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壮学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至今，已过半个多世纪，研究成果层出叠见。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壮学成果更是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引人注目。然而，由于当代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相比较于蒙古学、藏学等其它学科而言起步较晚，加上长期以来壮学界对壮学学科形成发展史和体系建构等方面的研究未予以足够重视，因而迄今为止，壮学的定义、概念、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认真研究和统一。寡见所及，在已经推出的大量壮学成果中，对壮学的定义及其这门学科史的研究乏善可陈。少数学者虽然于论著中对壮学进行了定义，但这些定义既界定不明，又不够严谨，从而影响了壮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从中国当代壮学发展的要求上看，在认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壮学学科理论的探讨，梳理壮学研究之基础理论问题和统一认识，使壮学朝向完整成熟的学科方向发展，当为中国壮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学术责务。笔者不揣浅薄，于此针对壮学存在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壮学史的一些方面尝试一探，以博壮学界同道中人雅正。
二、存在问题
关于壮学的定义，一些专家认为：“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对象， 进行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领域，属一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分支学科。”［1］一些学者认为：“壮学作为一门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首要的特点是综合性……壮学的综合性是由壮学的研究对象——壮族所决定的。壮族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壮族，又是文化意义上的壮族，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即不仅有独立的种的渊源和特点，而且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水稻栽培、青铜冶铸、纺织、医药、衣、食、住、行等）、社会制度文化（婚姻制度、家庭制度、亲属制度、都老制度等）及精神文化（哲学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壮语、壮文等）。为此，必须有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共同研究，才可能对壮族有一个全方位的全面的认识……壮学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其人类学属性。因为人类学研究的人是从整体的观点进行，即同时从其生物性与文化性双方面而出发的。”［2］“壮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集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生态学等于一体。”［3］还有一些人认为：“‘壮学’是以壮族这个社会群体和它的文化为对象，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壮学’研究的社会群体包括古代、近代、及现代壮族群体；壮学研究的文化指广义文化，包括壮族的古代及现代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同时，还研究壮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吸收的关系等。总之，壮学学科是探索壮族这个社会群体的存在、演变和发展规律的科学。［4］
笔者以为这些认识都存在一些误识和局限，将壮学的研究对象定为壮族社会群体及文化，这是认识之误。壮学的研究对象是壮族，而非壮族社会群体及文化。壮族是一个民族，而非一个单纯的社会群体，更非一个西学概念上的族群。一般认为，社会群体是指人们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由某种社会关系连结起来的共同体或指通过一定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并共同活动的人群集合体。它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之一。而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因此民族与社会群体不同，它是长期历史形成的社会统一体，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各种族（或部落）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历史发展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将壮学的研究对象定为壮族社会群体而非壮族，将作为一个民族的壮族与社会群体等同视之，突出强调民族的社会群体属性和文化属性而置民族特有的多重多维属性于次要地位或者抹杀，不是出于无知，便是用心不良。
同时，作为稳定共同体的壮族，不仅仅只是生物学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壮族，只具有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同时它还具有历史、政治、社会、地缘、经济等多重多维属性。当代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界长期流行的将中国少数民族仅仅限定于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的论调，无非体现出以主体民族观念或国族认识来对弱势族体做出“去政治化”的主观认定。这种认定有违历史事实，有违国际社会公认的“民族平等”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遗憾的是在壮学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同样持有这种认识，这是上层建筑思潮的强制灌输抑或是大民族主义观念的根深蒂固，或是貌视公正而动机不纯的研究指导思想作祟，笔者无意深析，只是于此借题发挥旨在强调作为壮学的研究对象的壮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范畴，同时它还具有多重多维范畴属性，而非一个单纯的社会范畴或文化范畴或生物范畴。
而将壮学视为一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分支学科，则属学科分类狭隘之误。从壮学发展至今已经问世的汗牛充栋研究成果中，壮学界的学者们大多只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来界定和认识壮学，似乎认为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可以涵盖壮学所有研究领域。人类学者李富强便认为“人类学是“边界不设防”的开放性学科，它可以其对人类及其文化的观点作为粘合剂，与研究各个具体领域的学科相结合，而产生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美学人类学、医药人类学等新学科。壮学的人类学属性可使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美学、医学等任何一门具体学科以人类学的视角在壮学的天地里，各显神通，自由翱翔，在促进壮族研究的同时，不断地完善本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开放性、发散性是壮学的又一特点。”李富强教授曾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创始人之一张寿祺教授（张寿祺是壮学宗师黄现璠的学生）的研究生，师从张寿祺学习民族考古两年，［5］为该系文化人类学专业毕业硕士生。他从自身学习的人类学专业视点来认识壮学的立场可以理解，对壮学综合性的特点把握可谓正确，但他对人类学的开放性功能夸大其词了，对学科的边界认识几近模糊，完全忽视了学科之间的科学界定。说到人类学学科，除上列之外，还可列出历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女性人类学、视觉人类学（又称影视人类学）、媒介人类学、旅遊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应用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公共人类学、发展人类学、音乐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人口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学术人类学……等，但我们不能因此将历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政治学与政治人类学、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视为同一或张冠李戴，因为它们属不同的学科或学术领域，各自的研究对象、理论、研究方法和主体性知识不同。将具有综合性学科特点的壮学的属性和特质与人类学的属性和特质等同视之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
三、定义和概念
人们相互交流必须对某些名称和术语有共同的认识方能进行。为此，就要对名称和术语的含义加以描述，作出明确的规定，即给出它们的定义。定义是通过列出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物件的基本属性来描写或者规范一个词或者一个概念的意义。它是认识主体使用判断或命题的语言逻辑形式，确定一个认识对象或事物在有关事物的综合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和界限，使这个认识对象或事物从有关事物的综合分类系统中彰显出来的认识行为。同时，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壮学的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为壮族，这点毋须置疑。笔者参考《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定义，于此尝试对壮学下一个定义，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壮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壮族的历史和文化起源、变迁、发展的过程，研究壮族在长期发展中积淀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壮族社会、宗教、经济、教育、心理、生态、科技等方方面面。它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的特点。壮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壮族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人口、地理、哲学、民俗、心理、医药、科技、社会组织、社会变迁以及壮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提出来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等等，其研究范围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领域，可以说壮学包括壮族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这一定义表明壮学既是关于壮族之学问或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亦意味着壮学包含两大研究主题，一为有关壮族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二为壮族现代化研究。现阶段的壮学研究仍以前者为主，主要注重壮族的历史、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每一门学科都在尽力积累一个有效的知识主体，学者们通过对构成这个知识主体的相关概念、命题进行不断的推敲和提炼，不断完善其适当的研究方法，以促进学科的发展，壮大这一学科的知识体系。壮学发展至今的知识主体为壮族历史和文化，这已为事实所证。
