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瘴气使得中原政权的统治力量无法有效的到达岭南地方，而成为为数众多的羁縻州县
戊申，诏广南东路转运钤辖司，方今瘴起，戍兵在边者，权徙善地以处之。
甲寅，上谓辅臣曰：「蛮猺未平，兵久留戍，南方夏秋之交，常苦瘴雾，其令医官院定方和药，遣使给之。」
此地僻远瘴重，流官畏瘴久不屡其地，诸酋不袭而自冠带。
北宋中央政权对于岭南少数民族的叛乱，感到相当头疼，因为军队往往死于瘴气，尤其瘴气有流行季节性，于是到了瘴气流行的季节，北宋军队不得不暂且休兵，所以北宋军队要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弭平往往是相当不容易且旷日废时，于是北宋希望用和平的羁縻政策控制住少数民族，而产生了许多的羁縻州县。
综观以上对于瘴气的分析，可知瘴气的确影响了岭南的人文结构，举凡战争，部落组织，分裂民族文化性格，到经济的开发等等，无不受到瘴气的影响。
第五章：侬智高事件分析与结论
历史与生存策略
时间的转轮不停向前，人类的生活也不断改变。人类所有活动根源来自于人性，就像最近有一句广告词：『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人性是相当复杂的，我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想要过着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于是朝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来做改变。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欲望，想要温饱的欲望，想要生存下去的欲望，想要心灵安详的欲望，想要身体享受的欲望，想要权力的欲望，想要精神提升的欲望。
人性的欲望没有对错，也没有是非，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去认定什么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权力运用自己所能运用的手段来努力追求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华人世界所讲究的中庸之道，正是在每一个人彼此之间，欲望与欲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
因为每个人一直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如影随形，当欲望满足的时刻也就是不满足的开始。生产方式的改变，交通运输的改变，医疗卫生的改变，人际关系的改变，文化知识的改变，政府组织的改变，政治政策的改变，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的改变，都是人类在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做的改变。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不是在叙述是非善恶对错，而是记录人类为了追求欲望的过程与痕迹，也记录下人类在追求欲望的成功与失败。人的生命有限，无法每一个人都从头开始去尝试任何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历史的价值在传承与传递前人尝试过的经验，让后人能够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之上，进一步追求更好人生的方法与路径。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所要面对的生存问题，可是该如何解决时代的生存需求，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来解决呢？于是中国的非统一时代是人民选择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法，每一个地方政权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有一个政权能够解决当时代的生存问题，则中国就会进入强盛时期。秦汉帝国解决了春秋战国诸侯林立，战争不断的生存问题。隋唐帝国解决魏晋南北朝民族对立的问题，也解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经济上落差与互通的问题，而北宋则是解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动乱不安的生存问题。这些政权的崛起绝对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个集团之间权力的斗争，而是时代的需求，时代对于生存下去的机会与意义的需求。
