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族醫藥簡史
偉大的醫學家和生理學家巴甫洛夫指出：有了人類，就有醫療活動。考古資料業已証實，壯族先民自遠古以來就生息繁衍在岭南特別是廣西地區。1956年在來賓縣麒麟山蓋頭洞發現的“麒麟山人”化石，1985年在柳江縣通天岩發現的“柳江人”化石，都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5万年左右的人類化石。以“柳江人”的體質特征來說，其面部低矮，塌鼻梁，顴骨較高，下巴較突，兩眼深凹，是形成中的南方蒙古人种的特征。与今天壯族人的體質特征相似。近年來在桂林市郊甑皮岩洞穴遺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人體骨骼，經鑒定，距今約一万年左右。其體質形態繼承了“柳江人”的特征，同屬于南方蒙古人种。可見這些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址的各個階段是相互銜接的，顯示了它們之間的連續性和繼承性。迄今為止，也沒有發現証明這些原始人類滅絕或全部搬走的跡象。這就表明今天的壯族是由“柳江人”一個時期的人類，一代一代孳繁下來而逐漸形成的。
壯族作為祖國南疆一個人口眾多的土著民族，是我國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高山畜牧業也較為發達。与這种物質生產活動相應的是，壯醫藥的逐步形成和發展。從柳州、桂林、南宁等處發掘的舊石器時代和薪石器時代的遺物中，壯族先民們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石片、骨器、骨針以及陶器等，并有捕獲生物及用火的遺跡。這些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醫療用的砭石、陶針、骨針。原始時代穴居野處，由能取火進而制作陶器，漁獵熟食，有利于人體各器官特別是大腦的發育，并減少了胃腸病的發生。在生產活動中，由采集食物進而識別百藥，并制造了簡單的醫療工具。隨著壯族地區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壯醫藥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有所發展。
一、先秦時期的壯醫藥
《黃帝內經素問‧异法方宜論》謂：“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盛處也，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fu，故其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攣痹，其治宜微針。故九針者，亦從南方來”。這是漢族中醫經典著作關于針刺療法來源的直接記載。誠然，這里的“南方”不一定特指壯族地區，但應當包括壯族地區。對現存的壯醫陶針的考証說明，其針型与《內經》中的九針之首（chan）最為相似，二者又与砭石最為相近。“九針”已是金屬醫療工具，按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于石器時代与銅器時代之間，曾有一段燦爛的陶器文化，陶針當是陶器時代的產物。可知在漢族中醫“九針”形成齊備之前，由于壯族地區的地理環境、人民體質和地方病、多發病的防治需要，壯族先民已經知道在砭石的基礎上，敲擊陶片，使之比砭石更鋒利，有目的地進行針刺治療。陶針在壯族地區的使用，至少在戰國之前就相當流行。
198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廣西武鳴縣馬頭鄉（壯族聚居地區）西周末年古墓中，出土了兩枚青銅淺刺針（其中一枚出土時已殘斷）。針體通長2．7厘米，針柄長2．2厘米，寬0．6厘米，厚0．1厘米，呈扁的長方形。針身短小，長僅0．5厘米，直徑僅0．1厘米，鋒銳利。經考証認為是二枚淺刺用的醫療用針。其鋒微細，与古人對“微針”描述是一致的。廣西“微針”是迄今為止在我國范圍內唯一見諸報道的、年代最早的“微針”。它為研究壯醫的歷史提供了可靠的實物依据。事實說明：壯族先民是最早創用針刺療法的民族之一。
對壯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區的古代大型岩壁畫－花山岩壁畫的考察表明：先秦時期壯族先民已經廣泛應用气功導引、引舞療疾的防治方法。在宁明縣的一處面積約6干平方米的岩壁畫上，繪制了1370多個人像。這些人像正面的多為兩手上舉，肘部彎曲成90°～110°。半蹲狀，兩膝關節亦彎成90°～110°。側身的人像多排列成行，兩腿向后彎曲，兩手向上伸張。可以說，不管是正面還是側面圖，都是一种典型的舞蹈動作或功夫動作形象，且似有首領示教。人們對于這些舞蹈動作間接表現的社會生活內容，當然可以作出种种猜測和分析，但決不能忽視它的直接效果──卻病強身，特別是對腰、膝、肩、肘關節肌閃的鍛煉，是顯然而且肯定的，岩畫所用的赭紅色顏料經鑒定主要為氧化鐵。專家們已經有比較充分的証据，証明花山岩壁畫基本上是戰國時期的作品。此外，在壯族地區出土的銅鼓飾紋上，也有大量的舞蹈气功的圖案。
