、石钟健、汪明瑀、刘介、唐兆民等，经过5年的努力，分别写出大新、凌乐、宜山、环江、南丹、田东、东兰、天峨、那坡、西林、隆林、百色、都安、武鸣、上林、马山、上思等县的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有数百万字，现已公开出版《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至第七册，为世人系统深人研究壮族提供了珍贵资料。这些调查报告侧重政治和经济基础，对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的调查较少。 198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西民族研究所编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1985年又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所录碑文绝大多数与壮族历史有关，史料价值极高。 1990年，广西民族研究所重点调查了壮族地区的龙胜、象州、昭平、忻城、环江、天峨、平果、崇左、龙州、靖西、那坡、钦州等县以及云南省文山、麻栗坡、马关、西畴等县的民族传统文化，填补了50年代社会调查的不足。 1991——1992年，根据国家民委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一布置，广西民族研究所等联合进行边疆民族经济调查，取得了丰富资料，写了调查研究报告，为国家实行沿边对外开放作准备。 二、壮族研究的范围日益广泛，研究的层次日益加深，研究的质量日益提高。 自建国至70年代这段时期，随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拼音壮文的创制与推行，以及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壮族研究主要在壮族历史、壮语文、民间文学艺术等领域得到较大的开展，尤其在壮族史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层次探索研究，产生了质量较高的成果。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学术研究自由，思想较活跃，史学界知名学者曾就壮族历史诸问题专门召开过学术讨论会。这无疑对推广和深化壮族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7年，刘介在《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三篇论文：《略论壮族名称在历史上的衍化及壮族的伟大贡献》、《再论壮族名称在历史上的衍化》《为什么说壮族名称可能起源于庆远南丹》。 刘氏疏通了壮族名称在历史上更迭的脉络，并谈到了与毗 邻民族的历史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从考古、历史文献资料论证壮族是两广的原始居民，改变了在《岭表纪蛮》书中提出的壮族西来说的观点。 方国瑜教授撰《壮族——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发表于《云南日报》1957年7月5日）一文认为“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以现在的民族名称解说：夜郎为布依族、句町为壮，可能主要是侬人，南疆以北的卧漏人，可能主要是沙人，而近红河以东的进桑，可能主要是土族人，这些集团，都属于壮语族，有亲密的历史渊源。”随后，说“壮人是古越的后裔。云南东南部的侬人、沙人和僚人，也是壮语族的支系，古为句町部族。”① （注：①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第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95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西师范学院黄现藩教授编著的《广西壮族简史》一书， 这是壮族学者写的第一部壮族历史书。该书对广西壮族的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生活习俗、文化艺术、语言文字都有简要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壮族起源自上古的百濮。 1958年，为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诞生，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黄藏苏编写的《广西壮族历史和现状》一书，此书对壮族的称谓梳理得简明扼要，首次公布了各种不同的壮族自称，阐述了壮族社会发展的基础。 1958年，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着手搜集资料，研究、编写《壮族简史》，为了解决壮族史上的三大问题：一是族源问题，二是壮族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问题，三是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问题，1962年，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南宁召开了有各省学者参加的壮族史学术讨论会。1963年，全国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著名学者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白寿彝、刘大年、邓广铭、向达等出席了会议。这两次讨论会，就上述三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经过22年断断续续的努力，终于在1978年由广西民委召开第三次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再次对上述壮族历史上的三大问题进行讨论，第一、第三个问题，意见趋于一致；第二个问题，有三种观点，未能统一（详见下述）。《壮族简史》于1980年出版，上述诸问题的讨论成果，已基本上反映到该书中。这本书对壮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写得更清晰、观点更明朗、史料更丰富，是目前较好的一本壮族历史书。 