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波：壮语与汉语的接触史及接触类型

土人香草

	文章出处： 石锋、沈钟伟《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003年12月21日 壮语与汉语的接触史及接触类型   洪  波   一、壮语与汉语的接触史 壮族是古代百越人后裔的一部分。秦汉时期，两广地区的土著居民主要是西瓯和骆越人，“西瓯在广西中部、北部和贵州南部一带，骆越在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今天的壮族，主要是这两支越人的后裔。壮语与汉语的接触历史也就是壮族与汉族的接触与融合历史。 古代越人与华夏人的接触与交往是很早的，《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注：“《大传》曰尧南抚交趾。”孔颖达《疏》引《大戴礼.少闲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尚书.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诗经.大雅.江汉》：“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在春秋末叶，越人的一支在长江下游以南地区逐渐强大起来，至战国初年，越王勾践成立了越国，并以其卧薪尝胆之精神，积蓄力量，终于打败了强大的吴国。到越王无强时期，越国已经非常强大，“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然而西瓯、骆越人与汉民族的接触与交往载籍可考的乃始于秦代。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于28年（BC219年）开始了征服岭南的军事行动，他派尉屠睢为军事统帅，派监禄开凿灵渠，负责粮草、辎重的转运。整个军事行动历时5年，于33年（BC214年）取得了最后胜利，建立了南海、桂林和象郡，正式将岭南的广大地区纳入了秦王朝的版图。秦始皇为了巩固岭南三郡的统治，一方面以强大的军队作后盾，另一方面则“以谪徙民与越杂处。”秦始皇派出征服岭南的军队及后勤人员号称50万，但最后实际居留岭南三郡的人数则要少得多。根据葛剑雄的研究，随着这次军事征服而移民岭南三郡的中原人口共约10—15万人，主要来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关东地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尉屠睢率领的士兵和尉佗率领的增援人员，一部分是征发的“尝逋亡人、赘婿、贾人”。这些中原汉人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东江和桂江沿岸的河谷平原和连接中原的交通线上。这是史籍可考的西瓯骆越人第一次与中原汉人的大规模接触。 秦朝征服岭南建立岭南三郡之后不久即告灭亡，徙居岭南的中原汉人因秦末汉初的连年战乱而不得重反故里，遂成岭南的永久居民。秦将尉佗乘机以故秦将士为依托，建立了南越国，将故秦岭南三郡占为己有。尉佗为了巩固自己对越人的统治，采取主动夷化的政策，自称“蛮夷大长老”，“和绥百越”，境内“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不仅取得了西瓯和骆越人的信任而且还与闽越人建立了良好关系。《史记.南越列传》曰：“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南越国称王五世，凡93年，一度疆土辽阔，“东西万余里”。在南越国统治时期，虽然南越国采取向当地越人学习、靠拢的政策，但其本身的中原汉文化和语言也必定会影响当地的百越人，包括西瓯和骆越人。 汉武帝元鼎五年（BC111年）汉王朝发动了对南越国的全面进攻，于次年灭了南越国，同时招降了西瓯和骆越，在南越国故地建立了九个郡，军事上归交阯刺史统摄。从此，壮族的先民西瓯和骆越人进入了长期接受汉人统治的历史，与汉人的接触与交流日渐频繁起来。 自汉武帝灭南越之后，壮族先民与汉民族的接触与融合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汉民族的军戍移民 自秦始皇征服岭南，将岭南百越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以后，历代对岭南地区的屯戍未曾断绝过。秦始皇建立岭南三郡，留下15万人左右屯驻岭南。而且由于不久之后秦王朝即告灭亡，秦将尉佗自立为王，这批中原汉人基本上没有返回故里，成了岭南地区的永久居民。汉武帝灭南越后，在岭南地区建立了九郡，设交阯刺史进行军事统摄，当时驻守岭南九郡的军队数量史书未详载，但总数一定不会太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当时驻守岭南兵力的数量。正因为如此，在东汉时期，岭南地区发生多次少数民族叛乱，大多数都是依靠当地原有驻军来镇压。例如和帝时，“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余众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 历史上中央王朝在岭南地区尤其是广西地区屯驻军队规模比较大的主要是唐宋时期，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岭南少数民族不断反叛，另一方面是在唐朝云南的南诏国逐渐强大起来，不断骚扰边境，在宋朝越南逐渐脱离中国，广西成为国防前哨。隋末唐初，岭南地区为地方势力割据，唐高祖武德四年（AD621年），李靖率兵击溃地方势力肖铣，岭南复归于统一。为了加强对岭南的统治，对岭南道东部地区实行划州县、置官吏、征贡赋政策。仅在广西境内，唐王朝就先后设立了50个州，224个县，其中新设州39个，新设县119个。在对西部“蛮峒”地区，实行羁縻州县制，“以夷治夷”。先后设立羁縻州50个，羁縻县51个。在军事上，唐王朝设五府经略使于广州，下分五管，其中桂、邕、容三管皆在今广西境内，又设立安南都护府于交州，控制交州府州和南海诸国。尽管如此，唐朝中叶以后，岭南道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是不断起义，南诏等国亦常寇边境。唐代宗至德元年（AD756年），西原州黄峒（今左江一带）黄乾曜、真崇郁合一百余峒二十余万人反，“绵地数千里”。大历十二年（AD777年），西原州潘长安又反，占地“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洎黔巫衡湘”。贞元十年（AD794年），西原州黄少卿反，攻陷横、钦、浔、贵四州，围攻经略史驻地容州。其子率部攻陷十三州。前后历时近三十年。懿宗咸通年间，南诏“攻交州，进略安南”。在此情形下，唐王朝多次调集各道兵力前往镇压和戍守。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唐王朝发兵2万戍守安南，四年（AD863年），新任岭南西道（治邕州，今广西南宁市）节度使康承训率荆、襄、洪、鄂四道兵1万人赴镇，紧接着又“大兴诸道兵5万往”。同年六月，“置行交州于海门（今越南海防附近），进为都护府，调山东兵万人益戍。”次年，因北方军队不服南方水土，“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杨收议罢北军，“以江西为镇南军，募强弩二万，建节度”，懿宗诏可。昭宗乾宁二年（AD895年），3千名安州将士迁入桂州。唐代末年，太尉、青州人陶英授征南将军，率兵出镇昭州（治今广西平乐县），唐亡后全家隐居州内的诞山。所以，仅唐朝末年的数十年间，从各地尤其是中原地区调往广西及今越南北部一带的军队总数就接近10万。 北宋时期，安南逐渐脱离中国版图，而云南仍为大理（南诏）所占据，因而广西成为国家的边防前哨。另一方面，广西少数民族的起义仍连绵不绝。真宗咸平二年（AD999年）。抚水（今环江一带）蒙会国反；景德四年（AD1007年）陈进、卢成均反；大中祥符九年（AD1016年），抚水壮人反；仁宗景祐二年（AD1035年），雷、化两州壮、瑶民反；宝元元年（AD1038年），安化州（今环江县北部）壮人攻宜、融州；庆历四年（AD1044年）抚水区希范、蒙赶反。仁宗皇祐四年（AD1052年），侬智高反。因此北宋王朝将广西作为屯兵戍边的重点地区。据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沿边兵》，北宋时期广西地区常年驻兵数静江府（今桂林）5000人，邕州（治今南宁）5000人，宜州（今宜州市）2500人，钦州500人。驻军一般带家属，以平均1军人带家属2人计，即有4万人左右。平定侬智高起义之后，戍守广西的兵力进一步扩充，“皇祐五年，增置雄略指挥，广州、桂州各二，全州、容州各一，更加募澄海、忠敢、雄略等军，以四千人守邕州，二千人守宜州，一千人守宾州，五百人守贵州。”戍守广西的总兵力曾超过两万四千人，还不包括当地土兵。《大明一统志》卷85引元代方志说邕州：“宋狄青平侬贼后，留兵千五百人镇守，皆襄汉子弟。至今邑人皆其种类，故言语类襄汉。”此外，宋朝时期，为防止及镇压羁縻州县蛮峒人造反，乃沿羁縻州县设立军镇军寨。《岭外代答.寨丁》：“环羁縻溪峒置寨以临之，皆吾民也，谓之寨丁。……寨丁更戍，不下百人。”静江、邕、容、宜等地共设25寨，这些寨丁直接深入蛮峒地区，在当时应是与蛮峒人接触与交往最为频繁的。 （二）汉民族的谪徙实虚移民 历史上，岭南地区长期属于蛮荒瘴疠之地，因而成为流放罪犯安置贬谪官员的一个去处。秦始皇征服岭南之时，即曾征发“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徙居岭南；汉代亦曾“以谪徙民与越杂处。”《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不过，流放罪犯和安置贬谪官员虽然代代而有，总的规模却是很小的，更多的乃是实虚屯田移民。历史上，岭南地区尤其是广西地区，由于战乱频仍，导致当地人口或外迁，或死乱。《新唐书.西原蛮传》载韩愈言：“自行立、阳旻建征讨，生事诡赏，邕、容两管日以凋敝，杀伤疾患，十室九空。”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广西地带蛮夷，山川旷远，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当浙郡一县。”因而自唐代以降，往往招募外地人口前往两广地区实虚屯田。《新唐书.韦丹传》：“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 《岭外代答》卷三：“钦民有五种，……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明清时期这种实虚屯田措施更为频繁。清代道光《钦州志》卷一《舆地.物产》：“按糖油二种，旧志略而不详，缘州属在雍正初地尚荒而不治，自乾隆以后，外府州县人迁居钦者，五倍土著。人力既集，百利具兴，山原陵谷皆垦辟，种植甘蔗、花生，为榨油漏糖之资。” 民国《平乐县志》卷二《户口》载清代康熙七年县令陈光龙语：“自顺治八年始入版图，复遭孙逆之变，土著之民十亡八九，连年招抚，惟楚之道（州）、永（州），东粤之阳（山）、连（山），江右之安福、吉水受廛居多焉。然去留靡常，无安土重迁之累，不可以恃为户口。” 民国《平乐县志》卷二《社会》记载该县若干大姓之来源：“附城乡以陈、李、黄、张、潘、刘、王等姓为大姓，皆于清代来自湖南、广东。上盆乡以黄、张、陆、吴、莫、马等姓为大姓，民治村吴姓于明代迁来，其余各姓皆于清代由湖南、江西而来。世平乡以刘、罗、林、许、何、曾、邓、梁等姓为大姓，皆于清代由湖南、广东、福建等省而来。榕津乡以廖姓为大姓，于清初由湖南迁来。张家乡以李、陶、莫等姓为大姓，于唐代由湖南随征到此。安同乡以李、陶等为大姓，于明末自湖南来。兴宁乡莫、宾等姓为大姓，莫姓来自山东，于宋咸淳二年有莫国麟者封昭庆侯，奉令征蛮，来居斯土，现有人口三千余；宾姓于宋代来自湖南，现有人口千余。大布岭乡以莫、翟、陶、李等姓为大姓。李姓自唐代来，莫、翟、陶姓皆于宋代来，各姓人口现均有千余。安阳乡以陶、欧等姓为大姓，陶姓于唐代由山东来，欧姓于元代由江西来，现有人口各二千余。金华乡以陈、黄、张、韦、欧阳、钟等姓为大姓，如九洞村之张姓、鱼口村之韦姓，始迁来时距今约三百年，泥塘村之欧阳、钟等姓、南蛇村之韦姓，始迁来时距今约二百年。”民国《桂平县志》：“至于明代，江西、福建、广东各省氏族来者弥繁。”昭平县明代万历年间曾镇压徭僮之民暴动，招佃输耕，从粤北翁源县引入移民。 （三）汉民族的战乱移民 在东汉以前，中原地区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基本上不过长江天堑，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的拉锯战争亦主要在长江以北展开，江南左右地区波及较少，北方移民一般也不过长江。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之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永嘉之乱，晋室南移江左建康，黄河流域百姓亦大批相随南迁，这批移民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两岸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北部到湖北一带，最远到达江西中部地区。当时北方移民虽然基本上没有到达广西的，但是，由于北方移民的挤压，就使得相当一部分当地原住民向南向西迁移，江苏、浙江一带的原住民主要向福建迁移，而江西原住民则向两广和湖南地区迁移。广西的东部和北部在这个时期及后来的南北朝时期接受了不少外来人口，这一点从东晋到南北朝时期广西的建置变化即可看出来。三国时期，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吴国，设置为6郡，39个县。到东晋时期，郡增加到10个，县增加到57个；南北朝时期，广西的州郡进一步大规模膨胀，先后设置9个州，48个郡，新设郡37个，127个县，新设县78个，“这48个郡绝大部分位于今防城、南宁、宾阳、柳州、融水、桂林一线以东地区。”