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风俗习惯
首先,《魏略.西戎传》谓氐人“尚青绛,俗能织布”,又说“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这段记载说明氐人已形成了他们特殊的民族服饰,有着共同的服色爱好和相同的发式。绛,《说文》释之为“大赤也”。是氐之服色爱好有青、赤两种,可能还有白色。史料中还多次提到氐人种植桑麻,出绢、紬布,如《华阳国志.汉中志》“武都郡”条及《南史.夷貊传下》等。《说文》云:“拼,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绷也”,说的是氐人利用麻缕,织为异色相间的麻布。而且氏族妇人皆编发,这是与羌族不同的。《后汉书.西羌传》云:“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可见,古羌妇女为披发,与氐人编发不同,氏羌不能混为一谈。调查材料记载现在的白马藏人不论在平时还是节日,除受汉化严重的地方着装从汉族外,其余地域穿着仍为麻衣或布衣,衣料好白色和青绛色。白马藏人的这些服装特点与史料记载氐人“种桑麻”、“尚青绛”、“俗能织布”、“著衽露”的习俗是吻合的。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云:“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抛开其中的神话成分,这也许可以说明白马藏人的妇女长期以来以鱼骨牌为饰的原因。调查材料中还说:“妇女发饰,先剃去一小圈,梳小辫十余条,再总成大辫拖脑后。……男子则剃去一大圈,头顶留发梳成小辫。”这点又与古氐人“皆编发”的习俗一致。白马藏人具有的这些与古代氏人习俗相似的服饰特征,再次证明了他们是古代氐人的后裔。
其次,从房屋建筑来看,板屋土墙至今还是白马藏人住屋的一大特色。这种民居,完全是木质结构,选一缓坡地带,将木柱竖起后,然后用一根一根木柱由低往高排成一堵墙壁,再用绳索捆紧,前面留门,以便进出。屋顶的屋瓦是砍劈而成的一块一块长方形的木板,如鱼鳞一样把它们铺到屋顶,木板的两端均有大石,以防止被大风吹掉。有的墙壁涂上一层泥巴,堵住缝隙。据调查材料,如今居住在九寨沟等地一些偏僻的寨子里的“白马藏人”尚在使用这种古老而奇特的清一色建筑,当地称这种木质结构房屋为“木楞子”。在史料中很早就记载了这种“木楞子”建筑。叙说公元前八世纪秦襄公“备兵甲、讨西戎”故事的《诗.秦风.小戎》日:“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毛《传》也云:“西戎板屋。”。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不指羌。《汉书.地理志》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春秋之时西羌尚未东迁。,在二郡之中,特别是天水以南的武都郡,自古即为氐族分布所在,所以西戎主要指氐族,并不包括羌族在内。况且《北史.宕昌传》(卷96)谓羌人建筑“其屋,织斧牛尾及投羊毛覆之”,这种住宅和氏族的板屋土墙显然不同了。南北朝时期更有详明的记载,《水经注.渭水》(卷17)说:“上,故邹戎国也……旧天水郡治……其乡居悉以板盖屋,《诗》所谓‘西戎板屋,也。”@《南齐书.氏传》(卷59)云:“氏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由此更能证明“板屋土墙”是甘肃东南、四川西北氏族使用的主要建筑形式。今天的“白马藏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建筑形式,这就为“白马藏人”乃是古代氏族后裔的论点增加了一个佐证。
再次,《魏略.西戎传》云氏:“其嫁娶有似于羌。”《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段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鳌埂(嫂)。”郭义恭《广志》记:羌“嫁女得高资者,聘至百犊。女披大华毡以为盛饰”。《魏略》所记氏嫁娶之习有似于羌,大概与此有关。若氏俗如此,则三世纪时其婚俗亦殊简略。至五、六世纪时,《南史.夷貂传下》记氏人的婚俗和文化日:“婚姻备六礼,知书疏”。同时期之吐谷浑的羌民,《北史.吐谷浑传》(卷96)则记:“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父兄死,妻后畏及呻等.与奏赚俗同”.至于宕昌羌.同书《宕昌传》云:“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党项羌,同书《党项传》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为甚。”可见,氐人较之羌人显然是进步了。究其原因,氏人与汉族交往时间较长,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故在婚俗中也有所反映。调查材料显示,白马藏人婚俗与汉族接近,仍由父母包办,定婚结婚要纳彩礼,聘金很重,有定亲、迎亲、婚宴等几大环节,而且婚宴时间长达三天之久。抢婚发生的少。原则上一夫一妻制,如无生育可娶小妻;小妻多系大妻的姊妹或亲戚。没有一妻多夫的情况。夫死之后,其妻守孝三年,住在娘家,孝期满后可另嫁,但不得继承前夫的财产和带走孩子。他们始终坚持族内通婚而不与外族联姻,宁愿到距离远的本族村社结亲,而不愿与近在咫尺的藏族或汉族联姻。