1982年出版了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撰写的《壮族历史人物传》，以人物为主干，论述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壮族简史》的一个补充。 198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现藩的遗著《侬智高》，该书史料丰富，正面论述依智高起兵反来的正义性质。 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欧阳若修等合著的《壮族文学史》。 1988年黄现藩、黄增庆、张一民合著的《壮族通史》出版，史料比《壮族简史》更丰富。 1989年范宏贵、顾有识编的《壮族论稿》，袁少芬主编的《当代壮族探微》出版。 自80年代至今，随着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国家进人改革开放新时期，壮族研究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呈现出空前兴旺繁荣的景象。综观这一时期，发表了有关壮族历史的论文计200多篇，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对过去探讨过的问题，加深了研究的层次。同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大批新成果，出版了大批专著，可以归纳为以下十多个方面；（一）百越史、乌、浒、俚人、僚人研究；（二）壮族图腾、风俗、婚俗研究；（三）壮族文学研究；（四）左江流域崖壁画研究、铜鼓文化研究；（五）壮族原始宗教巫经的整理与研究；（六）壮族奴隶社会的研究；（七）壮族古代哲学思想研究；（八）壮族称谓出现的问题；（九）土官（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十）壮族历史人物研究：侬智高、瓦氏夫人抗倭等；（十一）壮族地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十二）壮族各个时代的革命运动：壮族与太平天国、壮族与中法战争、壮族与辛亥革命、左右江革命运动；（十三）壮族与旧桂系军阀；（十四）壮族语言文字：古壮字的整理与研究、壮汉词汇研究、壮语地名的整理与研究；（十五）壮族传统体育、舞蹈的整理与研究；（十六）壮族医药的整理与研究；（十七）壮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其中论述较深，影响较大的专著已流行中外，从而开创了壮族研究的新局面。 新中国建立以来，台湾学者对壮族历史的了解研究甚少。有的学者仍持旧有的观点，在有关壮族的著述中竟说“今日僮人早与汉人同化，所谓僮人，只是历史上的名词而已。”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段时期世界各国研究壮族的学者人数与成果较多者首推日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有日本学者藤本光1952年著《关于南宋的广马交易和西南诸国的状况》、《关于南宋的广马贸易和西南诸县的惰况》、《横山寨考》、《关于广马和广监的关系》、1953年著《南宋广马考——关于其发端与结局》，还有河源正博1969年出版的《关于宋代羁縻州、洞的计口给田》，日野三郎1970年出版的《唐代岭南的金银流通》，田诚之1983年撰《唐宋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的动向——重点考察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及1985年撰《明清时期壮族佃户化的考察》。在迁徙方面的研究有河源正博1955年撰《蛮酋的内徙》，际田诚之1985年撰《明代壮族的迁徙与生态——明清时期壮族史研究之一》。对唐代黄乾曜、宋代侬智高起兵的研究有河源正博1959年撰《侬智高叛乱与交趾》，小川博1965——1967年撰《宋代侬智高的事迹》、《关于侬智高叛乱的几个问题》、1963年撰《唐代西原蛮叛乱》、《华南少数民族史之一瞥》，谷口房男1983年撰《嘉靖海寇扫荡和瓦氏夫人》，松本光太郎1989年撰《壮民族意识的“再生”——从“汉人后裔”到“壮族”》。在民族关系研究方面有绫部恒雄著《泰族的社会与文化》一书，把泰族划分为两支；西支佛教徒各泰族，东支非佛教徒各泰族，把我国的壮族、布依族，越南的侬族、土族都列为东支泰族。显然，他仍然摆脱不了西方学者20年代泛泰族观点的影响。另外有谷口房男撰《关于唐宋时期的“平蛮颂”华南少数民族汉化过程的一个断面》。 越南与我国壮族地区相毗邻，在历史上关系密切，越南又有与壮族起源相同的岱族、侬族，因此对壮族研究也较注意。我国学者认为骆越是壮族、越南京族的先民，越南学者也认为骆越是越南京族的先民。在越南北部聚居的岱族、侬族有数百万人口，越南学者在论述岱族时说：“岱族人与广西的壮人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更相近。岱人和广西壮人在历史上有密切关系。”①“现今在越南的岱人和侬人与广西的壮人仍然把侬智高看成是本民族的领袖。”②该书在论述侬族时说：“侬人的根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省。”③“据初步了解，在谅山、高平、老街的一些地方，侬人移居到越南约七八代人至四五代人之间（大约300年左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有相当多的侬人逃到越南躲避清朝封建者的迫害，有的人家移居越南才三四代人。有许多还有亲属、亲戚在中国。侬人分为很多支，仍然带有中国故乡的名字。如万承侬，故乡在广西的万承州；州侬，故乡在龙州；崇善浓，故乡在崇善；英侬，故乡在龙英；雷侬，故乡在下雷；归侬，故乡在归顺。”④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说“在从高平至芒街的越中边界两侧地方，虽已划人两国版图，但那里的居民都是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是岱人和侬人（以前为壮人）。”⑤总之，他们对岱人、侬人与广西壮人的渊源关系是明确的、一致的。 （注：①越南民族委员会研究室著《越南的少数民族》第39页，河内文儿出版社1959年版。 ②越南民族委员会研究室著《越南的少数民族》，第39页。 ③越南民族委员会研究室著《越南的少数民族》，第62～63页。 ④越南民族委员会研究室著《越南的少数民族》，第62～63页。 ⑤〔越南〕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第188～189页，河内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汉化壮

