喑哑时光里的枯涩吟唱
青眼看人
１
在我的记忆里，当年的景象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那种声音，那种我从未听过的土俗而新奇的声音，是慢慢、慢慢地浮上来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村前那条小河看到的一些情景。那河水平静而幽深，但不知何时，也不知何故，偶尔就会慢慢浮上来一根飘摇的水草。那根水草时沉时浮，时隐时现——就像那声音一样。
当时，我正和村里几个小伙伴在生产队那广袤无垠、蜿蜒起伏的花生地里忙活。
此时的花生地就像奶奶家里珍藏的那个小小的笸箩，丰盛得让我们简直无所适从。唧唧叫的蟋蟀藏匿在哪个洞里，引诱我们用那长长的、毛茸茸的狗尾巴草去逗引它；肥硕的田鼠不时在茂密的花生棵里出没，引诱我们像猫一般四处搜寻……当然，在那个饥馑的年代，满地甜香的花生远比那些蟋蟀和田鼠更加诱人。
当我们开始对草钓蟋蟀、烟熏田鼠这些借口般的游戏有些厌倦的时候，埋藏在心底的真实目的就开始探头探脑了。我们知道，村里那位行将７０岁依然顽强地活着的老鳏夫正像一条忠实的看家狗一般警惕地看守着这片广袤的花生地。但他毕竟年纪过大，目力衰退，嗅觉退减，行动迟缓，他是永远赶不上我们的脚步的。因此，当我们在他嘶哑的警告声中逃遁出来，迅速转移到东面的几片处在丘陵里的花生地的时候，他已经南辕北辙地跑到西边那片更加广袤的花生地里去寻找我们了。
于是，我们几个伙伴便寻了一片稍微隐蔽的花生地，四散开来，像一只戏弄已经到手的田鼠的老猫一般，故意挑三拣四，寻找那些我们看得顺眼和看不顺眼的花生棵，意欲对它们进行我们有趣的攫取。
我寻到了一棵行将枯槁的、长着密密麻麻花针的花生棵。凭我的经验，那埋在泥土里的花针的另一头，就是我们丰硕的目的。
我弯下腰，将我那小小的、依然干净白嫩的手将四散的枝蔓收拢，然后将它们攥紧，手里暗暗用力，准备将它一拔而起……
就在此时，随着一阵热风，一种不曾听闻过的声音从某个地方突如其来。我一惊，竖耳一听，那声音随着那阵风飘飘洒洒。这不寻常的声音让我未曾开蒙的心灵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撩拨。此时世界上的所有声音全都消失了。我不由得放开那已经攥在手里的花生棵，站起身，抬起头，呆傻傻地听着那不知来处的声音。但很快，随着那声音的消失，满耳的聒噪声又四起。我以为刚才是我的幻听，正准备继续刚才的勾当。这时，另一阵热风吹来，带来的是一阵更为清晰的的声音。热风吹过，那声音又弱了，但没有断；片刻，又一阵风吹来，那声音又传来了，虽然依然断断续续，但声音已是越来越近，我甚至已经能够听出它是来自南边那道土红色的山梁。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啊？以我尚未开蒙的智力，我实在分辨不出。我度过了几年混沌的童年时光，在我记忆里我总觉得那是些喑哑的时光。在我有限的经验里，我所听到的声音无非是猪叫牛哞鸡鸣，大自然的风声雷声雨声，人说话、读书、吵架的声音，这都是司空见惯、毫无新奇之处，唯一觉得新奇的就是在月朗风清的夜晚，村前两里路外的水管站那个叫“老覃”的水管员抱着他那台砖头大小的收音机来到村头，打开收音机给我们听。收音机的声音蛮好，大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可我们听不懂那些“官话”，就在四周打闹。等到那些鸟语般的官话讲完了，就会有歌声传出来，这时我们才稍稍安静下来，听那些《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歌词我们也听不懂，但那声音比我们平时听腻了的声音十分不同，因此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而现在传进我耳朵的，跟那些收音机里的声音又特别不同。听起来似乎有些耳熟，但细细一想又确乎没有听过。
就是其中这些似乎耳熟的东西让我不由得沉入其中了。
那道土红色的山梁是我们村与临村的分界。山梁那边是另一个村，这边是我们村。在我们这亚热带地区，到处都是林木葱郁，芳草连天，尤其是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夏季。这道土红色山梁的四周，都是肥美的野草，而独独这道山梁上光秃秃的，裸露着刺眼的土红色。尤其是中间的那条土路，更是寸草不生，一片死寂。