先秦時期壯醫除了針刺療疾、舞蹈導引、按矯治病方法外，對藥物也已有所認識，并積累了一些臨床知識。如知道用蒿蘇（即紫蘇）煮螺蚌以解毒去腥；佩帶某些草木母根以防病治病；某些草藥內服可以減輕疲勞；某些植物有大毒不可內服，等等。但總的來說，這時的壯醫藥還處于萌芽和草創階段。
二、壯族醫藥的形成和發展
壯醫藥于先秦時期開始草創萌芽，經過漢魏六朝的發展，約略于唐宋之際，已大抵形成了草藥內服、外洗、熏蒸、敷貼、佩藥、骨刮、角療、灸法、挑針、金針等10多种內涵的壯醫多層次結构，并逐步具有理論的雛型。
（一）對岭南及壯族地區常見和多發的瘴、毒、蠱、痧等病症，逐步有所認識。
《后漢書‧馬援傳》載：“出征交趾，土多瘴气”。“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可見岭南瘴气為害之烈。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不僅較為詳細地記述了瘴疾的壯醫治療方法，而且指出了瘴的病因病机：“蓋天气郁蒸，陽多宣泄，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气，人生其間，日受其毒，元气不固，發為瘴疾”，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稱：兩江（按：指左、右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兩江流域是壯族聚居的地方。這些記載雖然不是直接出自壯醫之手，但作者是在廣西為官多年，對當地風土人情有所了解的人物，因而其內容是具有參考价值的。所稱“土人”，當是指民間壯醫。可知這時的壯醫，已經知道按發病季節對瘴疾進行分類，并從實踐中得知，發作于8、9月的黃茅瘴，病情最重。這和壯族地區民諺：“青草黃茅瘴，不死成和尚”的說法也是一致的。對于蠱毒、痧症、癭瘤等病症，民間壯醫分類也甚詳。一些方志雜說有壯婦蓄蠱放蠱說，這當然是誣蔑之詞，但從另一個角度考慮，也反証了壯族民間對蠱毒的病因和解毒治療方法，有較多的認識。
（二）對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認識
北宋慶歷年間，在壯族聚居的廣西宜州，曾經發生了一次壯族農民起義。統治者以誘捕的方法，捕獲了區希范、蒙干等義軍首領56人，全部殺害，并命宜州推官吳簡及一些醫人，對尸體進行解剖，繪下《區希范五臟圖》。這是有記載的我國醫史上第一張實繪的人體解剖圖。在解剖的過程中，還從醫學角度進行了一些觀察：如“蒙干多病嗽，則肺膽俱黑；區全少得目疾，肝有白點”等。這次解剖事件，雖然是以鎮壓農民起義為背景，說明北宋王朝的极端殘忍，但在我國醫史上還是有一定地位的。它發生在壯族地區，除了說明統治階級有意在少數民族地區肆施淫威、隨意殺戳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壯族民間對于尸體解剖或多或少是能接受的。如果象中世紀的歐洲宗教對尸體解剖的絕對禁止那樣，統治階級即使捕獲義軍首領，也不會便在當地逐一解剖。聯系到壯族民間有拾骨遷葬（二次葬）的習俗，如《宁明縣志》記載：該縣壯族“于殯葬三五載后，挖開墳墓，仔細拾出枯骨，俗稱‘拾金’，把拾出的枯骨抹拭干淨，再用香火薰干，然后按一定的規則納于一瓦壇中，……”更能說明壯族民間對人體解剖是有一定認識的。民間老壯醫們大都能用壯語說出人體各部骨骼的名稱，對气血及五臟六腑都有壯語的叫法，亦可佐証這一結論。對人體生理病理及病因病机的認識也有所進步。大約自宋代以后，壯醫已引進陰陽的概念，作為說理工具解釋人體生理病理現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机。并逐步形成天地人“三所同步”以及“三道”、“兩路”、“毒虛致病”理論，從而使壯醫藥臨床診療水平得以進一步發展和提高。
（三）土司制度對壯醫藥發展的影響
廣西地區的土司制度，淵源于秦漢的土官土吏，開始于唐宋羈縻制度，全盛于明代，沒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國時期，延續了一千多年。這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階段，也正是廣西民族醫藥特別是壯醫藥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廣西各少數民族大多未能形成本民族的規范化文字，然而民族醫藥特別是壯醫藥居然能夠通過口授心傳和部分漢文資料得以流傳下來，這不能不認為是与土司制度有一定的關系的，其積极作用的一面不應抹煞。