	（续上） 但是，越南学者在壮族与泰族研究方面，仍有受西方学者影响的，往往也把壮族与泰族混为一谈，陶维英还说：“在大越和中国两国辽阔边界中的一个地段——广源地区周围散布着泰族的一个支系部落，俗称侬人（中国方面）和土人（越南方面）。”①越南民族学家吕文芦说：“广义的泰是指泰大种族，包括所有讲泰语的各族，如在广西、广东、云南的壮人，在贵州的布依人，在海南的黎人（中国）。泰国泰人，老挝人，在缅甸的掸人，在越南的岱人、侬人、泰人、热依人、摆依人、土佬人等等。狭义的泰，在越南范围内就是西北的泰人。”②越南民族学家邓严万把泰族分为东西两支，壮族属东支，他说：“根据现今的情况可以分为两支：（1）东支，包括居住在中国南方的两广、贵州、湖南各省，越南北方和东北的各个集团。在中国南方包括壮、布依、侗、黎各集团，在越南包括岱、侬、热依、高栏——山子等集团。（2）西支，包括居住在中国云南省、越南西北地区和清义省山区的泰，在老挝、泰国、缅甸联邦和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各个集团。”③陶维英、吕文芦、邓严万的以上观点与20年代美国传教士杜德著的《泰族》、日本学者部恒雄著的《泰族的社会与文化》观点完全一致。 （注：①〔越南〕陶维英《越南历史》第8章，河内建设出版社1955年版． ②〔越南〕吕文芦：《试论越南岱、侬、泰三个部族是怎样形成的》，载越南《历史研究》1964年3月号。 ③〔越南〕邓严万《越南岱——泰各民族集团的形成及其在中国南方、印度支那各民族集团的关系初论》，载越南《历史研究》1968年3月号。） 三、国内研究壮族的学术机构、社团纷纷建立，从事壮族研究人员日益增多，逐渐成长，壮族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开展。 自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成立以后，广西有关壮族研究机构亦先后建立。1955年，广西省（后改为自治区）博物馆首先成立，40年来，在古人类、石器文化、青铜文化、陶器文化、古墓葬等方面，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对研究壮族渊源、古代社会历史发展、汉壮文化关系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56年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1963年建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30年来，撰写了大量有关壮族社会历史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广西区语委壮文研究室成立，把壮族语文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84年，广西民族学院在50年代建立的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其中还特地建立了壮族研究室，把壮族研究摆在重要的地位上。随着各高等院校中文系科的发展和增加，结合教学的需要，1978年和1980年，广西民族学院和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建立了民族民间文学教研室，1985年，广西师范学院将教研室改成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增加了科研力量，出版了壮族和其他民族民间文学丛书。1979年，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室恢复。1984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地方及民族史研究所成立的同时，广西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广西区党校民族理论政策教研室，广西区艺术研究所亦相继建立。1991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成立。1992年，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建立。至今，壮族研究已由原来的一个研究所扩展到高等院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西各地的民族研究学术团体也相继成立。1980年，广西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内分民族史、民族学、民族理论政策、民族语言等四个理事会。1984年，广西民族民俗学会、广西师范大学地方史民族史研究会先后成立，后者引导学生把课堂知识和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85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会成立的同时，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会和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也先后建立。1985年至1988年，柳州地区、柳州市、河池地区、百色地区、南宁地区民族研究会相继成立。1986年广西民俗学会、广西民族经济研究会成立。1991年广西壮学研究会成立。参加学会的成员，有民族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有大专院校的教授专家和学生，还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和民族工作者，各种学会会员总人数达千余人，大多数人员研究的课题都与壮族有关。研究人员的业务和政治素质不断提高，获得高中级职称的已达百余人，新的年轻一代民族研究工作者正在成长。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壮族研究将更加深入发展，取得更加光辉的成就。 壮族与东南亚各国的壮侗语诸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受到有关国家学者的重视。早在1958年和1975年，越南的民族识别调查代表团和古文字考察代表团先后访问我国，与广西有关壮族研究的学者、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外国学者来华访间考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80年代有美籍华人丁乃通教授访问广西，进行了“壮族灰姑娘”故事的交流；日本白鸟芳郎和君岛九子教授到广西进行民族文化考察；泰中友协教育委员会巴博·威猜团长率领20人的代表团访问广西，了解壮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情况；新西兰《南华早报》专题记者访问广西，在该报上发表了有关壮族社会历史和现状的长篇报道，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了壮族；墨西哥总统顾问迪纳斯先生和总统特遣代表达维小姐先后访问广西，了解广西民族情况和民族区域自治情况；老挝学者乌拉万，泰国作家代表团，泰国孔敬大学副校长施立猜，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巴妮博士等人及泰国艺术大学巴色、马哈教授等先后访问广西，进行民族考察、学术交流。 9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壮侗语诸民族的学者专家到广西来考察了解壮族者更加频繁。泰国艺术大学副校长威叻·讪差逢猜先生率领代表团访问广西，与广西民族研究所签订了“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合同议定书；日本东洋文化大学谷口房男教授访问广西，就壮族土司制度问题进行交流研究；泰国艺术大学副校长玛妮萍·威格兰率领代表团考察广西壮族；日本学习院大学诹访春雄教授到广西东兰考察研究壮族蚂拐节活动；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的松本光太郎，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海田诚之多次来广西考察、研究壮族，越南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闭曰等教授和范光欢访问广西，就广西壮族研究和越南岱、侬族研究互通情况；泰国艺术大学董事长荃波先生率领代表团访问广西，就“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交换情况。 同时，广西有关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亦先后组织壮泰族研究人员出国访问考察。8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有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和清迈山民研究院进行考察访问。广西民族研究学会顾问张声震率领广西民族文化代表团访问考察泰国，并与孔敬大学的专家教授就壮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广西民族研究学会顾问余达佳率领代表团访问考察泰国，并与泰国艺术大学正式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议定书。广西民族研究学会顾问梁彬率代表团访问考察泰国，并就“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进行情况交换了意见。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覃乃昌率领代表团访问考察泰国，并与泰国艺术大学的专家教授就壮泰研究心得开展了学术交流。此外，有些学者还参加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学术代表团和民族语文学术代表团，到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学术考察访问，有些还参加了有关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总之，现在可以说，壮族研究已越来越为外国学者所关注，壮族研究真正地走向了世界。