从“壮”一字之内涵分析，它含有生物、语言、历史、考古、地理、民族、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文学、民俗、艺术、人口等方面的意义。作为生物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的体质人类学上的意义，作为语言概念上的“壮”，含有壮语、本源书（壮族人民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字）和“方块壮字”（又称土俗字）的历史悠久意义。作为历史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历史上族称非一而族源族系一脉相承的意义。作为考古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土著原住民的意义。作为地理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人民世代居住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辖之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等地区的意义。作为民族概念上的“壮”，含有在以上地区居住的壮族以及散居东盟各国和世界各地的具有壮族血统的族体意义。作为政治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先民曾与古盘古国和古苍梧国的建国关系密切的意义。作为社会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传统社会组织都老制长期发挥的稳定壮族内部功能及其作用的意义。作为文化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古代文明辉煌灿烂的意义。作为经济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长期作为稻作民族的独自性（“那”文化）意义。作为宗教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人民对布洛陀神话传说的忠实信仰意义。作为文学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史诗《布洛陀经诗》的独一无二意义。作为民俗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分支黑衣壮保持传统生活习俗的悠久性意义。作为艺术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人民创造的“花山壁画”、“铜鼓”、“壮锦”、“山歌”的艺术魅力长久不衰的意义。作为人口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是当代中国第二大民族且人口达到1600余万众的意义。
由此可见，意蕴丰富的“壮”（族）与意蕴广博的“学”（问、科）组合而成的“壮学”，就是将作为一个民族的“壮族”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众多学科结合起来展开全方位研究的相对独立的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决定了“壮学”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的特点。换言之，“壮”意蕴的多样性及其壮学研究涉及多“学”科的交叉性，决定了“壮学”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属性，而非一些学者主张的“壮学的综合性是由壮学的研究对象——壮族所决定的”，“壮学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其人类学属性……壮学就是研究壮族的人类学。如果仿照国外研究汉族的人类学称为汉学人类学的范例，壮学或许可称为壮学人类学。”［6］参照蒙古学、藏学等学科进行比较研究，便可一目了然这样的主张过于主观片面，难免对壮学的内涵定义或狭义定义过于偏颇之误。而一些人在壮学论述中将壮学、壮族研究、壮学研究混为一谈，视为同一，同样是荒唐之论。壮学、壮族研究、壮学研究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概言之，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壮族研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泛指民族研究（例如广西民族、华南民族、百越民族、南方民族等研究）中涉及壮族的论述或钻研工作。壮学研究同样不是一门学科，狭义的壮学研究仅指对“壮学史”（壮族史与壮学史是不同的概念）的研究，例如本论文就是典型的狭义壮学研究。广义的壮学研究包括“壮学学科”涉及的研究内容和“壮学史研究”在内。这如同汉学、汉族研究、汉学研究为三个不同概念的论理一样。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学术研究应具备的严肃态度和基本学养。
四、壮学学科
上言壮学属一门综合性学科。何谓学科，其涵义在《辞海》中表述较为完整，即“①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中的史学、教育学等。②‘教学科目’的简称，亦即‘科目’”。［7］中国国家标准（G/TI3745-92）将学科定义一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二是教学科目的简称，亦即科目。笔者于此所言学科取第一义。1993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GB/T13745-92）依据学科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目标等五个方面对学科进行分类，即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下设一、二、三级学科，一级学科58个。已故民族学者李绍明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应根据国际学术规范与各国具体的国情确定其分科。人类学中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文化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是它的基本部分，应确定为我国人类学两个必不可少的分科……中国的人类学应该是我国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类的一门独立学科，其学科的意义与作用应受到重视，其学科的地位应予以明确。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学科范式中，人类学的地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且学科的归属尚有些混乱。现在国家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学科设置的规定中，将人类学作为二级学科，置于一级学科社会学之下。”（8）李绍明所论与事实稍有出入。按照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TI3735-92），事实上“人类学”作为二级学科（代码180.67），置于一级学科“生物学”（代码180）之下，下设人类起源与演化学、人类形态学、人类遗传学、分子人类学、人类生态学、心理人类学、古人类学、人种学、人体测量学、人类学其他学科等10个三级学科。作为二级学科的“社会人类学”（代码840.57）置于一级学科“社会学”（代码840）之下。而“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并列作为二级学科（代码850.50）置于一级学科“民族学”（代码850）之下。同置于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的还有民族问题理论（代码850.10）、民族史学（代码850.20）、 蒙古学（代码850.30 ）、藏学（代码850.40）、世界民族研究（代码850.60）、民族学其他学科（代码850.99）等二级学科以及下属的11个三级学科。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没有设置壮学、满学、苗学、瑶学学科，但在一级学科“语言学”（代码740）之下的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代码740.45）之下设置了满语文（代码740.4530）、壮语文（740.4550）、苗语文（代码740.4555）、瑶语文 （代码740.4560）等三级学科，由此可见，个别学者认为“壮学……属一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分支学科”，［9］实为一家主观之言，尚无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依据。至于答旦认为：“ 壮学走向国际学术界的基础理论问题是它的学科属性问题。壮族是以民族学、社会学为基础而产生的一门介于两者之间的学科，即民族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法国与德国称这门学科为民族学，美国称文化人类学，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10］将民族社会学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视为同一，这种主张已近荒唐。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虽然是由民族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发展而来的，但它作为一个学科仍然有着自己的独立性。民族社会学以民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形态为中心，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它既不像民族学那样以民族本身为研究对象，也不像社会学那样以整个社会为研究对象。民族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区别表现为前者以民族社会为研究对象，后者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正因民族社会学具有的特性，因而在中国国家标准（G/TI3745-92）的一级学科“社会学”、“民族学”中均无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民族社会学”的设置，而在一级学科“社会学”之下却设有“ 文化社会学”（代码840.37，下设4个三级学科）、“历史社会学”（代码840.41 ）、经济社会学（代码840.44）、社会人类学（代码840.57 ）等众多二级学科。
壮学虽然尚未列为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但壮学学科存续已久已为客观事实所证并广为学界认同。而且壮学学科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涉及多学科，集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宗教学、教育学、军事学、艺术学、文学、自然科学等于一体。今后随着壮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标准学科分类的应时调整和修正，壮学与蒙古学、藏学一样，被设置为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势在必然。1993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存在混乱和不合理的现象繁多，尤以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为甚，国家标准中将民族学研究视为是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以致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截然割裂的学科分类几乎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关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和合理建议，［11］于此不赘。
