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的分离(1911-1915)（摘录，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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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的分离(1911-1915)（摘录，有删节） 文章作者：刘存宽 发表时间：2004-3-27 14:17:02    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分离问题，中外史家论述者甚多。然而人们不会不注意到，外蒙古封建王公既已于1911年宣布外蒙古独立并成立大蒙古国，何以其后几年的《俄蒙协约》、《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蒙协约》仅确认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并“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关于这个问题，一些著作虽有所涉及，但迄今尚无系统、全面、详尽的论述。以往的许多著作着重论述了沙俄与外蒙古王公在外蒙古的分离问题上的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及其合而谋我，对于二者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则缺乏研究。这就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俄蒙在外蒙古的分离问题上的利益和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俄国完全支持外蒙古王公的分离的一切要求；外蒙古王公则对沙俄的外蒙古政策百依百顺，亦步亦趋。果真如此的话，就不能正确地说明，何以在外蒙古宣布独立并成立大蒙古国以后其法定的条约地位反而变成了自治而不是独立。实际上，辛亥革命时，俄蒙双方在此问题上亦是各有企图，各存野心，并不完全一致。只不过是俄国凭借强权，施展诡计，迫使中国当局和外蒙古王公就其范围而已。 一、外蒙古自治的经过 制造外蒙古的分离，是沙皇俄国和外蒙古封建上层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然而外蒙古如何分离？采取何种方式？是独立还是自治？双方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外蒙古僧俗封建主们从自身的狭隘自私利益出发，千方百计要从中国完全独立出去，建立一个包括内蒙古等地在内的大蒙古国；沙俄虽然极力支持外蒙古的分离，但它的这一支持，丝毫不是为了外蒙古及其人民的利益，而唯一地是为了沙俄本身最大限度的侵略利益。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具体条件下，指导沙俄对蒙政策的方针是如何能更有效地控制和掠夺外蒙古。它认为，当时达到此目的的最佳选择不是外蒙古的独立而是自治，即使是名义上的自治。俄蒙间这一独立与自治的分歧曾经长期存在，只是由于俄国坚持其自治主张，外蒙古王公才勉强放弃了独立的要求。 请看以下事实： １９１１年７月，以库伦活佛为首的外蒙古僧俗封建主，以会盟为名，在库纶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密往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对于该代表团此行，俄方先是进行劝阻，未成。代表团出发后，俄方又劝其“暂且不必来圣彼得堡”。８月１５日，代表团不顾俄方阻拦，抵达圣彼得堡。为了确定对代表团的方针，沙皇政府于８月１７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决定向外蒙古代表团说明，“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不能实现”，但俄国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这给沙俄和外蒙古封建王公的图谋提供了绝好的时机。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不无兴奋地说道，在外蒙古问题上，俄国可以“利用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之困难”。 同年１２月１日，外蒙古王公调集各旗蒙兵集合库伦，正式通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喀尔喀已“将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帝国，公推哲布道尊丹巴为皇帝”，并令三多所属文武官员及兵役三日内撤离蒙境，“如敢故违，即以兵力押解回籍”。三多势单力孤，走投无路，于次日避入俄国驻库伦使署请求保护；１２月４日，在俄国哥萨克兵的护送下离开库伦，然后经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同月２８日，哲布尊丹巴登基为帝，号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以曾赴俄乞援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政务。内阁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并收揽内蒙失意王公及亲俄分子乌泰、海山、陶克陶胡等在库伦担当要职。至此，外蒙古独立、大蒙古国算是粉墨登场。 然而，沙皇政府虽全力支持外蒙古实际上脱离中国，但对其在名义上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和成立大蒙古国之举，并不赞成与支持。有下列事实为证： 在外蒙古宣布独立后，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３日指示俄国驻北京代办世清，主张由俄国出面在中蒙之间进行“调停”（实即控制操纵），“此种调停之目的在于缔结一项中蒙条约，以保障蒙古自治，我们认为，该条约应包括中国方面承担义务，不在蒙古驻扎中国军队，不向蒙地移植中国人，不在蒙地设置中国机构。在此种情况下，根据本条约蒙人应承认中国宗主权，并允许中国驻扎官进入蒙古”。可见，俄国当局追求的是俄国卵翼下的外蒙古“自治”，而非独立。这和外蒙古王公完全脱离中国的主张和行动有所不同。