汉化壮

	（续上） 壮族历史研究诸问题 一、关于族源问题 原来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壮族外来说；二是壮族土著说；三是壮族是外来民族与土著混合而成说。经过长期深人探讨、开展有益的争论，随着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日益增加，考古资料发现日益丰富，研究方法上科学性日益提高，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的运用，持土著说的佐证愈来愈多，论据愈来愈充实；持外来说的学者有的自己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如刘介（刘锡蕃）即如是，上文已述及他在50年代发表的三篇论文，改变了在《岭表纪蛮》中壮族西来说的观点，刘氏从考古、厂史文献资料论证，壮族是两广的原始居民。至今可以说在学术界，持壮族是土著民族，是从百越族群中的西厢、骆越人发展而来这个认识已趋一致。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然可以随处遇到“壮族外来说”的说法。原因是人们过于轻信土司族谱。壮人的族谱，多系从土官的族谱影响而来，而土官的族谱就其渊源始祖是外来汉族而言，多属误传。因其流传已久，且为明清以来历史文献承认与附证，后人不加稽考，以讹传讹，形成真伪难辨，以假当真的态势。所以，要进一步澄清“壮族外来说”，看来还必须从史学的角度对壮族的族谱尤其是土官的族谱加以科学的考证，以求去伪存真，恢复本来面目。这个工作，过去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并有研究成果。如徐松石在《泰族僮族粤族考》第十二章“壮人的姓氏”中，推测壮族韦姓起源于牧牛业群体。罗尤在《壮族姓氏试探》（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中，推测壮族韦姓起源于石祖崇拜，即男性崇拜。龚永辉撰《壮族韦姓“汉裔”考》一文对韦姓是韩信的后裔作了深入的考证，指生天谁是“托孤之说”或“三公改姓”，多属附会是不可信的。粟冠昌教授在《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1963年）、《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再探》（1981年）两篇论文中，通过严谨的考证，指出了壮族士官族谱在族源上普遍不真实，多属附会。他着重考证了曾被认为是土官族谱中最为“完整”的岑氏族谱，然后旁及其他。他认为岑氏族谱所谓始祖“随狄青来”的说法纯属后人附会误传，其他各家土官的族谱也有类似的情况。他认为：从唐、宋、元、明、清历代广西各个土官家族势力的嬗变情况进行考察，也可以证明所谓广西土官是“随狄青来”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同时也可证明广西土官绝大部分都是广西壮族的上层分子，土官即土酋。 二、壮族古代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问题 30年来曾经开展过多次讨论，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各自发表了一些专门论著，但分歧仍比较大，主要是持不经过（也叫飞跃论）与主张经过（也叫循序论）两种观点。主张“飞跃论”的以黄现藩教授为代表。他在1949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文，其中提到壮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观点，后在1991年出版的《壮族通史》第四章第四节《秦汉时代壮族社会性质》中更有所发挥。其所持的主要理由是：（l）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郡县，派官吏，“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他们带来了汉族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从而逐步改变壮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原来的文化，对自然条件优越的广西东北、东南壮族先民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影响更大，使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进一步瓦解，在农村公社的废墟上建立起封建领主制度，……。”（2）根据恩格斯“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①和列宁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②，以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中所说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建立在部落制上的财产的继续和发展”③等论述，并引证了解放前我国五十个民族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形态中，解放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例子，而得出了“跨越发展不仅在理论上说得通……而且实际上也有例证”的结论。 （注：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主张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学者也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如石钟健1961年11月27日在《广西日报》发表《略谈僮族古代的奴隶制社会阶段》一文；江应梁1962年7月25日在《广西日报》发表了《对僮族奴隶社会的看法》；粟冠昌《僮族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商榷》（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王天奖1963年在《民族团结》（2—3期）发表了《古代僮族社会性质试探》一文；李干芬1982年在《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上发表了《壮族社会的奴隶制问题探讨》一文；周宗贤撰《壮族古代奴隶制探索》；198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壮族简史》以及1985年李炳东、戈德华编著的《广西农业经济史稿》等论著，都主张壮族古代社会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本书主编赞同这个观点，主要理由是：（1）按照马列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般进入最初的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岭南壮族先民在春秋战国末期的社会状态，正由原始社会开始解体，过渡到阶级社会的时期，便有了“君”、“王”、“侯”、“将”等统治者和“民”被统治者；汉初赵佗建立的“南越王国”，赵佗自称“蛮夷大长”，延续了近百年，这个政权性质实际上是汉人与越人联合建立的奴隶制政权。还有大约汉初西南建立的句町国、卧漏国、夜郎国等等，也属奴隶制政权。（2）壮族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战国末年，壮族先民社会经济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农业与手工业两次大分工。按照恩格斯说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产生第一次社会大裂变，分裂成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接着第二次大分工酋长和氏族长成了奴隶主贵族，奴隶制已成为社会本质的东西。正由于有了分工，才可能创造出精致的青铜文化。