我被汗水浸湿的眼睛有些迷糊，我用肮脏的手背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这样，那道山梁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在正午的阳光下，那道山梁显得有些迷蒙。我看到阳光像透明、无色的火焰，腾腾地在那道山梁上燃动，使山梁上呈现出水洼一样的一片亮汪汪（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日炎”）。就在那燃动越来越热烈的时候，那声音也在那种熠熠中越升越高。
随着越升越高的声音，一顶被阳光曝晒变得乌黑的草帽慢慢地浮了上来。那草帽浮得极其缓慢，那道山梁犹如一道土红色的水线，在不断压制着那顶草帽的上升。但那声音却越来越清晰，我甚至已经听出那声音是用壮话发出的，是一种吟唱，但显然那吟唱带了外地口音，不是我们这一带的，使我一下子无法听出他唱的是什么东西。
那声音很单调，就那么简单的几个腔调翻来覆去，反反复复，不断地铺排下去，周而复始。那调子称不上美妙，但它却有特异之处，每一句唱完后都带着一段逶迤起伏的尾音，可以任意拉长，跟我们听到的广播里那些雄壮的音乐大异其趣。那声音委婉、绵软，听了让人觉得有一种伤感。尤其是那些尾音被他故意拉得长长的，显得飘飘忽忽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叫颤音),让人担心他会不会将自己拉得断气。那种毫无来由的触动突然像一阵夹杂在热风里的凉飔，悄悄地从我灼热的皮肤慢慢地沁入心底，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那不算美妙的、可以说是单调的调子，使我犹如在梦幻里一般，四顾茫然，只有微风送来的飒飒松声让我有凌虚而去的感觉，不知此地何地，此时何时……
就在我引颈翘望那顶缓慢上升的草帽、等待那个发出特异声音的外地人的脸浮上来的时候，一声断喝将我唤回了人间。我回头一望，那个花生地的守望者已经将我的两个伙伴揪住了，而且正在恐吓正在逃跑的另外两个伙伴。回到现实的我感到了逼近的危险，尽管我手里并没有任何赃物，但我还是依照本能的指引撒开了双腿。
那株丰收的花生逃离了我非法的掠夺，依然稳稳地活在地里，等待农人顺理成章的收割。
２
后来我再没有机会看到那顶草帽下的人。就在他的脸行将浮上那道土红色的水线的时候，我被那突如其来的断喝给惊跑了。到了晚上，在生产队平时开会的村头的大香樟树下，几把干枯了的花生棵被作为赃物挂到了香樟树上，旁边的小黑板上赫然写着那几个伙伴的名字和他们的劣迹。庆幸的是，那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后来我知道，那个我不曾见过的外乡人嘴里发出的那种特别的吟唱，也可以说是一种歌唱。他吟唱的或者说是歌唱的，是我们壮族的“师”。
可是自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能再听到一次这样的“师”。那个让我幸运地免除了一次示众的外乡人成了我心底的一个秘密，那腾腾的火焰般的熠动，那水草一般浮动的草帽，那时断时续的吟唱，那种吟唱带来的淡淡的忧伤，在今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时常让我回想。
后来随着我的上学，那些熠动、那些浮动、那些吟唱渐渐地就在我的脑海里淡去了。我学会了唱歌，识简谱，不但会从有线广播里跟唱那些红歌，甚至会拿着老师的歌书学唱那些雄壮的歌子。除了这些“东风吹、战鼓擂”之类充满火药味的、让未曾开嗓的我们可以敞开稚嫩的嗓音大声喊唱之外，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开蒙之前曾经无意间为我挽回过一次名誉的“师”。
这样，我唱着红歌到了高小阶段。那时，那几部电影样板戏如《白毛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让我们如痴如醉。尽管我们还听不懂那些唱腔和对白，但银幕上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让我们过尽了眼瘾。毕竟，在我们贫穷的桂中农村，银幕上那些我们未曾看过甚至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让我们眼界大开，那些咿咿啊啊的、狗扯羊肠那么长的唱腔让我们觉得索然无味的同时又觉得有些新鲜。