北宋是一个对中国两千年历史的反思年代，走在北宋前面的汉唐帝国，一直是北宋以史为鉴的核心问题，形成了北宋帝国的政治钟摆效应。为了避免重蹈汉唐帝国衰败的覆辙，所以有司马光等旧党人士；而为了重建汉唐帝国往日的光辉，于是有进行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新党。这两股势力没有谁对谁错，而是代表着北宋帝国正处在面对新世界新问题的关键点上，产生了两种对帝国的未来不同发展方向的趋势。北宋前面三个皇帝，鉴于避免唐末灭亡的危机，于是定下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政局，在稳定中求发展。到了宋神宗时代，则是对过去六七十年的政策再做一个反思和调整，于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媲美汉唐帝国光辉的北宋王朝，于是一连串的经济改革，开疆拓土，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但是神宗的末年，又兴起了反动的趋势，渐渐的又趋于保守，于是北宋帝国就在汉唐帝国的光辉与毁灭之间摆荡，汉唐帝国光辉的历史对北宋帝国来说，就像一杯醇美但易醉的葡萄酒，想一饮而尽，却害怕不省人事，想细细品尝，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就在大口与小口之间喝着属于北宋帝国的美酒。
最大利益总和的权变策略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当中，中国的统一概念的发展和型成其实是很明确但也很模糊。
明确的是，经过周天子分封天下形成诸侯林立，到春秋战国的互相征伐，这一段征伐的历史教训，让中国人体认到只有在一个政权之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达到资源共享目的。其实进行统一的军事行动背后最大的动机就是资源的不平衡，小至个人大至国家，无不为了抢夺资源而发起战争，是想如果战国七雄每一个国家都能富足安逸，那么何必轻起战端惹得生灵涂炭呢？这并紧紧只是历史台面上的几个政治人物个人的喜恶，更重要的是背后所代表当时代，当地人民的一种思想和感受。中国第一次成功的统一军事行动完成在秦始皇的手中，耐人寻味的是在秦灭六国之后引起了一段争议，究竟统一的天下该不该如周朝一般分封诸侯呢？这样的争议甚至引起一场政争。但是秦始皇确认为前车之鉴不远，怎可重蹈覆辙，难道还要在几年之后再一次春秋战国的战争吗？秦朝的统一是历史的反省，对周朝分封诸侯而导致征伐不断的一种反思，战争的确让人民流离失所，战争的确使人民生灵涂炭，广大的人民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对于贵族的优渥其实是不敢奢望，但是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被危及的时候，为何而战？这样的思考渐渐的在中国人的心里萌芽，秦朝的统一不是偶然，只是历史的经验与反省带着秦朝统一了中国。秦朝与汉朝初期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武』。止戈为武，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战争而发动战争』。虽然秦朝灭亡的很快，灭亡的原因是多面向的，但是继续的汉朝却仍然执行着秦朝所遗留下来未完成的统一工作，例如修筑长城对抗匈奴，统一文字独尊儒术，郡县制，严刑峻法，黄老治术等等，无不与秦朝的政策相谋合，只是统治集团更替而已，大的方向却没有改变。因为这是整的时代思想的潮流方向。
战争的最简化就是抢夺，所要抢夺就是生存下去的资源与条件。楚汉相争时，画鸿沟为楚河汉界，但是刘邦为何迫不及待的弃约追击项羽呢？因为鸿沟以东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物阜民丰的关东足以让项羽自立，但是政治中心的关中其经济力并不足以供给太多的人口，关中仰赖关东粮食供给已是明显的共生发展，所以刘邦不得不毁约袭击项羽，为的就是取得关东这一块粮食供应地。所以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
当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离得越远，统一的趋势就越加明确。相对的，当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近，分裂独立的可能性越高。隋唐帝国以前，华北的经济生产力仍然是高于其它地方，于是南北的统一并没有那么的迫切，只要华北的统一就足够了，因为战争是要付出相当多的代价，如果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大于统一所得到的经济利益，那么又何需战争呢？但是隋唐帝国以后，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到江南地区了，经济中心的南迁，导致拥有政治中心的政权迫不及待的要统一江南地区，因为没有了江南经济中心的供给，华北的政治中心将无以为继，在这样的压力下，使得中国对于南北的统一有着迫切性和必须性。当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小于统一所得到的经济利益，那么战争将无可避免。
所以中国明确的统一概念，为的就是追求所有利益总和的最大公约数。
但是中国统一概念模糊的地方却是，究竟该征服多少地方才叫做统一？例如韩国，韩国是不是中国统一大业里的一部份呢？如果不是，为什么隋炀帝，唐太宗，等历代君王都有征伐之举？又例如越南，如果越南不是中国统一的部分，那么为什么宋太宗，宋神宗，等各代君王要征伐越南呢？但是如果韩国与越南是中国统一的一部份，是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么为什么历代中国政权会轻易放弃统一韩国与越南呢？
我认为中国统一概念的明确与模糊是互为表里。因为利益总和的零界点就是中国统一疆域的界线。