壮区出土的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中，不仅有生活用器．而且有生产工具、兵器。（3）大量史籍记载，说明壮族地区有奴隶占有、奴隶掠夺、买卖奴隶的存在。如《隋书·食货志》说；“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之饶，雄于乡曲者。”这里的“生口”二字，即奴隶；《隋书·谯国夫人传》说冯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新唐书·冯盎传》说：“地方二千里，奴婢万余人，珍宝充积”，“牧伯唯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贵，如我希夷。”这里“奴婢万余人”实即奴隶。他把奴隶作为自己的财产，正是奴隶占有制的特征；还有韩愈《孔巢父墓志铭》说“岭南鬻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世传为奴”等等，当时存在掠夺奴隶和买卖奴隶的现象。（4）从壮语和风俗习惯中也可旁证。壮语中有“愧”或“灰”（即奴）一词，这些都是奴隶制留下来的历史痕迹。 由于生产不发达，壮族的奴隶制还没有发展到马克思所说的“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而是停留在家长奴隶制阶段中，在壮族古代奴隶制中，奴隶主虽然占有奴隶的一切，但奴隶仍然作为奴隶主的家庭成员而存在，奴隶主称奴隶为“子女”或“男女”、“家奴”、“家丁”等。他们既从事家务劳动，也从事田间劳动，还要保卫奴隶主的安全，有浓厚的家长奴隶制特色。而且在这种不发达的家长奴隶制中，还保留和残存着较多的原始社会残余，诸如“峒长”和“寨老”制度的存在，农村公社的残存，原始婚姻家庭形态残余，氏族公墓和某些集体劳动形式等等。这就是壮族奴隶社会的特点，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发展类型。 三、关于侬智高的国籍、民族成分以及起兵性质问题 这是多年来壮族研究中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1958年至1962年在壮族“简史”、“简志”编写过程中，广西区民委、民族调查组曾先后两次在南宁召开侬智高起兵性质评价研讨会。1963年全国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广西壮、瑶族社会历史专题讨论会，侬智高的评价是其中的一个讨论专题。自此之后，究讨论仍然断断续续，以至今天。 综观30多年来对侬智高的评价，主要存在“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意见。 持“否定论”的代表论著有王克荣等在《广西日报》发表的《略论侬智高起兵的性质》（1961年7月31日）；黄国安在印支研究论文集中发表的《也论侬智高起兵性质》认为侬智高统治时的广源州，尚处于落后的奴隶制阶段，进军过程中 烧杀抢掠、“驱稚虏艾”（掠夺奴隶）、野蛮落后，他要“据湘衡以自王”，“搞分裂割据，是对历史的一个反动”等等。 23 持“肯定论”（包括基本肯定论）的专论较多。如黄现藩《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和《侬智高》（198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陈维刚等《侬智高起兵性质问题的探讨》以《广西日报》1962年7月31日）；赵封帝《赵宋封建王朝与广大壮族人民的关系——评价侬智高起兵反宋的一个重要问题》（《广西日报》1962年9月5日）；韩肇明《略论侬智高起兵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粟冠昌《试论侬智高的国籍和他一生的活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范宏贵《侬智高的国籍和民族成分问题》（《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0年第1集）等等。其中以韩肇明论的几个问题和黄现蕃著《侬智高》一书，作了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 综合上述“肯定论”的主要论点有：（侬智高是广西壮族人，其父侬全福初作傥犹州知州，在今扶绥县地，其母阿侬“本左江武勒族也”，武勒今属扶绥地。其民族成分肯定是广西壮族。（2）广源州在1052年侬智高起兵前500多年的唐宋两代，一直是邕管羁縻州，至侬智高起兵失败20多年间，仍然属于宋朝版图。直至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交趾独立建国后不久，宋王朝才明文“割邕管羁縻之广源州以赐之……。”（3）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性质。他在既受交趾杀父质身、夺地掠财之害，又受宋朝“三解不第”、屡求“内附”不许的情况下，被迫起兵的。他建国称号，“据衡湘以王”，冲破唐宋以来壮区羁縻州、县、峒“互不相统属”的局面从而有利于民族统一，有利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进步意义，而就其统一的规模和性质估量，最多不过与当时的大理国一样，属于一种少数民族地方性政权。 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研讨，以肯定论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本书主编者从当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壮族社会经济状况出发，持“肯定论”的看法。至于侬智高起兵过程中，由于时代的种种局限而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次要的、从属性的间题，不致影响其起兵的性质。 四、关于古壮字问题 这也是多年来有争论的问题。古来社会上多以为壮族有言无文，其实不然，宋人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周去非著《岭外代答》，都承认壮族有“土俗字”，“广西俗字甚多，如音矮，不长也。……”共举了十多个字为例。但不论官方或私人论著，都说这种“土俗字”只不过是汉字壮读而已，不能算作一种民族文字。这个说法难以令人信服。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根据1989年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出版的《古壮字字典》（初稿），共收集了10700多个字，其中定为正体字的有4918个。这些字都是在上百年或数百年前手抄的师公唱本、山歌本、故事传说、族谱、信件和碑文中收集下来的。这也说明这种方块壮字古时就在壮区民间流行着。宋人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记载也说“边远俗陋、牒券约，专用土俗字，桂林诸邑皆然”，确凿地证明了土俗字早在宋代在壮区就流行了。至于说土俗字是汉字壮读的说法，是出于对土俗字没有深入细致研究的误说，上俗字的造字结构，因是仿汉字的形、音、义而来，受方块汉字的影响是无疑的，但是应该确认它们终究不是汉字，因为无论就形、音、义来说，它们都是独立的壮字，并非汉字。当然它们当中确有一些借用了汉字，但较之日文中的汉字比例就少得多了。难道我们能因日文中有很大比例的借用汉字就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字吗？至于方块壮字过去没有进行规范，是由于壮族社会发育过程中遇到种种外来因素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历代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所致。《古壮字字典》（初稿）的出版，便是对古壮字的规范，这是壮族古文字研究的光辉成果，它雄辩地证明：古老的壮族，不仅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也有与自己语言相一致的文字。近年来，经广西科学院计算中心和自治区民族古籍办的共同努力，古壮字电脑处理系统已取得成功，经国家技术鉴定通过。这一成就，将为壮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创造更为广阔的前景。

