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西汉王朝的开拓边疆

浪人

	作者：陈梧桐 　　　　 强盛的西汉王朝，凭借雄厚的国力，进行了一系列开拓边疆的斗争：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并平西羌，西南通西南夷，南平东瓯、闽越与南越，东北灭卫氏朝鲜。本文认为，这一系列开拓边疆的斗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第二，推动了各族人民的合作、进步与民族融合；第三，沟通了中外交通，加强了中外交流。 　　代秦而立的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兴盛的封建王朝。作为上升时期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西汉王朝的封建统治者除致力于统一战争，铲除异姓与同姓诸侯王的分裂割据势力，还凭借其雄厚的国力，以宏伟的气魄和非凡的胆略，进行一系列具有统一战争性质的开拓边疆的斗争，从而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促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秦灭六国，并北征匈奴，南平百越，首次在我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治今甘肃岷县）、羌中（指临洮西南古羌族活动地区），南至北向户（泛指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北据河（黄河）为塞，旁阴山（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至辽东（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1。但及至汉初，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不仅内部的诸侯王国日渐坐大，形成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危害到国家的统一，而且在周边地区还出现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着西汉南北方的大片土地，严重地威胁到王朝的安全。在北方，匈奴在秦汉之际建立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鬲昆等部，南灭楼烦、白羊二王，并越过阴山，重占河南之地（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使两汉的北界退缩到陕北、陇东一线。在南方，秦亡之后，中央朝廷已中断对“西南夷”的统治。秦朝的南海郡（治番禺，今广东广州）尉赵佗，也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桂林（治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初年，他接受汉高祖刘邦的“南越王”封号，“称臣奉汉约”，吕后时却又以西汉朝廷“禁南越关市铁器”为借口，据汉而“自尊号为南越武帝”2。汉文帝时经陆贾持诏面喻，赵佗虽去帝号，但仍称王如故。至武帝时，南越的三代老臣、丞相吕嘉又公开举兵叛汉。被秦朝废为君长的闽越王无绪与越东海王摇，因在秦末参加亡秦斗争，后又助汉击溃项羽，西汉初年分别被汉高祖、汉惠帝立为闽越王、东海王。东海王摇因建都东瓯（今浙江温州），又称东瓯王，在吴楚七国之乱时“从吴”3，追随吴王刘濞反对西汉朝廷。闽越王无绪死后，其子郢继立，曾出兵击南越，为其弟余善所杀，汉武帝诏立无绪孙丑为越繇王，余善为东越王。后余善又乘南越丞相吕嘉叛汉之机，“刻‘武帝’玺自立”4。这样，由于匈奴的南侵、对西南夷统治的中断和3个越族政权的分裂行动，西汉前期南北方的疆域比秦代大为缩小，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西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西汉王朝的封建帝王表现了勇于承担历史重任，敢于开拓进取的气魄。西汉肇建之初，汉高祖即率兵北上，试图借助战胜项羽的余威，一举击败匈奴。平城之围的挫折使他意识到，刚刚在战火中诞生的西汉王朝，民贫国穷，尚不具备战胜匈奴的实力，而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却是朝廷的肘腋之患。于是他和他的后继者便改取先内后外的方针，对匈奴暂时忍辱退让，以“和亲”与开放关市来换取边境的安宁，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并对异姓与同姓诸侯王展开积极斗争，加强中央集权，为将来反击匈奴、开拓边疆创造条件。经过六七十年的努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取得巨大的成就，“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5。国力空前强盛，拥有了强大的骑兵集团和较为完备的步、骑、弩、车、水相结合的武装体系。年轻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便开始发动反击匈奴与攻打3个越族政权等一系列战争，以解除外部威胁，拓展其疆域版图。 　　在北方，汉武帝首先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命卫青、李息率汉军精骑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至高阙（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北），突袭白羊、楼烦二王，“收河南地，置朔方（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6，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命霍去病自陇西深入河西走廊，至夏又由北地（今甘肃庆阳）过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南下祁连山，大破匈奴军。当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治今甘肃民勒东北）、酒泉郡（治禄福，今甘肃酒泉）”，后“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治角乐得，今甘肃张掖）、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继民以实之”7。从此，“金城（治允吾，今甘肃永靖西北）、河西（指河西走郎）并南山（指祁连山山脉）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空无匈奴”8。元狩四年（前119年），命卫青、霍去病率10万精骑，以“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9随行，出征漠北。卫青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城土城子），远征��颜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霍去病出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赵信城、狼居胥山（今蒙古国德尔山，一说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一带），击溃匈奴单于及左贤王。“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治今甘肃永登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后又“令因��将军筑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部阴山北）”10，屯兵戍守。从此，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旗，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后旗和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一带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河套及河西走廊，均已纳入西汉的版图。西汉政府在那里或设置郡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官员直接进行管辖，或“因其故俗，为属国”11，由中央政府派遣都尉掌管属国事务，实行羁縻统治。 　　在汉军的连续打击下，匈奴势力日趋衰落，内部陷于分裂，彼此攻杀不休。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累乌厉温敦皆见匈奴乱，率其众数万人南降汉”12，翌年汉“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13。就在呼韩邪单于的左大将乌厉屈率其众降汉的当年，其兄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后又发兵攻打呼韩邪单于，夺取单于庭。呼韩邪单于遂决定归附汉朝，于甘露元年（前53年）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见状，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至长安对汉宣帝“赞谒称臣”，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并赐予冠带衣裳和黄金玺，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骑兵1.6万人，又发边郡士马千人，送其返回匈奴，“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从此，匈奴呼韩邪单于政权正式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不久，在西汉的支持、帮助下，呼韩邪单于统一匈奴各部，重返北庭。西汉朝廷对匈奴实行更宽松的羁縻政策，“计不专制”14，让匈奴保持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制度，内政完全自主，但匈奴单于必须向朝廷称臣，接受朝廷封授，遣子入侍，贡献方物，朝廷则不定期地向匈奴派遣中郎将等官员，向单于传达诏令，处理有关匈奴的事务。 　　