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的角度，依据相关的史料，探索古句町部族的历史文化与壮族始祖布洛陀文化渊源问题作浅显的阐述，目的就是将那些濒临逝去的历史文化痕迹集结起来，填补中国古代民族源流史特别是古越人、壮民族源流史研究的空白，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奉献社会，流传后代，让句町历史文化和布洛陀文化的神韵得以延续和扩展。
一、毋波建立句町国
毋波受汉武帝威德的影响，于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率部归附了汉朝，句町民众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世居之地亦正式列入了祖国版图。“句（音“钩”，gou）町”，在壮语中，直译为“九”；“町”直译为“亲，盟，红”。“句町”可作为“大盟”或者“大盟主”之泛称。史载：句町国是春秋战国时代由句町、进桑、漏卧等氏族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古代方国（春秋时代为公元前841年—476年;战国时代为公元前475-221年）；据史料记载：从汉昭帝始元六年诏封毋波为王开始，句町王国一直延续到萧齐被梁朝取代之时（公元前81－公元502年）。历时达583年。毋波率部从建水、通海北上，进击滇池地区；又从安宁、楚雄西进，攻占大理一带的葉榆、姑繒；通海在句町王毋波统治时代，曾是其控制滇中和滇西地区的行政中心；
毋波奉汉昭帝调遣，“率其邑君长人民”参加平息滇中和滇西地区的反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为维护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立了大功；汉昭帝于始元“六年秋七月”，册封毋波为句町王；他晋爵为王以后，曾使句町国盛极一时。著名历史学家江应樑先生在其《中国民族史》中说：“益州‘大破’之后，滇国的实力下降，滇王的地位亦不复存在了，时距益州郡的设置仅二十七年（公元前109-82年），代之而起者是钩（句）町侯亡（毋）波”，“句町人”在滇的统治持续了54年之久。
二、句町国的地理范围
《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水经.温水注》云：“温水又东迳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牁句町县”。方国瑜先生说：“郁水上游有左、右两江，右江源即西阳（洋）江”，“西阳（洋）江，源出广南之西北，经月关，汇广南、富宁诸水，入广西，经百色、田东等县为右江，至南宁与左江合流而下”。王先谦《汉书补注》亦云：句町“在宝宁（广南）、百色、泗城、镇安之间”，“其地为牂牁南境，与交趾、郁林两郡相接”。杨守敬《水经注疏》卷36载：“句町在开化(文山)、镇安(德保)之间”；《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也言：“今云南之广南、富宁，广西之西隆、西林、凌云、百色诸县，即句町县地也”。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组织全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研究编制、并由中国地图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从秦汉到三国两晋的所有地图，都把今西洋江标定为文象水，把广南标定为句町县治的所在地。
综上所述，句町腹地当在广南，句町国本部应在今滇东南和桂西一带。随着毋波晋爵为王及漏卧、进桑与其结盟，而滇和夜郎又相继衰亡之后，句町王国曾经盛极一时，其统治范围也有所扩大，包括了今云南省文山州全部，红河州中东部，以及玉溪、曲靖、百色三市和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明史.列传.云南土司》载：“临安（今建水），古句町国，汉置县，唐为羁糜州地，天宝末，南诏蒙氏于此置通海郡；《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临安府条也称：“临安府，古句町国，汉武帝开西南夷，置句町县”；该书通海县条亦载：“句町废县在东北五里，相传汉句町县治此”；通海县志还说：“汉武帝……平西南夷，为牂柯郡，改句町县，徙治通海”，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原由的。因为今云南省红河州的建水及玉溪市的通海、元江等县，过去都有壮族世居，建水的壮族是在扶持朱由榔南明政权的李定国部于1647年攻破临安城并杀害78000多“沙兵”及百姓之后，才被迫逃离的；在通海的本来称为布依或摆衣，元江的则称为侬人和沙人，他们都是解放以后才改称傣族的。