这个时期，广西境内设置的郡县虽然有过于泛滥之嫌，但是，若非外来人口激增，也不大可能设置如此众多的郡县，而且这些郡县主要分布在广西东部地区也不是偶然的。 北方向广西的第二次战乱移民是唐末五代时期。唐末黄巢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紧接着唐王朝灭亡，国家四分五裂，五代十国递相更替，战乱连绵，民不聊生，因而导致大批中原百姓逃难江南和岭南。《新五代史.南汉世家》：“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岭外代答》卷三：“钦民有五种，……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 北方向广西的第三次战乱移民浪潮是南宋末年。靖康之乱以后，蒙古铁蹄长驱直入，中原沦陷，皇室南迁，大批北方人也避难长江以南地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湖南、江西展转流入广西，成为历史上广西地区流入避难人口最多的时期。据吴松弟研究，今广西、海南和广东西部所在的广西路是南宋人口增长最快的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嘉定十六年（1223年）和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户数分别相当于北宋末崇宁元年的202%、218%和257%。《舆地纪胜》卷104载：“容（容州）介桂、广间，盖粤徼也。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 （四）汉民族的经商移民 广西的商业发展是从宋代开始的。宋朝时期，广西南接安南、西连大理，成为边境贸易的集散地，而广西境内物产丰富，河流纵横，水路交通便捷，又以江浙湖湘等地为依托，从而促使商业迅速发展。据《岭外代答》卷五记载，当时广西南部地区有三大博易场：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境内）博易场，邕州永平寨（今广西宁明县境内）博易场，钦州（今广西钦州）博易场，与安南、大理进行贸易。横山寨博易场是当时著名的马市，主要吸引大理马的生意，进行同时也带动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买卖交易；永平寨博易场和钦州博易场则主要与安南进行海产品、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不过，当时广东地区的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经商以广西当地人和官商为主，所以由经商带来的移民即使有也是很少的。 广西地区汉族经商移民的高峰期是明清时期，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湘、赣、江、浙等省，其二是广东省。明崇祯《梧州府志》载：“客民闽楚江浙俱有，惟东省接壤尤众。专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而归。”湘、赣、江、浙等省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主要通过灵渠和中原地区连接岭南的古官道进入广西，移民的主要居留地在桂北和桂东地区，亦有深入广西腹地者。清道光《西延轶志》卷二：手工业者“往往右江楚南客民执其技来此游食”，经商者“往往皆楚南客商。自湖南贩苏木铁条等杂货至桂省，自桂林贩棉花、白糖等杂货至湖南。”广东商人则依靠连接两广的西江和广西境内的郁江、都泥江等水系漕运进入广西，移民以桂东南为最多，并覆盖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北及柳州、桂林，西达凭祥、百色。从商业移民的数量来看，广东人占绝大多数，形成“无东不市”的局面。明末诗人徐棻诗云：“往来横渡口，强半广州音。”清雍正《广西通志》云：“（梧州）商贾辏集，类多东粤。”清光绪《百色厅志》卷二：“厢外市肆喧闹，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以及滇黔，非土产也。”民国《龙津县志》载，明清时期移居龙州县城镇的客民主要有99姓，来自广东的有64姓，湖南35姓，江西25姓。据钟文典《广西近代圩镇研究》，明清时期，桂东南地区的工商业人口几乎全为粤人，桂南地区的工商业总人口中粤商人口比例占70%~80%，桂北、桂东北和桂西北，粤商人口亦不亚于湘、赣等省移民人口。 （五）汉族人与壮族人的融合 自秦代统一岭南百越地区以来，由于北方汉民族人口的不断流入，岭南百越人与汉民族不仅发生了频繁的接触和交往，而且也不断地相互渗透和融合。可以说，两千多年的百越民族与汉民族的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也是百越民族与汉民族彼此渗透与融合的历史。 秦朝发50万大军征服岭南，最后留居岭南的将士有15万人左右，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带家属，而秦王朝虽从中原地区征发过女子前赴岭南以慰前方将士，但数量非常有限，因此秦朝灭亡以后，故秦将士绝大多数在当地与百越女子通婚成家立业便是必然的归宿。西汉初年，故秦将领赵佗割据岭南，建南越国，自立为王，传承5世，历93年。南越国的国家保卫力量主要是故秦将士及其子孙，这些故秦将士的子孙后代大多数应是与越人女子通婚而生育的，所以，赵佗自称“蛮夷大长老”，不仅仅因为他统治岭南百越民众，也因为他们的子孙已多为越出。汉武帝灭南越，南越统治集团不可能全部被杀或被俘，大部分人融入了百越之中。“凡交止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东晋以后，汉族向岭南地区移民更为频繁，汉人与越人的融合也进一步加深。民国《贵县志》卷二《风尚》：“三代以前，政教不通。秦徙中县民，杂处西瓯，汉唐兴学，公纪迪教于郁林。历唐及宋至元，士族代有占籍，父老相传多山左与江左之族云。” 民国《平乐县志》卷二《社会》记载该县若干大姓之来源：“附城乡以陈、李、黄、张、潘、刘、王等姓为大姓，皆于清代来自湖南、广东。上盆乡以黄、张、陆、吴、莫、马等姓为大姓，民治村吴姓于明代迁来，其余各姓皆于清代由湖南、江西而来。世平乡以刘、罗、林、许、何、曾、邓、梁等姓为大姓，皆于清代由湖南、广东、福建等省而来。榕津乡以廖姓为大姓，于清初由湖南迁来。张家乡以李、陶、莫等姓为大姓，于唐代由湖南随征到此。安同乡以李、陶等为大姓，于明末自湖南来。兴宁乡莫、宾等姓为大姓，莫姓来自山东，于宋咸淳二年有莫国麟者封昭庆侯，奉令征蛮，来居斯土，现有人口三千余；宾姓于宋代来自湖南，现有人口千余。大布岭乡以莫、翟、陶、李等姓为大姓。李姓自唐代来，莫、翟、陶姓皆于宋代来，各姓人口现均有千余。安阳乡以陶、欧等姓为大姓，陶姓于唐代由山东来，欧姓于元代由江西来，现有人口各二千余。金华乡以陈、黄、张、韦、欧阳、钟等姓为大姓，如九洞村之张姓、鱼口村之韦姓，始迁来时距今约三百年，泥塘村之欧阳、钟等姓、南蛇村之韦姓，始迁来时距今约二百年。”唐代末年，太尉、青州人陶英授征南将军，率兵出镇昭州（治今广西平乐县），唐亡后全家隐居州内的诞山，同时还有李太尉住在附近，与陶英联姻，时人名其山为“陶李峒”。清代闵叙《粤述》：“今惟都结州姓侬，传云智高叛后更易，而黄姓尚多，如思明府思江、向武、归德、思同、思明六州，上林、陀陵、罗阳三县皆是也。赵姓则果化、思城、上下冻镇、远龙州，岑姓则归顺田州、恩城、泗城、武靖、利州，莫姓则南丹，韦姓则东兰、忻城，罗姓则那地，冯姓则都康、佶伦，许姓则下雷、万承，李姓则太平、安平、全茗、茗盈、龙英、凭祥，张姓则结安，闭姓则下石西，梁姓则罗白。其故绝更代不可知，然多山东青州人也。龙州赵国樑、赵廷楠兄弟争袭，余见其宗谱，乃山东益都人，其始祖从狄武襄破侬智高，因授世职云。” （六）汉民族中央王朝及地方小朝廷对少数民族的治化教育 历史上壮族与汉族的交往与接触，除了汉族移民、经商外，另一个重要方面乃是汉民族中央王朝对壮族的治化教育。汉民族对壮族先民的治化教育最早起于南越国，西汉初年秦将尉佗建立南越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一方面主动向百越人学习，与百越人搞好关系，“和绥百越”，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对百越人的治化教育，从而使得南越国“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东汉时期，锡光任交阯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开展了一系列治化教育措施。《后汉书.任延传》：“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夫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五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又《马援传》：“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汉民族中央王朝对岭南百越人实施治化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兴办学校。最早实施学校教育的是东汉时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隋唐以降，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实施，岭南百越地区的学校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隋书.令狐熙传》： “上以岭南夷越数为反乱，征拜桂州总管十七州军事，许以便宜从事。……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于是相率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 令狐熙在岭南四年，自言“虽未能顿革夷风，颇亦渐识皇化”。《新唐书.韦丹传》载，韦丹为容州刺史时，“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 五代十国时期，岭南大部分地方属南汉国，南汉国于公元917年开国，重用唐故臣，“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南宋时期，由于汉民族政治中心南移，广西成为后方纵深地带，静江（今桂林市）置为潜都，因而对广西地区蛮汉各族的治化教育更加重视，各州府所在地开始设立府学宫，如理宗宝庆三年（AD1227年）邕州设府学宫于南宁。隋唐以来的学校教育大大增强了汉族文明和文化对广西各族的影响，其直接的成果就是自五代以来，广西各族不断有人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仅以宣化县为例，五代南汉时期，宣化县（今邕宁县）钟允章、钟有章兄弟进士及第，元朝文宗至顺元年（AD1330年）庚午科会试，宣化县有10人及第，为当时湖广各县之冠。有明一代，宣化县濑沙村先后有11人乡试及第。这些科举及第之人不一定都是少数民族，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隋唐兴学以来广西地区的教育成果，这个成果显然不仅仅是广西汉人取得的。明邝露《赤雅》卷下“诸夷有学”条就曾对广西地区夷獠的汉学修养深表诧异：“予游诸夷中，有摛文而宗淮南者，有称诗而薄少陵者，有黜元白而诮长吉者，有谈古今而凿凿者。於戏，礼失而求诸野矣。” 以上综述了秦代以降历代汉族人口向广西的移民情况以及中央王朝对广西的治化情况。汉族向广西移民的历史就是汉族与壮族接触和融合的历史，而汉族与壮族接触融合的历史以及历代中央王朝对壮族的治化历史也就是汉语与壮语接触和融合的历史。“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予游诸夷中，有摛文而宗淮南者，有称诗而薄少陵者，有黜元白而诮长吉者，有谈古今而凿凿者。”这些记载就是汉族与壮族的接触融合、汉语与壮语的接触与融合结果的真是写照。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16页。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史记.南越列传》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70—75页。 《汉书.高帝纪》 《史记.南越列传》：“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参见雷坚《广西建置沿革考录》9—12页。 参见雷坚《广西建置沿革考录》12—13页。 参见《新唐书.西原蛮传》 《新唐书.南诏传》 《新唐书.南诏传》 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328页。 《宋史.兵制卷一九零》 《宋史.兵制一九六》 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400-401页。 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403页。 雷坚《广西建置沿革考录》，6页。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461页。 见谭绍鹏编著《古代诗人咏广西》，17页。 钟文典《广西近代圩镇研究》，369—372页。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400-401页。 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328页。 《汉书.高帝纪》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明邝露《赤雅》，卷下。