而陈杰认为：“近年来民族学的研究范围是越来越大，涉及面越来越广，某些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只要是与民族沾边，便冠以××民族学，民族学仿佛成了无所不包的学科，同时更兴起了一批以某一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除了藏学、蒙古学外，壮学、瑶学、苗学、哈尼学、彝学等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55个少数民族似乎都应该成立以本民族命名的学科。这些做法既不符合民族学研究的实际状况，也是有悖于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12］对于前一点，笔者表示认同，民族学成了无所不包的学科既有违学科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又有悖于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对后一点，笔者不能苛同。笔者认为，将已经国际化的藏学、蒙古学、壮学、满学、西夏学和逐步有可能走上国际化道路的瑶学、苗学、哈尼学、彝学、侗学作为二级学科置于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随着中国55个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意识的逐步觉醒和提高，相关的学问研究及其知识积累必会日益深化和厚重，由此孕育出一门新学问或新学科几乎顺理成章，而以本民族命名的学科应时而生势所必然又理所当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卓有成效的象征，完全符合中国民族学研究兴旺发展的实际状况。当然，将上列以本民族命名的学科作为二级学科置于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虽然合理但是否科学严谨，依然有待商讨。笔者认为，倘若为了尊重民族学学科分类的国际惯例，避免使它成为无所不包的学科，将作为综合学科的藏学、蒙古学、壮学、满学、西夏学……等单独设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级学科，同样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前言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壮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为壮族，而非其它民族。从这种客观认识以及事实出发去考察壮学的形成和发展，显然具有了逻辑思维的合理性。
五、早期研究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壮族作为少数民族长期受到封建专制统治阶层的阶级与民族双重压迫，以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壮族作为一个民族，一直未得到封建专制统治阶层的承认，从来没有一个中央政权承认过壮族，因而不可能产生专门以研究壮族为对象的壮学。19世纪末，西方学者率先对东南亚民族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学者适应殖民主义侵略的需要而进行的。1885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柯奎翁（A.R.Colquhoun）著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m）及伦敦大学Tettien de Lacouperie 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Sham Race），是目前所见到的在西方学者对掸族（一般是指掸邦的台语民族，自称“傣”，“掸”是他称）研究中最早言及壮族的论著。此后，法国人Pierre Lefevre Pontalis 于1897年在荷兰发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invassion Thaie Jndchine）、英国人H.R.Davis 于1909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云南——印度和扬子江之间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een India and Yangzi）、美国人W.Clefton Dodd 于1923年在美国衣阿华出版的《泰族》（The Tai Race）、英国人W.A.R.Wood 于1926年在伦敦出版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中着重论述泰族的同时言及了壮族的族源和分布。继西方人于研究掸族或泰族中言及壮族之后，泰国人也加入了此项工作。有“暹罗历史之父”称号的泰国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亲王在1925年出版的《暹罗古代史》中，有相当篇幅论及壮族。接着，泰国拍耶亚奴曼罗罗吞写了《泰掸族系考》一文，大量论述了广西等地壮族的情况。不论西洋人还是泰国人，当时对壮族的论述仅限于族源分布，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单纯，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局限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范畴。而且这些研究受到泛泰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泰国学者把壮族归为泰族，对壮族还谈不上专门研究，只是作为泰族研究的附属论述。由于研究者都是以东南亚泰族为参照系，当他们发现壮泰民族有密切关系后，即先入为主地把壮族归为泰族。［13］“因此，……只能算是泰族研究或泰学的一部分。”［14］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的学者开始对壮族进行了片断论述，计有钟敬文的《僮民考略》（论文，1928）、丁文江的《广西僮语研究》（论文，1929）、刘锡蕃的《岭表纪蛮》（1933）、李方桂的《龙州土语》（1940）、徐松石的《泰族僮族粤族考》（1946）、李方桂的《武鸣土语音系》（1947）等论著。这些论著提出了壮族是汉族的“宗族”这一主张。由于受到民国时期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影响，这些汉族学者的论著带有的浓厚大民族主义观念显而易见，特别是将壮族归为汉族的“宗族”等方面的偏见或成见更是漏洞百出，误识叠见。“国民党在理论上一贯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的存在，认为‘中国只有宗族之分，而无民族之分。’国民党桂系也把壮族说成是‘讲壮话的汉人’，否认壮族是一个民族。”［15］在这种意识形态和学术历史背景下不可能产生壮学研究意识，更不可能有壮学学科的出现及其概念的提出。因此，当时的壮族研究皆以汉族为参照系，将其视为汉族研究的附属部分，只能算是汉族研究或传统汉学的一部分。正如有识者指出：“更重要者，中原汉文化中心史观的影响……徐松石、刘锡蕃亦不能免……。因此，当时的壮族研究顶多只能是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不可能有壮学概念的提出。”［16］同时，壮学形成的理论思维基础和壮学研究指导思想之一为“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思想”，这与早期研究中对壮族论述出现的浓郁大汉族主义思想是格格不入泾渭分明的。当今极个别人将民国学者徐松石误称为壮学研究先驱，这种认识十分无知和荒谬，原因有四：一为徐对壮族支离破碎的论述远远晚于钟敬文、丁文江的片断论述；二为徐的著作在当时远远没有刘锡蕃于《岭表纪蛮》中有关僮族的片断论述影响大，两者所谓“僮佬也确是千真万确的汉族”、“僮族非但是远古岭南的土著，而且是今日最纯粹的汉人”等见解，［17］常使他们对壮族的认识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三为徐一直在区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居海外，故对国内壮学的形成和发展并无任何影响和贡献；四为徐的民族学研究对象为泰族、僮族和粤族，〔刘锡蕃的《岭表纪蛮》同样如此，书中言及了猺（瑶）族、獞（壮）族、狪（侗）族、苗族、畲族以及狼、狑、獠等所谓岭南蛮族〕并非以壮族为专门研究对象，只能算是华南民族史研究。壮学学会长覃乃昌研究员对徐的学术成果主要反映在“华南民族史研究”领域的概括和总结还是比较客观准确的。［18］我们不能说壮学的研究对象是泰族、僮族和粤族或广西民族，这有违学科成立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否则，当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逐步兴盛的瑶学、苗学、侗学从何谈起？中国藏学、蒙古学、满学、西夏学、苗学、哈尼学、彝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岂不意味着包罗万象。民国时期壮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尚未明确和确立，壮学学科自然尚未形成，何来“壮学研究先驱”之谓？这是对前辈学者的历史定位缺乏科学和严谨的态度，难免对前贤声名辱没之嫌，只会为后辈学人徒留笑柄。倘若美国牧师徐松石先生在天堂听到尘世这些学术上无知无识后辈不知所云的张冠李戴称谓，也会对此苦笑不已或嗤之以鼻。
而一般认为，刘锡蕃（即刘介）先生在民国时期的“贡献”是在广西民族教育（推行国民党的民族同化教育），［19］而非在广西民族史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学者将钟敬文、丁文江、刘锡蕃、李方桂称为壮学研究先驱，正是基于这些早期汉族学者当时对壮族的片断论述与当代壮学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以及专门系统性研究范畴不可相提并论的正确认识。
六、学科历史
1.形成期
对一门学科而言，对其学科研究对象、内容、范围进行合理的确定，既为学科成立的科学界定和必要条件，又对学科本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长远的作用，一方面可以突出学科自身的特色，另一方面有助于全社会认识和了解本学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壮族被确认为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受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特别是壮族第一位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黄现璠［20］等人于1951年领导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黄现璠）访问广西各县后，经过民族访问团深入的调查和专家论证以及壮族各界代表协商，将分布较广的“布壮”和支系多达20多种的壮族分支统一起来称为“僮族”。不久，这一“僮族”民族称谓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僮族（1965年经周恩来总理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将“僮族”改为“壮族”，取健壮、强壮之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为此，专门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壮学学科开始得以萌芽和形成，进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发展和繁荣。
壮学的萌芽始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壮族历史学家黄现璠参与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领导开展的一系列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和撰写的调查报告，［21］ 这已为壮学界公认。国家实施的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壮族学者强烈的民族振兴自觉意识，可说是壮学萌芽的基础。壮学的萌芽、形成、发展和繁荣又与黄派和八桂学派的兴起、确立、发展及其壮大具有同步性。［22］