三、句町国的主体民族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侯王国以什数”，又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们研究民族史成果都说明，壮族来源于我国的古代越人，而古越人分为西瓯，骆越两大族群，西瓯族群也叫西部越人，主要聚居在岭南直至云南、贵州和越南北部的广阔地带，而今天我国境内的壮族、傣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等，都是西瓯越人的后裔。生活在古代云南、贵州和广西左、右江上游的古代越人，都自称濮和僚、而现今生活在广南的壮族人，侬支系自称濮侬、布道；沙支系自称布依、布雅依、布瑞等，土支系自称布傣、布僚，他称土佬等，这充分说明，古代的濮、僚与今天的濮侬、布道、布依、布雅依、布瑞、布傣、布僚、土佬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现居住在广南的壮族，毫无疑问是由古代滇濮、滇僚发展而来的。其依据有：《壮族通史》载：“百濮即百越”，在古代对江南越族群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上古越族群在我国东部有于越、山越、闽越（今浙、闽、皖等省），岭南及西南有南越（今粤、桂两省区），西瓯、骆越（今广西大部和黔南、滇东南等地）、滇越（滇西一带）、越裳（越南北部一带）。《云南古代史略》载：“南中（今云、贵两省及川南部分地区）自古代为夷越之地......滇东南、滇西南、黔西一带居住着僚人（越）和濮人”。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尤中先生讲：“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商朝和西周时期，越亦称作濮”，他还讲：“公元前三世纪时.......当时在今贵州和云南东南部的濮人，显然大部份指的是百越系统的部落”；方国瑜教授更为明确地说：“惟句町濮即后世之‘濮侬’、‘濮僮’、‘濮衣’之先民，”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句町为壮，可能主要是侬人；南盘江以北的漏卧人，可能主要是沙人，而红河以东的进桑，可能主要是土族人这些集团都属于壮语族，有亲密的历史渊源”，还说：“壮人是古越人的后裔，云南东南部的侬人、沙人和僚人，也是壮语族的支系，古为句町部族”。句町原住居民（滇、桂结合部及中、越边境地区自称为濮侬、布越、濮傣、布依的壮家人），其传统文化符号都是稻作、干栏、铜鼓.......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句町王国是壮族先民建立的古老国家。
四、古句町国的文化遗存
百越先民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特征是：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彩色印纹陶等典型器物。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者梁钊韬教授指出：“在石器方面，除发现大量双肩石斧外，还发现不少背部隆起作梯形或方形石锛是基本的原始工具。浙江、福建和粤东，除上述特色外，则以有段石锛为特征……陶器以红色、灰黑色的夹砂粗陶和泥质细陶为基本的特征，具有这些文化特征的地带就是古代越人活动的地带。”
滇东南地区的遗址，主要有麻栗坡县小和洞遗址、文山灰土寨遗址、广南县龙脖山洞遗址、广南县珠林遗址、西畴县畴阳河流域遗址。
从上述遗址出土的石器看，多为石斧、石锛，其中尤以通体磨光的有肩石斧，有肩石锛为典型器物。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居多，纹饰以绳纹为主。加上以青铜新发现的青铜器物文化特征对比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越人文化，且与滇文化、夜郎文化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其族属当是今天傣族、壮族先民的文化。