谁要是与别的民族通婚,定遭歧视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同姓不婚,有的五代后可婚。按中国古礼谓“百世而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即周代已完全禁止同姓为婚,但白马藏人有的五世以后可通婚,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尚知道中国古代宗法小宗五世则迁的道理。丈夫死后三年可以再嫁,也合于中国传统丧礼斩衰丧服的条例。可见,白马藏人的婚俗受汉族封建文化影响深远,与氐人“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的记载相符。此外,不与外族通婚这一特点,最明显地反映了“白马藏人”作为单一民族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这支氐人经历了数千年民族融合,在其他氐人已遭同化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得以顽强保留至今的重要原因。
最后,据调查材料,白马藏人共有三种葬法:土葬、火葬和水葬。土葬一般在人死后,换穿新的单衣,捆缚成蹲坐式,放入土坑中,上盖一块木板,板上又用泥土掩埋。在坟地有整齐的墓列,有本氏族的墓地。但是,由于地处约二千三百米的高原,尸体在冬天久久不能腐化,因此在冬季实行火葬。火葬有专门的焚尸处。尸体成坐势,只穿内衣,然后架柴,最后覆盖以外衣。焚后掩盖以石版或木板,不拣骨灰回家。而在夏天,尸体容易腐烂,所以实行土葬。根据冬、夏季节不同,形成了交替使用土葬和火葬的习俗。此外,还有水葬,凡未满周岁的婴儿死后,则装入背兜丢进河里,这样做有抛去灾难之意。可见,一个部落是可以同时存在几种葬俗的。在甘肃东南部临眺寺崔山考古发掘的一个墓地中,就有三种葬俗:一是火葬后将骨灰盛在陶罐中;二是平放仰卧;三是乱骨一堆。夏绷先生根据战国以来,氐羌确有火葬的记载,如《列子.汤问》说:“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横而焚之。燎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吼又《荀子.大略》(卷19)说:“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也,而优其不焚也”;而《吕氏春秋.义赏》(卷14)亦记载了相近内容:“氐羌之民,其虏也,不优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说:“死则烧其尸”。直到唐代,党项还保持火葬的习俗。《旧唐书.西戎传》(卷198)称:“死者焚尸,名日火葬”等。夏先生考订寺襄山墓葬为氐羌文化,这是可以信从的。但是,夏先生也提出一些问题,这种火葬的葬俗是否已流行于全体氐羌部落呢?已经采用火葬的氐羌部落是否专行火葬,或仅是部落中一部分人实行火葬呢?由白马藏人交替使用土葬、火葬来看,一个氐羌部落是具备两种以上葬俗的。单看火葬是不够的,是不足以论证某一个墓葬族属就是氐羌族的。所以,拿白马藏人的葬俗与寺窿山墓葬的葬俗比较来看,对于白马藏人是古代氐族遗裔的说法增加了一条重要证据。
(五)其它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根据,即他们的名称是“白马”。白马是地名,《水经注.漾水》(卷20)云:“白水又东南迳阴平道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虏矣,即广汉之北部也,广汉属国都尉治,汉安帝永初三年分广汉蛮夷置。又有白马水,出长松县西南白马溪。”白马从水得名,按氐族为一习惯于沿河谷居住的民族,白马氐即指散居在白马水一带的氐人。《北史.氐传》上说:“氏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上也载:“自冉.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唐杜佑《通典.州郡六》(卷176)也说:“武都郡武州,古白马氐之国,西戎之别种也。”又说,“同谷郡成州,古白马氐国。”则“白马”正是氐族的象征,渊源甚远。白马藏人名曰“白马”,此地区西有白马岭,东有白马关,此外,还有一些冠以“白马”的地名,如白马峪、白马路、白马乡,以及他们崇拜的一个虚幻的大神:白马老爷。凡此种种,都暗示着古代白马氏人与“白马藏人”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
关于“白马藏人”之非藏族,前述调查材料中已有简要的说明。它“和藏族经济生活、社会形态方面有明显的区别;风俗习惯传统观念有较大差异;语言也有不同”。如其房屋“建筑与羌族之碉房、藏族平顶房有较大差别”;白马藏人虽然有称名不带姓的习惯,但一般都能通过姓名理出家族关系或辈别,这与藏族人的名字没有姓的因素,从名字上找不到家族关系或辈别的传统习俗,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信喇嘛教,也不知达赖、班禅之名。特别重要的是它一直不与藏族通婚,《补充调查报告》中说:“甘南文县有与平武白马藏人相同的民族,它虽处于藏民包围之中,但是不仅风俗各异,而且互相根本不通婚。”可见,白马人虽名曰“藏族”,但和藏人比较,显然在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分,不应当被定名为“藏族”。而如前所述,他们与古代氐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应从这方面考虑为其定名。