汉化壮

	（续上） 壮族史与广西地方史的区别与联系 编写壮族史遇到与广西地方史的区别与联系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在编撰开始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态度，否则，就可能产生把壮族史与广西地方史混同起来的后果。本书编者认为壮族史与广西地方史的根本区别在于：顾名思义，壮族史的研究对象是壮族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广西地方史的研究对象是广西地方的发展史。也包括民族史在内．但研究的对象不同，论述民族的角度不同。因此，决定了各自研究性质的不同，在范畴与内涵方面起码有如下区别：（一）编撰壮族史理所当然地要研究壮民族的源流，这自然要追溯至远古时代，并探寻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因此其涵盖的范围就比较宽广，就不能只限于广西地域的界限了；（二）壮族主要居住在广西，但毗邻的省份也有分布，编写广西地方史就不能超出广西行政区划的范围，只有壮族史才能担当这一使命．编撰壮族史必须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四个发展阶段去研究，并力求在壮族发展史上起码能够大体区分人类发展普遍规律的四个阶段及其在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至于编撰广西地方史则可不必这样做了；〔三〕壮族由涵盖的内容，除了民族源流外．还需包含本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这必然要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境治政策及其民族关系息息相关。本书就是按此思路进行探索编撰的。至于编撰广西地方史，测可不必对一个民族做如是全面系统的研究；（四）在历史分州上，编写广西地方史可以参考一般地方史以历代中央王朝纪年为期，如商周时代、秦汉时代等等。而本书的历史分期则排除以上的方法，除必须遵循上述第（二）点外，还必须遵循按历代中央王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共同特征去分期的原则。 由于壮族是土著民族，世居岭南，聚居广西，她的先民是岭南最早的开拓者，秦始皇统一岭南以来壮族纳入统一国家后仍然聚居故地，因此，其民族的发展史，自然与广西地方发展史有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历代的古籍对民族问题无专门系统记载，对民族历史人物、事件及各种经济文化、人口等等统计数字都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下来的。因此，编撰壮族史，在引用史料时应注意分析，极力避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地方史料去套证民族发展也以致产生名是民族史实是地方史的后果。 本书对壮族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在历史分期方面都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循序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以此为主线贯通历代各个中央王朝。中国通史基本上是反映夏族—一汉族的发展史，壮族通史则是反映壮族的发展史，考虑到壮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夏族——汉族相比虽有一定共性．但仍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历史分期上，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抄中国通史。共性何在？编者认为，壮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在其社会发展长河中，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经历过的四个阶段，她也都经历过了，这就是壮、汉民族发展史上的共同性。据此．在历史分期上，本书竭力克服史料缺乏的困难，遵循四个阶段论来编撰壮族通史。差异何在？编者认为，夏族——汉族在中华民族中以其人口之众多、历史之悠久、文化之先进、力量之强大占绝对优势地位，她从夏朝以后建立了数十代中央王朝。壮族则不然，她除了先秦远古时代是独自地发展外，秦统一岭南后，她一直是在统一国家的中央王朝统治下生活繁衍的。她与蒙古族、满族曾一度人主中原成为统治民族亦不同，她从未成为统治民族，而一直是被统治、被压迫、被强制同化，同化到甚至连民族称谓、民族成分也将要被湮灭了的民族。这就是民族发展史上壮族与汉族最大的差异。壮族既然是一个长期被统治、被压迫的民族，那么壮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兴衰起落与田代中央王朝的统治自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从研究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上，找出各个阶段的共同特征以确定历史分期，可能是比较科学的方法。