按照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客观存在的明确单一研究对象、理论（包括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应俱全，一般认为，壮学形成的起点以1957年黄现璠教授撰述并发表和出版的一系列论著《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1月）、《广西省大新县僮族调查资料》（36万余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2月）、《谈壮歌》（《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9日）和《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为标志。黄现璠在这些论著中首先将壮族当作了明确单一的研究对象，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了壮族历史。正如权威的《壮族百科辞典》指出：《广西僮族简史》是“一本最早的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壮族的专著。”［23］ 广西大学教授徐君慧等人明确指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24］黄现璠的“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黄氏之书“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提供了史料准备。”［25］“他是最早对壮族进行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学者。”由此有了黄现璠“壮族史学奠基人”和“壮学宗师”的盛名。［26］黄现璠所著《广西僮族简史》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在于此，它推陈出新的记叙体例，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后来相继问世的一些壮学论著，正如日本学者塚田诚之教授明确指出：“《广西僮族简史》虽说是‘简史’，但论述的范围较为广泛，内容涉及到壮族的分布和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史、生产、衣食住、婚丧习俗、文化艺术、语言文字、教育等……这种新模式与后来由《壮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较而言，虽然两书细节上稍有差别，但显而易见，《壮族简史》的体例大体上继承着《广西僮族简史》的新模式。”［27］“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志的记述体例除了包含有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摩尔根的单系进化论等程式化连续性外，还存在着以黄现璠为代表的站在少数民族立场和视点上展开记述的民族志模式的连续性。”［28］这些评价为黄现璠的民族学在旧民族志与新民族志的此疆彼界间作了准确的定位，扭转了千年来只有大民族主义史家随意一味歪曲壮族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格局，揭示出黄氏之书的问世对20世纪中国民族学研究和壮学发韧起到了筚路蓝缕作用。由此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现璠教授最先以壮族为专门研究对象而展开的一系列壮族田野调查及其系统化的学术研究成果，满足了壮学形成的基本要件，标志着壮学的形成。而且，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壮学研究与民国时期华南民族史或广西民族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壮族论述比较而言，可以明显看到，无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还是在观点、民族思维和指导理论上，两者既无丝毫关联，更无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从黄现璠等人的著述对早期研究中有关壮族的论述无丝毫引用而多为批判的客观事实方面同样可窥一貌。壮族正是在壮学形成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主体——历史和民族文化，而且从中引出了自己的主题思考—— 壮族族源、古代社会性质、历史人物评价及其民族语言、文化、艺术特质，并从中提出和论证一系列问题，提炼出一些概念和理论，从而形成一门独立的壮学学科。
特别是国家在1957年11月正式推出了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拼音壮文后，黄现璠的学生韦庆稳便开始了长期专门从事壮语及其文字的研究，硕果累累。“黄派”（由黄现璠及其众多弟子组成）弟子周作秋教授于1958年秋季在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下同）首次开设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课，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成为将壮学研究课题列为大学教育课程的第一位学者。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设置了僮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由此表明，壮学学科不仅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已经成立，而且标志着壮学学科作为“教学科目”的同步诞生。
2.发展期
1956年，黄现璠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领导了广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正如壮学专家指出“1956年8月，先生（指黄现璠，下同）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龄，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带领调查组成员，爬山涉水，历尽艰辛，深入广西崇左、龙州、凭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壮族乡村进行调查访问，收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为开展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些资料弥显珍贵，直到现在，仍然是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当时跟随先生从事调查工作的部分成员，后来成了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所以说，这些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培养了人材，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壮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调查结束后，先生将其中一部分整理出1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力陈将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为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规划提供了依据。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后，就壮族问题征求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在周总理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编著《广西僮族简史》，并于翌年出版。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29］ 特别是1956年在黄现璠教授领导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该所的研究工作为推进壮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62年和1963年，学术界分别在南宁和北京召开了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着重围绕着壮族历史上的三大问题，即壮族族源问题、壮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问题和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进而促进了壮学的发展。
在壮学发展期，黄现璠及其黄派门人弟子不顾当时“左倾思潮”的泛滥，排除“阶级斗争理论”的干扰，继续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壮学研究，学术成果层出叠见，例如黄现璠撰《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载《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土司制度在桂西》（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粟冠昌撰《关于僮族族源的探讨》（载《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僮族族源问题的商榷》（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黄增庆撰《从出土文物看广西僮族的古代社会》（载《广西日报》1962年6月20日）、《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载《考古》第11期，1964年）、《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载《广西日报》1967年4月19日）；司马骅、李干芬合撰《关于僮族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载《广西日报》1962年8月8日）；周宗贤、李干芬合撰《关于僮、瑶族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等，深入探讨和辨析了壮学传统研究课题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黄派”宗师黄现璠及其黄派名贤黄增庆、粟冠昌、萧泽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李干芬、周宗贤（后两者为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干芬即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成员）等教授或研究员在这一时期对“僮族考古”、“僮族山歌”、“瓦氏夫人”、“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花山壁画”、“铜鼓”、“刘三姐”、“土司制度”、“壮族文学史”等壮学课题的研究中，不仅具有开拓性贡献，而且扩大了壮学研究的课题，对促进壮学的发展和“八桂学派”的兴盛皆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除此之外，八桂学派的支派“文艺派”主将韦其麟、蓝鸿恩、黄勇刹、莎红等人同样在发展期推出了一些壮学研究成果。