义军卡西

	读这样的文章，方觉什么才做文章，做学问。 向楼主致敬！

沙南曼森

	文章第二部分提到，『民国二十六年（1935年）《邕宁县志?言语》云：“定为固有之音者则有四，所谓官、平、土、白是也。自中原南迁者为官话，衍为平话，来自广东者为白话，余为土话。土话最古，盖秦汉间土著之民所遗留也。然总以平话为流通。”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邕宁仍以平话为优势语言。现在邕宁县城（蒲庙镇）及沿邕江的一些集镇通行的已经是白话了。南宁白话的发展历史当与邕宁县城白话的发展历史相类似。』最后一句似乎说明作者对邕宁县的历史不太了解，不知道民国时期的邕宁县城就在现在的南宁市区。 《邕宁县志》有两个版本，一是1935年的，二是1995年的。这两个版本的县志所称“邕宁县”，内涵是不一样的。 邕宁县的建置沿革、境域变动情况大致如下： 东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始建晋兴县，为邕宁县最初建置；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晋兴县为宣化县； 1912年7月，撤宣化县，并入南宁府； 1913年6月撤南宁府，改称南宁县，隶属邕南道； 1914年1月南宁县改称邕宁县，隶属南宁道； 1950年2月，设立南宁市，划辖原系邕宁县的亭子街、津头村、琅边村等21个自然村（街）； 1950年1月邕宁县府从南宁市迁至亭子； 1950年12月，邕宁县府从亭子迁至蒲庙，1951年7月迁往五塘，1953年1月迁返蒲庙； 1951年6月，邕宁县析出大塘区、南晓区划归钦县管辖； 1951年9月，灵山县析出原第七区的那楼、光华、那路、新江、那礼、百济、均安、华灵8个乡划归邕宁县管辖； 1952年7月和1953年4月，原永淳县的中和、南阳（撤销永淳县时划入横县）先后划归邕宁县管辖； 1954年3月，邕宁县的苏卢、陈尧2个乡及心南乡下屯、大岭2个屯和西乡塘南部，划归南宁市郊区管辖； 1955年7月，大塘、南晓区从钦县划回邕宁； 1957年3月，将心圩区13个小乡、老口区石埠乡、吴圩区高仁乡高岭以北的6个自然村划归南宁市； 1959年1月，将城庄公社的心圩、安吉、沙井、那洪，群英公社的老口、杨美、江西，友谊公社的坛洛、下楞、富庶，双金龙公社的那龙、双定、金陵，东风公社的苏圩、那齐、延安、慕村、坛白、吴圩，五星公社文华大队的明华村，红旗人民公社三塘大队的三塘等划归南宁市管辖； 1960年7月，又将群英、友谊、双金龙、东风人民公社和佳棉农场、绿思园艺场划回邕宁县； 1982年8月，将邕宁县的那龙、江西、坛洛公社划归南宁市管辖； 1983年至2004年，邕宁县县境没有变动，总面积4725平方公里； 2005年3月，撤邕宁县，设邕宁区，辖蒲庙镇（不含莫村）、新江镇、百济乡、那楼镇、镇龙乡（2005年7月并入那楼镇）、中和乡，邕宁区总面积1295平方公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24 8:21:03编辑过]

德贵佬

	QUOTE: 以下是引用那迷在2011-9-10 17:10:37的发言： QUOTE: 以下是引用使君子在2011-9-8 22:06:00的发言： 襄阳一带是上江官话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区，广西的官话化也许是伴随狄青事件发生的。 应该是明朝的起义镇压，，，我们都叫它做军话。 各时期汉人对广西都有影响，元朝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见泰国老挝人的研究）。其次，明朝对壮族地区的接触最频繁、影响最深刻、涉及面最广。关于“军话”和“军人”的称呼的来源可见《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的“广西‘军话’及‘军人’考”（见 http://maonan.info/ac/army_language.asp 或 http://maonan.info/images/Army_language.pdf）。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12 11:07:21编辑过]

那迷

	QUOTE: 以下是引用使君子在2011-9-8 22:06:00的发言： 襄阳一带是上江官话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区，广西的官话化也许是伴随狄青事件发生的。 应该是明朝的起义镇压，，，我们都叫它做军话。

使君子

	襄阳一带是上江官话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区，广西的官话化也许是伴随狄青事件发生的。