在对匈奴作战的同时，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又命张骞于建元二年（前139年）、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出使受匈奴控制的西域，赵破奴于元封三年（前108年）攻楼兰（在今西域罗布泊一带）、破姑师（在今新疆吐鲁番。姑师被攻破后，余众北迁博格达克山南北，史称车师），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年两伐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使西域的许多城国相继臣服于汉。太初三年（前102年）战胜大宛后，西汉朝廷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西南）置使者、校尉，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之始。后又设置伊循都尉、护鄯善以西使者。神爵三年（前59年），因匈奴内争，其主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众降汉，汉使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力量随之瓦解。于是汉廷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地的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曰都护”15。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的最高军政机构，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16，并“督察乌孙（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17。起初负责“护西域三十六国”18，后来扩大统治范围，“最凡国五十”19，西至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今铂尔河上游的大宛，今帕米尔地区的无雷，今阿赖谷地的休循等国，都受其管辖。“汉之号令班西域矣”20，西域正式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 　　今甘青境内黄河沿岸及湟水流域的西羌，秦汉之际受匈奴的控制。汉景帝时，研种羌人之首领留何，为摆脱匈奴的欺压和其他部落的排挤，“率种人求守陇西塞”，西汉政府将其徙置狄道（治今甘肃临洮）、安故（治今临洮南）至临洮、氐道（治今甘肃武山东南）、羌道县（治今甘肃宕昌西南），与汉人杂居。尔后汉武帝为保护西域通道并“隔绝羌胡”，先后置河西四郡，筑令居塞，并向湟水流域进军，在今西宁市设西平亭，于西平以西设临羌（治今青海湟源东南）、破羌县（治今青海乐都东南），将这些地区纳入汉朝的统治范围。此后西海（今青海）地区的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反汉，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命李息、徐自为率10万步骑讨平以先零羌为盟主的叛羌，随后“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21。汉宣帝又于神爵元年（前61年）遣赵充国、辛武贤率兵平定再度反汉之西羌，翌年“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22。后来，部分羌人逐渐迁徙到金城、陇西（治狄道）一带，与当地汉人杂居。 　　在西南地区，汉武帝于建元六年（前135年）遣唐蒙经巴蜀出使南夷夜郎，“遂见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听蒙约”23。还报，乃划其地为犍为郡（初治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昭帝时移治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同年，又命司马相如出使西夷，招降邛、筰，“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治今四川成都）”24。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灭南越后，又击灭反汉之且兰，平南夷为��柯郡（治故且兰，今贵州黄平西）。旋灭叛汉之邛君、筰侯，冉（左马右龙）等部争相内附，又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犁郡（治今四川汉源）、冉（左马右龙）为汶山郡（治汶江，今四川茂汶北）、白马为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元封二年（前109年），再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治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东），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5。至此，西南夷的大部分地区已划为西汉的郡县，接受西汉王朝的管辖。 　　在东南与南方，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因遭受闽越的围攻，向汉廷告急求援。汉武帝令庄助发会稽兵往救，闽越旋即退兵。“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26。元鼎六年（前135年）东越王余善反汉自立，命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入白沙（今江西南昌东北）、武林（今江西余干北）、梅岭（今江西宁都东北），杀汉三校尉。汉武帝命韩说、杨仆、王温舒及越侯分兵4道，于元封元年（前110年）攻打闽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降。“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27。“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治吴县，今江苏苏州）”28。据考证，治县当在今浙江临海和永嘉一带29。此外，西汉政府还在今闽北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设置军事基地，对留居当地的闽越人实行军事统治30。对南越，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命安国少季往谕南越王兴及王太后入朝。王太后劝南越王及幸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得到汉武帝的准许。南越丞相吕嘉不愿内属，杀汉使者、南越王兴及王太后，立赵佗子长男越妻所生之子建德为王。汉武帝乃于元鼎五年（前112年）秋命路��德、杨仆等大举出兵，于翌年冬讨平南越，“遂以其地为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珠崖（治��都，今海南琼山东南）、南海（治番禺）、苍梧（治广信，今广西梧州）、郁林（治布山，今广西桂平西）、合浦（治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治羸阝娄，今越南河南附近）、九真（治胥浦，今越南清化）、日南（治西卷，今越南广治）九郡”31。东南与南方越族地区至此复为西汉所统一，成为汉朝的郡县。 　　在东北，元狩四年（前119年）霍去病击败匈奴左贤王后，西汉政府将遭受匈奴奴役的乌桓，从乌桓山（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大兴安岭山脉南端）徙置上谷（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治平刚，今内蒙古赤峰宁城黑城子）、辽西（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辽东五郡塞外，“于是始置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之”32，对其实行羁縻统治。元封二年（前109年），燕人卫满所建的卫氏朝鲜起兵叛汉，汉武帝发兵攻讨。次年灭卫氏朝鲜，“遂定朝鲜为真番（今朝鲜黄海北道大部、黄海南道与韩国京畿道北部）、临屯（今朝鲜江原道与韩国江原道北部）、乐浪（今朝鲜平安南、北道及黄海北道各一部分）、玄菟（今吉林南境至朝鲜咸镜南道一带）四郡”33，将郡县制度推行到朝鲜半岛的中部。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临屯、真番二郡，并入玄菟、乐浪。而“在玄菟北千里”即今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夫余，则“属玄菟”管辖，“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即今乌苏里江、黑龙江一带的挹娄（古肃慎）则“臣属夫佘”34。这样，西汉的东北疆域已推到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朝鲜半岛中部。 　　经过长达1个世纪的斗争，西汉王朝击败匈奴，并“屠大宛之城，蹈乌孙之垒，探姑缯（西南夷之一种，在益州）之壁，籍荡姐（西羌之一种）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35，将中国境内更多的土地和民族进一步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东临大海、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以西，北到贝加尔湖，南迄南海及越南中部的强大帝国。西汉开拓边疆的斗争，不仅恢复秦朝开辟的版图并将其向东拓展到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朝鲜半岛中部，向西推进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到达川西南及云贵高原，而且在呼韩邪单于归附之后，的发展过程，至清代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局面，然其疆域范围并未超出汉唐以来传统的边疆和内地。