1979年改革开放后，黄现璠及其“黄派十八贤”的壮学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30］这一时期以韦庆稳、覃国生合著《壮语简志》（1980年）；《壮族历史人物传》（1982年）；胡仲实编《壮族文学概论》（1982年）；黄现璠遗著《侬智高》（1983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汉壮词汇》、《壮汉词汇》（1984年）；韦以强编《壮文论文集》（1984年），韦庆稳著《壮语语法研究》（1985年），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庆全合著《壮族文学史》（3卷，1986年）；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壮族通史》（1988年）；《广西壮语地名选集》（1988年）；黎国轴著《论韦拔群》（1989年）；黎国轴,严永通合著《韦拔群传》（1989年）；广西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古壮字字典》（1989年）等壮学论著名高一时。特别是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31］ “《壮族通史》被我国史学界推为最具开创性、科学性和学术理论价值的经典巨作。”［32］“另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33］正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本德尔评价说：“从黄老教授亲自组织、参加和领导过的多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重要调查活动及其身居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以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等重大事件中，他无疑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他将大量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史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自己博古通今的史眼史才、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和古文字学识，去伪存真，客观地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历史，从而结束了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壮族没有一部完整历史记载的历史，可谓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以后黄老教授撰写出版的《侬智高》、《壮族通史》等著作，同样史料丰富，学术价值极高，均为国际民族学界开山之作，由此开拓出壮学研究的一代风气。”［34］由此便有了国际学术界将黄现璠尊称为“壮学之父”的盖棺论定。［35］ 这绝非溢美之词，盖自有其缘由。事实表明：在壮学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八桂学派领袖黄现璠及其“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已为世所公认。［36］由此加速了壮学的发展，使得壮学进入繁荣期。
3.繁荣期
一些人谈及壮学的形成时，对20世纪50～80年代出现的大量壮学研究成果不是一笔带过就是视若无睹只字不提，企图抹杀，自认为只有20世纪90年代初“壮学”概念提出后始标志着壮学学科的成立，例如“1991年1月21日召开的广西壮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壮学学术研讨会，是壮学产生的重要标志”之类的见解。这种认识既缺乏学术研究应具备的基本诚实态度，又呈现出十分无知的特点。学术是公器，不以个人意志所左右，当以客观事实为基进行逻辑和理性分析从而得出客观和科学结论的研究成果方能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参照壮学学科成立的基本条件、研究主题以及蒙古学、藏学的形成史，便可看到学科的形成皆以学科成立的基本条件得以满足为标准，而非以学科名称或概念的提出或产生为标志。假设以学科概念的提出或产生为壮学形成或产生的标准，笔者认为壮学至今尚未形成或产生，理由是笔者至今尚未见到壮学界的专家们提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又被广泛认同相对统一的壮学定义和概念。任何学科的形成或产生都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知识积累，只有当它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认识到它的存在以及对这种知识体系进行回顾、归纳和总结，方会出现对这一知识体系的命名，给出一个适当的称谓。壮学正是经过了形成期和发展期大量研究成果的知识积累，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知识体系，始有了繁荣期对前期壮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回顾、归纳和总结从而提出“壮学”概念，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壮学概念的思维形成不可能来自毫无客观事实依据和毫无壮学知识积累基础的凭空想像而一夜之间一蹴而就，这显然不符合新生事物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壮学形成期和发展期的大量知识积累，壮学概念提出的认识思维观念基础如同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壮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实与蒙古学和藏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具有相似性，即这些学科概念的提出或产生，皆经历过学科形成期或发展期的知识积累，即在一定的知识体系已经建立的基础上方会产生。
壮学进入繁荣期以1991年1月21日成立的“广西壮学学会”为重要标志，壮学概念的提出即产生于此时。1999年4月15日在广西武鸣县举行的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壮学繁荣的象征以及壮学走向世界的标志。壮学从形成期经发展期到繁荣期，学术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国内公开出版的壮学论著共100多部，发表的壮学论文达800多篇，尤以繁荣期硕果累累，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37］于此不复赘列。在这一时期，八桂学派的五大支派黄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院派等派中成员对促进壮学进入繁荣期皆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区内外学者莫俊卿研究员（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庆稳研究员（黄现璠的学生）；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王昭武研究员（曾任黄现璠的助手）；贵州民族研究所的雷广正；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的韦文宣研究员（壮）；中南民族学院的黄印庆教授（壮）；贵州社科院的朱俊明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等人，皆对促进壮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七、机构、团体及其科目建立
1953年原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广西分院改称为广西省民族学院（1958 年更名为广西民族学院，2006 年2月14日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时，开始设立“民族研究室”，1956年在黄现璠教授领导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这些都是从事广西民族研究的最早机构。文革10年中，壮学与蒙古学、藏学一样，被迫停顿。1977年，随着“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1984年升格为民族研究所，1995年更名为人类学研究所）建制相继恢复，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民族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建立，计有广西师范学院所属“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室”（室长黄现璠，1979年成立）、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所属“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室”（1980），广西社会科学院所属“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1981）、“壮学研究中心”（1991），广西艺术学院所属“民族艺术研究所”（1984），广西师范大学所属“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1984，在原广西师范学院地方民族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扩大）、“华南民族文化研究所”（1998）、“壮学研究所”（1998），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所属“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1985，后改为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所属“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5），广西大学所属“民族研究所”（1990），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所属“民族研究所”（1998），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6年改为百色学院）所属“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1997），广西民族大学所属“壮学研究中心 ”（2003）、“壮侗语研究中心”。与此同时，在黄现璠、韦章平、张景宁等人的积极倡议和组织下，1981年成立了“广西民族研究学会”。随后，“广西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广西民族贸易经济研究会”、“广西少数民族语文学会”、“广西壮学学会”（1991）相继成立。［38］
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建成的这些机构和学术团体（除壮学专门外）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为广西各民族，而非单一壮族，但由于壮族历史上是广西的土著民族，现时中又是广西的主体民族，因而这些机构和学术团体大多以研究壮族的方方面面为主。以这些专业研究机构为核心，加之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省、广东省等与壮学有关的学术机构的陆续建立，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壮学研究网络，研究人员不断增多。据壮学专家统计，当今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专门从事壮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约有60多人，兼职从事研究壮学的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约有400人。加之区外以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各国从事壮学研究的专家，总人数已达500余人。同时，随着一些高校相继建立了壮学基地，壮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广西中医学院建立了壮医药学院（2005），现有专职教师30余人、教研室5个、标本馆2个、资料室1个。广西中医学院于1985年开始招收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 ，2002年开始招收中医学壮医方向五年制本科生，开设有《壮医药学概论》学科。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开设有《壮族文学史》课程（课程负责人覃德清教授）并招收研究生，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壮族文学史》课程依托广西惟一国家文科基地的实力，为壮族地区的学生具备壮族文学和文化的基本素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广西民族大学除开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壮语方向）本科外，还开设了《壮学概论》课程并招收壮学研究生。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文山学院在历史学本科专业中开设有“壮学研究专题”课程。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则长期开设有《壮族文学》、《壮族历史文化概论》、《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等课程以及设有“壮泰语族语言文化”本科专业。这标志着壮学已经步入高等教育轨道。当然，客观地说，当今中国高校依然缺乏培养壮族历史、文化和文艺研究的平台，使得壮学研究与藏学、蒙古学等同类学科相比，在高校“教学科目”方面存在明显差距。缩小这些差距既需要壮学界的学者们继续努力，同时还需要政府教育部门对中国少数民族当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教育与普及引起足够的重视，在高校提供更多的教学和研究平台。