但以壮话为主要语言的桂中农村的大多数人是看不懂那些样板戏的。后来，是我的高小语文老师韦国文先生改变了这一切。
韦国文先生是个异人。他高颧深目，顶上没有几根头发，头皮光亮，但却是满脸的胡茬。我们一直在猜疑他的头发是不是因为力气不够而爬不上头顶，只好滞留在他的脸上了。他每天将个脸刮得铁青，刮到发亮，这在我们这个地方甚为特别。他的经历更是异于常人。他是从北京民族出版社下放回来的，裤子笔挺，一双皮鞋贼亮，口音特别，普通话尤其讲得好。他的多才多艺让我们敬佩不已。他讲课自然是很好的，他叫我们将课本的一页竖到嘴巴前，教我们区分吐气和不吐气音。我记得他拿“套”和“道”做示范。在他说“套”的时候，竖在他嘴前的那页纸被吐出的浊气吹得突然向外一折——可我们受壮语影响过深，无论如何发不出那个“t”音，让他不断摇头，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他的另一个让我们佩服的本事，就是能将大字写得像书里印的一样。那年月流行用红漆将字写在高高的墙上。他架着用两把短梯接起来的长梯子，在我们学校（原来是大地主的豪宅）那高高的山墙上写下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的血红大字。每个字比我们大半个人还高。在我们看来，那字跟我们课本上的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学校准备排演“师”——就是师公戏，韦国文老师已经将剧本弄好了，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参加。这个消息顿时让我们炸了锅，那几个平时喜欢出风头的男女同学兴奋莫名，我们这些一向落后的小同学只有看的份。
经过紧张的排练，在一个晚上，师公戏《白毛女》就要上演了。闻此我们兴奋不已，放学后立即飞跑回家，赶紧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地帮大人做完家务，草草将两碗玉米粥扒拉进嘴巴，然后趁大人不注意，赶紧偷偷溜出家门，在村头跟预先约好的同学会合，然后一起心急火燎地往三里路以外的学校奔去。
也不是没看过演出。县文艺队到我们这里演出过，我记得的除了唱歌（我们听不懂）、跳舞（我们也看不懂），还有一个节目是两个人站在那里斗嘴皮子（后来知道是相声）、还有一个人脖子下夹着个东西像在锯木头（后来自然知道这就是小提琴演奏）……这些演出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人多热闹，我们根本不会看。但师公戏全是用壮话演的，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在演，这就足够逗引我们的兴趣了。
我们来得实在太早。那些演员们还躲在老地主旧豪宅的深处往脸上涂涂抹抹。可对于正在学校操场前那座泥巴垒起的简陋舞台上忙活的老师来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于是，我们搬桌子、搬道具，挂幕布，给汽灯灌煤油、打气、点亮……等我们忙活完，发觉舞台下的操场已经挤满了长凳短椅，黑压压的全是人头。等我们想起我们还没有位子、急忙进教室扛板凳的时候，才发觉教室里空空如也。再回到操场上时，演出已经开始了。我们只好哭丧着脸，偷偷爬到操场边距离舞台很远的几株苦楝树上，猫在枝桠之间，大气不敢出，生怕巡夜的老师发现将我们撵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师公戏。当那些嘣嘣咚咚的开场锣停止之后，一阵似曾相识的声音传来——那就是多年前让我寻找不到自己的那种声音啊。原来，这就是“师”！那种声音让我激动莫名。猫在树上的我几乎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差一点就掉了下来，多亏旁边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同伴将我拉了一下。