(六)结论
氐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极一时,对中华民族的缔造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平武、九寨沟、文县的这部分白马藏人,从地域和现在还保存下来的语言、风俗习惯等,都与古代氐族(特别是仇池杨氏)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应是古代氐族的后裔。他们虽然居住在比较闭塞的地区,但在和周围邻近的汉族、羌族、藏族交往中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因而具有汉族、羌族、藏族的某些特征。但他们又还没有达到被其他民族融合的程度,还保持了古代氐族的基本特征。因此,他们是没有被其他民族所融合的古代白马氐族的后裔。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唐)李泰等.括地志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刘宋)范哗.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汉)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卷19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清)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
[9](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1](元)孛兰肹等.元一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2](清)余谠.岷州卫志[M].康熙二十六年抄本.
[13](清)许容、李迪.甘肃通志[M].乾隆元年刊本.
[14](刘宋)范晔.后汉书.西羌传,卷87[M].北京:中华书局,1965;(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卷2[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5](清)吴鹏翱.武阶备志[M].同治十二年刊本.
[16](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刘宋)范晔.后汉书.西羌传,卷87[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1](梁)沈约.宋书.氐胡传,卷98[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23](清)吴鹏翱.武阶备志,卷20[M].
[24](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5](唐)姚思廉.梁书.诸夷传,卷54[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6](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7](晋)郭璞(注).山海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28]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9](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12[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0](刘宋)范哗.后汉书.西羌传,卷87[M]:"景帝时,( )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徒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这是西羌的第一次东迁.
[3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出版社,1955.
[32]夏鼐.临洮寺窪山发掘记[A].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25.
[33]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4](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5](秦)吕不韦.吕氏春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
收稿日期:2001年7月20日
出版日期:2002年7月28日
健康藏药网 http://www.cnzangyao.com/sort0121/408.html
万方数据 http://202.120.203.252:8090/wf/~kjqk/lzdxxb-shkxb/lzdx2002/0204/0204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