初步实现了北方草原游牧区与中原及南方农业区的统一，从而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经过曲折 推动各族人民的合作、进步与民族融合 　　西汉王朝开拓边疆的斗争及其版图的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这些交往，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的人员。 　　第一类是官方派遣的使臣、官员与和亲的宗室女。如西汉朝廷派往匈奴的娄敬、郭吉、路充国、苏武，派往西羌的义渠安国，派往西域的张骞、堂邑父，派往西南夷的唐蒙、司马相如、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派往南越的陆贾、严助、安国少季，等等。这些使臣出使时，往往带领大批的随行人员。如张蹇第一次与堂邑父出使西域，有随从百余人，第二次出使西域，使团增至300人。此后，相继出使西域的西汉使者还有赵德、常惠、季都、姚定汉、奚充国，另有官员傅介子、冯奉世、魏和意、任昌、张遵、文忠等，“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36。出使匈奴的使团，规模也很庞大，如苏武出使匈奴，即“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出使的次数也很频繁，仅苏武出使前，被匈奴扣留的汉使即有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37。西汉王朝还多次遣宗室女与匈奴、西域诸国和亲，昭君、细君、解忧即是其中的著名人物。在她们远嫁时，朝廷都派遣大批属官侍御随行。如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昆莫，“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后又“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38。与此相对应，边疆各族政权也向西汉派遣大批使团，有的还遣王子至长安为质或入侍，或派官员入汉留学。如莎车（在今新疆库尔勒）王延，汉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39。乌孙公主在汉宣帝时曾“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此女后来嫁与龟兹（在今新疆库车）王绛宾，又于元康元年（前65年）同绛宾一起入京朝贺，汉廷“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40。有的国王，甚至亲至长安朝贺，如绛宾在元康元年携夫人入朝后，又“数来朝贺”。他死后，“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41。 　　第二类是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包括召募的民户、屯田的士卒、谪戍的罪人等。早在汉文帝时，晁错即提出徙民实边之策，“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42。汉武帝时，更大规模加以施行，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43；元狩四年（前119年）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治平定，今内蒙古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凡七十二万五千口”44；元鼎六年（前111年）李息、徐自为讨平叛羌后，“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45。此外，汉武帝“通西南夷道”，还曾“募豪民田南夷”46。汉昭帝时，元凤元年（前80年）生俘瓯脱王后，也“发人民屯瓯脱”47；元凤六年（前75年）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在今辽宁东部新宾地区）”48。军卒屯田戍边，则大规模推行于汉武帝之时。元狩四年（前119年）击溃匈奴单于及左贤王后，“幕南无王庭”，汉军渡河，在朔方以西至令居一带屯田，“吏卒五六万人”；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置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49；太初三年（前102年）破大宛后，“自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50。汉昭帝时，采纳桑弘羊在武帝末年的建议，“以（左木右于）弥（在今新疆于田县）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51，后又“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今新疆若羌县米兰）以镇抚之”52。汉宣帝时，地节三年（前67年）又有郑吉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车师53。神爵元年（前61年）讨平叛羌后，“诏罢兵，独（赵）充国留屯田”54；翌年，又遣赵充国“将兵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55；神爵三年（前59年）设置西域都护后，又徙屯田，田于北胥鞬（今地无考），披莎车之地”56；甘露元年（前53年），又“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今新疆伊克塞湖东岸）”57。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58，后“徙己校屯姑墨（在今新疆阿克苏）”59；永光二年（前42年）讨平陇西羌彡姐旁种之叛后，又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60。至于将犯罪的吏民遣送边地屯戍，汉武帝时有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61；元鼎六年（前111年）诛吕嘉、开九郡后，“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62；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63；元封六年（前105年），郭昌征讨昆明诸部，“通博南，置不韦县（治今云南保山金鸡村），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资之，因名不韦，以章其先人之恶行”64；天汉元年（前100年），“发谪戍屯五原”65；征和二年（前91年）戾太子之乱平息后，“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66。汉昭帝时，元凤五年（前76年）“发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67。汉宣帝时，地节二年（前68年）“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喜心将免刑罪人田渠犁”68。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执政的王莽用金帛招诱羌人献地内属，以其地为西海郡（治今青海海晏），“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69。 　　第三类是逃亡、降附、被俘人员及往来贸易的商人。其中，以降附和被俘的人数最多。如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4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分处降者于边五郡（陇西、北地、上郡、西河、五原）故塞外”70。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匈奴呼��累单于“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翌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71。前述迁留何所部降羌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迁乌桓人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与辽东五郡塞外，迁东瓯、闽越人于江淮之间，以及设金城属国以处降羌等，都属于此种类型。与此相对应，也有汉军被敌军打败受俘或投降者，如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兵败，降匈奴”；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与匈奴战，败后“降匈奴”72。匈奴在战争中“得人以为奴婢”，还经常在汉朝沿边或周边的其他部落和民族中掳掠人口，如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右贤王“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略人民”，十四年（前166年）匈奴14万骑入朝那（治今宁夏固原东南）、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北地，“虏人民、畜产甚多”，此后“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73，直至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骑兵还曾攻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又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74。除了被俘、投降和被掳掠者，还有少数西汉吏民出于各种原因逃入敌境，如宦者燕人中行说不愿出使匈奴，受命出使后“因降单于”75；卫律父本长水胡人，卫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76。有些边民，为生活所迫，也亡入匈奴，如史籍所载“边人奴婢多愁苦，欲亡者多……时有亡出塞者”77。