根据考古发掘，在云南广南县发现沿河的山洞、滩头、山岭,都有居住的遗址遗物。最具代表性的是距城五公里的冷水沟龙脖山洞，距城八十三公里的八宝镇余家岩洞，均发现旧石器若干件，证明五万年以前就有先人开发着这片南盘江畔的红土地。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活动已遍及全境，留下的文化遗址达十余处。平丰铜木犁洞、板幕龙根洞、阿渺布苏洞、上寨飞鸽落洞，遗物有炭屑、烧土、螺壳、稻穗；有通体磨光的石器：石斧、石锛；有纺轮、骨饰品等。这些原始人群，既是今境内石山崖洞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后来的“句町文化”的先驱者。1987年，在云南广南县城东北约六公里的小尖山发掘汉代古墓，从中出土了铜柄铁刃剑、铜针、箭镞、铜驽机等珍贵文物；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帆著《句町.漏卧初探》载：“2007年9月中旬，在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村惊现汉墓。牡宜汉墓属抢救性清理发掘。因村民擅入塌陷的墓坑，致部分随葬品被取出。文物部门得报后立即组织清理工作。暴露的墓葬位于北纬23°41.203′、东经105°11.458′,海拔1557米。该地点北距县城48千米、南距黑支果乡所在地8千米，方向为正西，即270°。因挖树根和盗掘活动，墓葬封土堆已大部分被破坏，从残存的部分堆土情况，判断原封土高约1.4米，封土堆底径约10.6米。经清理，墓坑长5.1米，宽4.2米，深2.9米；椁室长4.46米，宽2.8米，深2米。椁室用七块长2.8米、宽0.5～0.8米、厚0.2米的木板为顶盖，其中两块板已塌陷。椁室内靠西端处，用木板搭成一台板，木台高0.64米。在木台上靠西端椁室，两块高0.22米的横置木块上放置头箱，头箱长2.1米、宽0.84米、高0.66米。头箱的东北角，有一人为锯开的0.3×0.3米见方开口，经了解，系李氏兄弟所为，但并未从头箱内取出东西。清理时头箱内空无一物，仅从底板面发现数枚“五铢”钱。在椁室的东北角处，据了解曾搭有一小型木梯，惜清理时已面目全非无法复原。椁室底板用六块厚约10厘米木板铺垫。出土器物有鼎灯、鸡形壶（残）、五铢钱等铜器。漆木器较为丰富，有耳杯、盘、案及木雕车马一套，惜车已散架，仅马形尚存。墓中还发现几枚残损竹简，为遣册内容，为云南首次。另在该墓中所出土的陶器，均为几何印纹陶。几何印纹陶在云南南部出现较晚，有确凿证据的仅个旧黑马井东汉墓及该墓有。在整理木椁墓资料时，我们发现有4件漆木耳杯的侧面或底部朱书“王×”字样，其中一件上的文字似作“王侯”，另三件的文字有意见认为疑似“王承”。木椁墓虽断代为东汉时期，但规格显然较高。综合阿章铜鼓的精美及该地陆续出土其它器物的情况，我们亦认为白崖脚墓地中应有级别较高的贵族墓葬存在。为搞清木椁墓周边是否存在墓群及相关遗迹，经报上级部门同意后，考古队在整理木椁墓资料期间，对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东汉木椁墓周边地区进行了考古调
查和勘探。在牡宜东汉木椁墓旁的凹塘进行的勘探没有发现遗迹现象，初步判断该墓所处山坡墓葬分布较少或仅此一座。在木椁墓南约1.5千米的白崖脚下的台地上，1919年曾经出土过阿章铜鼓，该鼓为云南出土的铜鼓中铸工和纹饰最为精美的一件（原件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属镇馆之宝）。不少群众反映近年来在该台地上陆续挖到不少铜器和玉石器，还有器形较大的铜筩。20余年前村民犁地时，犁头在该墓位置挂住一铜筩耳，遂将铜筩挖出。在挖到铜筩的农民指认下，我们在该台地上进行了勘探，发现这是一处青铜时代（初步判断为战国—西汉时期）墓地”。
（广南黑支果乡白龙坡汉墓抢救性1969年，广西西林普驮发现一座罕见的鎏金铜棺墓，棺长200厘米，宽66厘米，高68厘米，壁厚1.5—2厘米，重达400公斤，上盖、端板和侧板都有精美的纹饰，并镶嵌有鎏金的人头及兽头铜饰件；棺内还有玉环、玉管、玛瑙串珠等明器；1972年又在铜棺墓旁约20米的地方发现用四面铜鼓套合作葬具的汉墓，随葬品有鎏金铜骑俑、铁剑、玉器和珠襦残片等等。
五、丰富多彩的句町文化
句町文化的分布区域，北面约在南盘江以北不远的地方,西北与滇池区域的滇文化接壤,东北以夜郎文化为邻,西面大致在元江一线,东面延伸到百色盆地一带,与西瓯和骆越文化交错,南面与文山相连,越南北部边界地区的老街省、河江省的部分地区也属句町文化的范围。
（一）稻作文化
我国古代文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yuan)有膏菽(shu)膏稻，膏黍(shu)膏稷(ji)，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古代黑水，即今天的金沙江。金沙江河谷以及滇中元谋等县，气候炎热湿润，沃野千里，自古都是夷越之民耕作之地，因有“百谷自生”的优越条件，经人工驯化栽培，才“膏菽膏稻”的。
（广南县八宝贡米产地）