在随后几年中，俄国一直保持着这一对蒙方针。 在外蒙古王公不顾俄国主张迳自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后，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成了外蒙古的太上皇。这位领事一刻也未忘记提醒库伦活佛等人：“俄国帮助喀尔喀，是以接受我们忠告及友好地对待我国贸易利益及其他利益为条件的”，并对他们一系列违背俄国“忠告”的行为表示不满。在这些“忠告”中，占首要地位的自然是“确认喀尔喀自治，并将喀尔喀置于我国（俄国）保护之下”。 　　在此期间，俄国继续插手中国事务，力求在中国政府与外蒙古政府之间进行“调停”。对此，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予以抵制；外蒙古王公亦极不满足于俄方的外蒙古自治方案。在此情况下，俄国重演其侵华故伎，首先胁迫外蒙古当局与之谈判，使其接受俄国方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强使中国政府承认。 　　１９１２年９月３日，俄国外交部指派俄国驻华公使廓索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单独订约，以便以条约形式将俄国觊觎外蒙古的新成果及外蒙古自治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同年１１月３日，在俄国挟持下，外蒙古当局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协约》和《专条》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该地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协约》第１条称：“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在《协约》谈判过程中，蒙古大臣达喇嘛等曾不只一次提出不同意见，强烈要求《协约》中载明外蒙古为独立国，并要将内蒙古纳入所谓大蒙古国，但俄方代表始终坚持“目前还不能提出蒙古独立问题，只能提出内部自治问题”。结果是外蒙古当局不得不屈从俄国的意志，按照俄方起草的草案签订了《协约》和《专条》。 《俄蒙协约》签订后，俄国的下一步任务，就是诱迫北京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为达到此目的，俄国采用了一打一拉的策略。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９日，即《俄蒙协约》签订后几天，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会见造访的中国驻俄公使时，即建议中国“加入”（即承认）《俄蒙协约》。他装作似乎俄国十分照顾中国的样子说，俄国“并不打算让蒙古完全脱离中国，倘中国政府加入俄蒙协约，则我们愿意承认中国在蒙古之宗主权。”对此，中国驻俄公使予以拒绝。沙查诺夫转而威胁道：“总有一天，中国人会认为在蒙古之宗主权至关重要，但中国人不愿同我们就蒙古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将不得不拒绝承认蒙古对中国之从属关系”。这样，所谓外蒙古自治就成了沙皇政府手中的一把双刃剑，一以控制外蒙古，一以诱骗和胁迫中国接受其对外蒙古的侵略。 起初，北京袁世凯政府并没有屈服于俄国的讹诈。可是，俄国岂能能放弃已得的侵略成果。它深知袁世凯政府十分虚弱，在取得外交承认和善后借款等问题上有求于俄，断然拒绝了中方关于“放弃俄蒙协约”的要求，声称，俄国“不能放弃刚刚由我国全权代表签署之文件”，并蛮横地宣称，俄国“依然希望就蒙古问题同中国达成协议，……帝国政府同中国政府可按俄蒙协约之原则缔结协约”。 在俄国强大压力下，袁世凯政府终于不得不同意与俄国就中俄协约问题与俄举行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提出维持外蒙古“向例所设之行政制度”（不提“自治”）；要求俄方废除《俄蒙协约》，“以俄中协约代之；”。对此，俄方坚决不允，只同意中国对外蒙古保持“宗主权”，确立外蒙古的“自治”地位。俄方威胁说，如果中方不接受俄方意见，则“只能导致中国进一步失去同蒙古之联系和扩大呼图克图政权之领土范围”。俄方甚至叫嚷终止谈判，“自行采取必要措施，支持蒙古自治。”23 　　与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外蒙古自治的同时，外蒙古王公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也继续予以反对。例如，库伦活佛１９１３年５月对俄国对蒙谈判全权代表廓索维慈说，“承认宗主权，承认由此而形成之局势不符合蒙人之利益”，要求俄国“删去此款，并允许蒙人参加谈判。”外蒙古当局并进而派兵南犯内蒙古，妄图实现其独立的大蒙古国的野心。但是，沙皇政府决不允许外蒙古当局违背它的意志，并参加进行中的中俄谈判。相反，俄国继续推行其既定方针，不断对北京政府和库伦当局施加压力。 中俄双方经过往返交涉，历时半年之久，前后３０余次，直到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０日始议定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协议６款，俄国以表面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换取了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承诺不向外蒙古移民，接受俄国“调处”，并同意俄人享有俄蒙《商务专条》所规定的在外蒙古的各项侵略特权。在舆论的推动下，北京参议院于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１日予以否决。对此，俄国政府暴跳如雷，加以中国国内“二次革命”将起，政局更加动荡，俄国遂乘机推翻以前的６款协议，另外提出“大纲”４条，作为恢复谈判的基础。新的４条除了保留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等内容外，不复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对于俄方上述４点，袁世凯政府先是未敢接受。不久，国民党在南方发动之“二次革命”失败，袁氏后顾之忧顿减，加以外蒙古军南犯内蒙古日亟，袁世凯政府遂决定对俄全面妥协，于１９１３年９月１８日令新任外交总长孙宝琦与俄方重开谈判。此后，双方复经过往返谈判十余次，终于在１０月底达成协议。