在中国的观念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中国的领土，也就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是在中国的管辖之内，包括韩国与越南，中国长久认为除了长城以北的区域之外，其它都是属于政权所能支配的合法领土，甚至当游牧民族衰弱时期，中国亦理所当然的认为整个东亚都是在自己的支配下，于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形成了所谓东亚中国的朝贡体系。但是究竟朝贡体系是中国固有的内政问题还是东亚的外交关系呢？其实这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因为中国一直到清末并没有所谓外交机构，而是理蕃院，『蕃』有多重的意义，具有非汉族意义的『番』，也有『藩镇』的意思。藩镇在唐代本是为了巩固中央，保护王权，但是却形成了割据的局面。因此藩的意思有屏障、保卫。如：「屏藩」、「藩卫」。在古代称诸侯王的封国、属地为藩属、藩国。古代分封宗室保护天子称为藩国，而唐代分绶军权，节制一方保护中央王权称为藩镇，由以上可以得知『藩』具有内政上的意义，是属于中央王权分封出去的领地，其最高的统治者还是属于中国的天子。一言以蔽之，天下所有的领土都是属于中国天子的合法领土，于是中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治理，这是内政，那来的外交呢？
因此在这样的认知底下，韩国，越南，日本这些国家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是中国政权依照至高无上的天子权力，分封这些国家的首领代替中国镇守边疆，因此这些国家在政治上是属于中国的藩镇，名义上亦是任职于中国的官职。
五代第十一国
北宋所面临到的外交问题，是中国十世纪之前所不曾面临的棘手问题，西夏和辽一直是北宋不想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唐代天可汗体系到北宋承认国与国平等的国际关系，这之间相隔不到五世纪，但是却有着和隋唐决然不同的自我认同，外交态度，国际政策甚至于文化思想。北宋是否积弱不振，我想这一个答案是值得一再商榷的，强与弱之间是相对性的，北宋所面临的敌人并不是像汉唐帝国所面临的匈奴和突厥，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西夏，辽，和金在某种相当程度上已经是农业社会帝国，不是像匈奴或是突厥是一个游牧社会，所以北宋所面对的敌人是较汉唐帝国的敌人还来得强盛，而北宋可以相抗衡将近两个世纪，严格说起来国力和武力与汉唐帝国相去不远，只不过是对手实力不同罢了。
生活在公元两千年左右的我们，常常拿现在的观点和看法，来叙述和解释生活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中国人的想法，这样是不恰当的。例如越南的独立，现代的史学家都一致的认为越南是在中国五代十国的时期正式脱离中国的控制而独立建国，但是我却认为在公元一千年的东亚，政治概念里安南是五代十国的延续，安南也和其它唐末各地节度使一样是中国的割据政权，越南的实际独立应该是在近代摆脱法国殖民地统治之后，进行一连串的去中国化与去法国化的独立运动，才实际的让中国政权正式认为，也正视越南已经脱离中国控制的事实。但是在公元一千年左右的北宋帝国认知里，安南仍然属于中国的一部份，也就是说安南与五代十国的各地割据政权是一样性质的，所以如果依照北宋帝国的观点，五代十国应该改成五代十一国，多出来的一国正是安南。北宋结束位于岭南的南汉帝国政权之后，宋太宗便挥军南下想要灭掉位于越南的安南帝国政权，只是从北宋帝国之后，中国政权一直无法有效的征服以及控制越北这一区域，这是因为岭南与越北边境形成了中国统一概念里面的利益总和零界点，越过了这一个零界点中国政权的利益呈现负值，于是宋太宗，宋神宗，等皇帝都有对安南进行所谓统一大业的军事行动，其结果要不是铩羽而归，就是放弃已经征服的领土，由北宋已降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可知，中国政权一直不认为越南已经脱离中国的控制而独立，越南只是短暂的割据分裂政权，因此无时无刻的想要完成统一大业的使命。
由公元一千年左右北宋帝国对安南的态度，我认为安南是唐末藩镇割据的未统一地区，只是因为利益总和的零界线北移到现今中越边境，于是中国一直无法对越南做有效的统一工作，于是在中国利益总和零界线之外的地区，便以册封来维持政治意义上的统一，类似周天子分封天下诸侯以屏藩宗主国，虽然各个藩国是独立的，但是名义上却受中国统治，于是中国在东亚这一个政治圈中，利用郡县制来统一利益零界线以内的领土；利用周朝的分封制度来统一利益总和零界线以外的地区，形成独特东亚政治圈。而位于中心的中国即是这一广大的东亚政治的最高统治者。
在国际局势丕变的北宋，研究北宋的对外关系，一直是相当热门的问题，但是历史学界在以往大部分都着重于西夏与辽对北宋的关系，但是却常常忽略了北宋与东南亚的关系和外交政策。