广南和广西西林有数以百计的“那”地名村落，是世界上“那”地名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那”是壮语稻田的意思，这是稻作文明类型最典型的历史印记，它表明早在古老的句町时代，这里的人们就是以稻作农业为其经济基础的。除水稻外，古句町人还种植粟米和甘薯，并善用董棕树心做桄榔面。广南县政协原主席曾昭富著《丰富多彩的壮族稻作文化》一文载：“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壮族人民创造并发展了丰富的“那”文化。为有效进行“那”的耕作，保证稻谷丰收，壮族人民发明了天车、龙骨车等提水工具，兴修了许多水坝、水塘、沟渠。这些古老的工具和水利设施至今仍为“那”供水，保证了稻谷的稳产高产。水稻的耕耘、管理、收获均有严格的节令要求，壮族先民们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适应稻作自然规律的谚语。例如：“至夏栽秧大穗吊，小满栽秧压断腰；芒种栽秧能保产，夏至栽秧轻飘飘。又如：“二月清明莫上前，三月清明莫落后”。只是说春天播种的谚语。它告诫人们：农历二月清明多有倒春寒，不宜播种育秧。“六月秋减半收，七月秋满满收”。这是说夏季中耕管理的谚语。它警示人们：每当农历六月立秋，是病虫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年景，需早有准备，储粮备荒，多到田间观察，发现病虫害及时防治。“九黄十收满满收，颗粒入仓吃不愁。”这是说秋季收获谚语。它提醒人们：谷黄九成即要收割，否则，到了枯黄易抛撒；同时，收割后要及时晒干扬净早入仓，防止霉变、鼠雀遭踏浪费。“立冬之后虫入眠，大雪之前翻冬田。”这是说冬季的谚语。它提示人们：“立冬”节令后气候渐寒，各种害虫冬眠在土层中，在霜雪降临前进行冬翻，将躲藏在土层中冬眠的害虫翻出地面，让霜雪冻死，减少来年虫害。名闻遐迩的广南八宝米是清朝“岁贡百担”的贡米。1942年国民革命军第52军第14师师长阙汉骞将军为抗日巡防八宝，品尝到八宝米后，盛赞“八宝米是米中之花”。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国庆，曾奉调五万公斤到北京款待四海宾客”。
在稻作生产基础上产生的糯食文化，如香粽、糍粑、饵块、竹筒饭和使用红、黄、蓝、紫、绿、黑等天然植物色素加工制作的七彩花饭等主食，风味独特的“岜夯”菜肴，那榔酒等系列美食、句町御膳盛宴、姑娘茶茶艺表演、唢呐敬酒以及扁米节等，构成了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
（二）青铜文化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青铜冶炼和使用，在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标志着人类从蒙昧、野蛮的石器时代向青铜工具的文明时代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据目前所知的考古发掘资料，我国最早的青铜文化是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出土了锛、刀、锥等包括生产工具、兵器、和容（礼）器的青铜器，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5世纪（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云南的青铜文化，在我国青铜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云南丰富的铜、锡等有色金属矿藏，是其发展、繁荣的优越条件；特殊的地理位置，是青铜文化丰富多彩的根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剑川海门口、楚雄万家坝等云南50多个县160多个地点进行发掘，共发现了青铜时代文物11000余件，其中9000多件青铜器。经初步研究认为，“云南青铜文化起源于公元前12世纪之前”（见王大道：《云南近年来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35周年论文集》）。即我国商代中期。可划分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即“滇文化”（见王大道：《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和“滇西青铜文化”（见张增祺：《滇西青铜文化初探》，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两个类型。其主要特点是，青铜器种类繁多，已使用到生产、生活、战争等各个领域；青铜器铸造的历史悠久，文饰古朴典雅，充分反映了当时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云南以铜鼓为代表的古老而众多的青铜器文化，是推动云南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文化.铜鼓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其鼓面、鼓身、鼓足的形制及内容是壮族三元宇宙观念的表现。此观念认为：宇宙是由天、地、水三种物质构成的，最初是一个混沌的球体，后来被创世大神布洛陀分成天、地、水三界，其中天为上界，由神灵居住；地为中界，由人和各种动物居住；水为下界，由水族居住；由于“天之诸神，以日为尊”，所以太阳要铸在鼓面中央；由于鸟能通神，所以鼓面上要有飞鸟，特别是有冠翎的翔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邱北出土的草皮鼓上，铸有壮族非常敬畏的一种水中精灵——“都额”，民间传说它会变成美丽的少女来勾引男人，又会变成英俊的小伙子来勾引女人，还能飞上天空呼风唤雨，潜入深潭兴风作浪，铜鼓便是专门“镇额”、为民除害的。“都额”纹饰图案，被学者们称为“鼍纹”，而这种形似鳄鱼或蛟龙的图案，该县的普格崖画上就有，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承传关系。