八、学科特点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独具一格的特点，壮学同样不会例外。从壮学经历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期的过程中看，笔者认为壮学学科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综合性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综合性特点已为壮学界一致公认，但一些学者有关此点的论述，诸如“壮学的综合性是由壮学的研究对象——壮族所决定的”、“壮学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其人类学属性”之类的见解，［39］笔者难以苛同，笔者认为，壮学的综合性由壮族及其壮族研究的知识体系两方面所决定，即前述的意蕴丰富的“壮”（族）与意蕴广博的“学”（问、科）组合而成的“壮学”具有综合性特点，而非由壮族单方面的客观存在所决定。
从研究主题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涵盖壮族历史文化和壮族现代化两大主题。
从研究内容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渐进扩大。在壮学形成期（20世纪50～60年代），壮学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包括壮族渊源、社会发展史、人物史、反抗史、革命史）、语言、文学、艺术（包括壮歌、歌仙刘三姐、左江花山崖壁画、青铜器与铜鼓）、考古、土司制度、医药为主，开始具有了综合性特点。到了发展期（1978年～20世纪80年代），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在形成期的基础上的深化、扩大和推陈出新。这一时期壮族史学、文学、艺术以及语言和文字研究得以深化和完善，壮族的别称、地名、文化、民风习俗、婚姻、都老制、羁縻制、歌圩、歌会、文学、葬制、俍兵、近现代历史人物、图腾、社会经济、农业种植、住居、巫术、神话、史诗、原始宗教、哲学、音乐、庄田制度、人口、壮汉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新内容问世，从而突现出了研究内容上的壮学综合性特点。进入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进一步得以彰明，表现为壮族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对新内容的开拓。壮族的“大石铲文化”、“布洛陀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即青铜文化）、“干栏文化”（即居住文化）、“图腾文化”、“诺鸡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筛文化”（师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壮歌文化）、“蛙婆文化”（即歌谣文化）、“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莱文化”（即花山崖壁画艺术文化）、“壮锦文化”、“壮剧文化”、“依托文化”（即古医药文化）、“盘古文化”、“红水河文化”、“左江文化”、“右江文化”、“刘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以及它们当中的一些壮学研究新内容，皆在这一时期相继登台亮相并逐步建构了部分文化体系，提出了“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观点，解明了壮族“那文化”对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作出的杰出贡献。壮学繁荣期有力推动和促进了现代“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刘三姐文化”的发展以及壮医药的体系形成和完善。这些皆为八桂学派的“黄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和“院派”等支派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当中尤以“覃派”（以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三覃”为代表）的覃乃昌、覃彩銮、覃圣敏；“黄派”的粟冠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何龙群、覃德清；“壮医药派”的班秀文、黄瑾明、黄汉儒；“文艺派”的蓝鸿恩、潘其旭、郑超雄、覃国生、韦苏文、范西姆、农冠品、农学冠、丘振声、黄桂秋、廖明君；“院派”的蒋廷瑜、范宏贵、黄成授、萧永孜、李富强等人贡献突出，俱功甚大。
除此之外，在壮学繁荣期，壮族的体质人类学、教育、壮泰文化关系等研究新内容先后问世。这一切完全展现出研究内容上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
2.交叉性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的交叉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包括多样化和融会贯通性），二为学科的交叉性。
从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看，壮学形成期主要以调查资料（包括统计史料和口述史料）、历史文献、考古史料等涵盖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的交叉性史料为基，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方法（义指多样化和交叉化）展开研究。到了发展期和繁荣期，这种交叉性研究方法得以进一步扩大，开始借用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人口学、文化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交叉性研究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度研究。
从学科上看，在壮学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展开的壮汉民族关系研究、壮侗语民族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皆属壮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当然，这种壮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不能只算作壮学单方面的成果，应属多学科成果。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壮学的综合性特点以及壮族的地域性特点所决定。壮族人民主要世代居住在当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这里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主要民族，自治区西南又与越南交接。因此，历史上壮族与其他民族交往密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历史关系上同源异流的壮泰文化关系密切。这就决定了壮学与传统汉学、泰学和新兴的瑶学、苗学、侗学等有着必然关联，从而决定了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这些方面看，壮学学科属典型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
3.广泛性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特点，决定了壮学无论在指导思想、观念和理论上，还是在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皆具有了广泛性的特点。
4.教育性特点
壮族是一个充满理性而智慧的民族，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壮族的伦理道德集中在体现在哲理长诗《传颂歌》中，《传颂歌》被誉为壮族的“道德经”。自明代以来，壮族地区的寨老以《传颂歌》为调解纠纷的依据，壮族老人以它为教育年轻一代的“教科书”。因此，《传颂歌》成为壮学学科中哲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并在高等院校《壮学概论》、《壮族文学》、《壮族历史文化概论》等“教学科目”中发挥着对学生的心智成熟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和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壮族“道德经”教育作用。由此表明壮学学科具有伦理道德教育的特点。
5.三位一体特点
壮学具有学术研究、民族文化传承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三位一体并重的特点。由于壮学不同于普通学科，因此它不仅注重对壮族的方方面面进行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构筑体系，同时注重将知识化为文化效益的现实实践意义和作用，致力于传播民族文化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即以壮学知识为指导来达到传播民族文化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的目的。近年来人们在中央电视台等重要传媒平台上聆听到的天籁之声“僚歌”和观赏到的广西田阳“敢壮山”数万人汇集一处祭祀壮族创世神、始祖神和道德神布洛陀的盛典以及壮族地区的民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的空前盛况，既是壮学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外延和散发结果，又是壮学专家们亲临现场运用深厚的壮族文化知识加以指导的成就。壮学专家潘其旭教授于2006年4月4日在广西壮乡田阳“敢壮山歌圩”现场接受中央电视台现场实况传播主持人访谈并与其一道解说歌圩，便是壮学研究与民族文化传承紧密结合，学科知识与实践并重的表徵。2006年壮剧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样是壮学研究与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并重的成果。2008年出版的由壮学专家韦苏文、周燕屏合著的《千年流韵——中国壮族歌圩》被收入“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丛书”之一，则是广西民协主席韦苏文等人长年累月将壮族非物质文化研究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结为一体辛勤耕耘的成果。
6.现实性特点