此外，一些商人为了兴贩牟利，也常往来于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在汉武帝之前，尽管汉与匈奴之间“通关市”是一种由政府严格管制的官方贸易，不许商人插手，也严禁私人购买匈奴物品，但仍有商人与匈奴私相贸易，将匈奴物品带入内地进行贩卖。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宋子侯许九即因“坐买塞外禁物罪”而“国除”78。汉武帝时期取得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这种情况仍无多大改变。张骞通西域后，内地与西域的贸易日趋繁盛，一些西域商人多以奉献为名前来贸易，如汉成帝时杜钦所言：“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79。内地的商人，还千里迢迢地前往西南夷、南越、闽越以及东北地区进行贸易。史载南越“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80。而从贵州赫章可乐，云南晋宁石寨山、曲靖珠街八塔台，福建武夷山市三姑、角亭，黑龙江东宁团结，吉林集安境内的西汉墓葬中出土的五铢钱与其他西汉器物81，人们也可隐约窥见内地商贾的足迹。 　　各民族之间的频繁往来与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原内地与边疆地区因民族、地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等差异所造成的隔阂，特别是大量汉人迁往边疆，不仅将内地的粮食、丝绸、漆器、铁器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输往边疆地区，还将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播到少数民族当中，对促进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北方，来自中原内地的“秦人”、“汉人”，将汉族的穿井、筑城、治楼藏谷、冶铁铸铜的先进技术传播到匈奴。如寘颜山下的赵信城，就是从西汉降入匈奴的赵信所筑；漠北的范夫人城，“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82。壶衍鞮单于年少初立之时，因其母阏氏“不正”，部众乖离，常恐遭汉军袭击，从西汉降入匈奴的卫律为之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以秦人守之”，单于遂命付之实施，“穿井数百，伐材数千”，后因有人反对，被迫停工83。在今俄罗斯布利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伊沃勒城镇出土的公元前1世纪的匈奴文物中，有几件铁制镰刀和铁铧84，这是汉人惯用的农具，估计是从中原传入或是汉族工匠参与制造的。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使匈奴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铁器已被广泛运用于畜牧业、农业和军事部门，各地出土的许多匈奴工具如铁镰、铁刀、铁铧、铁锄、铁鹤嘴镐、铁马嚼、铁剑、铁镞等，就是有力的证明85。农业在某些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的地方有了较大的发展，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出击匈奴，至寘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86。史载“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又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87。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匈奴农业发展的情况。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贝加尔湖、叶尼塞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克鲁伦河和图瓦河流域等地在公元2世纪后，还相继出现了一些城镇88。《史记》、《汉书》即有头曼城、范夫人城、赵信城、颓当城等城的记载。匈奴的文化，也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单于的左右官员，从汉人那里学会了计算方法，“以计课其人众畜物”89，征收赋税。单于的王庭均使用汉字，所有与汉朝往来的文书皆用汉字书写。呼韩邪单于归汉后，历代单于因“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90，“若鞮”即“孝”字的匈奴读音。 　　在西北，汉军曾在河西、西羌与西域的不少地方开展屯田。随着屯田的展开，屯卒便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到西北边地。例如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就发现有西汉渠道的遗迹，并多处发现包括铁锄在内的铁器，其中在瓦因托尼还发现1件西汉中期的木耧车脚91，它证明瓦因托尼在西汉中叶的屯垦事业中，已经使用最新式的播种工具——耧车。同时，也证明当时这里确已推行“代田法”92。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汉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此后边城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93。先进的井渠开凿技术，也由屯田卒传至河西与西域。井渠技术是汉武帝时在关中修建龙首渠首次发明的，因渠首从商颜山（今陕西澄城铁镰山）经过，那里土质疏松，渠岸极易崩塌，“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94。后来，这种井渠技术便在敦煌和罗布泊以东的白龙堆推广开来。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行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孟康注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95。而在此之前，井渠技术即已传至西域，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李广利率兵攻大宛城，已“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96。屯田与井渠的修建，需要有质量较高的金属工具，这又推动中原先进冶铁技术的传播，使西域铁器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汉成帝时，原西域副校尉陈汤曾指出，此前乌孙“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故“胡兵五而当汉兵一”，而今借鉴了汉人的冶铁技术，已“颇得汉巧”，可“三而当一”97。西汉的军政、礼乐制度，也被西域许多城国所采用。如龟兹王绛宾入居长安1年，“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98。莎车王延，汉元帝时入长安为侍子，后“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99。 　　西南夷地区直到西汉前期仍普遍使用青铜器，只有夜郎有少量由巴蜀商贾带来的铁器。汉武帝统一西南夷后，随着郡县的设置，汉族移民的迁入，铁器输入贵州的数量显著增多，并传播到云南的滇池地区。从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中，在贵州已发掘的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的400多座墓葬中，除发现大量青铜器外，还有大约400多件铁器。其中，现已明确推断为战国晚期的墓葬不足20座，有11座发现了铁器，共计16件，种类有铜柄铁剑，“巴蜀式”铁剑、小刀、削、钎、带钩等；属于西汉前期的墓葬有140多座，发现铁器80多件，其数量按墓葬数计仍未超过战国晚期，种类也较简单，除战国晚期已有的几种，只新增加了钁、锸、斧等；属于西汉后期的墓葬70余座，发现铁器约200件，种类有剑、刀、矛、镞、削等兵器，铧口、锸、铲、斧、斤、凿、锤等生产工具，釜、三脚架、灯、锥、钎、剪、钉等生活用具100。在赫章可乐发掘的51座西汉晚期墓葬，就有40座发现了铁器，占墓葬总数的80%；共计发现铁器130多件，占51座墓葬发现随葬品900余件的14%。其中的赫章10号墓，发现了刀、削、镞、灯、剪、三脚架、衔等铁器20件，占该墓随葬品总数的28%左右101。这说明，这一时期贵州使用铁器已经比较普遍。云南的滇池地区，也在西汉中期以后出现铁器。在晋宁石寨山战国至东汉初滇族的50座墓葬中，发现了4000余件青铜器和90余件铁器，这些铁器都是西汉中期以后的产品，有锛、削、铜柄铁刃斧、铜柄铁刃剑等102。在曲靖珠街八塔台的古墓葬中，也发现了铜柄铁器、铁釜、铁矛以及五铢、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西汉货币103。在东川西北普车河属于西汉中期或晚至东汉初的古墓葬中，也有矛、环首刀、爪镰等铁器出土104。为了推广铁器，西汉政府在犍为郡的武阳、南安（治今四川乐山）两县设立了主管铁器制造的铁官105。随铁器的不断输入与普遍使用，云南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已由青铜器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此外，汉文化也在西南夷的某些地方传播开来，并为当地的“夷”人所吸收。如楪榆（今云南大理、洱源）的僰人张叔、盛览，曾先后跟随司马相如学经学赋。盛览后来还著有《赋心》4卷106，这是西南少数民族直接用汉文写成的第一部文学著作。 　　南方的闽粤地区，先秦时代尚处在青铜器时代，只有广东曾发现极少量的战国铁器。秦统一岭南以后特别是到西汉，中原地区的铁器和汉文化传入岭南地区，对南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秦至西汉前期的南越墓葬中，“汉式陶器”已成为主要的随葬品，与岭南以北地区的汉墓渐趋一致。岭南地区出土的铁器数量、种类和地点，均比以前大大增加。