此时袁世凯已就任正式大总统，他为了避免将此协议提交国会通过的手续，强称“此次协商系属声明文件，与订约不同”。 　　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５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并以互换照会形式完成了中俄《声明另件》。《声明文件》凡五款：１.“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２.“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３.“中国承认外蒙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允许不干涉以上各节，是以不将兵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四，“中国申明承受俄国调处，按照以上各款大纲及1912年11月3日俄蒙商务等条，明定中国与外蒙古之关系”；五，“凡关于俄国及中国在外蒙古之利益，暨各该处因现势发生之问题，均应另行商订”。 以上《声明文件》仅保留了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俄国则迫使清政府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和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地位与权利。通过这个文件，沙俄对这一地区掌握了政治、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所谓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之“宗主权”，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     中俄《声明文件》成立后，俄国关于外蒙古问题算是与中、蒙均有条约在案，其攫取蒙古之贪欲得以满足。然而北京政府与库伦当局之间，尚无条约重新确定其相互关系。而只有按照上述《俄蒙协约》、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的规定，由库伦当局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北京政府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俄国攫取外蒙古的最新“成就”才算是有了保证。至于以何种形式的条约实现俄国的这一目标，则上述中俄《声明另件》第3款已有明确规定，即由中、俄、蒙三方“酌定地点，委派代表接洽”。可见，在俄国的箝制下，北京政府已不得不同意举行三方谈判了。 至于外蒙古当局，它对俄国硬加与它的自治而非独立地位依然十分不满，因而认为“蒙人没有必要参加三方谈判”。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签字后，它继续坚持“完全脱离中国”和“将内蒙并入外蒙”的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的独立蒙古国”，拒绝“屈从于中国宗主权”。然而，在俄国的挟制下，它还是参加了中俄蒙谈判。 1914年9月8日，中、俄、蒙三方就此事在恰克图开始谈判。俄方全权专使为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密勒尔，蒙方专使为内务大臣额尔德尼达喇嘛达钖札布(后改为司法副大臣色楞丹津)等，北京政府全权专使为都统衔毕桂芳和驻墨西哥公使陈箓。 会议是在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举行的。首先，中方已被迫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于前，被束缚了手脚；其次，是时日本出兵强占胶州，继而又提出独霸并灭亡中国的21条，中日关系空前吃紧，北京政府处境被动；最后，外蒙古当局代表在会议上自恃得俄人支持，态度甚为僵硬蛮横。 恰克图会议历时达9个月，正式开会凡48次，会晤谈判不下40次，争论甚烈。俄国在谈判中对中方肆行威胁施压，蛮不讲理，出尔反尔，得寸进尺，甚至以停止谈判相要挟，直到中方无条件接受其无理要求方休。 1915年6月7日，中俄代表及外蒙当局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中俄蒙协约》凡22条，要点为：一，“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三，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四，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俄蒙协约》使俄国几年来通过《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所掠夺的在外蒙古的特权以中俄蒙三方条约的形式从法律上巩固下来。这是俄国的一次重大成功。通过此约，俄国并没有支持外蒙古王公建立独立国的要求，而是按其既定方针，将外蒙古成功地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二，俄国导演外蒙古自治的动因 以上我们述说了俄国导演外蒙古自治的经过。外蒙古1911年宣布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理当受到俄国的赞同与支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外蒙古宣布独立后，俄国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处心积虑地将它“拉回”到名义上承认中国宗主权的自治地位。其中原因何在？这是一个不能不给以回答的问题。 作者认为，观察任何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和1921年苏俄向外蒙古输出革命、全力支持蒙古人民革命的情况不一样，在1911年，外蒙古独立并不符合俄国的利益。相反，保持外蒙古名义上的自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俄国的侵略利益。具体来说，有下述几点原因。 支持外蒙古独立将恶化俄日关系。