编者认为：还在先秦远古时代，壮族的先民是处在独自发展时代，其社会结构是原始氏族部落社会或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自秦统一岭南、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对壮族（含先民）地区实行的政策，尽管各个朝代有千差万别，但仍然可以发现各个阶段的共同性：大约可分为郡县划一时代——奴隶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秦至隋）；羁縻制度时代——奴隶制发展时期（唐至五代）；土司制度时代——封建领主制时期（宋至清初）；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国民党桂系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清中叶至民国）；民族区域自治时代——社会主义时期（建国至自治区成立）。 教育与壮族发展史的关系 已出版的各家中国通史对教育都无专门章节设置，大都只是将之与思想、文化科学等综合叙述、本书则不然，基本上各编都设有专门叙述教育的章节。本书之所以特别重视教育问题是因为它与壮族的社会发展、壮汉民族的关系、民族同化与融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本书述及的教育内容有两方面：一为社会教育亦即壮族先民民间对民族生产、生活、习俗、历史的传统教育，母（父）教子、子教孙，代代相传。壮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壮族赖以至今仍保持其特征的原因，也是在历史长河中有相当部分先民与汉族融合后在其后裔的语言、习俗、生产、生活中仍保持某些地系因素的原因二为学校教育，即官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等，其内容在封建王朝时代主要是儒学的传播。儒学是中原华夏文化，汉朝以后外人称为汉学，是我国封建制度的文化思想形态，她是伴随着秦汉封建郡县的设置与统治而来的。儒学在岭南越人社会传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较先进的地方大约始于西汉末东汉初年，而荒僻的地方如迁隆土司（现属广西宁明县）于清光绪二十二年才建立有迁善书院，较之苍梧落后了大约1800年。但如以苍梧比之中原春秋时孔子已教化三千子弟，也是落后五百年左右的靥学的传播是封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封建化，对于壮族先民而言，就是把原来的奴隶制或者部分地方仍保留着的原始公社制社会发展变革为封建制社会。当然，在这个巨大变革中．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所有制的变革是前提，是最基本的条件；而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方面，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儒学传播的扩大深人，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逐渐居统治地位，从而取代了“布洛陀”原始宗教信仰及奴隶主的巫文化，它就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了。这是就社会变革的范畴而言。再就儒学与民族关系而言，则又另有更深刻广阔的内容与意义。儒学为春秋时代孔子首创，传至汉代大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便成为汉族的正统思想。随着儒学在岭南的传播，许多壮族先民接受了汉文化，读汉书，识汉字，使汉文，用汉姓，讲汉话，与汉人通婚，以儒学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耳濡目染，天长日久，渐渐就改变了自己的习俗，终于与汉族融合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有两种现象：强制融合与自然融合。强制融合出于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自然融合才是历史的必然。 正由于儒学传播是封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封建化的重要标志。因此，她在封建化的发展进程中，一般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的变革同步的。人们可以从桂东壮族地区的封建化得到大体的证明。 至于儒学的传播与壮族先民和汉族的融合是否也同步呢？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可以从桂东和桂中、桂西南的壮族社会看到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桂东，随着儒学的传播，南来汉人的增多，社会制度的封建化，许多壮族先民由不编户到编户，由“僚户”、“生僮”到“熟僮”变成“民”，逐渐与汉族融合了。但在桂中及桂西南则不一样，随着儒学的传播，生产力缓慢地发展，社会制度也缓慢地封建化了，但壮人的民族特征仍保持着。可见封建化与汉化、民族融合两者不是等同的、同一的，尽管有其内在的密切联系．其差别的原因，当与地方偏僻，交通闭塞．南来汉人较少，儒学的传播迟晚且普及的程度有限等有密切联系。 正由于教育特别是儒学教育的传播与壮族先民的社会发展以及与汉民族的融合有如此密切关系，所以本书特别设置专门章节予以叙述。 （完）