如果将北宋的地图粗略的分成黄河流域地区，长江流域地区，四川盆地，以及五岭以南的珠江水系，这是北宋具有区域特性的四大区域，黄河流域是北宋王朝的帝国政治中心，而长江流域靠着大运河漕运与黄河流域，虽然北宋的经济中心并未南移，但已经成为与帝国政治中心形成密不可分的帝国经济区域。而四川盆地自古就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地区，其政治经济和土地利用等等都与其它地区有着迥然不同的发展和特性。五岭以南的珠江水系其独立性虽然不及四川盆地那样强烈，但是因为离中国的帝国政治中心相当遥远，而且北方据有五岭阻隔了南北的交通，加上岭南地区多山丘少平原，非汉人民族人口众多，生活形态和社会组织也和和民族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帝国官吏管理上对北宋来说是很困难的，加上北宋帝国的经济动脉大运河漕运，只到五岭以北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所以北宋对岭南这一块地区的经济依赖程度远不及江南地区那么的迫切。所以北宋王朝在管理岭南这一块地区上，采取的是羁縻的态度和政策，相对于岭南以南的东南亚，尤其是越南这一块土地上，北宋更是采取「抚宁荒服，务令静谧」的外交政策，虽然安南这一块土地上趁着中国唐末五代的割据政治而独立于中国之外，但是北宋初年却任其独立而不加以派兵镇压，当然跟北宋的国际局势有相当的关系，使得北宋无暇南顾，更何况岭南这一块地区对北宋而言是一块鞭长莫及但却是不愿意放弃宣示中国自古以来主权的地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的尊重和礼让甚至承认中国的主导权，都能让北宋帝国中心认为五岭以南这一块区域，就某种程度上放任这块地区有其它的政治权力存在，这种在帝国官僚体系下或是帝国官僚体系外的政治权力包括岭南地区的羁縻州以及在安南的李朝。
当越南这一个地方的文化水平，或是经济实力，或是军事实力，或是政府组织达到一定的程度，虽然和北宋帝国比起来是逊色很多，但是当安南拥有了能够反击的力量的时候，自然环境地形将决定了战争的胜败，有几个例子：美国参加的越战失败的经验，苏俄和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不见得拥有强大的军力或是国力就一定可以打败任何一个弱小的政治实体，当这一个弱小的政治实体拥有某种程度的国力和军力，如果加上恶劣的自然地形成为最佳的军事防御力量，安南的地形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丛林战，再来就是要面对看不见的敌人疾病，所以越南这一块地方在五代以前期地区的经济水平或是军事武力相当的薄弱，弱到无法反抗中国军队的征伐和统治，但是如果说安南这一块土地上发展到某一种程度，则安南凭恃着自然环境和疾病将可以独立于中国之外，而这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有可能仰赖于红河三角洲的农业发展。反观广西一带，石灰岩地形土壤贫瘠，无法发展农业，广东珠江三角洲之所以无法独立，有可能是少了丛林战这样的天险，而且北宋帝国如果要平定珠江流域的变乱，其补给线可以就近从长江流域补给，但是要伐安南其补给线过长，而且广西地形崎岖不平，补给线困难，都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广南的变乱较难以成功，但是安南的独立却可以成功的。
侬智高政权的独立性与争取东亚国际认同
现代的历史学者，在处理侬智高问题时候，大部分都强调位于现今中越边境的广源州是北宋帝国的羁縻州，于是广源州是中国固有的土地，进而来强调侬智高的国籍是北宋人而不是安南人，并证明侬智高的行为是为了维护北宋帝国的领土不被安南所侵略。
我认为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北宋帝国与安南的国界是相当模糊的，甚至可以说并没有所谓的国界，因为在宋神宗时期进行一连串的开边军事行动，可是宋神宗所开的边是在长江流域的两湖盆地，加上北宋对五岭以南是采取隔离政策的，由此可知北宋时期的岭南地区，虽然上层统治结构瓦解，但是下层的统治结构一直根深蒂固的存在。另外北宋对于岭南羁縻州的设立与对安南的存在，在政治意义上是相同的。只是安南的国土比较大于是封为国，而广源州土地比较小所以编制为州，在北宋帝国的想法里，安南国的国与广源州的州其实代表的都是北宋帝国册封出去的藩属国，这个国的意义并不是近代国家的意义，而是周天子分封诸侯国的意思。所以不能因为近代越南实际的独立于中国政权之外，广西还在中国的政权之下，而推论广源州是北宋时值管辖统治的领土，而越南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认为精确的解释应该是，因为广源州与安南对北宋帝国而言已经超出了利益总和的零界线，所以北宋帝国对这些地区的地区性领袖进行政治意义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广源州与安南在东亚政治意义上都是受到北宋帝国的统治；但是，广源州与安南实质上却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北宋帝国都无法直接的有效的控制或管理这两个地区，因此我认为在北宋时期的安南与广源州都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独立政权，而国与州的编制应该归于东亚的国际政治里，而不是中国的内政。故，侬智高并没有国籍的问题，因为他不属于北宋帝国，也不属于安南，侬智高所统领的广源州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地方割据政权。侬智高缺少的只是东亚国际的认同，如果透过各种策略争取到国际上的认同，侬智高便是一个独立的完整政权。
东亚国际外交战争