日俄战争后，俄国在侵华问题上变与日本正面争夺为与日本勾结合谋侵华的方针，先后与日本签订几次密约，划分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虚弱的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深知自己在扩大侵华的道路上再也经受不住与日本的又一次武装冲突，为此，于1912年7月8日与日本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在内蒙古划分各自的特殊利益范围，即以东经116度27分为分界线，日本在此线以东的内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俄国在此线以西的内蒙古享有特殊利益。这样，在内蒙古问题上，俄国对日本已经承担了责任。如果此时俄国再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势将为建立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大蒙古国而不遗余力，这必将导致俄日关系的紧张，而这种紧张，正是沙皇政府小心翼翼地力求避免的。 俄国不支持外蒙古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愿意在它遥远的东部边疆出现一个强大的大蒙古国。前已述及，外蒙古封建王公野心勃勃的大蒙古国计划，是要在库伦活佛统治下统一蒙古的所有部族，其地域除喀尔喀外，还包括整个内蒙古（和毗邻西藏的青海地区）。且不论后二者是日英两国特别关注的地区，统一它们必然会遭致复杂的国际纠纷；尤为重要的是，在俄国鞭长莫及，力量薄弱的西伯利亚边疆出现偌大一个大蒙古国，其本身将是俄国的一大隐忧，更何况在广大的俄国贝加尔湖地区居住着同为蒙古部族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大蒙古国号称要统一所有蒙古部族，这对布里亚特蒙古人会造成何等后果。这是沙皇政府不能不担心的问题。无怪乎1911年以后的几年间，俄国始终反对外蒙古完全独立。虽然外蒙古当局执拗地提出合并内蒙古和废除中国宗主权的问题，致使这个问题成为俄蒙交涉的主要内容，但俄国始终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外蒙古的主张，迫使其在中国宗主权下实行自治，并获得了成功。 历史事实表明，辛亥革命期间俄国不支持外蒙古独立，一手导演外蒙古自治，丝毫也不是它假惺惺地宣布的为了“照顾”中国的宗主权，也丝毫不是为了外蒙古的利益。俄国所以如此行动，是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外蒙古的自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俄国对蒙古的侵略利益，孤立和控制外蒙古，使之成为自己独占的保护国和掠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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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外蒙古独立运动经过（有删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夜，库伦的政治局势日益动荡，同年春，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来自内蒙古的海山联名上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密谋蒙古独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借喀尔喀四部王公和上层喇嘛进献"曼荼罗"( "曼荼罗" 又作"永生",为宗教术语。这里指许多有德才的人聚集一起，祝贺博克多活佛的宗教活动。在蒙古这是一个盛大节日，除宗教活动外还要举行各种比赛活动)来库伦的机会，举行会盟，共同讨论如何独立的问题。同时，杭达多尔济和车林齐密特等人，在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的衙门内召开了"王公和高级旗官会议，传达了呼图克图向参加会议的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新政是否需要执行？当时，由于"有的人主张反对全部新政，而其他的人则主张有选择地抵制"，因此，会议陷于僵持，未能达成协议。后来有18名蒙古王公在库伦附近的博克多乌拉山中举行秘密会议，具体策划外蒙古独立。该会议还通过了向呼图克图递送的呈文，呈文内容如下： 　　"我们的确再不能忍受满清办事大臣和官员们的贪欲，以他们对我国权利的掠夺了。虽然，努力争取独立和保护我们的黄教与国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要独立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将派特使去我们的北方邻邦俄国，并以友好的方式阐述这些事实，请求它考虑给我们援助。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已被任命为特使。"（希·散达格《蒙古政治外交》第1卷，第244页，1971年乌兰巴托版） 　　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阿·波波夫《沙俄与蒙古》，见《红档》杂志第6卷，1929年第37期）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俄表示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同意给予军事援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相继响应，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辛亥革命宣告开始，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奏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任命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共设外务、内务、财政、兵、刑五部。各部大臣如下： 　　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财政大臣：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苏伦；刑部大臣：那木萨赖。