越色僚人

	哇！汉化壮贝侬真是辛苦了，输入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感谢汉化壮贝侬！

越色僚人

	建议整理到壮族在线主页上去。

Stoneman

	以下是引用汉化壮在2004-8-13 15:44:17的发言： （续上） .... 西方学者的这种泛泰观点曾影响了泰国、日本学者，有些学者曾发表文章，把居住在中国的壮侗语族诸民族称为东泰，居住泰国的泰族称为西泰。 ...1939年6月24日是暹罗国庆日，銮披汶把暹罗改为泰国，提出要建立“大东亚泰族联邦”的主张，这个联邦包括我国操壮侗语族语言的傣、壮、侗、布依、水、黎等民族，越南的岱、泰、侬等民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姆民族；地域包括我国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越南北部，老挝全部，缅甸北部，印度的阿萨姆邦。... 本世纪20年代，..国民党在理论上一贯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的存在，说什么“中国只有宗教之分，而没有民族之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中国所有民族都是汉族宗亲”。他们背叛了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学说和主张，极力倡导大汉族主义，为其民族压迫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在实践上，它们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如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设治局”；成立“风俗改良委员会”，派出武装军警实行镇压，强迫少数民族改变服式和风俗习惯。这种强制民族同化政策，必然激起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 Bouxgun dangyienz mbouj nyienh raen raeuz hung ak hwnjdaeuj, laebbaenz aen "大东亚泰族联邦". Caj ba, miz ngoenz ndeu ...

wenliqan

土著虎尾

	近年来，经广西科学院计算中心和自治区民族古籍办的共同努力，古壮字电脑处理系统已取得成功，经国家技术鉴定通过。这一成就，将为壮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创造更为广阔的前景。这是好事呀!

沙南曼森

	好货沉底啊。幸好楼上两位贝侬不辞劳苦把这帖子顶了起来。

浪人

	萧瑟贝侬 送了偶一套。呵呵！

vaiz

	我曾托人在南宁买，但没买到。我想问一问，这部书算不算经典？学术上是不是很厉害那种？

洋葱头

	何之谓经典？何之谓厉害？不过个人感觉写得还蛮详细的，但是也许是出于某些不便，作者很多次把中原对岭南的侵略描述成“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呵呵，苦难的妙用。

兰海

	佩服楼主的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