在确立安南与侬智高都是属于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之后，我需要将近代独立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与国家外交行为的概念，拿来做历史的解释。首先，我认为侬智高要求内附于北宋帝国，这是国际外交的考虑，而不是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当中，侬智高一心想要当中国人，一心为了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对抗安南的侵略等等。因为前面的论述可之，北宋帝国认为南方的边境是荆湖流域，而不是现在的中越边境，对岭南地区采取隔离政策，都市也停留在汉人聚集的交通点上，所以北宋的一些州县呈现点状分布，甚至北宋时广西在侬智高事件之前是没有城墙的，所以北宋帝国虽然名义上统治岭南这一区域，但是实际上在汉人人数相当少的情况下，北宋的政权并没有真正的伸展到底层。所以身为壮族的侬智高他真的已经有中国人的意识了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更甚者北宋帝国有所谓领土的完整范围吗？如前所述，一千年前的中国，天下尽是中国的合法领土，只是实质面的统治与政治面的统治差别而已，因此广西大部分的区域，除了点状分布的聚落以外（还没有城墙的建造），可以说不是北宋帝国可以掌握的。故，侬智高的请求内附于北宋帝国的行为，是在国际政治当中，一个弱小的国家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希望借着北宋帝国强大的政治力，来帮助侬智高自己这一个地方政权对抗安南的侵略。从北宋帝国的反应也可以瞧出端倪，北宋拒绝侬智高以个别的名义进贡北宋，希望侬智高将贡品随着安南的贡品一起朝贡。从北宋帝国的反应我们可以推知，北宋帝国间接的承认侬智高所属的广源州是一个独立的藩属政权，并不受北宋帝国的实质统治，而北宋也清楚的知道侬智高的内附是为了藉北宋帝国的力量赫阻安南对侬智高的侵略，换句话说，当时型成了三个政权实体，一个是东亚政治中心北宋帝国，一个是北宋曾经想要统一而无法灭掉的越北安南李朝，一个就是夹在这两个比较大国中间的侬智高。北宋帝国清楚的知道这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因为北宋帝国初期伐安南失败，再加上北方军事行动一直压力很大，内部武将集团的问题等等，使得北宋根本不想在南方进行军事行动，如果北宋答应了侬智高的请求，激起了安南强烈的反应进而侵犯中国岭南（安南李朝对北宋岭南一直有着相当的野心），那么将会演变成北宋帝国最不愿意见到的军事行动；再者，北宋清楚的知道侬智高的内附是希望北宋帝国正式授权让侬智高管理广西地区或是岭南地区，而不侬智高只身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由北宋帝国接管，然后到开封求得高官厚禄。侬智高如果经由北宋政治上的认定之后，迅速的在东亚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展，恐怕会有养虎为患的疑虑。北宋帝国的考虑不无道理，实际上历史的发展证实北宋帝国当初的考虑是对的。
安南李朝处心积虑的想要向北扩张领土。从安南曾有一度想改国号为南越，结果遭到中国的阻止，中国的理由是因为南越跟汉带的南越会有重迭的嫌疑，因为以前的南越国土包含五岭以南的地区，而安南亦一直的想要将疆土扩展到五岭以南，也就是就南越的领土，在安南的心里，五岭以南一直是他们心里的合理疆域，所以我认为广西和越南北部应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区块，不应该因为近代中国和越南的边界线而将其分割。再从安南会将女儿嫁给侬壮族首领这件事情看来，可见壮族一定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实力，而且具有独立的政治实体特征，足以威胁到邻近的安南封建王朝，而安南的封建王朝亦一时无法用武力加以征服，所以用和亲政策加以怀柔和羁縻，所以我认为广西壮族的政治结构绝对不是没有组织的，而是有其根深蒂固而且无法一时之间加以摧毁的政治力量和组织。
三个政治实体之间型成了一触即发的局势，侬智高拥有了足以对抗安南的实力，进而想要藉由内附北宋帝国，利用北宋与安南李朝之间微妙的对立关系，而合法取得广西或是岭南的统治权；但是安南李朝也亟欲扩张领土，对于岭南更是野心勃勃，于是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侬智高利用对抗安南的名义，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广西的统治权呢？于是双方先启动了一连串的外交战争。安南李朝向北宋帝国表明了广源州侬智高是安南李朝的内政问题，不希望北宋帝国介入安南的内政；而侬智高却向北宋帝国表明安南向北侵略的行为日益明显，愿意请缨镇守广西来对抗安南的入侵。北宋帝国在不愿意有军事行动，又不希望广西的统治权轻易的落入侬智高的手中或是被安南李朝得逞之下，于是一方面否决侬智高的请求，一方面极力的安抚安南李朝并保证不介入安南内政问题。
北宋帝国以消极态度不希望引起军事纠纷，因为北宋内部的问题并未解决，保括武将集团之间的斗争，皇帝对武将的不信任，文武臣之间的对立，以及武将想要利用战争来建立功劳进而树立自己在北宋帝国的政治地位，这些问题都让北宋帝国的最高领导中心不希望在南方引起战争。安南李朝害怕侬智高捷足先登的夺得广西领土，于是亟欲除去劲敌而后快。另一方面侬智高面临了生存空间被压缩的危机，向北因为北宋帝国拒绝内附而无法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更糟糕的是将安南李朝打草惊蛇，正式的与安南李朝决裂，立即面临必须与安南李朝战争的可能性。
军事战争的关键人物：狄青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似乎已经是无可避免。