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别被任命为内务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1912年5月，库伦独立军5000余人，由海山和丹必占灿喇嘛带领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有守军300余人。科布多守军与外蒙古军队奋战几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至此，外蒙古独立政权控制了外蒙古全境（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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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 　　 　　内蒙古是清王朝"倚为长城"最重要的蒙古地区。这里的六盟四十九旗的蒙古封建王公，最受清廷恩宠和优待。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十分紧张和恐慌。他们为挽救清朝统治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极力奔走。尤其当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内蒙古相继有三十五个旗的蒙古王公表示响应和支持。最初，以驻京蒙古王公中的阿穆尔灵圭、贡桑诺尔布、棍楚克苏隆及博迪苏等人，倡言"独立"。他们出于对辛亥革命,尤其对孙中山"驱逐鞑掳"一说抱着恐惧或仇视的心理，公开反对民主共和，来达到挽救清朝的灭亡和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联络在京蒙古王公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其中，那彦图是清朝前期平定准噶尔的著名功臣超勇襄亲王策凌的后裔，阿穆尔灵圭亲王是近代有名的博多勒噶台忠亲王僧格林沁的曾孙，贡桑诺尔布是以"兴业变革"而闻名的蒙古王公，帕拉塔是留学日本后"入京当差"又兼任陆军贵胄学堂的蒙旗监学，棍楚克苏隆也在本旗兴办民团、学校，并曾以学业第一毕业于陆军贵胄学堂。他们真可谓是思想颇为活跃、踌躇满志的人物。但从阶级属性上分析，他们仍然是蒙古封建上层统治阶级的代表，政治上同清廷命运与共，利害关系十分紧密。因此，在清亡民兴的历史转折关头，纷纷站在清廷一边，反对新的共和制度，这是必然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信函(即请愿书)，信中一开始就吹捧袁世凯说："宫太保大人阁下：比以武汉称兵，势牵全国，分崩云扰，莫策所终。得我公只手擎天，折鳌奠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始得保其锋镝余生，免沉沦异类之惨。是再造中国四万万生灵者，非我公其谁与归"；又说，"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他们还认为，"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随即，这些驻京王公代表将"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表示与清朝"大皇帝无二心"，继续效忠清王朝。 　　在驻京蒙古王公活动的影响下，图什图王、达尔汗王、卓哩克图王代表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蒙古王公；图什业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音诺颜王代表外蒙古喀尔喀部落八十六旗蒙古王公，联合致电南北议和军民代表伍廷芳，表示反对共和，拥戴清朝，攻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时，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便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之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复电全文如下： 　　"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图什图王、达尔汗王、卓哩克图王等；外蒙古喀尔喀四部落四十六旗图什业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音诺颜汗等钧鉴：来电敬悉。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民国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除了通过"蒙古王公联合会"致函袁世凯和南方革命代表伍廷芳外，还多次参加了隆裕太后主持的宫廷御前会议，同皇族近支和袁世凯一起讨论是否同意共和国体及清帝退位和优待条件等问题。1911年12月28日的一次御前会议上，宣布同意召开临时国会，通过国会投票决定国体。但仍有不少皇族亲贵和蒙古王公提出"万不宜行共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驻京蒙古王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帕勒塔、棍楚克苏隆和博迪苏等人的政治活动，更加频繁。1月17日，袁世凯为换取南京方面让予他任大总统的职位，密奏朝廷召开御前会议"速定方策"，逼清帝退位。这时，蒙古王公反对更烈。在御前会议上，奕匡（"匡"加"力"--因字库缺憾，编者无奈注之）主张自行退位，隆裕"清太后伏案啜泣，满座无声，忽有一个列席的蒙古王公，慨而起而反对，和奕匡（"匡"加"力"）争论"不休。最后，"因有在京蒙古王公中数人多不谓然，未能定"(《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当时报纸还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报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在《声明》中说，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关系"。"一旦撤销朝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在赵尔巽全宗档案中也记述了这次御前会议"退位之争"的结果，"嗣因蒙古王公反对甚力，未得解决"(《王荫棠、曾有翼致袁世凯等函》)。