土人香草

	二、壮语与汉语的接触及其类型 （一）广西境内的汉语方言 广西境内的汉语方言主要有白话、平话、西南官话和客家话四种，此外闽语、赣语也有零星分布，在广西与湖南交界的一些地方如全州等地还有湘方言的湘南土语。 白话（汉语粤方言，在广西亦称广府话）主要分布于与广东毗邻的桂东南梧州、钦州、玉林等地，并向桂西南、桂西和桂北渗透。广西首府南宁在历史上曾经操平话，明清以来，由于粤商的大量流入，白话的势力越来越强，在明朝末年就已经是“往来横渡口，强半广州音。”时至今日，南宁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方言的转换，除了个别街道和一些郊区尚操平话外，白话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母语方言。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桂西南和桂西的一些县城，只不过母语转换的情形不尽相同而已，桂西南的龙州、凭祥、宁明，桂西的百色市等县城（市）历史上都是说壮语的，现在白话已经成为优势通行语言，田东县在两宋时期是横山寨所在地，是著名的马市，当时的优势语言应是古平话，现在白话取代了平话的优势地位，成为通行语言。白话在广西的分布与发展有以下特点：在分布上，桂东南的梧州、钦州、玉林地区等地呈片状分布，自南宁往南、往西则呈线型分布，主要有两条线，一条是沿右江向西延伸，自南宁经隆安、苹果、田东、田阳直至百色；另一条沿左江向南和西南延伸，自南宁经扶绥、崇左至宁明、龙州。在往西往南、西南的两条分布线上，呈蛙跳式分布，沿着左右江流域，县城和一些主要沿江城镇以白话为优势语言，而乡村则操壮语或汉语其他方言（平话、客家话）。 自武宣、来宾往北如柳州地区和桂林地区也有白话的零星点状分布。在发展方面，除桂东南的块状分布区外，在线型分布区内，白话呈墨渍式发展扩散，即从一个一个的中心点逐渐向周边扩散。以南宁市为例，历史上南宁市及其周边的一些县如邕宁、宾阳等皆以平话为优势语言，白话进来以后，先在南宁市内扩散，然后向周边辐射，而今南宁市区和邕宁县城已经以白话为通行语言，而南宁的郊区如亭子、江西等地仍以平话为日常交际语言。从来源上看，左右江流域的白话主要不是从桂东南地区的白话延伸过来的，而是从广东过来的，所以南宁及以西以南地区的白话与广东白话接近而与桂东南所谓粤语勾漏片白话有较多差异。线型分布各点的白话都是明清以来广东商人带来的，历史不长。欧阳觉亚认为南宁白话只有一二百年历史，基本上是可信的。白话进入南宁当不止一二百年，但成为通行语言的历史是比较短的。民国二十六年（1935年）《邕宁县志?言语》云：“定为固有之音者则有四，所谓官、平、土、白是也。自中原南迁者为官话，衍为平话，来自广东者为白话，余为土话。土话最古，盖秦汉间土著之民所遗留也。然总以平话为流通。”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邕宁仍以平话为优势语言。现在邕宁县城（蒲庙镇）及沿邕江的一些集镇通行的已经是白话了。南宁白话的发展历史当与邕宁县城白话的发展历史相类似。至于桂东南地区的白话（当地称土白话）的形成当与广东白话的形成历史基本一致，是东晋南北朝到唐代这段时间内最终形成的。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云钦州五民中之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此处所谓的“南音”，无疑就是古白话音。 宋元明清时期广西境内最具优势地位的汉语方言是平话。平话在广西境内的分布很广，总的分布态势是呈点状，桂南和桂西的邕宁、钦州市、宾阳、浦北、扶绥、崇左、宁明、龙州、大新、天等、田阳、田东、马山、百色市、上林、横县、贵港，桂北的桂林郊区、临桂、灵川、龙胜、富川、永福、钟山、贺县、融安、融水、乐业、东兰、鹿寨、柳城、罗城、柳江、三江等县市场都有分布，此外，湖南、贵州和云南三省与广西毗邻的一些地区也有平话分布。广西境内各地平话使用人口比较多在县（市）内为优势语言的有临桂（使用人口90%以上）、宾阳（使用人口70%左右）、横县等地，以平话为第一母语方言的人口在广西境内总数约有300万左右。广西平话分南北两大片，南片以南宁为中心，北片以桂林为中心（这两个城市现在均不通行平话，但历史上都曾是使用平话的，现今这两个城市的郊区及周围地区多是平话分布区）。平话南北两片是按地理区域分的，实际上，有些北部平话与南部平话比较接近，如三江的六甲话、融安、融水、柳城等地的平话；而有些如临桂、灵川、龙胜等地的平话则与南部平话相差较大，彼此不能通话。 平话在各地有不同的名称，有客话（宾阳、上林、横县等地）、蔗园话（百色、宁明、凭祥等地）、百姓话（柳城）、六甲话（三江）、官话（田林）、黏米话（钦州市）、土拐话（融安、罗城）等别称，但各地对平话这个名称都认同。 据李连进（1995）的研究，平话这个名称的正式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第二回广西年鉴》。民国时期的《广西年鉴》及各县县志用“平话”这个名称指称桂南的扶绥、崇左、宁明、邕宁、大新、田阳、田东、龙州、马山等地的平话社团，而从未用来称谓北片平话。由此他推断，“平话”这个名称出自桂南。关于“平话”这个名称的由来，曾有不同的推测，李连进认为，南宁郊区的亭子平话是桂南平话的权威方言，亦是桂南很多地方平话人口的最初输出地，而亭子古称“平南村”，因此“平话”很可能就是“平南村（人）话”的凝缩。在诸多说法当中，我们认为，李连进的这个推测是比较可信的一种。 平话与白话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平话属于白话，是白话的次方言，另一种观点认为平话是一种与白话并列的独立方言。前一种观点以为代表，后一种观点以梁敏、张均如为代表。《中国语言地图集》采纳了梁、张的观点。我们在从事本项目研究的初期是采纳前一种观点的，随着我们的调查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平话方言地位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现在我们接受平话为独立方言的观点。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A．平话的音系与白话的音系有一些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全浊声母的读音与白话不同。这方面韦树关（1996）、梁敏、张均如（1999）已经说得很清楚。 B．平话与白话在词汇、语法等方面也有一些很明显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a. 在词汇方面，平话与白话相同的虽然很多，但也有一些明显不同的常用词或基本词。如“吃”白话是“食”，平话是“喫”。“喫”这个词表示“人的进食行为”文献中最早见与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任诞》：“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但真正通行是唐宋时期的口语，广见于这个时期的白话作品中。再如“烂泥”，平话是“埿”，音paam6，字亦作“湴”。这个词最早见于《广韵》，《广韵?五十八陷》：“埿，深泥也。蒲鑑切。湴同。”为唐宋时期的口语词。宋周紫芝《摊破浣溪沙?茶》：“苍璧新敲小凤团，赤埿开印煮清泉。”这个词白话是“泥”。平话的系词（判断动词）用“是”与普通话相同，白话用h�i6（系）；平话的问人代词用na3 ko5（哪个），白话用pin1 kC5（边个）。我们对平话和包括白话在内的汉语方言20个点的词汇作了两个不同样本的比较，一个是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所收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近1000个大样本，另一个是斯瓦迪士用来测定语言亲缘关系远近的200核心词小样本。大样本比较的结果是（表中数字是百分比数）： 广州 阳江 南昌 武汉 长沙 合肥 扬州 太原 成都 梅县 济南 平话 71 64 57 55 54 53 52 51 50 50 50 苏州 温州 北京 西安 双峰 建瓯 福州 潮州 厦门 平话 50 49 49 49 46 46 45 44 42 小样本比较的结果是： 南昌 广州 阳江 长沙 武汉 合肥 成都 太原 扬州 济南 平话 76.52 76.22 72.72 72.72 70.62 70.62 69.23 69.23 68.53 68.53 双峰 西安 北京 苏州 梅县 温州 建瓯 福州 潮州 厦门 平话 68.53 67.83 66.43 65.73 65.03 64.33 51.04 51.04 47.55 47.55 从大样本比较的结果看，平话与白话的词汇对应比例最高，与白话广州点的对应比例是71%，与白话阳江点的对应比例是64%；都高出与其他方言的对应比例；但是小样本的比较结果显示平话与白话的对应比例并不是最高的，说明平话与白话既不是从白话中分化出来的，也不是跟白话来源于同一时期的同一祖语方言。 b. 在语法方面，其一，平话有不少能与唐宋时期对应而与白话不同的虚词。如： 了：平话用以表示动作或状态实现的助词。例如： 衞4 礶3 liu4 fCC? 礱n5 hai5 k{2 我 写 了 封 信 给 渠棗我写了封信给他。 衞4 t籩ek10 衋n2 paau1 tit9 liu4 l?br/>我 着 银 包 跌 了 叻棗我把钱包丢了。 在历史上，表示实现体的助词“了”产生于中古，唐代变文和五代时期的《祖堂集》开始大量使用。白话相应的助词用tsC4（咗）。 着：平话常用的介词。有两种功能，一是在被动句中引进施事成分，相当于普通话的被。例如： t粄1 t籥ai3 t籩ek10 laau4 hu3 hek9 liu4 l?br/>猪 崽 着 老 虎 喫 了 叻——猪崽被老虎吃了。 k{2 t籩k9 籥u3 t籩ek10 lCCk8 籭Q? liu4 l?br/>渠 只 手 着 烫 伤 了 叻棗他的手被烫伤了。 “着”字在被动句中引进施事成分的功能产生于中古，文献中最早见于宋代。如陈师道《宿齐河》诗：“还家只有梦，更着晓寒侵。”杨万里《放船》：“顺流行自快，又着北风催。”《五灯会元?龙祥士圭禅师》：“师曰：‘一度着蛇咬，怕见断井绳。’” 二是在主动句中引进受事成分，相当于普通话的摪褦。例如： 衞4 t籩ek10 衋n2 paau1 tit9 liu4 l?br/>我 着 银 包 跌 了 叻棗我把钱包丢了。 ni4 vai6 na3 mun2 t籩ek10 t籩3 fCCk9 t籭Q? phCC? taau3 liu4 你 为 哪 门 着 这 幅 墙 碰 倒 了棗你为什么把这堵墙碰倒了。 我们未发现“着”在历史上有引进受事成分的功能，但是有引进工具成分的功能。例如白居易《还李十一马》：“传语李君劳寄马，病来唯着杖扶身。”《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帝释感师兄说法力，着何酬答唱将来。”苏轼《次韵杨公济梅花》：“君知早落坐先开，复着新诗句句催。”历史上引进受事成分的介词“把”和“将”都是从引进工具成分的用法发展来的，平话的介词“着”有引进受事成分的功能显然与历史上“着”引进工具成分的功能有源流关系。白话表示被动句中引进施事成分的介词用“畀”，主动句中引进施事成分的介词用“将”和“械”。 其二，在词法方面，平话的构词法有两点不同于白话，一是表示动物性别的词缀平话一律前置，与北京话相同，而白话后置。比较： 北京话 平话 广州话 江阳话 公鸡 公鸡 鸡公 鸡公 母鸡 母鸡 鸡乸 鸡乸 公牛 牯牛 牛公，牛牯 牛公，牛牯 母牛 母牛 牛乸 牛乸，牛牸 公马 公马 马公 马公 母马 母马 马乸 马乸 公狗 公狗 狗公 狗公 母狗 母狗 狗乸 狗乸 公猪 公猪 猪公 猪牯 母猪 母猪 猪乸 猪乸 二是平话的词尾“子”虽不如普通话用得广，但比白话明显要多。例如“冰雹”广州说“雹”，平话说“雹子”；“豹子”广州话说“豹”，平话说“豹子”；“虾”广州话说“虾公”“虾”，平话说“虾子”；“蚊子”广州说“乌蝇”，平话说“蚊子”；“桃子”广州说“桃”，平话说“桃子”；“橘子”广州话说“橘”，平话说“橘子”；“柚子”广州话说“碌柚”，平话说“朴子”；“梅子”广州话说“梅”，平话说“梅子”。 C．平话与白话形成的历史时间不同。白话的最终形成时间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不会晚于唐代中叶，也不会早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其一，白话的音系与《切韵》音系的对应规律很强，虽然可能有一些两汉以前的语音因素，但整体上显然是从《切韵》音系派生出来的，这说明白话的形成不会早于东晋。其二，白话的虚词中难以找到晚唐两宋时期新产生的虚词，如上文举到的“了”“着”“取”“哪个”“哪门”等都是唐代以后产生的，白话里没有这些虚词。这说明白话的形成不可能在唐代中叶以后。平话的形成要晚于白话，当在晚唐到两宋时期。这可以从移民史和平话的语音语法特点等方面得到充分的证明。 前文已经说过，汉民族向广西地区的移民高潮是在晚唐到南宋时期。其中规模大的有晚唐时期平广西民乱及戍守移民、北宋时期的军戍移民及平侬智高造反留守移民、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以后到南宋初年的避难移民，尤以靖康之难后的避难移民为最多，从北宋末崇宁元年（1102年）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60年间广南西路的户数增加了两倍多（据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的研究，绍兴三十二年广南西路的户数是北宋崇宁元年户数的202%）。南宋周去非（孝宗淳熙年间曾任职于广南西路）《岭外代答》卷四说到当时广西的方言：“至城郭居民，语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间所言，意义颇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晚’曰‘晡时’，以竹器盛如箧曰‘箪’，以瓦瓶盛水曰‘罂’，相交曰‘契交’，自称曰‘寒贱’。长于我称之曰‘老兄’，少于我称之曰‘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侄’，呼至少者曰‘孙’，泛呼孩提曰‘细子’。谓‘慵惰’为‘不事产业’，谓人雠记曰‘彼期待我’，力作而手倦曰‘指穷’，贫困无力曰‘力匮’，令人先行曰‘行前’，水落曰‘水尾杀’，泊舟曰‘埋船头’，离岸曰‘反船头’，舟行曰‘船在水皮上’，大脚胫犬曰‘大脚虫’。若此之类，亦云雅矣。”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两点：一是当时广西“城郭居民”所操汉语与中原地区汉语还非常接近，而与福建、湖湘地区的方言有明显的不同，中原人与当地汉族人的语言交流基本上没有太大障碍；二是当时广西“城郭居民”所操汉语已经与中原汉语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另外，《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四引元代广西《宜阳志》说宜州“莫氏据其控扼，宋赐爵命，遂成市邑，居民颇驯，言语无异中州。”同书卷八十五亦引元代方志说邕州“宋狄青平侬贼后，留兵千五百人镇守，皆襄汉子弟。至今邑人皆其种类，故言语类襄汉。” 从平话内部看，平话的语音系统表现出晚唐至两宋时期的一系列特点：轻唇音已经从重唇音分化出来，“知”“庄”“章”三组声母合流，全浊声母全部清化；声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一般在10个左右（入声因长短音的不同又有分化）；入声韵尾保留完整，阳声韵尾-m亦保留完好。在语法方面，词法的动物性别词缀一律前置，与北方方言一致而与白话和与平话有着长久的接触关系的壮语都不相同；虚词保留着很多产生于唐五代至两宋时期的虚词如上文举到的“了”“着”“取”“哪个”“哪门”等等。 综合这两方面的事实，平话产生于晚唐至两宋时期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土人香草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觉得还是将平话与白话分开作为两种独立的方言更合适。当然，方言的分区不是绝对的，根据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分类标准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比如，根据当今平话与白话的词汇对应比例和音系的整体格局，把它们合成一个大的方言也是完全可以的。 最后附带讨论一下平话的来源问题。李连进（1995）根据桂南平话民系族谱多言来自山东白马（苑、街）一带，随狄青平侬智高而留居于广西，平话全浊声母今音皆为不送气清音，与山东胶东一带方言（文、荣方言）古全浊声母的白读尚有部分字保留不送气的特点，提出平话主要来自今山东省登州、青州一带。考《中国历史地图集》，两宋时期的行政区域名称无山东，今山东省在北宋时期分属京东东路和河北东路。唐宋时期山东是一个泛指名称，泛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唐懿宗咸通四年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今越南北部一带），发山东兵1万人戍之，此“山东”即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又考《宋史》夷青本传，狄青乃汾州（今山西汾阳）西河人，非山东人。狄青征讨侬智高时自请“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致阙下”，至于他统帅的军队数量和来源都未曾交代。直到元代方志对狄青部队的来源才有记载，《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五引元代方志说邕州“宋狄青平侬贼后，留兵千五百人镇守，皆襄汉子弟。至今邑人皆其种类，故言语类襄汉。”这条记载很值得我们重视，其一，它是目前所能找到的狄青所率部队来源的最早文献依据。其二，这条记载与狄青自请“益以禁兵”暗合。宋代军制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禁军日常驻守京畿及其周边地区以环卫之，遇有远方战警，则征调前往。从狄青自请“益以禁兵”及禁兵的职责来看，他统帅前往广西的部队无疑以禁兵为主。北宋襄汉地区是京畿南路和京西北路一带，正是禁兵日常屯驻之地。其三，今桂南平话民系家族谱牒多言来自山东白马（苑、街），考《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京西北路治滑州白马镇（今河南滑县境内），其地正在太行山以东。据此三条，狄青部队来自襄汉而非今山东青州、登州一带甚明。 不过，如果我们据此而确定平话来源于宋代的襄汉地区，也未见得完全符合事实。因为，从晚唐到两宋时期的移民广西情况来看，移民的来源是很复杂的，绝非来自某一地区，来自中原、江左、江右的都有（其中也肯定有来自青州、登州一带的），狄青部队留守者在整个晚唐两宋时期的移民中所占比例也绝不在多数。大致来说，平话与晚唐两宋时期的官话关系最密切。今广西田林县平话在当地即称“官话”，民国《邕宁县志》说：“自中原南迁者为官话，衍为平话。”这个说法是比较切近的。北宋首都开封，官话以开封一带为标准，襄汉地区在官话区内，狄青部队及其后裔所说的话亦是官话，因此在元代人看来，平话“类襄汉”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现今广西境内的汉语方言来说，西南官话的分布最广，由桂北和桂西北往南延伸到上林，往西延伸到靖西，覆盖面积几占广西总面积的一半。