广南青铜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滇东南片所罕见的。到目前为止，在广南境内出土和发现的铜鼓已达37面，从早期万家坝型至晚期麻江型等类型铜鼓，数量多，分布广，时间跨度大，是一个发展较为成熟的铜鼓群。广南少数民族自古就有使用铜鼓的习俗，历史文献也多有记载，至今铜鼓仍流传在壮、彝民族中。目前已出土和经调查注册登记的37面铜鼓中，早、中、晚期类型皆有。其中万家坝型2面，石寨山型1面，冷水冲型2面，遵义型3面，麻江型29面，除石寨山型阿章鼓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1面，万家坝型沙果Ⅰ、Ⅱ号鼓收藏在广南民族博物馆，遵义型新发寨鼓、麻江型底先鼓各一面收藏在文山州博物馆外，其他30多面仍传承在壮、彝民族民间中。沙果I、Ⅱ号鼓、阿章鼓和者克鼓为出土鼓，其余为传世鼓。沙果I、Ⅱ号鼓分别于1985年4月、1983年3月在五珠乡沙果壮族村后山南、北坡上发现。经测定，Ⅰ号鼓早于Ⅱ号鼓，均属春秋中期遗物。属广南最古老的铜鼓，可进入世界上最早的18面铜鼓之列。广南“竞渡鼓”于1919年在黑支果阿章村发现，属石寨山型，该鼓以其精美的铸造工艺，丰富、繁褥的纹饰闻名于海内外，被称为云南铜鼓之冠，(现珍藏在云南省博物馆,属镇馆之宝)、历来被研究铜鼓者所重视。另一面出土鼓是那洒镇者克村的麻江型鼓。
广南铜鼓经历了初盛、鼎盛、衰落、再盛的发展过程。初盛当在沙果鼓时期，尽管制作粗糙，但表现了广南民族的文化观念。随后出现的黑支果石寨山型“阿章鼓”制作精巧，纹饰丰富，与沙果鼓相比，显然出现了一个跳跃式的发展，这是广南将铜鼓视为“重器”的观念导源。随后的冷水冲型鼓是铜鼓中的第三代，广南现存2面。此二鼓制作粗略，纹饰单一，与同期铜鼓相比，判若异型。广南铜鼓初显衰落，到遵义型鼓时才有所改观。遵义型鼓广南现存3面，其工艺较精致，纹饰较繁褥。在广南的出现和产生麻江型鼓群，制作精美，体积比前类型鼓都小，纹饰各异，多姿多彩，除在其他地区铜鼓中经常出现外，还出现许多特殊的纹饰，就像金秋里的晴云晚霞，绚丽多姿。广南铜鼓文化在我国铜鼓林中是一个独特的“部落族群”，以浓烈的地方性、民族性，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鼓文化。云南壮族至今仍在使用铜鼓，他们把铜鼓当成祖宗基业的标志及后代命脉所出、精神所在的心灵圣殿，在铜鼓上寄托了他们的感情、愿望，虽经千古沧桑，至今仍然世代承传。
（三）衣饰文化
在秦汉以前，中原内地的汉族多穿戴丝麻织品，四周的少数民族，则批羽毛皮衣。《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批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批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穴居。”《礼记.礼运》又说：“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治其麻丝，以为布帛。”《白氏帖》云：“伏羲作布”，许多学者认为此为传说，不足为据。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江南地区考古发掘说明，丝和麻都是吴越地区的越人首先创造的（见王懿之主编：《百越史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哀牢夷皆穿鼻儋（dan）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敠（音“多”，duo）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韵会》注：“敠，都括切，蛮夷织毛也。”所谓“帛叠”，《外国传》〔李注〕曰：“诸属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所谓梧桐木华布，就是木棉花布。《广志》〔李注〕曰：“梧桐有白者，剽国有桐木，其华（花）有白毳（音“翠”，cui），取其淹渍，绩织以为布。”《华阳国志》也说：“梧桐木，其花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