1月18日，御前会议继续召开，会上"奕匡仍执前议，并将密定的优待条件提出，蒙古王公反对更烈，亲贵中或意气沮丧，或稍活动，仍无结果而散"。19日会议上，当袁内阁代表提出在天津另组一临时政府时，更遭到了"满、蒙的王公亲贵，一致反对"(《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34页)。1月21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电正在本旗的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实御前会议那(彦图)、喀(喇沁贡桑诺尔布)两王反对共和，未解决，然甚危，请合力争之"。次日，赵尔巽又给热河都统锡良发电报："京开御议，亲贵皆赞共和，那、喀二王反对，致未解决"(《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1月23日，御前会议仍是争执不休，"皇太后一味痛哭，愁无以应对国务大臣"，结果仍是由于"赖亲贵力争，未准共和之议"。直到1月24日，由于"奸贼袁世凯竟吓逼两官及各亲贵允认共和，仅以蒙古王公与各路军将反对，尚未宣布逊位诏旨"（同上）。 　　御前会议之所以未能达成接受共和的"决议"，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竭力反对分不开的。应该说，这些蒙古王公同皇族"宗社党"一起，在推迟清帝退位的时间问题上，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可是，当1月26日"宗社党"头目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后，袁世凯勾结北洋军阀势力催逼清帝退位，清王朝的命运实无可挽救的时候，驻京蒙古王公不得不急忙转舵。1月29日将召开御前会议时，他们则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与此同时，驻京蒙古王公鉴于清王朝大势已去，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利益，又直接向地方革命势力提出了意愿和要求。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便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电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 　　驻京"蒙古王公联合会"还通电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由本会代表全蒙推项城任统一新政府临时大总统"。民国成立后，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并未结束，在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有的在袁世凯政权笼络下加封晋爵；有的妄图借助外力搞"独立"而另寻出路；有的离开北京，返回本旗策动"起事"，或者直赴库伦，投入到了外蒙古独立运动之中（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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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王公响应外蒙古的“独立”活动 　　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帝国后，散发了不少秘密文件，煽动内蒙古各旗响应库伦"独立"。据乌兰巴托中央历史档案馆所藏资料（《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第450页）证明，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第302～303页，乌兰巴托，1971年）。这说明当时内蒙古地区政治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外蒙古独立后，库伦集团首领哲布尊丹巴等人，为了煽动内蒙古"独立"，不断发布《檄文》和《告示》。如库伦集团在第一次《檄文》中说："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维"（《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第2～3页）。不久，库伦集团又发出第二次《檄文》，再次煽动说："现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土。凡交界关卡之处，须不时细心巡查，免贻祸患。相应飞咨喀尔喀连界之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等，及阿拉善王查照，传饬所属各旗传谕各游蒙各沙毕奴仆等，如何定居?黄教如何扶持?各情形具闻，当奉法旨。非图独立，继难生存。"（同上） 　　与此同时，库伦当局还以"内蒙古各旗先后来文，声称情愿归顺"用来蛊惑蒙古民心。更有甚者，库伦当局为笼络内蒙古各旗蒙古王公"归顺库伦政府"，不惜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日文版上卷，第1540～1541页）。 　　在外蒙古当局的煽动下，内蒙古地区一时喧嚣"独立"之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内蒙古东部四盟的少数蒙古封建王公的"独立"活动，日益张扬。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大搞"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但没有形成统一的"独立"行动。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最后由于通过召开"西盟王公会议"，转向反对外蒙古独立，才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了统一（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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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王公响应外蒙古的“独立”活动 　　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帝国后，散发了不少秘密文件，煽动内蒙古各旗响应库伦"独立"。