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史”的大框架下,容纳多个不同视角,且使其彼此对话
我曾教过几位维吾尔族学生。老实说,这几位同学的成绩并不好,几次补考都未通过,不管问什么,他们的答卷通常都是抄几句政治口号,如是数次,使我感到他们另有一重心结没有打开。后来从另外一位老师那儿,听到他们的一个解释:“你们教的都是汉人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有什么意思?”当时并没有跟这几位同学做过深入交流,现在想来非常后悔。这篇小文也许算是一个事后的补救。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这位维吾尔族同学的抱怨并不只是少数几人的误会。蒙古族作家席慕蓉也曾说,在她所读到的中国历史课本中,“不论是‘匈奴’、‘突厥’、‘回鹘’,还是‘蒙古’,好像都是单独和片段的存在”,成为被隐藏起来的历史的“背面”。她特别提到,有次在台北故宫看到出售的拨浪鼓上印着忽必烈的头像,一经拨动,小鼓槌就打在忽必烈的脸上,“我慌乱已极,好像自己也在被击打着一样。”我看这篇文章,读到这里,如遭电击:这种屈辱感,像我这样一个“汉人”是很难意识到的,可是一旦有人指出,将心比心,自然发生同感。我相信故宫工作人员此举并非故意,但也正因如此,深入反省才显得特别重要。
我们目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否存在一些令人误解的倾向?它们(至少在潜意识里)是否以“汉人”作为叙述主体,以致“少数民族”仅成为历史舞台上“跑龙套”的角色?很多叙述是否有意无意把“中华民族的融合”简化为“少数民族”的“汉化”?我们虽都承认辽、夏、金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可为何很多人都不自觉地站在宋人立场发言,而辽、夏、金又到底处在什么地位?这些问题所涉既深且广,不是仓猝之间能回答的,需要史学界同人以理性和良知为担保,做出深入检讨(包括了争执与对话)。同时,这也应是各级教育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迫切性远超过“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没有学好物理,不会换灯泡,完全可以请电工帮忙;同一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不能彼此了解,甚且隔膜日深,则可能战祸相寻,生灵涂炭。哪个代价更大,不问而知。
不能不承认,历史教育(我说的不是历史研究)多少带有“超学术”性质,即是有人说的“宣传”功能。这个词用得是不是准确,先不去论,关键在于,我们要用什么东西做“宣传”?我想最重要的还是真相。自然,在历史上,族群的相处并不总是美好的,除了相互学习和交融,亦有彼此杀戮和迫害,把它们大声地说出来,会不会加深族群的仇恨?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是长期维持的“神话”突然被戳穿的后果,而不是说出真相导致的;平息这种危机的惟一办法,是把更多的真相提供给大家。一般说来,对事情了解越片面,就越容易做出黑白分明的判断;对历史层面的考量越丰富,反而使我们对人性的复杂(包括它的脆弱和坚强)更多体会,从而多一分悲悯和同情,亦更珍惜眼前的和平,学会相互妥协和尊重。
回到那位维吾尔族学生的抱怨上。如果我们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则她的每一个成员皆应享有同等权利,包括珍藏自己记忆的权利。从学理上说,任何一个族群皆应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历史。但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是孤立生长的,相反,正是众多族群的互动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生态”,这个生态是塑造每个族群面貌的基本环境。我们今天包括“汉人”在内的各个族群都是历史过程本身的产物,并不存在一个清晰而稳固的边界,现有的区分亦会随着族群的互动而变更,乃至消泯。因此,我说的“族群史”并不是某一族群封闭的历史,它是开放的,要关照到周边的族群和大家庭内的其他成员;它既要讲述本族群的成长历程,更应教会人们不同族群彼此宽容与和睦之道。当然,在这之上,也必须有一部“中国史”,且这部“中国史”绝不是各个“族群史”的简单相加。它所应注意的是中华民族“历史生态”的构成与变迁过程,故应特别注意那些与全体中国人的生息密切相关的事情。
那么,如何在实际操作层面既关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又能兼顾每一个族群的特殊经验?这需要进一步讨论,我的初步提议是,借鉴“少数民族”地区语文的“双语”教育,在中学里搞一种“双史”乃至“多史”教育。其主要做法是,除了编写一种全国性的“中国史”教材外,还应以地区或族群为单位,编写若干部“族群史”(或以单一族群为主,或以某一地区的多个族群为主)。在“民族地区”,学生在学习“中国史”的同时,要兼习一部本地区的“族群史”;在“汉族”地区,学生也应选修一门“族群史”,其目标是在一个“中国史”的大框架下,容纳多个不同视角,且使其彼此对话。我想,通过这种学习,不同族群或能更多一些“了解之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