1983年发现的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除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还发现了70多件冶铁工具、成捆的铁剑、铁矛等武器和完整的铁铠甲，特别是1件大型越式铁鼎的发现，更说明当时的南越人对锻铸铁器技术的掌握107。在广东广州等地以及广西贵县、合浦、平乐等地汉墓和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也发现了锄、镰、锸、锛、斧、凿、削、刀、剑、矛、剪、镊、钉和带钩等铁器108。这说明，汉代的广东及其毗邻的广西部分地区已普遍使用铁器，进入到铁器时代。牛耕技术也得到了推广，广东从西汉后期起陶牛便成为一种流行的随葬品，牛的形象都塑造得相当生动和逼真109。福建在先秦时代一直未见有铁器出土。1959年发掘闽北崇安汉城遗址，发现了100多件铁器，后来又有铁器出土。这些铁器有镢、锸、五齿钯、镰、犁、锄等农业工具，斧、锛、凿、锤、削等手工业工具，刀、矛、剑、钺等兵器以及钩、环、钉等生活用具。在城址内外，还发现4处制铁作坊遗址，表明这批铁器为本地制造，但铁器的种类和器型，却都和中原及其他地方出土的铁器大体相同，证明其冶铁和制作技术是由中原传来的110。这个城址的年代，考古发掘人员和一些学者认为其上限应起自西汉早期，下限应至东汉初年。不过，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福建发现最早的货币都是汉代的五铢钱和泉货，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在汉武帝统一闽越之后，福建才进入使用铁器的时代111。海南黎族的先民“骆越之人”，直到春秋战国之时尚未进入青铜器时代，迄今在黎族地区尚未见有青铜器出土。汉武帝灭南越后，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两郡，派官治理，并将汉人陆续迁入，使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得到了传播。《汉书·地理志下》载：“自合浦、徐闻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尘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这里所说的“大州”即今海南岛，所说的“民”即今黎族的先民“骆越之人”，他们在西汉置郡之后已经使用金属工具，懂得农耕纺织、饲养家畜，这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北，由于匈奴势力的败退，玄菟四郡的建立，当地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趋加强。在今黑龙江绥芬河流域东宁团结发掘的挹娄人遗址，发现了汉代的铁器和汉宣帝时期的五铢钱，其中的铁器尤其是1件铁镰，与当时中原地区的铁镰极为相似。当时挹娄人尚不能制造铁器，这类铁工具当系从中原传去的112。在吉林榆树县大坡乡老河深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少数民族墓葬中出土的一批文物，有铜镜、铜带钩、环首铁刀、铁钁、铁镰、铁锸等各种中原制品113，也反映了中原汉文化对东北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影响。 　　由于吸取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边疆一些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加快发展的步伐，使其内部的社会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西汉设郡的地方，这种变化尤为显著。如滇中地带的僰族，其奴隶制就在西汉中期以后至西汉末年之间迅速地发展起来114。南越地区是在秦汉时期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而在汉武帝统一之后迅速向封建社会发展115。海南则是在汉武帝设郡之后，才将汉族的封建制度移植过去的，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海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可能越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116。闽越地区也是在被汉武帝统一之后，才逐步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117。 　　与此同时，边疆少数民族一些独具特色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也不断传入中原地区，促进内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汉初年，“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耒而耕，负檐而行，劳罢而寡功。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车”118。后与匈奴互通关市，匈奴的牲畜与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騨騱騵马，尽为我畜”119。西汉还用俘降的匈奴人养马，如匈奴休屠王之太子金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入官，输黄门养马”，后来汉武帝见其“容貌甚严”，牧养的马又甚“肥好”，遂“拜为马监”120。随着匈奴人的不断降附南迁，他们的养马技术也逐步传入中原，推动了内地畜牧业的发展。至汉武帝时，西汉已是“人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121了。匈奴骑兵精于骑射，“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下，且驰具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122。因此，匈奴的骑兵队伍，具有流动性大，机动性强的特点，“利则进，不利则退”123，擅长迂回包抄，长途奔袭。西汉的军队就是通过与匈奴骑兵的作战，不断地学习与探索，才得以逐步掌握大规模骑兵集团作战的技术，从而最后战胜匈奴的。西域的皮毛、毛布、毛毡和良种马，亦在此时传入中原。《汉书·张骞传》载，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天子“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此后，中原传统的马种便因掺进大宛马的血液而得到较大的改良，从而对畜牧业的发展与战争形式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24。《汉书·西域传上》载，张骞凿空后，“汉使采莆陶（葡萄）、目宿（苜蓿）种归……益种莆陶、目宿离宫錧旁，极望焉”。魏吴普等述《本草经》称，张骞通西域，得胡麻（芝麻）、胡豆等。西晋张华撰《博物志》称，张骞凿空，得安石榴（石榴）、胡桃（核桃）、大蒜、胡荽（芫荽）、黄蓝（红兰花）等。《汉书·两粤传》载，越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寓焉”。边疆少数民族这些独特的作物品种和产品不断输入中原地区，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生活。此外，匈奴的胡笳、琵琶、胡笛、浑不似，鞞鼓，西域的胡角、横吹、觱篥、曲项琵琶、竖头笠篌，百越的筚等乐器以及匈奴、西域的各种胡舞、西南夷的巴渝舞等，也纷纷传入中原，对我国音乐舞蹈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与交流，不仅推动着中原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逐渐打破了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促进着民族的融合。一些迁入其他民族聚居区的汉人与当地民族通婚，并逐渐改变其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以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过了若干代之后，便融合于当地的民族之中。例如史籍记载的在秦汉时期亡入匈奴与西域的内地汉人即“秦人”、“汉人”，就大多融合于匈奴与西域的民族之中。与此同时，有些迁入中原内地的少数民族，也融合到汉族中来。例如，许多入迁的匈奴人、乌桓人日后就逐渐融合到汉族之中；徙置江淮之间的东瓯人与闽越人，后来与当地的汉人融合为山越，后又融合于汉族之中；留居浙江南部、福建的东瓯人、闽越人以及两广地区的南越人、西瓯人等，也由于汉人的大量迁入，大部分逐渐融合在汉族之中，未被融合的部分则逐渐演变成后来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民族间的融合，既有利于各族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彼此的认同和依存关系，缩小彼此之间的差异，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此，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 沟通中外交通，促进中外交流 　　西汉王朝开拓边疆的斗争，将大片边疆土地统一在汉朝的版图之内，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交通事业的建设，使中外交通的沟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外的联系与经济文化的交流。 　　西汉中外交通的一项最传大成就，是“丝绸之路”的贯通。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陆地交通线，它始于中国内地，经过中亚通往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北非等地。丝绸之路的开辟，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125，但当时的中西交流是通过一些游牧部落沟通的，尚未形成一条相对固定的交通线。它之成为一条相对固定的正式的交通线，则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应募首次出使受匈奴控制的西域。