那是一场多么豪华的盛宴啊。在那个瑟缩的冬季，在万马齐喑的肃杀中，一场本该被封杀的被列入“四旧”行列已经早被取缔了的师公戏，在我的老师韦国文先生天才的变革下，以配合革命形势的良好面貌，横空而出，成为四乡里谁做梦都想不到的一席视听盛宴。那个晚上，我第一次亲耳清晰地听到了用我的母语演唱的“师”。我记得，在惨白的汽灯光照下，我的老师韦国文先生头戴一顶瓜皮帽，穿着无风也动的貌似豪华的戏服，脸上一片红一片紫的。我知道他演的是黄世仁。他一出场就让我们兴奋得两眼放光。他新奇的服饰、化了装呈现出来的跟平时大不一样的陌生感、他在舞台上的那种夸张的形体动作，让我们这些不懂戏的小屁孩兴奋得不得了，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台上的动作并不太多，更多的时候是在用那咿咿呀呀的唱腔在唱。我们屏住气，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一面侧着耳朵倾听着不同演唱者的吟唱。说实话，韦国文老师的声音并不是很好听，就连我们这些没有什么音乐修养的人都能够听出他的声音有些枯涩——或许是多年抽吸劣质烟草的缘故？但他的唱腔经过他自己的处理，显得与众不同，跟他的动作一样，一些适时的夸张让听的人全都叹服不已。饰演白毛女喜儿的是我们班的女同学卢兰秋。她年纪比我们大一些，身体发育得也比较早，人显得比我们大许多。她的脸上涂满鲜亮的油彩，显然比黄世仁那红红紫紫的颜色好看得多。她的动作循规蹈矩，没有韦老师的那种舒展，毫无新奇之处，声音倒是很好听。我们感兴趣的是她那根粗长的辫子。她一贯垂落在腰后的粗长辫子或许是老师看中她的理由。平时在上课时常常被我们悄悄绑在桌子脚上或悄悄撒上几颗苍耳子的那根辫子，此时，正随着她的演唱，一下被拉到胸前，一下被甩到背后，那根红色的头绳小得我们睁大了眼睛也看不到。到了最后，那辫子四散开来，变成了满头的白发——我们知道这一定是见多识广的韦老师变的魔术，可惜我们无法得知其中的奥秘……
那个晚上，留给我的记忆是如此的深刻。在演出结束时，黑压压的观众竟然很少人散去，我们正要从树上往下跳，但一看，树下面依然人挤人，我们便只好憋着一肚子玉米粥化成的尿水，像一只猴子般心急火燎般继续挂在树上。憋着尿，我们看到有不少人甚至跳上台去，跟演员们拉近乎。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否则，那追星的场面，一定不会逊色于当今那些天皇巨星的演唱会！
等到我们从树上滑下来，球场里还有不少人。他们自愿帮演员们拆台子，收拾道具。等我们将那脬长尿拉完，还有人不肯散去。但我们不能停留，还有三里夜路等着我们赶。一迈上通往我们村那黑乎乎的路，我们就慌了。这条路我们是太熟悉了，熟悉到它哪里有一个坟墓、哪里有一个小黑洞、哪里有供着的一个香火我们都了如指掌。我们出来迟了，大人们都已经走光。平时白天里编造的那些关于坟墓、黑洞的用来吓唬更小的小朋友的可怕故事，此刻都变成了吓唬我们自己的有效武器。但当我们壮着胆子战战兢兢地走了不到几百米，我们就开始不害怕了。我们听到了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有些故意压制的不敢高声的唱师声。我们不但不害怕了，反而胆子更大了。我们沿着路边的田坎，悄悄往前挪动。终于发现，就在前面不远的一个小小的土丘旁，三五个本村的男女青年正相对着唱师。虽然经过人为压制，但那种声音在冬夜萧瑟的风里还是显得动听而温暖。我们简直惊呆了。难道他们是天才，第一次听师就跟会了唱？或许他们本来就会唱，只是趁这个时候才敢唱出来？我们搞不清楚。
他们唱的跟刚才舞台上的那些腔调是一样的，由于在旷野里，声音就显得有些飘忽，待我们走得更近一些，我们终于听出来他们唱的都是些关于阿哥阿妹的“流氓”师。这让我们找到了捣乱的理由。于是我们突然冲出去，在他们面前大喊“羞羞羞”。大哥哥大姐姐们当时一定羞得无地自容，但心里一定甜蜜得像山岩里的野蜜蜂糖。当我们往村子里奔跑而去的时候，那种温暖的唱师声在身后又响了起来。显然，那声音已经全部放开了。没有了约束的声音在冬日的暗夜里传播开来，使萧萧的北风第一次变得不那么萧索和凄凉了。
3
这是1974年冬季发生的事情。这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当年12岁的我及与我同龄的伙伴们并不知道。