上述文献说明，远在秦汉以前，中原还未出现棉织品的时候，云南滇西地区的傣族等先民，就早已采摘木棉花(又名攀枝花)纺纱织布，作为制作衣裙的主要原料了。同时也养殖桑蚕织丝，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一是传入中原内地，二是与剽国（现缅甸）、身毒国（现印度）进行贸易交往。东汉时，非洲棉花经过我国新疆地区才逐步传入中土；亚洲棉，原产印度，也是经过南方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云南和我国其他地区。
（四）建筑文化
《隋书.南蛮传》云：古代南蛮“随山洞而居，古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太平御览》卷78引项峻《始学篇》：“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居，古之遗俗也。”这里所说的“巢居”，实际上已指竹楼式的干栏了。干栏是云南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剑川海门遗址中，就留下了干栏建筑的遗迹。
关于干栏的史料记载甚多，《韩非子.五囊》云：“构木为巢以避群（兽）害”。《魏书.僚》曰：“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后世称“干栏”为“竹楼”。
李思聪在《百夷传》中详细记述了傣族的居室：“公解与民无异，虽宣慰府亦楼房数十而已。制甚鄙猥，以草覆之，无陶瓦之设，头目小民，皆以竹为楼。”在云南，除傣族世居干栏式竹楼外，尚有布朗、佤、基诺、独龙等民族皆居干栏式房屋。广南者兔、底圩、者太有成乡连片的干栏建筑；广西西林那岩等地的干栏更具特色。所谓干栏，就是“上人下畜”的木制楼房，它是壮族先民为适应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和对付毒蛇猛兽侵害而创造的，魏、晋时代以前就有，应该源自句町。干栏建筑的突出特点是铆隼结构，这是世界著名的一种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现今干栏民居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加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迅速消失。在国内，成乡连片的干栏建筑已经寥寥无几，因而句町故地的干栏建筑显得弥足珍贵。
（五）交通文化
公元前4世纪，修筑了四川到云南的“五尺道”，还修通了著名的“蜀身毒道”，即“西南丝绸之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仗，使问所来，曰‘从东南身毒，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或蜀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早在秦汉以前，就开辟了从四川成都至云南通缅甸、印度的“蜀身毒国道”。中国出口金、银、丝绸等物品，缅甸出口光珠（宝石）、虎魄（琥珀）、蚌珠（珍珠）、翡翠等物品，身毒出口琉璃、轲虫（海贝）等物品。唐宋以后，又增加了由思茅地区的银生城（今景东）到老挝、泰国、缅甸东南部的交通要道。据印度史书《政事论》、《摩奴法典》记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四川、云南的丝绸和茶已远销到印度，并通过印度转销到西亚、非洲和欧洲（转引自陈茜：《云南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思想战线》1980年第3期）。这比张骞出使西域发现邛竹仗和蜀布，足足早了200多年，比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通早了数个世纪。广南城是云南古代至清末，在滇越铁路修通前，是通往两广沿海地区重要古驿道的必经之一，“源源不断的滇铜外运，粤盐入滇”多经广南城。云南对外交流的另一条古老通道，是顺着长江、珠江、澜沧江、怒江等河流水系进行的。远古时代原始人群和原始民族的自然迁徙多大也是沿着江河通道的。随着民族的迁徙，必然把云南众多的民族文化流传到四面八方。
六 、壮族始祖布洛陀文化
壮族传说，人类是这样来的：始祖女神叫乜勒甲，是从花中生出来的；始祖男神叫博洛多，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们结合后生出了第二代，但繁殖太慢。一天，乜勒甲在地上屙了一泡尿，结果大凡被浸湿的的泥土都变成了人，但这些人没有性别。乜勒甲采来辣椒、洋桃撒在地上让人去抢，抢到辣椒的变成男人，抢到洋桃的变成女人，于是有了第三代。后洪水泛滥，除一对男女外，其余的人都被洪水冲走。这对男女生下一团肉，以为是怪物，便剁成肉酱撒向四面八方，结果肉丁都变成了人，人烟自此开始。该神话故事告知，远在洪荒时代，广南地域已有人烟。广南属喀斯特地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纵横交错，最大的有西洋江，它贯穿全境。大凡有水的地方都有人居住，而且主要是壮族。