广西北部、中部和西北部的主要城市如桂林、柳州、河池、宜州以及很多县城都操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是从明代开始陆续进入广西并逐渐扩散开来的。 （二）壮语与广西境内的汉语方言的接触及其类型 广西汉语方言的存在和传播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壮语与其接触的类型差异。 白话在广西有三种存在和传播方式，在桂东南地区白话为区域分布，而且存在的历史相对比较悠久。在这一区域内，壮语居民与白话居民交错杂处，彼此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交往，所以，当地壮语与白话的接触属于地缘接触型。由于在这一区域内，白话在使用人口数量和语言地位两方面都占绝对优势，所以，按地缘接触的常规是双向影响，而在这一区域内的实际情形则是壮语受白话的影响深刻，而白话受壮语的影响较小。比如梧州地区的苍梧县，据县志记载，白话是该县的通用语言，壮语只有存在于广平镇思化村，使用人口800多。该村壮语“借用白话词语和读音的较多。” 我们把桂东南地区壮语与白话的接触类型称为劣势地缘接触型。 在桂中和桂北的一些白话点状分布区内，壮语与白话也属于地缘接触，但接触的情形与桂东南正相反，壮语占人口优势和语言地位优势，白话受壮语的影响较多而壮语基本上没有受到当地白话的影响。比如桂中的来宾县，1994年出版的《来宾县志》说，白话分布在该县南泗乡的王窈村等地，“受到壮语的影响，发音‘夹壮’，有‘来宾土白话’之称。”我们把桂中和桂北地区壮语与白话的接触类型称为优势地缘接触型。 在桂西南和桂西的白话线型分布区内，白话使用人口基本上都分布在城镇，壮族人除了城镇人口外，基本上没有与白话人口形成杂居局面，大多数壮语人口与白话人口接触与交流的主要途径是赶圩，所以这些地方壮语与白话的接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缘接触，最多只能算准地缘接触，我们姑且把这一地区壮语与白话的接触类型称为准地缘接触商贸型。 平话虽然是历史上的汉族移民带来的，但它却是广西土生土长的汉语方言。壮语与平话的接触应该分历史与现实两块来考察，先说历史上的接触情形。 按我们的考察，平话是晚唐至南宋初年的400多年时间内形成的。当时的移民主流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军戍移民，这部分移民主要集中在城镇，或者由于他们的集中居住而在当地形成城镇。如北宋时期在桂西和桂西南地区设立很多军寨，这些军寨所在地逐渐形成圩市，像今桂西田东县的横山寨，到南宋时期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边境贸易中心。正因为如此，才出现“城郭居民，语言平易”邕州“言语类襄汉”宜州“言语无异中州”。军戍移民也有一部分定居于乡村，民国《邕宁县志》载：“汉族籍贯，自赵宋后，来自中州，各省皆有，尤以山东青州府白马苑为多。相传宋皇祐间，随狄武襄征侬智高，事平后，因留邕勿去，言人人同。”其二是避难移民，这部分移民不仅居住在城市，而且也有相当一部分深入到乡村。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的60年间广西的户数增加了两倍多，新增加的户数绝大多数是移民户，而这些移民户中必定有相当一部分散居在各地乡村，尤其是环绕中心城市（如桂林、柳州、邕宁等）的周边地区。比如邕宁县，据1995年《邕宁县志》，该县的自然村中目前尚能追索其来源的，由外省人来始建的32个，外县人迁来始建的182个，由南宁市区及郊区人迁来始建的62个。究其迁来的原因，避难是其中之一。历史上壮语与城郭平话的接触主要是商贸接触和行政接触，而与乡村平话的接触则属于典型地缘接触，而且散居在乡村的平话移民与壮族百姓交错杂居，经过数百年的交流往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逐渐已经融入了壮族之中。比如在平话民系中大多称祖先来自山东白马，在一些地方的壮族民间也有是说，我们在龙州调查壮语时，该县八角乡一带壮族百姓告诉笔者，他们的祖先来自山东白马街，并有族谱记载云云。所以历史上乡村平话对壮语的影响最大，壮语与平话的接触应属于地缘接触型。 壮语与平话接触的现实情形：现在在桂南和桂西南地区，平话主要分布在乡村，在桂中和桂北的一些地区，平话是当地的通用汉语方言，乡村城镇皆有分布。桂南的邕宁、宾阳、横县等地的平话是历史上原有的，或从南宁市区及其近郊迁来的外来人口带来。桂西南地区的龙州、宁明、天等、大兴、崇左等地的平话基本上都是从邕宁一带迁过去的。民国三十五年《龙津（今龙州）县志》：“平话者，即邕宁土语，操此者，惟自彼县移来之家族。”民国三十七年《思乐（今宁明）县志》：“平话之在县境，仅数村，先世在宣化县迁来。”外迁的平话居民大多自成村屯，如龙州平话分布于22个村屯，与当地壮语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桂中和桂北的情形与桂南桂西南相类，桂林近郊和临桂一带的平话是历史上原有的，桂西北的三江、融安一带平话则多是从它处迁入的。在平话的原住地，壮语与平话的接触相当深刻，当地的壮族居民和平话居民有很多操壮、平双语，我们调查的邕宁县那陈乡即是如此。而在平话由外地迁入的地方，以平话为母语的人口同时会说当地壮语的较多，而以壮语为母语的人口兼通平话的极少，所以这些地方的壮语受平话的现实影响甚微。所以壮语与平话接触的现实情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本地平话杂居的地缘接触，另一种是与外殖平话杂居的地缘接触。前一种接触相互影响深刻，后一种接触由于时间有限，加之平话劣势地位，基本上是壮语影响平话的单向型接触影响。 西南官话自从明代开始进入广西以后，由北向南逐渐推进。在西南官话的分布区和扩散区内，与壮语产生了密切的接触，其接触类型基本上属于地缘接触。壮语与西南官话的密切地缘接触使得一部分地方的壮语受到西南官话的深刻影响。今天，在桂北的广大地区，壮族人操本族语和汉语西南官话双语非常普遍，在一些地方，部分壮族人则已经放弃或正在放弃自己的母语而改操西南官话。如平乐县，据1995年《平乐县志?语言志》，西南官话是该县的通用语言，壮语使用人口占5%，但他们大多已使用汉语西南官话，仍用壮语的只占0.6%。又如三江县，该县县志称：“县城公共场合多用桂柳话，本族话局限于家庭和族内人。在同一家庭会出现祖辈只会本族话，父辈兼通本族话和桂柳话，孙辈只会桂柳话的现象。”（《三江县志?语言志》中央民族出版社1992年11月版）。西南官话的影响主要在北部壮语区，南部壮语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不同地方受影响的情形也不完全一致。南部壮语受西南官话影响比较深的是靖西县。根据郑贻青《靖西壮语研究》，在她在所调查的3300个左右的词条中，汉语借词有1045个，其中有504个是借自西南官话的新借词（其中表示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词汇284个，属于基本词汇的220个）。在靖西壮语里，不仅一些表示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词汇借自西南官话，一些基本词汇也从西南官话里借用，甚至连一些老借词也用新借词区替换。郑贻青说：“从发展趋势看，新借词所占比例将会快速增加。现以‘东、南、西、北’几个词为例，靖西话叫tCC?、naan2、�ai1(或�i5)其中‘东’是早期借词，‘南’和‘北’都是新借词。按理，‘东西’有老的一套读法，‘南北’也应该有老的读法，但现今的人已把‘南北’读新借词音，甚至‘东西’也有人读新借词to?�i5了。又如24个节气之中，只有‘夏至’读ja6tsei5，其余‘立夏’li2ja3、‘立冬’li2 to?都是读新借词音。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靖西壮语里的汉语借词，新旧交替还在进行，老读音逐渐被新读音所取代。” 靖西地处广西的西南边陲，与越南接壤，该县境内及其附近并没有西南官话分布，而靖西壮语却受到汉语西南官话如此大的影响，这在南部壮语中是很独特的，我们在南部壮语的其他地方还未发现类似的情形。不过，通过靖西壮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西南官话对壮语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和加深。 （三）官话（普通话）与壮语的接触及其类型 长期以来汉民族对于少数民族的文治，一个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兴办教育。尤其是唐宋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人人获得进身仕途的机会，这不仅调动了汉族人的读书学习的积极性，也调动了“四夷”学习汉语读汉族典籍的积极性。《新唐书?高丽传》：“（高丽）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扃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又《新罗传》：“玄宗开元中，……（新罗）又遣子弟入太学学经术。”《宋史?高丽传》：“（高丽）遣国人金行成入就学于国子监。……太平兴国二年，遣其子元辅以良马方物兵器来贡。其年，行成擢进士第。”“（淳化元年），上亲试诸道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还本国。”“（高丽）有国子监四门学，学者六千人。贡士三等，王城曰土贡，郡邑曰乡贡，他国人曰宾贡。间岁试于所属，再试于学，所取不过三四十人，然后王亲试以诗赋论三题，谓之帘前重试。亦有制科宏词之目，然特文具而已。”“四夷”的这种接受汉民族的文化教育学习汉语读汉族典籍的风气，成为汉语影响其本族语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很多地方甚至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就壮语而言，不仅与汉语的地缘接触而受到汉语的强大影响，汉民族对壮族的治化教育也是壮语受汉语影响的重要方面。