他一出陇西即为匈奴所俘，脱逃后继续西行，到达大宛、康居126、大月氏（在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此行虽未达到与大月氏结盟共击匈奴的目的，但他却以官方使节的身份首次踏出了一条内地通往中亚的直接交通线，并获得许多有关西域、中亚的感性知识及匈奴的内部情况，返回长安后“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127，为汉廷确定经营西域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而汉始筑令居以西”128，修筑自金城郡令居县西至酒泉的长城，并陆续设置河西四郡，开展屯田，建设新的农业区。这不仅可为过往的使臣、商旅提供食宿和生活物资的补给，并且使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在一起，进而同中亚、西亚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为打通前往西域的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军败匈奴于漠北，迫使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张骞便动身通过河西走廊向天山南路前进，第二次出使西域。他顺利抵达乌孙，其副使更由乌孙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在今伊朗）、身毒（在今印度）、于阗（在今新疆和田）、（左扌右于）弥（在今新疆于田）诸国，与之建立正式的政治联系，“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29，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此后，西汉为同匈奴争夺西域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促使西域许多国家摆脱匈奴的奴役，归附于汉。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西汉将长城不断向西延伸，在元封元年（前110年）攻破楼兰、姑师后“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130，太初元年（前104年）伐大宛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131，太初三年（前102年）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132，以保护过往的使臣、商旅，并在西域各地广泛屯田，“以给使外国者”133。至神爵三年（前59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管辖西域归附诸国，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从而为中西交往提供了政治和军事的保障，丝绸之路便成为一条有官方设施的正规的交通线。从此，中外使者相望于道，“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34，丝绸之路日趋繁荣，成为一条著名的中西交通的大动脉。 　　丝绸之路贯通后，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等大量销往中亚、西亚及印度等地，丝绸更远销至欧洲的罗马帝国。中国的冶铁技术也传至中亚地区。原先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一作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135。中国的井渠技术也传至中亚乃至印度。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印度以及欧洲的土特产和艺术也开始东传。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中原的许多作物品种，有的就原出中亚等国，如安石榴来自大夏，胡桃出自安息等。西方的幻术（魔术）、玻璃制品，也相继传入。西晋崔豹在《古今注·音乐篇》中载：“横吹，胡乐也。张博望（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等曲”。据学者近年的考证，这里的“摩诃兜勒”应为马其顿或马其顿人，“摩诃兜一曲”应为马其顿乐曲136。《汉书·西域传上》载：“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汉书·张骞传》也有相同的记载。据颜师古注：“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犁靬，过去的学者一般认为是指罗马帝国的东部行省，近年另有学者考证，张骞通西域时犁靬应为托勒密朝的埃及王国137。据此，则托勒密朝埃及王国的幻术，也在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了中国内地。 　　汉武帝派兵灭南越后，分其地为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在今越南境内。攻灭卫氏朝鲜后，又将其统治区划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这样，西汉与越南、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就更加密切。当时西汉严禁铁器出口，但越南和朝鲜不受此限，中国的铁农具和先进的技术逐渐传入越南和朝鲜，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越南和朝鲜还通行汉字，这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西汉中外交通的另一项伟大成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历史上联系中国与世界其地国家的海上交通线。众多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的沿海居民很早就开始短距离的航海活动。至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东部地区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已经通过海路发生了接触，中国南部地区也可能开始与海外地区发生联系。但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交通，史有明载者则始于西汉时期。 　　西汉的造船技术高手前代，巴蜀、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在庐江郡（治舒，今安徽庐江西南）设有“楼船官”138，专门负责制造楼船。当时所造楼船“高十余丈”139，可“载坐直之士三千人”140，另有一种“豫章大舡”，舡上建有宫殿，可载千人141。1974年发现、1975年进行试掘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包括船台区和木料加工区，规模很大。船台区建有3个船台，每个船台均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构造。3个船台平行排列，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量五六十吨的木船，表明当时造船的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已达到很高的水平142。西汉的航海人员也在前代航海实践的基础上，掌握了地文导航、天文导航与利用信风航海的技术，如《汉书·艺文志》所载《海中星占验》12卷、《海中五星经杂事》22卷、《海中五星顺逆》28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28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28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18卷，就载有有关天文导航和海洋气象预测的知识。所有这一切，都为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是南海航线。秦始皇统一百越之后，曾修筑了4条从关中的都城向东南、出武关以达岭南的交通干线，即所谓“新道”。汉武帝灭南越后，重新设置郡县，将岭南地区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保障了关中通往岭南的交通干线的畅通。于是，西汉政府除利用南海港口开展对外贸易外，还开通从合浦、徐闻（在今广东境内）、日南3个港口经南海至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命直属宫廷的黄门译长与召募的商人，携带黄金和大批丝绸，与沿途各国交换奇珍异物。《汉书·地理志下》对这条航线作了简要的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有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己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段史料所提到的一些古国的地望，中外学者颇多争论。但多数学者认为，其终点黄支国应是今印度南部东海岸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马德拉斯以南的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即《大唐西域记》卷10所记达罗毗荼之都城建志补罗，己不程国应为今斯里兰卡，返航时经过的皮宗则为今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pulauPisang）。由此可知，从中国南部经过南海通往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航线，在汉武帝时期已经出现。这条航线开通以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上引史料提到黄门译长与应募者入海所市之“璧流离”以及琥珀、玛瑙、水晶、肉红石髓等“奇石异物”，在广州西汉中期以后的汉墓和广西合浦西汉后期的墓葬中均有出土143。《汉书》所说的“壁流离”，是指外国产的玻璃，它几乎不含铝和钡的成分，与中国古代传统的铝钡玻璃截然不同，具有色泽鲜艳、透明度高，能耐冷热的优点，是一种高级的装饰品。