据乌兰巴托中央历史档案馆所藏资料（《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第450页）证明，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第302～303页，乌兰巴托，1971年）。这说明当时内蒙古地区政治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外蒙古独立后，库伦集团首领哲布尊丹巴等人，为了煽动内蒙古"独立"，不断发布《檄文》和《告示》。如库伦集团在第一次《檄文》中说："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维"（《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第2～3页）。不久，库伦集团又发出第二次《檄文》，再次煽动说："现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土。凡交界关卡之处，须不时细心巡查，免贻祸患。相应飞咨喀尔喀连界之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等，及阿拉善王查照，传饬所属各旗传谕各游蒙各沙毕奴仆等，如何定居?黄教如何扶持?各情形具闻，当奉法旨。非图独立，继难生存。"（同上） 　　与此同时，库伦当局还以"内蒙古各旗先后来文，声称情愿归顺"用来蛊惑蒙古民心。更有甚者，库伦当局为笼络内蒙古各旗蒙古王公"归顺库伦政府"，不惜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日文版上卷，第1540～1541页）。 　　在外蒙古当局的煽动下，内蒙古地区一时喧嚣"独立"之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内蒙古东部四盟的少数蒙古封建王公的"独立"活动，日益张扬。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大搞"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但没有形成统一的"独立"行动。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最后由于通过召开"西盟王公会议"，转向反对外蒙古独立，才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了统一（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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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支持贡桑诺尔布的“独立”活动 　　日本支持贡桑诺尔布郡王所导演的"独立"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早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贡桑诺尔布袭爵时，日本就开始"关注满蒙"。20世纪初，日本更加紧拉拢和利用蒙古王公贵族，以"插足"东蒙古地区。1902年至1903年间，日本派出伊藤柳太郎、吉原四郎、横川省三等间谍人员在东蒙地区调查和搜集沙俄军事情报之际，还派间谍河原操子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潜入贡桑诺尔布王府，一面教书，一面进行调查。1903年冬，日本政府通过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发出邀请，贡桑诺尔布和外蒙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承武、肃亲王的长子宪章等人，"未得清政府许可，由天津私搭日本邮船东渡"，参加在"大阪举行的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日］中见立夫《贡桑诺尔布与内蒙古之命运》）。贡王在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建立了很密的关系"(《贡桑诺尔布》)。不久，日本驻清廷公使吉原四郎同喀喇沁中旗、土默特旗和奈曼旗等蒙古王公订立了买卖步枪及子弹的合同。1905年，"受贡桑诺尔布之委托，在喀喇沁做过农业改革调查的日本农商省技师报告说，该地已全面农耕化，而且由于'滥垦'，土地已经荒废，山上一棵树也没有了。"借此宣扬蒙汉民族之间的矛盾。1906年，通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介绍，贡王私派伊德钦、恩和布林、诺门毕力格、特木格图、于桓山等五人留学日本，入东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培养军队骨干力量。不久，日本驻北京的驻屯军赠送贡王步枪100支，用以武装守正武备学堂的学员，并在王府内设立警局，维持旗内治安。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南方革命风潮日益发展，清廷军咨府大臣贝勒载涛提出建立皇宫禁卫军计划。经肃亲王善耆保举推荐，命刚来北京供职的贡王返旗，招揽精壮蒙古兵300名，送入新建的禁卫军内编为马队第三营(简称马三营)。由于贡王邀功清室，即被钦命为"御前行走"，成为当时驻京蒙古王公中的一位显赫人物。 　　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外蒙古宣布独立，这对内蒙古王公来说，"是个海立山摇，惊心动魄的异闻"(《办理各盟蒙旗事宜阿穆尔灵圭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内阁电》)。当时，贡桑诺尔布郡王正在北京供职，他面对清王朝即亡、共和将兴的局势，其心情同受清廷更多恩宠的驻京蒙古王公一样，立即为挽救清朝、维持自身利益而极力奔走。12月20日，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奉命到东与赵尔巽会商蒙旗办法"，"以期联络内蒙各旗，宣布朝廷德意"。随后，他又筹备在辽源(今郑家屯)召集东四盟王公会议，同时又派科尔沁辅国公那逊阿拉毕吉呼"星夜驰赴西二盟，躬赍文件，广为晓谕"，及时安抚各旗蒙古王公，稳定内蒙古局势。