壮学学科的现实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壮族现代化研究，它是学科研究主题之一。尽管迄今为止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不多，使得壮学为壮族现代化服务的现实特点并不突出，但这并不能否定壮族现代化研究具有的现实性特点。二为壮学学科具有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社会现实服务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迄今为止问世的汗牛充栋的壮学研究成果及其弘扬的民族团结和平等思想已经广泛深入人心的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显，尤在2009年政府表彰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的民族团结事业中有所体现。笔者期望壮学学科的现实性特点今后不仅要在民族团结事业中有所体现，更重要的是重视在民族平等的事业中有更多更大更突出的体现。
九、壮学体系
纵观壮学史，一些人于20世纪90年代后推出了“建立壮学体系刍议”，甚至到了1998年和2003年还在说“由此可见, 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下, 建立壮学体系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 成为壮学界可望而可及的事业, 也是时代赋于我们的一项历史任务。”［40］“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壮学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过去对壮族的研究一般停留在民族学、历史学方法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语言学、文字学、文化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加盟，拓展了壮族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壮族研究的学术成果……而壮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出现，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壮族自古就是一个以稻作为主的农业民族，壮族文化是壮族人民长期适应岭南生态环境的产物，其传统基本特征是‘那文化’即具有民族性的稻作文化，是与中原汉族文化和其他地区稻作文化迥然有别的一种文化形态。秦汉以来，壮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历经重组再生，发展至今，枝繁叶茂，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共识是广大从事壮族研究的专家学者们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所得的结果，它打破了岭南‘汉文化一元’史观，使壮民族由于历史上长期受歧视、压迫而趋于淡漠甚至于湮灭的民族意识逐渐复杂苏，从而为壮学的提出、壮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见《壮学丛书》总序）这种问题意识十分荒谬，笔者读后只能苦笑不得。一些人对壮学的定义和学科概念都没搞清楚，习惯于人云亦云，就敢妄议壮学体系，文章通篇没有对“壮学体系”概念进行任何定义，自认为“系列与体系是同义词”，将“壮学研究的系列化”当作“壮学研究的体系化”，主张“壮学系列包涵两个部分：一是壮族传统文化系列研究，一是壮族现代化系列研究。上述已初步形成的壮学体系‘雏形’，很明显是属于壮族传统文化研究系列。至于壮族现代化研究系列的形成，看来将要经历一个更长远的过程。”［41］文章对作为学术体系之一的壮学体系概念认识完全错误，导致结论漏洞百出。笔者本不想对一些学术门外汉或由人代笔的文章多作评论，但考虑到本文谈及到“壮学体系”问题，从而不得不指出一些人的认识错误所在和提出一家之言，仅供壮学界学者们辨析和参考，以促进学者们对壮学体系的正确认识。
体系是一个科学术语，为英文“system”的中文译词。现代英文“system”的语源出自希腊语“ σύστημα”（systema）一词，而“systema”源自希腊语“synistanai”这一术语，由意为“共同”的“ σύν”（syn）与意为“建立、组合”的“ἵστημι ”（histemi）构成复合动词“systema”，本义为组合、结合（动词），引申义指“部分组合的整体”。在《辞海》中，“体系”、“系统”、“系列”是三个含义不同的组词。体系指“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理论体系；语法体系；工业体系。”系统指“①自成体系的组织；相同或相类的事物按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如组织系统；灌溉系统。②始终一贯的条理；顺序。如系统化；系统学习。”［42］系列一般指相互关联的成组成套的事物或现象。“体系”在某些情况下与“系统”同义，两词可以换用，但它们与“系列”含义截然不同。自然界的体系遵循自然的法则，人类的社会体系则要复杂得多。因此，要给作为学术体系的壮学体系下一个明确科学化的定义诚为至难之业。但是，从广义上看，可以将“壮学体系”视为壮学学科各领域的“母子”学科的有关知识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系统化知识整体（即系统化知识体系）。系统化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即标志着“母子学科”的“母体系”和“字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而“母体系”和“字体系”两者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系统化知识整体或总体系，即可称为“壮学体系”。壮学学科中的“母学科”和“子学科”领域涌现出的一些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成果（即著作），无疑体现出该学科有关知识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一个系统化知识整体（即系统化知识体系），此即“母体系”和“子体系”。
壮学体系中的壮族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等“母体系”，早在壮学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已经逐步发育健全为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形成了壮学体系中的部分“母体系”，这以陆续出版的黄现璠著《广西僮族简史》（1957年），《壮族简史》编写组编《壮族简史》（1980年），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壮族通史》（1988年）；韦庆稳、覃国生合著《壮语简志》（1980年），胡仲实编《壮族文学概论》（1982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汉壮词汇》、《壮汉词汇》（1984年），韦以强编《壮文论文集》（1984年），韦庆稳著《壮语语法研究》（1985年），《广西壮语地名选集》（1988年），广西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古壮字字典》（1989年）；广西文学编辑室编《广西壮族文学》（1961年），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庆全合著《壮族文学史》（3卷，1986年）等著作为标志。而壮学繁荣期相继出版的《壮族通史》（三卷，1996年）、《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张元生著，1993年）、《壮语概论》（覃国生著，1998 年）、《壮族文学发展史》（欧阳若修等合著，2007年）等，则是对已经形成的壮族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等母体系的完善。至于母体系中的子体系，既有可能先形成于母体系之前，也有可能由母体系繁衍而来。壮族史学中的历史人物、土司制度、革命史等子体系的先后形成和完善，便以先后出版的《韦拔群》（谢扶民著，1958年）、《壮族历史人物传》（1982年）、《侬智高》（黄现璠著，1983年）、《陆荣廷传》（陆君川、苏书选合著，1987年）、《论韦拔群》（黎国轴著，1989年）、《韦拔群传》（黎国轴、严永通合著，1989年）、《广西忻城土司史话》（覃桂清著，1990年）《瓦氏夫人论集》（覃彩奎、黄明标主编，1992年）、《壮族革命史》（黄成授著，1994年）、《壮族土司制度》（谈琪著，1995年）、《陆荣廷新论》（1996年）、《广西土官制度研究》（粟冠昌著,2000年）、：《侬智高:历史的幸运儿与弃儿》（白耀天著，2006年）、《韦拔群评传》（黄现璠、甘文杰、甘文豪合著，2008年）等著作为标志。张元生等编著的《海南临高话》（1985 年）、张元生、梁庭望、韦星朗的《古壮字文献选注》（1992年）、张元生的《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1993 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的《壮语方言土语音系》（1994 年）、韦达的《汉壮翻译理论与技巧》（1996 年）、覃国生的《壮语方言概论》（1996 年）梁敏、张均如的《壮侗语族概论》（1996 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壮语通用词与方言代表点词汇对照》（1998 年）、张增业的《壮汉语比较简论》（1998 年）、张增业副教授等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学者合作编写的《壮泰语词典》（1998 年）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则标志着由壮族语言文字学母体系繁衍而出的部分子体系的逐步形成。
综上而言，壮学体系中的壮族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民族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文化学、医学、民俗学、教育学、人口学、经济学、神话学等“母体系”及其部分“字体系”在壮学形成、发展和繁荣期已经逐步形成，于此无需一一例举说明。可以这样说，壮学学科具有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特点决定了这一学科拥有的庞大学科体系及其基础理论的复杂性。显而易见，将“壮学研究的系列化”当作“壮学研究的体系化”，认为“壮学系列包涵两个部分：一是壮族传统文化系列研究，一是壮族现代化系列研究”的主张，无疑为一种思虑极为肤浅的学术门外汉荒诞不经的信口开河，缺乏学术的严肃性和严谨性。严格地说，壮族文化学便是借助传统壮族史学及其相关文化论的研究成果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在已经出版的《壮族简史》和《壮族通史》中即有不少篇幅着重论述壮族文化，但这些论述不能说全面系统，尚未形成系统化知识体系。为此，一些学者看到了这点，开始努力构建壮族文化学，该学科的“母体系”从而逐步形成和完善，这以后来出版的邵志忠著《壮族文化重组与再生》（1994年）、梁庭望著《壮族文化概论》（2000年）、郑超雄著《壮族文明起源研究》（2005年）等著作为标志。而在“母体系”形成前后出版的《壮族女性与文化》（韦苏文著，1993年）、《壮族悲文化》（韦苏文著，1994年）、《壮族干栏文化》（覃彩銮著，1998年）、《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廖明君著，2002年）、《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覃圣敏主编，全五册，2003年）、廖明君：《穿越红水河：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考察札记 》（廖明君著，2004年）、《壮族民间宗教文化》（玉时阶著，2004年）、《布洛陀寻踪：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覃乃昌著，2004年）、《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郑超雄、覃芳合著，2006年）、《壮族麽文化研究》（黄桂秋著，2006年）、《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覃德清著，2006年）、《壮侗民族建筑文化》（覃彩銮等著，2006年）、《铜鼓文化》（蒋廷瑜、廖明君合著，2007年）《盘古国与盘古神话》（覃乃昌、覃彩銮等著，2007年）、《壮侗语民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谢崇安著，2007年）等著作，则标志着壮族文化学戓宗教学中部分子体系的形成。可见壮学的母子体系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纵横交错关系，而非一种系列化的单纯归类并列或排列的关系。当然，通过对壮学的系列化研究，无疑可以加速壮学母子体系的形成，但是，不能将“壮学研究的系列化”等同于“壮学研究的体系化”。“体系化”某些时候可以等同于“系统化”，但两者的概念与“系列化”截然有别，系列化研究与系统化研究明显不同，粗枝滥造的系列化学术研究，并不能得到系统化的学术研究成果，更与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毫无关系。反之，一般被视为系统化研究的学术成果，通常排除了“粗枝滥造性”。而且，只有系统化研究的学术成果方能形成完整的系统化知识体系或壮学母子体系，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十、结论