传说布洛陀是壮民族开天辟地的创世始祖，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是布洛陀生日，历史上壮族群众从这一天开始到农历三月初九，都会自发前往壮族圣山——广西田阳县敢壮山祭奉始祖布洛陀，并形成广西最为古老、盛大的歌圩。２００６年６月，国务院把布洛陀文化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据史料记载，田阳敢壮山歌圩形成于隋唐之前。现在绝大多数壮学研究者都已认同敢壮山是壮族布洛陀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田阳敢壮山成了壮民族的“圣山”和精神家园。2010年4月20日至22日应广西百色市的邀请 ，由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壮学会会长戴光禄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州委统战部部长、州壮学会会长黄昌礼等领导的带队，本人有幸参与10余位我省的壮学专家、学者行列，参加“2010年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暨布洛陀文化研究与旅游开发学术座谈会”。在广西田阳县云集了百余位海内外的专家，定位研究布洛陀文化在珠江流域文明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旅游开发的问题。在田阳敢壮山领略了十余万群众祭祀布洛陀的庆典，真是别开生面，大开眼界。
关于布洛陀的文化情结，拥有122万壮族的云南、99万壮族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也广为传播布洛陀的故事，还有《布洛陀经诗》口授心记、口耳相传。文山州境内壮族民众自上而下，至今，年年都举行祭祀布洛陀仪式，尽管各村寨祭祀的时间不尽相同，但目的相同，即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稻谷丰收，人丁兴旺，村寨平安。马关、西畴、富宁等壮族，民间至今还流传有不少布洛陀经书和祭祀活动。马关县仁和镇阿峨新寨，每年五月的最后一天，都要祭祀“布洛陀”，诵《布洛陀经书》。该寨东南面有座山名为“布洛陀”，山上有四棵古栗树，其中一棵栗树被称为“美洛陀”，即“布洛陀神树”，当地村民每年都要到山上举行祭祀神树的活动。
布洛陀，有的地方译为“布伯”，实际上就是“布洛陀”的神话传说。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壮族民间故事》一书中就有记载：“布洛陀是我们壮家的造物主（创世主）”，他是一个无所不能，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伟大天神。布洛陀崇拜是原生态的原始宗教。富宁县有座“菠箩山”，据考证应为“布洛沱”山。该山并不盛产“菠箩”，所以，应是“布洛陀”山名的“同名异读”。这一切，就是“布洛沱文化” 在文山壮乡的反映。
那么，何为“布洛陀文化”？我认为：布洛陀文化主要表现为以稻作农耕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文化和以创造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化，是珠江流域原始民族共同体即西瓯骆越民族文化的核心标志，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库。壮学专家潘其旭教授认为：布洛陀文化，是壮族及其先民崇奉布洛陀为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和道德神，并遵从旨意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性的观念体系。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梁庭望教授，总结“布洛陀文化精神” 为“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安排有序，排忧解难”16个字。广西区原副主席张声震认为：布洛佗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它的核心是“创造精神”与“和谐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精神的哺育支撑，才能使壮族繁衍至今，成为人口与澳大利亚差不多的中国第二大民族。随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云南通往华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的逐步形成，古代的句町历史文化、布洛陀文化均是壮泰文化的走廊，必将是壮泰民族“寻根问祖”的首选之地，这里将再次焕发生机，成为一条云集八方游客的黄金旅游线路，是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通道。