那个年代，读书不是主要目的，我们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学工学农，不是到山上割野草沤绿肥，就是到田里跟生产队社员学插秧，到地里学种玉米、花生。与其将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学习”上，不如利用这个时间，到各地潇洒一番。于是，我们的老师韦国文在学校校长的同意下，时不时带着那个剧组云游四方。每到一个村庄，他们都得到最高的礼遇，群众自发杀鸡杀鸭，隆重地款待他们。演出时间，真是万人空巷。那面他亲书的写着“分界校师公队”的红旗，在那个冬天里成为一面最为耀眼的旗帜，骄傲地飘扬在红水河南岸这块沉闷而喑哑的土地上。
这些成功演出，竟然如星星之火一般，引燃了我们这一片原本死气沉沉的乡村的文化热潮。那个冬季，突然横空出世的师公戏，犹如将一股活水灌入行将枯死的稻田一般，让这片死气沉沉的壮族山寨变得活泛起来。毫无心理准备的驽钝的村民们似乎突然间变得“文化”起来。就像我们看到的电影《地道战》里表现的那样。在广阔、平坦的田畴上，突然间就从地下冒出了千军万马。此时，我家乡这片处在红水河南岸这片微丘地带的文化荒漠，突然就从地底下冒出了多个大大小小的师公队。这些师公队像一些战地小分队，每到一地，就唤醒隐藏在地下的师公戏的散兵游勇，将他们尘封的记忆唤醒，顺带着也将他们尘封的唱本、蜂鼓、高边锣、“某某村师公队”褪色的红旗也牵扯了出来。
我就是这个时候接触到我的母语——壮语的文字的。在此以前，我以为我们的壮语没有文字。我们学校的师公戏一开场，犹如将一座满蓄的水库开闸了一般，放出了许多新鲜的、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鱼。我以为我们村是个文盲般的村庄。因为爱好看书的我搜罗了全村，仅在有限的几家人家里获得为数不多的几本小说，什么《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之类，那几本书不够我看几天，处于极度阅读饥饿中的我自然判定了这个村庄的文化死亡。可是，在那个冬季里，我们村竟然也成立了师公队，平时看着沉默寡言、毫无文艺细胞的村人，在“嘣咚嘣”的锣鼓声中变成了另一个人。也不知道那些锣鼓他们是如何变出来的。那一头大一头小，中间细腰、两头蒙皮的蜂鼓让我们觉得无比新奇。在一阵阵“嘣咚嘣、嘣咚嘣”的蜂鼓声中，他们踩惯了泥巴、粪土的黝黑的脚别扭而执拗地踩起了那些颤步、细步、蛙步、丁字步，僵硬的手指玩起了“三元指”、“青蛙指”……在我们看来就像在耘田一般，可笑之极，哪里有我们韦国文老师的潇洒？但尽管如此，他们营造出的欢乐氛围却始终让我们沉浸其中。当我看到村里一位平时能掐会算的老人戴着一副断腿眼镜在煤油灯下顽强地盯着手中一个发黄的手抄本在给不断卡壳的“演员”提词的时候，我不禁凑上前去。在昏黄的灯光下，任我的眼睛睁成铜铃大，我高小水平的语文知识让我无法读懂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文字。那老人嫌我挡了他的光，伸手将我拨过一边。我顽强的天性和求知的渴望让我异乎寻常地顽固起来，我又从另一边挤了上去。目光随着他那粗糙的手指看去，渐渐地，在他的手指的指引下，演员们的同步吟唱帮助我将那些天书般的文字弄懂了七八成——这是我在这场文化热潮中的意外收获。可惜，由于多年的荒疏，那些天书我又统统还给了那些发黄的书页。
风起云涌般的师公队随处可见。韦国文老师后来又移植改编了几个本子，使得各个村的师公队有了现成的本子。这样。有时就出现一些有趣的冲突。由于师公队太多，各个村子排来排去，有时候一不小心，排错了，或者是有些师公队不请自来，于是，某个村子一个晚上就有两个师公队到来，到来了就不好撵走了，于是，一个师公队在村头，另一个就在村尾，各自开演。这样就很好玩了，不仅是小孩子，就是一些大人，也是村头村尾两头跑，同时看两场演出，那种经历恐怕很少人经历，那种奇妙的感觉实在特别。
4
