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话及畲族的迁徙
畲族居住上是大分散小集中的,人数最集中的是福建和浙江,其次是广东和江西。浙江的景宁是唯一的畲族自治县,这里的畲话是有代表性的,1932德国人史图博(H.Stubel)和李化民的名著《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研院社会科学所专刊6号)就介绍过这种话。游文良先生在《浙江省少数民族志》(1999方志出版社)中把浙江畲话分为四片,景宁片也是人数最多的(但全片连云和,龙泉,庆元,文成,泰顺等县在内,也只有6万多人)。上世纪60年代在浙江省方言调查组时我曾简单地了解过泰顺和文成的畲话,2000年为编《浙江语言志》,又和浙江师范大学赵则玲老师专程去调查了景宁的畲族话。
畲族现在讲两种语言。只有广东惠州的莲花山区、罗浮山区有一千多人讲接近瑶族布努话的苗瑶语族语言(在惠东、海丰,博罗、增城4县),其余地区所讲的都是接近客家话的“山客话”(SanHak)。景宁畲族也是讲这种话的。对畲族两种语言的关系,畲族和瑶族以及武陵蛮的关系,山客话和客家话的关系,有不同看法。既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
有人认为,是否可依据畲族《祖歌》,说畲族从高辛氏起就住在潮州山区,说他们“从古就讲山客话”,不是更干脆吗?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也没有以今日的科学知识深入解读祖歌。由于祖歌是众口相传下来的史诗传说,流传中既不免会随时随地随人而出现超越历史的增饰或变更,也不宜把最古的神话部分视为史实。
祖歌中关于浙南畲族原住潮州,后经福建古田、连江、罗源迁来浙江的历程是相当可信的,但说夏商周之前的高辛氏就已分封畲祖龙猛(忠勇王)到广东潮州去却难以据为史实,因为五岭以南要到高辛以后两千年的秦汉方被吞入版图,潮州直至唐代还被视为边荒烟瘴的流放之地,“广东”之称更是晚近。秦汉之前这里是越人和古越语的天下,在汉语未入粤之前,也不可能形成山客话。而且这样说还忽略了祖歌还都说到的畲族原是从“南京”或“元山”迁徙到潮州的过程。福建畲族顺昌《盘王歌》和罗源《祖宗歌》都说“南京路上有祖坟,应出盘蓝雷子孙,京城人多难作食,送去潮州凤凰村。”
据历史记载,畲族在唐以前就已经居住在闽粤交界地区,这“南京”自非今之南京,有人把它解释作高辛皇的京城,但京城怎么要加个南字呢。这个祖居‘南京’说却正跟湖南瑶族的《拾二姓徭人过山图》(康熙53年重修)“一十二姓徭祖原于‘南京’七宝山大峒居住”说法正相同。
按畲族的忠勇王王崇拜、“盘蓝雷钟”姓氏都跟瑶族相同,所持“开山公据”(又名“抚徭券牒”),也跟瑶族的“过山榜”(又名“评皇券牒”)相合,畲民在族谱中也常自称“徭户、徭人、徭家”。两族实有不可否认的同源兄弟关系,所以对祖居和迁徙的回忆正可互相比证。泰国清迈的瑶人文书《游梅山书》的《盘古歌》唱云:“郎在湖南,妹在京州;郎在湖南松柏院,妹在桂州来听声。…立有梅山学堂院,…立有连州行平庙,…流落广东朝州府。”徭人文书多用同音字记地名,其中朝州自是潮州,京州自当为荆州;它正唱出了从洞庭湖南北迁到潮州所经过的桂州连州等一些地点。
至此,我们可恍然明白:“南京”原来是“南荆”的假借写法;因修饰成分后置是瑶语固有构词法,南荆也即是“荆南”。
畲族《高皇歌》也唱:“一想元山高辛皇,…二想三姓盘蓝雷,南京[荆] 不住走出来;…三想人凡三姓亲,都是元山一路人(或作:都是南京一路人)”。歌中念念不忘的元山,又作南京,可能便指荆南沅陵一带,那么这就和《后汉书"南蛮传》《武陵记》《荆州记》等历史记载荆南 辰沅 为忠勇王后裔的故乡相合无间了。抚徭券牒提到楚平王敕放过山(瑶族称为评皇券牒),也反映了他们古代所居原属荆楚地域。从《梁书"张缵传》“(湘州)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隋书"地理志》“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的记载,可见隋代前后瑶族仍分布在荆南,则畲族要比瑶族南迁早(可能因东晋汉人南迁引起)。
虽然畲族离开荆南约已经过一千七百来年了,我们在今天的浙南畲话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楚湘方言和瑶话的特别影响。如果畲族从古住在潮州,就难以解释这一点了。潮州地处闽粤之间,越人原是侗傣先民,在他们的包围圈内怎么会有楚湘语和瑶语的影响呢?通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分析,没有历史记载的语言也可由其语言特色探索它的发生发展的历程,从浙南畲话的一些特点也可以看出它的形成年代和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