广州西汉中期以后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珠，经过化验的4个样品，含钾5～13.72%，而仅有微量或没有铝和钡的成分，显然是从海外输入的。同一时期，在这条航线附近的一些国家，则发现过不少中国汉代的遗物。如马来西亚柔佛州曾发掘出许多与汉代陶片纹饰相似的陶片，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沙捞越河口的山猪墓山麓曾发现汉代五铢钱，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的墓葬中曾发现大批汉代的陶器，苏门答腊出土的一件陶鼎底部还刻有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的纪年铭文，另一件陶碗还刻有身着中国服装的人物和汉代式样的马匹144。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证明，西汉确已开辟了通往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与东南亚各国进行着频繁的贸易。 　　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条航线，即东海航线，也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攻灭南越后，汉武帝发兵讨伐卫氏朝鲜，其中一路“从齐浮勃海”145，表明从今山东渡过渤海进抵朝鲜半岛的航线已经开通。攻灭卫氏朝鲜，分其地为四郡后，又将此航线由朝鲜半岛延伸至日本，“于是东夷始通上京”146。《汉书·地理志下》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汉书》所说的倭人是指日本九州北部的居民，所说的“以岁时来献见”也许出自著者的推测，但“大致近乎事实”147。日本九州北部的居民“以岁时来献见”，表明自中国东部海岸港口到达朝鲜半岛再到日本北部的东海航线已经开通，这无疑是有利于中国与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陆海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开辟了中外交通的新纪元，使西汉王朝的对外开放政策，落到了实处。这一方面使西汉王朝得以大规模地引进和吸收外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从而促使中国固有的文明发生显著的变化，跃上一个新台阶，成为弼成西汉王朝兴盛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使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以空前的规模远距离地向外传播，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不少国家至今仍将中国人笼统地称为“汉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开通的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在后来还不断得到延伸，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更将中国与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等世界文明古国，将中国文明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连接在一起，为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和美洲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建筑、天文、历算、医药、香料和棉花、玉米、甘薯等作物，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波斯的袄教与摩尼教、欧洲的基督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无不是通过陆地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中国的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丝绸、茶叶、瓷器、中医药等独特产品，文学、雕刻、绘画等艺术创作、儒家与道家思想等，也通过陆海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2.《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3.《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4.同上。 　　5.《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 　　6.《汉书》，卷6，《武帝纪》。 　　7.同上。 　　8.《汉书》，卷61，《张骞传》。 　　9.《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10.《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11.《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 　　12.《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13.《汉书》卷8，《宣帝纪》。 　　14.《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15.《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16.《汉书》，卷70，《郑吉传》。 　　17.《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18.《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 　　19.《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20.《汉书》，卷70，《郑吉传》。 　　21.《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2.《汉书》，卷8，《宣帝纪》。 　　23.《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24.同上。 　　25.《汉书》，卷95，《西南夷传》。 　　26.《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27.《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28.《宋书》，卷36，《州郡志》2。 　29.叶国庆、辛士成：《西汉闽越族的居住地和社会结构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30.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页201～211。 　　31.《汉书》，卷95，《两粤传》。 　　32.《后汉书》，卷90，《乌桓列传》。 　　33.《汉书》，卷95，《朝鲜传》。 　　34.《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35.《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3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37.《汉书》，卷54，《苏建传》。 　　38.《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39.《后汉书》，卷88，《西域传》。 　　40.《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41.同上。 　　42.《汉书》，卷49，《晁错传》。 　　43.《汉书》，卷6，《武帝纪》。 　　44.《汉书》，卷6，《武帝纪》。按，本纪记载此次移民安置的地区尚有会稽，据考证“会稽”两字系衍文，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章，第3节。 　　45.《汉书》，卷87，《西羌传》。 　　46.《史记》，卷30，《平准书》。 　　47.《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48.《汉书》，卷7，《昭帝纪》。 　　49.《《史记》，卷30，《平准书》。 　　50.《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51.《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52.《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53.《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54.《汉书》，卷96，《赵充国传》。 　　55.《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56.《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57.《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58.《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59.《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60.《汉书》，卷79，《冯奉世传》。 　　61.《汉书》，卷6，《武帝纪》。 　　62.《三国志》，卷53，《薛综传》。 　　63.《汉书》，卷6，《武帝纪》。 　　64.《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注引《华阳国志》。 　　65.《汉书》，卷6，《武帝纪》。 　　66.《汉书》，卷66，《刘屈氂传》。 　　67.《汉书》，卷7，《昭帝纪》。 　　68.《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69.《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 　　70.