现在，我站在离我的师公戏的故乡不远的红水河北岸，回望那些逝去的岁月。我似乎看到了当年那一幕幕的师公戏在我的眼前上演。可惜，它只是像当年那道土红色的山梁上那熠熠的闪动，我无法看清楚它的细微末节。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随着学业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我有了一些回头看的能力。这才发觉，在师公戏突然又盛行的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在中国是怎样的一个文化荒漠的年代。在偏远的红水河南岸那偏远的桂中农村，竟然在一片文化荒漠中涌现出师公戏这样一朵旧土上开出的新花，实在让人惊奇。我的故乡处在红水河的南岸，一般来说，河的南岸总比北岸落寞一些，荒凉一些，贫瘠一些，落后一些。我的南岸也是如此，多年来，它的经济、文化都落在北岸的后面。可在我的眼里，它在1974年的那个冬天以后，就以一种全新的指标超越了富裕（低点意义上的富裕）的北岸。它以破旧立新的师公戏引领了全县文化的新时尚。
从北京下放回来的韦国文老师，他本人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何以能够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形势下，在专制的夹缝中将师公戏旧瓶装新酒，将其改头换面推出来，实在让很多人不可思议。但在偏远的桂中农村，绝大多数农人并不知道什么政治运动，他们能够看到好玩、适合自己玩的师公戏，就只知道好玩，他们不会去想它是如何不合时宜的。或许，就是这样的心态，才有了韦国文老师得以施展才华的土地？
后来——是我离开家乡多年以后的后来了。1979年，韦国文老师得到平反，恢复了工作，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了。他在文化馆的主要工作，大概就是整理师公戏。后来，就是借助他整理的一些文字资料，我才知道了师公戏的一些来龙去脉和演变的一些情况。
我终于知道，大约清康熙年间，师公戏开始传入我的家乡，迄今已有300多年。旧时，在我县的红水河以南十多个乡的壮族村，几乎每个村都有师公队，这些师公队有着浓厚的迷信、宗教色彩，主要用于娱神。每逢村里有祭祀、立庙、安龙打醮，这些师公队都要到场，用他们低俗而拙劣的表演给精神和物质同样困顿的乡亲们带来一些苦中之乐。到文革时，也就是我记事的时候，师公戏被作为“四旧”被彻底取缔。难怪，在师公戏盛行的吾乡，在我的成长年代，竟然不知道师公戏为何物。
师公戏使用的唱腔分“七言师腔”和“五言欢腔”两大类，“师腔”有“高音师腔”、“哭腔”、“悲腔”、“平腔”、“快腔”等，“欢腔”则有“欢咧”、“勒脚欢”、“高音欢”等。后来，在我看了N遍师公戏之后，我自己揣摸出，那道土红色山梁上随着那顶草帽浮上来的吟唱，一定就是师腔中的“悲调”！这些声腔曲调大多都以唱词的自然音节和强弱轻重的变化作为节奏基础，以唱词的音调、韵律作为曲调的基础，唱起来与朗诵时的腔调差不多，简直就是吟和唱的结合。只要母语是壮语的人，一听就懂，一听就能体会出其中那些只有壮人才能体会出来的微妙——难怪它一下子就将骨子里多愁善感的我给打动了。
此刻，我似乎看到有着一副异人相的我的老师韦国文先生正在苦心孤诣地侍弄他的师公戏。在来宾县文化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在暗淡的光照下，面色黝黑的韦国文先生偏安一隅，坐在一张老旧的原色的办公桌上——那上面堆满了无数的故纸新页，那都是他精心搜集来的宝贝啊。在一本《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的书中，我清晰地看到了韦老师是如何在黄卷青灯中殚精竭虑，搜集整理师公戏的史料的情景，领略了他作为壮族师公戏研究权威的人文魅力。他整理、搜集的师公戏史料有多少，我不得而知，但仅通过该书中他撰写的《来宾县戏曲史料》一章，我就知道他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才写出这一章节的。我知道他编过很多师公戏，写过多篇关于师公戏的论文，为壮族师公戏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师公戏这一壮族最为辉煌的文化现象成为人类文化记忆中的一部分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些，都是我原先所不知道的。