由治化教育而对壮语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历史上的官话和现代普通话。历史的官话包括唐宋时期的官话——古官话和明清时期的官话——西南官话，普通话则是建国以来中央政府确定汉语标准语。 唐宋时期的官话是现代平话的主要源头。在当时，官话不仅通过移民与壮语发生地缘接触和商贸接触，而且是中央政府对壮族实行治化教育的工具语言。前文说过，自从秦始皇建立岭南三郡开始，广西就纳入了大一统的中国版图，长期接受汉民族中央王朝的“文化”和统治。对于广西的壮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虽然长期采取羁縻制度，但是在这些民族地区办学校兴教育也是很早的。在早期，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教育还主要偏重于“教民稼穑”“导之礼义”，如后汉任延、锡光做交阯、九真太守时对骆越之民的教化；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教育就从“导之礼义”转移到读书明经上来，主要侧重于学习汉文儒家经典了。唐宋时期广西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内容是汉族儒家经典，教育的工具语言是当时的官话。这种官话工具语言通过识字读书而被壮族读书人所掌握，并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一套在壮语区通行的读书音系统。这套读书音系统至今仍然存在，张均如（1982，1988）、谢建猷（1991，1994）班弨（1999）等人都曾作过报道和描写。这套读书音告诉我们，唐宋时期，汉语官话通过教育途径对壮语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形成了壮语与汉语接触、汉语影响壮语的一种特殊类型——文化接触类型中的教育传播型。 西南官话自明代进入广西之后，除了与壮语产生密切的地缘接触关系外，有无作为教育工具语言而在壮语区内传播，我们没有做过调查，也没有见到这方面的专门报道。不过，自明清以来，西南官话在桂北地区作为教育工具语言应该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广西桂北地区的以下情况： 隆林各族自治县（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比例1982年是54.4%）：“学校教学除上语文课念课文时使用普通话外，其余课程以及讲解课文均用西南官话，偶尔使用壮语或苗语。”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比例1982年是77.62%）：“县、乡镇中学和小学高年级用当地汉语（西南官话）授课（上语文课时用普通话念课文）。小学低年级和村寨小学、教学点除用当地汉语或普通话读课文外，一般用毛南语或壮语辅助教学。”（页150） 大化瑶族自治县（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比例1987年是69.78%）：“在大化县，通用壮语。汉语主要用于广播、电影、重要会议、中学教育、法院审判和文艺宣传。”“中学和小学高年级讲课，都使用汉语（西南官话）。” 此外还有两个现象可以间接地证明桂北地区近代以来西南官话的教学工具语地位：其一，根据班弨（1999）的报道，来源于唐宋时期的读书音（他称之为“壮汉语”）存在于以南宁为中心的桂南桂中地区，而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地区则没有这种读书音。我们知道，在唐宋时期，南宁和桂林是广西境内的两个政治中心，尤其是桂林，在南宋时期曾作为皇帝的潜邸，在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达程度都要比南宁高，至少绝不亚于南宁。当时以官话为工具语言的学校教育在桂林及其周边地区不可能不存在，那么，现在桂北地区找不到这种读书音，唯一的可能就是这种读书音被西南官话取代了。其二，广西西南边陲的靖西县不在西南官话的分布区内，附近也没有西南官话分布，而根据郑贻青（1996）和广西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的《壮语通用词与方言代表点词汇对照汇编》提供的8000多靖西壮语词汇，靖壮语里西南官话借词的比重相当大，这些西南官话借词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 汉语普通话是建国以后确立的。在七十年代以前，广西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并没有严格要求使用普通话教学，这从上面所举的桂北几个县学校教育所用媒介语的情况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是，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随着普通话的大力推广、新形势下以汉语普通话为媒介的信息传播幅度和密度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流动的大幅度增长，普通话在广西壮族地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此基础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已经要求各地中小学使用或逐步使用汉语普通话进行教学。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已经全面深入到广西各地的千家万户，普通话通过这些大众传播媒介也在不断地影响着广西各地的壮族同胞，因此，汉语普通话正在影响着壮族中小学生以及成人的语言知识，在不少地方，壮族的本族语在新的一代人身上正逐步退化，而汉语普通话的知识和水平却迅速提高。相应地，新的汉语借词正逐渐从西南官话向普通话过度。 至此我们可以将壮语与汉语的接触类型作一总结。从大的方面看，壮语与汉语的接触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地缘接触型，另一种是文化接触型。在地缘接触型内部，不同汉语方言或不同的地区的具体接触方式又有所不同，既有杂居型地缘接触，也有商贸型地缘接触，而且在杂居型地缘接触型中根据接触语言双方的优劣形势以及接触时间的久暂等因素也有不同接触结果。文化接触型主要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亚型，即教育传播型，这种接触类型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接触（如汉语与英语的接触）是有很大差异的，它带有相当大的强势和强制型，因此这种文化接触型的接触结果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接触型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参考文献： 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旧唐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新唐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 宋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58年版。 【明】邝露，赤雅，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58年版。 【明】王尚贤，梧州府志，崇祯四年（1631年）刻本。 【清】蒋松、唐元等，西延轶志，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刻本。 民国《龙津县志》第四编，广西档案馆1960年铅印本。 苍梧县志编辑委员会编，苍梧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梁敏、张均如，侗傣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郑贻青，靖西壮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96年。 钟文典，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班弨，论壮汉语，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 雷坚，广西建置沿革考录，1996年版。 李连进，桂南平话的历史来源、代表方言及其历史层次，《广西师院学报》1995年3期。 覃晓航，广西粤语的线性分布及其历史成因，《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 欧阳觉亚，两广粤方言与壮语的种种关系，《民族语文》1995年6期。 谭绍鹏（编著），古代诗人咏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韦树关，试论平话在汉语方言中的地位，《语言研究》1996年2期。 谢建猷，壮语陆西话与平话、白话若干相似现象，《民族语文》1994年5期。 张均如，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的老借词源于汉语古“平话”考，《语言研究》1982年1期。 张均如，广西平话对当地壮侗语族语言的影响，《民族语文》1988年3期。