战争是所有一切的最后判决。当透过所有的交涉，包括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官方，民间，心里等各层面，都无法达成彼此之间的平衡时，战争就是最后的手段。但是吊诡的是：战争是这一次不平衡的结束，但是却也是下一次不平衡的开始。
历史的发展总是事与愿违，北宋无可避免的卷入这一场战争当中，也逐一实现北宋帝国所担心的每一件事情；侬智高最后亦以悲剧收场，没有实现独立建国的未竟梦想；而安南李朝也失去的将领土向北扩张的机会与可能性。
狄青是北宋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最关键的角色，狄青的存在、兴起与落寞说明了北宋帝国内部的很多矛盾与问题。狄青可以说是北宋帝国的最后一张王牌，非到最后关头绝不轻易起用狄青，甚至北宋宁可弃守岭南，封侬智高为岭南节度使，也不太愿意让狄青带兵前往。追根究底，因为北宋时期众人对于武将与军队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绝对不是仅仅出自于皇帝对于自己权力的掌握，而是这一个时代的趋势与潮流，这一时代不愿意再见到唐末五代十国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对于武将极为打压。中国有句俚语：『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我想这是相当贴切的形容，北宋时期世人希望武将可以打胜仗，但是又不希望武将拥有太多控制军队的权力。吊诡的是，武将没有管理和掌握军队的实权，虽然无法叛变，但是也无法打胜仗。北宋帝国一直致力于军队国家化的理想与目标，我认为北宋帝国的确做到相当程度的军队国家化，但是仍然有许多困难还未克服。就像前所述，满足是不满足的开始，当解决了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的，将是另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狄青的确让北宋帝国的宋仁宗是又爱又恨，在侬智高战争之前，狄青因为对西夏战争有功，所以担任枢密副使，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让一位武将出身的狄青担任枢密副使，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而且引起了相当高度的争议。宋仁宗愿意独排众议拔擢一位武将作国防部副部长，我想这是政治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希望藉由此举振奋军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凝聚军队对国家的向心力。但是枢密院的实权仍然掌握在枢密使手中，在侬智高战争惹得沸沸扬扬之际，狄青竟不发一语，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在派狄青帅军前往之前，狄青有任何的奏议。只有在北宋帝国想要放弃岭南给侬智高的同时，由庞籍建议让狄青出征，同时狄青才跟着庞籍意见上奏愿意帅军前往，对北宋帝国而言这绝对是最后一张王牌，也是宋仁宗最不愿意走的一步险棋。
从宋仁宗的角度来看狄青，狄青是宋仁宗为了表现对军队和军人的重视，凝聚军队的向心力的象征。由一件事的纪录可以一窥宋仁宗与狄青之间微妙的关系。史载当狄青担任枢密院副使，宋仁宗恩赐狄青可以去除掉刺青，可是狄青却当场驳回了宋仁宗的好意。根据北宋的规定，进入军队当军人必须要刺青当作身份的表征，而且终身不可去除身上的刺青。由这一段对话可知，当时的风气相当的贬抑军人，能够上殿商讨国家大事的大臣们一定都不是军人出身的，狄青必定是唯一军人出身的大臣，所以狄青身上的刺青显得格外明显，而且当时风气不齿刺青的军人，宋仁宗基于爱护狄青的心，也基于保护自己对军队的象征意义不被众臣们非议和排挤，于是下令特准狄青可以除去原本一生都不可除去的刺青印记。怎知狄青不仅回却了宋仁宗的好意，却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因子。狄青回答道：『希望能够留着刺青以鼓舞士兵，让士兵知道只要努力报效国家，建立军功也可以做到大臣。』我认为这是相当不为妥当的说法，让狄青这一个军人当国防部副部长，宋仁宗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况且北宋帝国的政治氛围就是不可以有军人英雄的出现，如今狄青一番话，必定引起北宋帝国所有军人的景仰与拥戴，而一位受军队景仰与爱戴的武将就会触动北宋自开国以来最为忌讳的政治神经，狄青的处境益显惊险万分。
侬智高战争发展到北宋兵败如山倒时，北宋帝国求胜的意念成了狄青的尚方宝剑，也成为狄青的护身符。
就如前所分析，狄青的行前准备工作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许多狄青的作法要不是在北宋帝国亟欲战胜的意念下，是窒碍难行的，其中包括狄青是否专权节制问题，狄青是否可以选择自己亲信军队的问题，武将集团之间想要藉军功建立权力基础的问题，粮食补给的问题，这在当时北宋帝国的政治当中，简直是公然挑战长久以来的权威与风气。但是在战胜是最高指导原则之下，非常时期狄青的非常作法便勉强的被接受。当然由历史的结果可知，狄青的准备工作都符合的战胜的基本要求，可是一旦战争结束，狄青的尚封宝剑与护身符便自动被收回。