句町王国的文化艺术与壮族始祖布洛陀文化的渊源，是同壮傣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相互紧密结合的。传承至今的壮族经诗、歌书、歌圩以及刻有壮族图画文字的骨刻历算器都与之相关。壮族经诗，包括创世史诗《摩荷泰.故谷泰》和《麽经布洛陀.唱罕王》中述及的关于两兄弟为争地盘、池塘、耕牛、奴隶、美女、印权而发生的战争，其背景就是汉成帝河平年间句町与夜郎之间的战争；这两部经诗至今仍在句町故地广为流传，并成了凝结壮民族群体的精神支柱。创世史诗中关于布洛陀分天地、干旱和洪水的神话，关于人种、谷种、棉种和耕牛、炼铜的起源及婚姻、家庭、乡村和城镇发展的传说，关于偷盗、抢掠、战争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及找官、交租和上税等社会控制机制初步形成的介绍，都是研究句町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壮族经诗绝大部分运用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篇幅宠大，内容丰富，比兴诙谐，气势连贯，并且结构严谨、语言朴实，讲究押脚腰韵，对仗重叠，琅琅上口，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2005年在文山州富宁县发现的《坡芽歌书》，是“用图案描画在土布上的歌集”，它集中了句町故地壮族民歌最精华的部份，堪称人类最古朴的音画杰作。壮族“自幼习歌”，以好歌善唱著称，《史记》谓之“尚越声”。其著名的“歌圩”，如富宁的珑端街、广南的花街、麻栗坡的风流街、邱北和师宗的三月三歌会等，既是一种带有历史性的民俗活动，更体现其民间文学艺术载体的社会功能，许多壮族民歌便是通过歌圩得以世代承传、不断充实完善、最终成为诗歌文化的主流的。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写道：壮人“无论男女，皆认为唱歌为人生之首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择偶的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学术界还认为，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要素，坡芽歌书上的图画符号，尤如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说明句町文明的古老与博大精深。
在文山壮乡还有一种用牛肋骨制成的历算器，壮语称之为“甲巴克”，上面有30个刻度，专门用来推算时间；还有表示农时栽种、起房盖屋和鸡卜卦象三层内容各异的图文符号。这种古老的骨刻历算器，也应该是句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句町王国发祥自广南县，兴盛于文山州及广西西林、百色等地区。这里不仅自然风光优美，而且人文资源丰富，其文物古迹、句町古乐、摩教文化、布洛陀文化、民族传统节日，以及干栏建筑、壮锦服装、民间铸造铜鼓等传统技艺，都是最具魅力及最具开发价值的。我们完全可以结合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将其文化精粹用于市镇、新农村、旅游景点建设及旅游商品和时尚生活用品的系列开发上，使其成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为发展滇东南地区和桂西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奠定坚实的基础。既彰显句町文化、布洛陀文化的辉煌，提升广大壮族地区的知名度，又让句町历史文化、布洛陀文化之花，永远在祖国的南部边疆绽放。
（作者系: 云南省广南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句町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坝美》杂志主编、云南省壮学会理事、广南县壮学会副会长） 2010 年5月5日
发表于 2010-11-21 0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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