1977年，我离开家乡到公社读高中去了。繁忙的学业以及学校远离村镇的地理环境让我渐渐忘掉了师公戏。是我高二的时候吧，某一天，下午临放学时，听到同学在兴奋地传说着附近公社粮所买回了一台电视机。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兴奋得赶紧将那寡淡的米饭一股脑儿地刮进嘴巴，然后立即赶往数百米外的粮所。在粮所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已经挤满了满满登登的人。后到的我踮起脚尖，伸长脖子，透过密密匝匝的人头，看到前方一张高桌子上垫了一张高凳，高凳上面摆放了一台小小的四四方方的机器。这就是所谓的“电视”？在这个小小的方框里正要播出的据说就是如雷贯耳的大毒草——电影《刘三姐》。《刘三姐》！我是知道这个刘三姐的。在我搜罗到的那些小说中，就夹杂有一本封面上印着一个大脸盘的姑娘的《刘三姐》的彩调剧剧本。我曾经如获至宝地将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无数遍。当时心里甚至存了将此书窃为己有的念头。那些优美的歌句让我大开眼界，遗憾的是那歌只有词，没有曲谱，使我无法领略它的韵律。而今，这个小小的四方盒子就要让我遂愿了。于是，我利用自己身体瘦小的优势奋力往里面挤，终于在众人一片挞伐之声中，挤到前面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
在摇摇曳曳的画面中，刘三姐那三个大字终于抖抖索索地闪了出来。终于开始了。我一面看着电视，一面回忆着我所看过的剧本。但看着看着，就发觉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正疑惑间，那些优美的唱段这时已经响彻整个粮所。尽管由于信号的问题，我们无法看清楚四方框里人物的面目，但不断推进的情节伴随着一段段优美的唱段，已经让我们如醉如痴了，哪里还顾得它们的合与不合？这个当然比我们的师公戏好看了不知多少倍。从此，我们就像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开始迷恋刚刚出现的录音机、电视机之类的新奇玩意儿，尤其迷恋里面播出的东西，脑子里完全没有了曾经带给我们无尚欢乐的师公戏。我在读高中的两年，在公社所在地，没有看过一场师公戏。到底是没有师公戏的演出呢？还是我们不屑于去看，我已经记不得了。
然而，师公戏并没有因为我们不留意它就不存在。此时及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老师韦国文先生正在为师公戏奔忙着，县里也在为师公戏的振兴努力着，县里甚至多次举行师公戏调演、成立专业的师公戏演出团体，举办师公戏改革学习班……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师公戏的创作、移植、改编中。1980年代初期的一天，他带着演出队到良江公社的草凌大队演出。当晚，演的正是他精心改编的一出师公戏《五子图》。这个戏说的是一个早年丧偶的老婆婆含辛茹苦将五个儿子养大成人之后，自己却被五个儿子抛弃的故事。当演员演到自老婆婆身陷困境，落到沿路讨饭时，她在行腔中用悲调来演唱，那悲腔如哭如泣，如怨如诉，唱到悲痛时，场内只看到一片泪光闪烁，只听到一片抽泣凝噎。此时的观众已经被感动得分不出戏内戏外了，纷纷跑到场内将羞涩的囊中仅有的一些薄钱丢进“老婆婆”的乞讨用的破碗中……演出结束一清点，破碗中竟然收有80多元钱！而当晚的票价，仅仅是每张五分钱！
这些，都是在我视线所不及的地方进行的。其时，我已经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工作去了。从此我告别母语，操持着一腔非母语为自己的生活和前程打拼，师公戏，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有时借着放假、过节回到故乡，村子里无数的砖房代替了昔日的泥房，电视接收天线像一个倾斜的煮潲的大锅在倨傲地盘踞在房顶上，不动声色地宣告，我故乡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已经与时俱进，可以跟大都市的人民一样同步收看到所有最时髦、最前卫的各种秀了。就是那大名鼎鼎被称为最为“壮族”的电影《刘三姐》，里面的歌曲如《山歌好比春江水》等也被众多演唱者加入流行元素演化成了流行歌曲。这时，谁也不会再想到师公戏。那些在乡村简陋的舞台上走着颤步、细部、蛙步、丁字步，故意扯着嗓子将声音抬高或故意憋着气将一个唱腔拉扯得狗扯羊肠般又臭又长以制造轰动效果的准明星们，早已经怀抱着孙子孙女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听那些港台歌星用夹生的普通话唱流行歌了。他们那些关于师公戏的记忆，是不是已经都淡忘了呢？