侬智高事件之后，因为有功所以狄青进一步做到枢密院枢密使，当然任用狄青为枢密使依然引起大臣的反对，但是宋仁宗迫于军心士气的问题，而且狄青的的确确为北宋帝国巩固了一片江山，于是狄青便当上了北宋帝国的国防部部长。可是上任不久，便掀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狄青做枢密使时，文彦博同平章事，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文彦博借口民间的流言和兵士们对狄青的爱戴，劝宋仁宗免掉他的枢密使的职务，命他出典外藩。宋仁宗认为狄青功高，不忍这样处置，对文彦博说：“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却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话说得宋仁宗哑口无言。狄青被贬得不明就里，向文彦博询问命他出外的原故。文彦博他说：“无他，朝廷疑尔。”最后狄青病死，画下了北宋历史一个惊涛骇浪的句点。
狄青死后，狄青的旧部亲信，都受到宋仁宗的重用，而且都掌管了北宋帝国重要军事地点的军权，由此可知，宋仁宗其实是有意要对军队大加改革，并且扭转当时轻视武职的观念，希望藉由提高军人的地位来提高军队的素质。狄青是宋仁宗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人选，因为狄青是军人出身，而且战绩卓著，战略战术优异，行事严谨，狄青所率领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并且狄青受到军队的爱戴，这种种的原因让宋仁宗有意要让狄青来改变北宋军队的问题。可是政治是急不得的，侬智高的战争打乱了宋仁宗的政治布局，甚至宋仁宗愿意放弃岭南都要好好的保护狄青这一张王牌，狄青不仅是战胜侬智高的王牌，更是宋仁宗拿来整治军队，调整军队战斗力的王牌，宋仁宗清楚，如果让狄青去打侬智高，战败了狄青理所当然该死，但是狄青战胜也是该死，所以这是一步险棋，宋仁宗心里的如意算盘是狄青战胜了，但是也能抵挡得住战后蜂拥而至，对狄青功高镇主的各方压力。史书记载，宋仁宗在狄青凯旋归来时，带领文武百官到城门迎接，当先遣部队到城门口时，宋仁宗下令先遣部队在城门口进行征战侬智高的模拟演习，其实这一个举动是在展示给旁边的文武百官看，为的就是告诉文武大臣，宋仁宗提拔狄青的正确性与必要性，杜悠悠之众口，希望可以降低即将到来的政争风云。怎奈，狄青仍不免在北宋的政治中忧愤而死。
历史没有忠奸善恶对错，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个体，而是代表着无数的集体意识，作为历史人物的狄青已经不是狄青而已，而是代表着和狄青同样想法的群体，宋仁宗是，文彦博是，侬智高亦是。
两大强权之间的侬智高
北宋帝国虽然将岭南上层统治结构摧毁，但是下层的统治结构，保括土豪酋帅、地方势力，都仍然不能有效的控制，与其说是治理，不如说是妥协；与其说是内政，不如说是外交。
因为广源州是一个产金子的地方，聚集了很多的人在这里生活，加上广源州是在东南亚与东亚的交通要道上，侬智高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商人，所以侬智高的父亲可以凭借着丰沛的资源，号召同是壮族的群众建立一个国家，只是这一个国家立刻被邻近的安南李朝给消灭掉。如前所分析，安南李朝并不能够完全的征服广源州这一个地方势力，所以安南李朝对侬智高实施羁縻政策，而吊诡的是北宋也对侬智高实施羁縻政策。
侬智高的角色恰巧扮演着北宋帝国与安南李朝之间的支点，也就是关键性少数。如果侬智高这一势力倾向安南，则北宋帝国的岭南将岌岌可危；但是如果侬智高倾向北宋帝国，则安南将无法进犯岭南地区。
侬氏一族与安南李朝的爱恨纠葛，史书记载并不多，但是在侬氏的发展历程当中，安南李朝屡次派军队打压侬氏，甚至侬智高的父亲亦为安南所杀。在情感上，侬氏集团对安南李朝已经是相当对立的。加上侬智高的势力范围紧邻着安南李朝，也因为紧邻着安南李朝，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故侬氏集团常与安南李朝有所征战，因此侬智高并没有办法向南增加任何一点生活势力空间。如果侬智高想要扩张势力范围就只能朝北发展。
我认为不能排除安南一直想要拉拢侬智高来侵略广西，可是如果侬智高愿意臣服于安南李朝，并帮助安南李朝侵犯广西，侬智高将失去自主的独立性，侬氏一族想要独立建国的梦想便无法实现，排除情感上的对立，现实的政治考虑是侬智高做决定的依据。
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侬氏一族的目标，侬智高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争取建国的理想。原本侬智高名义上是在安南李朝治理之下，但是当侬智高越过安南李朝直接向北宋帝国输诚进贡时，便点燃了这一场战争的导火线。
侬智高的失败最大的问题在于，侬智高并未先将周边同种族但是不同部落酋长统整起来，也就是说在广西这一区域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部落权力实体，只是侬智高的势力是最大的。广西左右江流域因为自然环境的关系，包括丘陵多山地形阻隔，石灰岩地质土壤贫瘠，气候湿热疾病瘟疫瘴气盛行，这种种的自然环境限制让这一区域部落林立，农业无法发展，第一级产业人口众多，没有太多的人口可以从事工商业的经济活动，所以无法型成一个统一强大的政府组织。侬智高的广源州因为产金矿，而且位于交通要道上，所以工商业发达，形成一个最强大的地方势力，可是侬智高在未统整广西其它部落势力之前，就急于进行独立建国的工作，其内外夹攻，无以为继的局面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如果不拿结果来分析，假设北宋愿意接受侬智高的内附请求，绶与侬智高管理广西部分地区的权力与官职，那么侬智高便可以借着北宋帝国的名号来统整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势力，统整成功便可以进一步的向独立建国的目标迈进一大步。这也是为什么安南在外交上一再地要求北宋不能准许侬智高的内附，而且一再地声明侬智高原是安南所辖，希望北宋帝国不可以插手。侬智高在没有统整多数部落之前便贸然举兵，使得无法从其它有产马的区域里取得战争用的马匹，虽然侬智高已经知道自己没有战马的弱点，但是却无法再战败之前取得战马的来源，而成为失败的关键因素。