首先，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設有醫藥机构，官方和民間有一定數量的專職醫藥人員。地方志對此有明确的記載。如土司管轄的慶遠府、思恩縣、天河縣、武緣縣、永淳縣、南宁府等（均為壯族聚居地方），均設有醫學署。据不完全統計，明代嘉靖十年，廣西壯族聚居的40多個州府縣土司均設有醫學署。而且這些醫學署的醫宮“本為土人”，即由當地少數民族擔任，這對于壯醫藥的發展，當然是一個促進的因素。事實上，在土司家屬中，亦有直接從事醫藥工作的人。据有關史料記載，宋代羈廣源州壯族首領儂智高的母親阿儂，就是一位醫術頗精的女壯醫，擅長骨傷科。儂智高起兵反宋，兵敗于大理，阿儂還把壯醫醫術傳播到云南。廣西忻城縣莫氏土司家庭中，也出現了專職醫生。如清道光年間，在忻城縣土司衙署（現仍保存完好）西側曾建起一棟“大夫第”，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孫莫述經（號軟明）就是大夫第里的專職醫生，主管土司衙署大小官員及其眷屬的保健事務，同時也兼理一些民間疾患。莫述經的診室、藥房設在“大夫第”頭堂，診室在左，藥房在右，專用本地的民族藥和中藥防病治病。土司的親屬亦從事醫療工作，說明在土司制度下壯醫藥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
其次，對名醫、神醫、藥王的崇拜和紀念，反映在土司制度下，壯醫藥是受到社會重視的。如《宁明州志》載：“醫靈廟在東門外附近城腳”；《邕宁縣志》謂：“藥王廟在北門大街，東岳廟左側”；《柳州縣志》稱“藥王廟，在西門內”，等等。清代以前，壯族地區基本上沒有西醫，中醫也為數不多，這些被立廟紀念的神醫藥王，盡管多數沒有標出姓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民間名醫，因為他們的高明醫術和高尚醫德而受到群眾的敬仰。忻城土司衙署附近現仍保存有一座“三界廟”，据民間傳說三界就是壯族的一位神醫，他得仙人傳授异術和法寶，專門為窮苦村民診療疾病，藥到病除，起死回生，名气很大，得以立廟享受百姓香火。三界廟能修到土司衙門旁邊，亦可以從側面反映這位神醫在土官土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土司對民族醫藥采取的一些褒獎措施，對于民族醫藥的發展，應當說也是有一定促進作用。廣西慶遠協左營三司把總（土官名）李某贈給名醫譚靖修的一塊牌匾，大書“妙手婆心”四字；一些民間壯醫因醫術高明，德高望重而被作為地方名人入選地方志，如《融縣志》：“路順德，古鼎村人，殫精醫學，著有《治蠱新方》一冊”；《象縣志》：“蕈德本，同庚村人……善治跌打損傷”；《三江縣志》：“侯第福，寨壯鄉佳林村……表脈理，用草藥”，等等。正是由于壯醫藥在土司制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一些特殊的診療方法和驗方秘方得以初步總結和逐步提高，如壯醫淺刺療法、斑麻救法、青蒿絞汁內服治瘴等，早在宋代文獻中就有記載；南宋醫書分類中，還出現了《岭南方》一類（專門列岭南少數民族醫書）。清代《柳城具志》指出：當地患病者服藥，不盡限于仲景叔和，間有用一二味草藥奇驗者。其他針灸之術，以婦人尤為擅長”。著名的壯醫藥線點灸療法，其主要傳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柳江女壯醫楷蕈氏。一些壯族地區如靖西、忻城、貴縣、隆林等還自發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民族藥市，促進了壯醫藥的學術交流和發展。
土司制度對民族醫藥的發展當然也有消极的影響。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這就從經濟基礎上影響了壯醫藥的進一步發展。土司制度下的狹隘、保守封閉狀態和思想意識，對壯醫藥的發展也是一种不可忽視的消极因素。此外，壯醫藥還常常被披上迷信的外衣，正如《岭表紀蠻》指出的：“蠻人以草藥治跌打損傷及癰疽瘡毒外科一些雜症，每有奇效，然亦以迷信出之”，作者還記載了一次目睹的壯醫治療：“予嘗見一患癰者，延僮老治疾。其人至，病家以雄雞、毫銀、水、米諸事陳于堂，術者先取銀納入袋中，脫草履于地，取水念咒，噴患處，操刀割之，膿血迸流，而病者毫無痛苦。膿盡，敷以藥即愈”。這种巫醫結合的治病方式，不能不認為是与土司制度下的相對封閉落后分不開的。資料表明，壯醫藥于先秦時期已草創萌芽，經過歷代的不斷實踐和總結，大約在唐、宋時已基本形成本民族醫藥的體系。它在歷史上曾經作為主要的防治手段，為壯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健康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发表于 2010-12-28 18:38:00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微信
转播
淘帖
分享
收藏
支持
反对
发表于 2010-12-29 00:2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