24日，由贡桑诺尔布、那彦图、博迪苏等首倡，联合驻京蒙古王公成立"蒙古王公联合会"(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12月26日，由贡桑诺尔布、那彦图等人领衔，并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代表内外蒙古全体蒙古王公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一件信函。通览全文，其主旨是"保存君主"，反对共和制度。并皆表示"痛心疾首，期复旧观"，一致要求袁世凯不要向南方革命势力妥协退让，应竭力维护君主立宪政体为宜。后来，贡桑诺尔布还多次出席"御前会议"，竭力阻挠并推迟清帝退位的日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驻京蒙古王公视清朝覆灭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他们的政治主张与活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分化。一部分王公转向投靠袁世凯北洋政府；另一部分王公则另寻出路，在日本的支持下，大搞所谓民族"独立"活动。其间，以贡桑诺尔布郡王和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棍楚克苏隆为代表，前往俄国驻京公使馆联系求援，"探询俄国援助内蒙古加入大蒙古国的可能性"。当时，"俄国外交官解释说，俄国同情于内蒙古独立，但是俄国不可能给予援助，由于地理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俄国的援助只限于外蒙古"（［美］保罗·海尔《蒙古独立运动中的内蒙古1911～1914》）。"对贡桑诺尔布等人的试探，避而未作肯定的回答。"于是，"贡王立即转向日本人联系，以获取他们的支持。牵线人是他的满族内兄肃亲王的顾问川岛浪速"。川岛浪速是日本军方的间谍，通过他与日本外务省的联系，贡桑诺尔布得到了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和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大将的支持。不久，东部蒙旗一部分王公在小库伦秘密举行集会，决意投靠日本势力，实现"独立"。事后，当即由在小库伦学习蒙古语而进行间谍活动的日本陆军大尉松井清助报告了日本有关方面。同年1月29日，川岛浪速受日本军部旨令，与贡桑诺尔布之间订立了"契约书"和"借款书"。 "契约书"协定以贡桑诺尔布为首脑，由他"联合内蒙成为一个强固的团体"，这个"团体必须设立统一内蒙古全部的机关，得以掌理一切文武要政"。规定"以川岛为顾问，使筹划商量一切文武事宜"。根据"契约书"中的借款规定，在日本军部的许可和支持下，由川岛浪速与贡桑诺尔布商定："贡王准备以卓索图盟矿产资源的开发作保，从日本借款二十万日元。在贡桑诺尔布的带动下，巴林右旗王扎噶尔和宾图旗王棍楚克苏隆试图与日本人达成同样的协"（［美］保罗·海尔《蒙古独立运动中的内蒙古1911～1914》）。贡桑诺尔布根据"借款书"的规定，则由"北京的日本正金银行借到白银3万两，并和日本泰平公司订了一份购买枪支弹药的合同，言明泰平公司在南满铁路的铁岭车站交货，贡王必须派人点收。" 　　1912年3月，贡桑诺尔布和棍楚克苏隆离京，分别返回本旗。贡王回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见《中亚研究》1978年第12期，第147～158页)；据赛音朝克图口述，其父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据乐山儿媳拉西栋都夫人口述）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108页）。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同年4月，会议结束后，贡桑诺尔布返回本旗王府。他"一面慎重地观察事态，一面谋求内蒙的意志统一"（中见立夫《贡桑诺尔布与内蒙古之命运》），继续进行"独立"活动。他为了与库伦政权谋求统一建立"大蒙古国"，探索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于是派出一位有名望的喇嘛罗布桑却珠（喀喇沁右旗王府的八代管旗章京，具有四十年世俗生涯的达喇嘛。当年是肃亲王善耆的译员和顾问，晚年在北京任国会议员，颇享名声）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往库伦进行有目的的政治活动。5月，罗布桑却珠经由哈尔滨和西伯利亚到达库伦。他到库伦后，立即与本旗海山(当时任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内务部司官)取得联系。当时，"罗布桑却珠在一连串的重要会议和仪式上受到了哲布尊丹巴和其他官员的欢迎"；"并正式祝贺哲布尊丹巴登基" (保罗·海尔《蒙古独立运动中的内蒙古1911～1914》)。经多次会谈，库伦政权"任命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为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长官。库伦方面要求罗布桑却珠将有关此项任命的印信转达贡王，而他却对此犹豫不决"。最后，罗布桑却珠由于在库伦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到"十分消极"，"对新政权的前途感到悲观"。因此，罗布桑却珠"还是婉言谢绝了这个棘手使命"。不久，罗布桑却珠离开库伦返回王府。由此，贡桑诺尔布对于内蒙古"希望合并"的问题，再也没有做出具体反映。 　　贡王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联系的过程中，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在日本支持下，贡桑诺尔布又准备搞 "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终未能成事。此后，袁世凯大总统任命贡桑诺尔布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蒙藏事务局总裁，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东方民族网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