此时我的故乡，不知不觉间，又一次对师公戏进行坚壁清野了。对于这样的结果，不知道我九泉之下的韦国文先生知道了会做何想？
去年年中的某一天，我沿着一条我所不熟悉的乡路，赶往我小时候熟悉、但如今已经颇为陌生的地方，为我90多岁的外婆送葬。在那个叫上李的村庄，村人们及四方赶来奔丧的亲戚们挤在外婆的房子周围。在给外婆上完香后，我退出灵房，突然在嘈杂的声音里听到一阵锣鼓声。锣鼓声之后，便是一阵隐隐约约的吟唱声。我看到旁边不远处搭着一个帐篷，声音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待我走近，方知道是请来的师公队在唱师！在不少人的簇拥下，那个师公队全副武装，音响、各种电声乐器一应俱全，几个演员涂脂抹粉的脸上是一副大明星的神气，那种舞台上舍我其谁的神色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们的演唱全靠电的帮忙。在嘈杂的电流声以及电声乐器乱七八糟毫无章法的伴奏声中，他们夸张、造作的表情和庸俗、下作的表演让人觉得肉皮一阵阵发麻，他们那干涩的声音像一根硬钝的竹签，不时猛刺进人的耳朵中，师公戏流落至这个地步，让悲伤中的我感到一种无奈的悲凉。
只是，当准备起灵时，一个头上缠了白帕的女子跪在灵前，先是用“悲腔”唱了一会，然后用“哭腔”演绎出一种伤绝的氛围时，我才感觉到一些师公戏的味道。我知道那女子的哭腔是如此的虚假，但她用那带着外地口音的壮话将那哭腔的拖腔拖得是如此之长，在拖长之中利用她娴熟的颤音技巧将那悲伤的尾音演绎得简直就是如泣如诉，多少也掩盖了一些虚假，这样，就让我忽然记忆起当年听到的那道山梁上的吟唱。
我悲伤地知道，我的师公戏，如今又回到了从前，大概只有在红白喜事中才能听到了。师公戏从娱神而起，然后演变到娱人，才有了它广泛存在的基础，才有了它由星星之火变成燎原大火的曾经的辉煌。可是，若干年之后，我竟然只能在它初起时候所在的娱神之所才能看到它了，这是一个怎样的轮回啊！
此刻，我坐在红水河北岸的一间陋室里，让视线再次穿越岁月的迷雾，注视着隔岸的灯火。现在，我离生养我的故乡并不很远，隔岸灯火那一头的不远处，就是我自小生长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我其实已经是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在为生计奔波之中，在得到故乡所不能给予我的很多实际利益的过程中，我在精神上已经远离她了。在我，故乡已经只是一些记忆了。师公戏的式微只是我的故乡在现代生活记忆中的某种淡化，实在比不得实实在在的、每日饿狗一样撵着我们不停向前、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心血的现实生活的追赶要紧。我的母语让我成为一个具有语言能力的完整的人，但它无法成就我作为一个人的一生，因此，我不得不像目下我众多的、不得不纷纷逃离乡土的乡人一般，离开它，淡化它、舍弃它，而半路出家般地捡拾起另一种跟母语截然不同的生涩的语言，这样我才能确保我能比较完满、比较充实地度过我的一生。母语都如此，遑论本于母语的、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只能起到一些装饰作用的师公戏？只是我不明白，一些存在为什么非要以一些消亡为前提？
可尽管如此，岁月的流失和生活的磨砺无论如何也删除不去那些已经融进了我骨子里的记忆，包括那个夏天。此刻，那道土红色山梁还在我眼前熠熠闪动，那段在喑哑时光里突如其来的打动我的“悲腔”那枯涩的吟唱还在我耳边萦回不绝。
发表于 2010-7-19 16: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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