《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 　　71.《汉书》，卷8，《宣帝纪》。 　　72.《汉书》，卷6，《武帝纪》。 　　73.《史记》，卷10，《匈奴列传》。 　　74.《汉书》，卷94，《匈奴传》上。 　　75.同上。 　　76.《汉书》，卷54，《李广传附李陵传》。 　　77.《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78.《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79.《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80.《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81.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赫章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张增祺：《从出土文物看战国和西汉时期云南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文物》1978年第10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曲靖珠街八塔山古墓群发掘简记》，《云南文物》第11期（1982年）；辛士成：《西汉时期闽越社会经济的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文物考古三十年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页115；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页105。 　　82.《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应劭注。 　　83.《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84.转引自林干：《匈奴城镇和庙宇遗迹》，《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页414～418。 　　85.参看《匈奴史论文选集》，页375～519。（蒙）纳·义喜扎木苏：《匈奴的起源及其社会制度》，《科学院研究成就》（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1956年），第1期；（蒙）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乌兰巴托，1961年）第1章《北匈奴的坟墓》。 　　86.《史记》，卷111，《骠骑列传》。 　　87.《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88.参看《匈奴史论文选集》，页413～472。 　　89.《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90.《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下册，附录2《额济纳河流域障燧述要》，页299～316。 　　92.陈公柔、徐苹芳：《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文史》第13辑。 　　93.《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 　　94.《汉书》，卷29，《沟洫志》。 　　95.《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9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97.《汉书》，卷70，《陈汤传》。 　　98.《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99.《后汉书》，卷88，《西域传》。 　　100.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考古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页269。 　　101.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10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10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曲靖珠街八塔台墓群发掘简记》，《云南文物》第11期（1982年）。 　　104.熊正益：《普车河古墓群发掘简讯》，《云南文物》第18期（1985年）。 　　105.《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 　　106.《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8，《大理府·人物》。 　　107.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54年第3期。 　　108.杨式挺：《关于广东早期铁器的若干问题》，《考古》1977年第2期；广西省文管会：《广西贵汉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广西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109.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页331。 　　110.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文管会考古工作队：《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页143～145。 　　111.《百越民族史》，页201。 　　112.张太湘：《黑龙江省古代历史的新见证》，《黑龙江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11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吉林省近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页76～77。 　　114.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92。 　　115.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页236。 　　116.黎族简史编号组：《黎族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4。 　　117.见《百越民族史》，页236。 　　118.桓宽：《盐铁论》卷3，《未通第十五》。 　　119.《盐铁论》，卷1，《力耕第一》。 　　120.《汉书》，卷68，《金日石单传》。 　　121.《汉书》，卷24，《食货志》上。 　　122.《汉书》，卷49，《晁错传》。 　　123.《汉书》，卷94，《匈奴传》上。 　　124.张廷皓：《论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125.参看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3辑。 　　126.张骞此次出使所过之康居，实为康居之属土索格底亚那，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98～101。 　　127.《汉书》，卷61，《张骞传》。 　　12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129.《汉书》，卷61，《张骞传》。 　　130.《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131.《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13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33.《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134.《后汉书》，巷88，《西域传》。 　　13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136.杨共乐：《张骞与马其顿音乐的传入》，《光明日报》，1998年6月5日。 　　137.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13。 　　138.《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 　　139.《史记》，卷30，《平准书》。 　　140.郦道元：《水经注》，卷33，《江水注》。 　　141.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0。 　　142.广州文管处、中山大学：《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 　　14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合浦发掘清理一座汉墓》，《广西日报》1984年5月4日；《合浦县发掘一座汉代古墓》，《广西日报》1985年5月6日。 　　144.周连宽、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辑（1980年）。 　　145.《汉书》，卷95，《朝鲜传》。 　　146.《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147.（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泽：《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页12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3-29 18:03:2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