沙南曼森

	文章三次提到《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五引元代方志说邕州：“宋狄青平侬贼后，留兵千五百人镇守，皆襄汉子弟。至今邑人皆其种类，故言语类襄汉。” 作者在后一次提到此出处时，进行了一番探究：『狄青征讨侬智高时自请“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致阙下”，至于他统帅的军队数量和来源都未曾交代。直到元代方志对狄青部队的来源才有记载，《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五引元代方志说邕州“宋狄青平侬贼后，留兵千五百人镇守，皆襄汉子弟。至今邑人皆其种类，故言语类襄汉。”这条记载很值得我们重视，其一，它是目前所能找到的狄青所率部队来源的最早文献依据。其二，这条记载与狄青自请“益以禁兵”暗合。宋代军制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禁军日常驻守京畿及其周边地区以环卫之，遇有远方战警，则征调前往。从狄青自请“益以禁兵”及禁兵的职责来看，他统帅前往广西的部队无疑以禁兵为主。北宋襄汉地区是京畿南路和京西北路一带，正是禁兵日常屯驻之地。其三，今桂南平话民系家族谱牒多言来自山东白马（苑、街），考《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京西北路治滑州白马镇（今河南滑县境内），其地正在太行山以东。据此三条，狄青部队来自襄汉而非今山东青州、登州一带甚明。』 那么，“襄汉”真的是指北宋“京畿南路和京西北路一带”吗？ 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六册 宋.辽.金时期，北宋无“京畿南路”，京畿路开封府有襄邑县（今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京西北路汝州有襄城县（今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京西南路襄州有襄阳县（今湖北省襄阳市），河东路隆德府有襄垣县（今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河东路晋州有襄陵县（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襄陵镇）。另外，北宋京西北路治所在西京洛阳（河南府洛阳县），不在滑州白马县（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北宋京西南路治所在襄阳，主要管辖汉水中上游地区，今湖北襄阳、十堰、随州及河南南阳、陕西安康一带。 北宋初年曾想修建“襄汉漕渠”，沟通襄邑（睢水）、襄城（汝河）与南阳（白河）、襄阳（汉水），但因地势等问题未能建成。这可能是北宋时期“襄”、“汉”并举且“襄”指襄邑的唯一例子。 南宋时期，则又有故事提到“襄汉”。宋史岳飞传，有这么一句：“襄汉平，飞辞制置使，乞委重臣经画荆襄，不许”。其中既有“襄汉”又有“荆襄”，“襄汉”应是指襄阳、汉水一带，“荆襄”应是指荆湖北路荆门军和京西南路襄阳府。 元代也有提到“襄汉”。《荆州府志》云：“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8年)，诏隳襄汉荆湖诸城”。此处“襄汉荆湖”应可理解为襄阳、汉水一带和荆门、洞庭湖一带。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 元.明时期，元代河南江北行省汴梁路辖睢州襄邑县、许州襄城县等，襄阳路辖襄阳县（今湖北襄阳）等，中兴路辖江陵县（今湖北荆州）等；荆湖北道宣慰司治中兴，领中兴（今荆州）、峡州（今宜昌）二路，安陆（今钟祥）、德安（今安陆）、沔阳（今仙桃沔城）三府，荆门（今荆门）一州；湖广行省汉阳府辖汉阳县、汉川县。 近现代，则有称湖北随州为“汉襄咽喉”者。随州位于武汉与襄樊（今名襄阳）之间。汉即汉阳、武汉，襄即襄阳、襄樊。 由此看来，《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五引元代方志所称“襄汉”，应是指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流域，而非指今河南襄城、睢县一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6 21:33:48编辑过]

南虎

	我的观点还是平话、白话都是汉越读法，是岭南土著民族对汉字的读法并不是岭北人改变对汉字的读法。

使君子

	该文有个别观点商榷。 1.《岭外代答》记载的广西“城郭音”词汇明显已非常类同近代白话，特别是那些经典的“埋船头”“行前”。不信的可以调查下现存的水上疍民老者口音。 2.“广州音”是南番顺音系。南番顺音所有“-z”调读“-h”调或高降调（51）。来广西经营的工商人士基本90%是来自三角洲核心的南番顺三邑，也有三水及香水，但东莞惠州都很少，更不会是云浮茂名清远等等。广东有商业才干的县镇仅仅集中在三角洲以及汕头。而三角洲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除了工商业之外依然保留有强盛的农业。整个潮汕大区的田地都非常荒芜，潮汕族群在海禁大开之前主要依赖出海捕渔。客家人不会做生意，所以耕田为生，也容易与其他农耕族群发生冲突。 3.平话的“子”、“儿”这些用法，肇庆土白话也有。 4.上次央视播放过一个介绍沼气池的节目，接受采访的苍梧县老农讲的土白话，我几乎听不懂。而苍梧县不属勾漏片区。 5.小时候回乡下拜山，听不懂乡亲的土白话，后来长大才慢慢听得明白。这些是字词的调值不同，音节有变，依然可以归入同一语支。 6.被归入不同的语支，是因为同源词的发音以及用法多有不同；被归入不同的语族，是因为不同源词多于同源词。南盘江柳江桂江流域上游的土语，应否归入侗水语支？值得重新思考。白话跟僚话，就好比德语和波兰语的关系，彼此境内都有对方历史民族融合的地名，分享颇多词汇，但依然是不同的语族。 最后，平话个别词无修饰词后置，只能视作某些时期的北方因素影响，不能因此将平话独立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