虎视眈眈的安南李朝
侬智高起兵攻占广西各地时，安南其实是按兵不动的，因为距离上次与北宋帝国军队交手的时间已经约有七十几年的时间，安南并不清楚北宋帝国的实力与反应是如何，因此当侬智高席卷整个岭南时，安南是持观望的态度，安南希望趁侬智高与北宋帝国两败俱伤时，再进兵岭南。史书上记载，当侬智高每战皆捷，大败北宋帝国军队后，安南立刻派使节向北宋帝国协议一起派兵平定侬智高，北宋帝国一听当然是十分高兴，于是下令广西广东准备粮食给安南的军队，让安南的军队可以进入岭南向侬智高发动攻击。其实安南这一个时间点的选择真的是刚刚好，因为眼看着北宋已经没有能力收复岭南，而侬智高刚占据岭南还未站稳脚步，于是如果安南可以顺利的与北宋帝国合作将侬智高击败，安南便可顺理成章的占领岭南，到时候就算北宋帝国不答应，依北宋帝国处理侬智高已经是捉襟见肘，无以为继的情况判断，北宋帝国更无法派军队击败安南收回岭南。因此安南在这一个时间点上准备以平侬智高为名，行占领岭南之实。
狄青一直是这一场内外交战中的关键性人物。他击败了侬智高阻止了侬智高独立建国的梦想；但也因为胜利的毒酒，让狄青不得不死，搅乱了宋仁宗欲意整军图治，富国强兵的计划；狄青更加阻止了安南所谓合击侬智高的协议。
当北宋帝国答应了安南的提议时，率领军队已经走出首都开封，来到了半路上的狄青，听到这一个消息立刻飞奔上书奏请皇帝，不可同意安南的提议，其陈述的理由即是安南心里打的如意算盘，宋仁宗大惊，立刻向安南下令停止协议，但是为了不与安南撕破脸而多增加一个敌人，于是赠与安南很多钱以慰劳安南想要为北宋平乱的好意。这才使得安南丧失了可以将岭南占据的大好机会。
战后岭南局势
一场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为广西地区带来和平的曙光，北宋帝国的军队全数调回北方，戍守广西也多由土兵代替，招揽侬智高的弟弟侬智会为北宋帝国的官，对于加强北宋帝国对这一区域的治理并没有起太大实质的作用，但是这一场战争的确让北宋帝国警觉到南方国防的重要性，也察觉安南对岭南侵略的意图。北宋帝国勉强的平息了这一场战争后，内部政治经历约三十年的演变，进入到宋神宗，王安石的时代，才开启了北宋帝国对交州的新里程碑。
随着侬智高的败亡，广源州起而代之的是刘纪，刘纪依然如侬智高一般摆荡在北宋帝国与安南李朝之间，而北宋帝国依然在答应刘纪内附请求与安南的反对之间犹豫争论。害怕重蹈侬智高之覆辙。
在侬智高战争二十年后，有一段记载：
知桂州刘彝言，广源州刘纪帅乡兵三千侵略邕州，归化州侬智会率其子进安逆战有功。诏给智会俸钱，授进安西头供奉官，仍令经略司选差使臣，募峒丁于近便处札寨，以为声援。日给口食，如遇贼，每生擒一人、获一首级，依见行赏格外，更支绢十匹。初，彝奏曰：「智会能断绝交趾买夷马路，为邕州藩障，刘纪患其隔绝买马路，故与之战。」又曰：「智会亦不可保，使其两相对，互有胜负，皆朝廷之利。」上曰：「彝既言智会能绝交趾买马之路，为我藩障，而又以为胜负皆朝廷之利，何也？且人既归顺，为贼所攻，而两任其胜败，则附我者不为用，叛我者得志，可谓措置乖方矣。」王安石曰：「诚如圣谕，纵智会向化未纯，尤宜因此结纳，以坚其内附。且干德幼弱，若刘纪既破智会，乘胜并交趾，必为中国之患，宜于此时助智会，以牵制刘纪，使不暇谋交趾，乃中国之利。」上以为然，故有是命。是日，上又论王猛，曰：「苻坚亦英明，然一举事遂颠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杀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见疑而不知，乃所以深托垂于苻坚也。」上曰：「猛可谓忠矣。」安石曰：「如此为忠，何补时事？人臣要当以道开发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计成事，及其不察，岂特辱身，亦以危国，此君子所以不贵。」
这一段的记载可知，广源州虽然易主，情势却依然没有改变，军事关键的战马依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唯一改变的是北宋的政局，在宋神宗启用王安石等人之后，政治趋向激进，不管是在政治制度上，军事外交上都趋向激进的改革态度，这是一种时代的反省，对于宋朝开国至今将近百年间，保守政治主张的一种反省，甚至演变成北宋新旧党争的工具，因此对于二十年来纠葛不清的交州问题，宋神宗以及当时的政治氛围都想要做一个了断，甚至想要完成宋太宗未完成的统一大业。
『公元一千零七十六年，交州大举进犯北宋帝国，北宋帝国在宋神宗以及王安石的主导之下，开启了北宋第二次对交州的统一战争』
发表于 2011-3-26 12: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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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1 09:5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