壮学形成至今已过50余年，在这漫长的50余年中它所取得的成就巨大，有目共睹。特别是在壮学的长期研究中孕育出了中国民族学的第一个学派——“八桂学派”，其研究成就更是硕果累累。然而，迄今为止，笔者寡见所及，对壮学史的研究成果几近乏善可陈。除覃乃昌撰《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下）（《广西民族研究》2001第4期、2002年第1期）具有资料参考价值以及陈吉生撰《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广西社会科学》第7-11期，2008年7-11月）具有学术价值外，问世的仅有几篇论文大多概无足观，不是对壮学的定义、概念、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就是一些观点过于偏颇，缺乏逻辑和论理分析，诸如本文“存在问题”、“壮学体系”两节中所列的一些见解以及“壮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就是要把握住壮族文化体系的总体模式。这既有赖于各个领域文化作为实证基础, 更是要以整体观为前提，从那文化这一全民族共同创造、遵守的文化体系的产生、构成、本质、特征出发，勾勒出壮族文化的全貌，揭示其运动的规律”［43］等一类的主张。
严密的学科理论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虽然壮学学科的“母子体系”已部分形成和健全，但其理论环节依然十分薄弱，无力支撑庞大繁复的壮学学科体系。壮学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与普通学科的不同，决定了其学科理论的复杂性，这就需要壮学界的专家们对学科和学科史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认真研究，以解决其研究对象、概念、分类、体系及其发展史等方面存在的定义不明、分类不清、分期不一致、体系认识模糊、学科内容与研究方法论混为一谈等一系列问题。而逐步加强对壮学学科理论的探讨，梳理壮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和统一认识，最终建立系统化的相对统一的壮学学科理论，使壮学学科逐渐走向成熟，既是当前中国壮学界应该反思总结和迫在眉捷的责务，又是壮学事业赖以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
壮学研究的兴盛可以说关系到壮族的发展命运，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壮学研究不是要把壮学变成只有专家参与的“玄学”，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壮学的持续发展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以使壮学走向更加成熟。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意欲唤起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关注壮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的规范化、系统化、标准化和理论化问题。
（谨以此文作为祝贺“广西民族研究学会第五届、广西壮学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7月26日即将在南宁召开的献礼）
2010年7月21日定稿于德国卡塞尔大学
注释：
1.引自潘其旭：《以“那文化”研究为基础建立壮学体系的理论构架》，载《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2.李富强：《论壮学》，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3.李富强主编：《中国壮学》第一辑前言，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
4.引自答旦：《对壮学走向世界的社会学思考》，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
5.见徐杰舜：《一个人类学学者对“壮学”研究的反思——人类学学者的访谈录之十八》，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6.同2。
7.引自《辞海》第319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8.引自李绍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载《中国民族报》2002年2月26日第三版；李绍明：《关于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与地位问题》，载《思想战线》2002年第4期。
9.同1。
10.同4。
11.参见陈国强：《加强民族学理论研究 完善《学科分类与代码》，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詹承绪：《对完善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的一点看法》，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李绍明：《完善我国民族学学科体系之我见》，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陈杰：《对〈中图法〉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类目设置的几点探讨》，载《现代情报》2003年第8期。
12.引自陈杰：《从文献分类的角度谈民族学的学科定位》，载《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13.参见覃乃昌：《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载《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14.同2。
15.同13。
16.同2。
17.同2、13。
18.参见覃乃昌：《徐松石地名考证法及其民族学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19.参见周瑞宣《刘介 广西民族教育的先驱》，载《师范群英 光耀中华》第14卷第1～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
20.参见《Chinese Anthropologists：Huang Xianfan》（英文版《中国人类学家黄现璠》）.U.S.A：Books LLC，2010.p.7.
21.参见黄现璠：《河池县少数民族情况调查报告.前言》、《罗城县少数民族情况调查报告.前言》、《南丹县少数民族情况调查报告.前言》，桂西壮族自治区文教局印，1953年。
22.参见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载《广西社会科学》第7-11期，2008年7-11月。
23.引自壮族百科辞典编纂委员会：《壮族百科辞典》第12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4.引自徐君慧：《风范长存——纪念黄现璠先生诞辰100周年》，《广西文史》1999年第2期。
25.引自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桂林之最》第90页，漓江出版社，2001年。
26.参见广西民族研究编辑部：《开拓壮学 真诚奉献——纪念壮族著名教授黄现璠诞辰100周年》，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第4期；莫君：《壮学宗师黄现璠》，载《广西日报》2002年9月3日；潘荣才：《薪尽火传 功德无量——黄现璠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ans：Huang Xianfan……》（英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黄现璠……》），U.S.A：Books LLC，2010 .p.15-22.
27.引自塚田诚之：《新中国の成立前后有关壮族论著的比较研究》，载《中国の民族表象——南部诸地域の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第93-121页，日本风响社，2005年。
28.引自塚田诚之：《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关壮族论著的比较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29.引自广西民族研究编辑部：《开拓壮学 真诚奉献——纪念壮族著名教授黄现璠诞辰100周年》，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30.覃乃昌：《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下），《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2002年第1期；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广西社会科学》第7-11期，2008年7-11月。
31.引自《民族文献提要1949～1989》第627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32.引自沈丰明：《历史文化名人在桂林.画集》第147页，新世纪出版社，2005年。
33.见《壮族医学史》第九章第二节，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34.引自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马克.本德尔撰“序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5.见《Chinese Academic Biographies：Huang Xianfan……》（英文版《中国学者传记：黄现璠……》），U.S.A：Books LLC，2010.p.81-88.
36.参见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广西社会科学》第7-11期，2008年7-11月；《Chinese Educators：Huang Xianfan……》（英文版《中国教育家：黄现璠……》），U.S.A：Books LLC，2010.p. 135.
37.参见覃乃昌：《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下），载《广西民族研究》2001第4期、2002年第1期；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载《广西社会科学》第7-11期，2008年7-11月。
38.参见覃乃昌：《广西民族研究50年 》，载《广西民族研究》2000第1期；覃乃昌：《广西民族学研究50年发展回顾——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载《广西民族研究》2008第4期。
39.同2。
40.同1。
41.引自张声震：《建立壮学体系刍议》，《云南社会科学》 1997年第1期。
42.引自《辞海》第521、262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43.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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