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 婆
大伯母终于去世了。
这样说并不是我多么地希望她尽早离开人世,我想这应该是她自己所想的。因为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只意味着自卑、孤独和屈辱,意味着不尽的欺凌漫骂。接到大伯母死讯已是第二天,是村里人电话告诉我的,我又打电话到家里问讯,母亲和姐姐都极力阻止我回去,并说不要通知弟弟了,因为他工作很忙。我知道她们的真实用意,是不想让我们到伯母的灵堂里,怕染上邪气。这次我没有听她们的,在第二天一早匆匆赶到家里。伯母的棺木静静躺在她家堂屋的中央,漆黑而神秘。因为惧怕的原因,来悼唁的人并不多,只有几个近房的族中人,而且只是男人。我默默地为她点了三柱香,跪在灵前,看着她的遗容,真想知道她在离开这个可恶的世界时,心里都想了些什么。然而这一切已随着她的离去,变成了永远的迷。
一
伯母是药婆。
用书面一点的语言说,就是会放蛊的女人。这大约是现今百越族系女人专拥的一种巫术,因为在附近的汉族和苗族中都没有听说过。传说会这种蛊术的女人,当有谁惹恼她,或者她“药”性发作时,就必须放出去,否则就会伤及自己。放到谁谁轻则小病,重则丢命。又传说她们的“药”是依托在她秘密养着的一种小动物身上,青蛙亦或是小鸟等。人们说得活灵活现,说只要能有人知道她的“药”在哪里,把它弄死,她本人就失去这种巫术,再药不到人,并且不久就会死掉。当然,人们说药婆很多时候是不药人的,因为村里都是族人。所以在药发的时候,药婆们只好去“药”人家家里的牲畜,她们通常在晚上行动,被“药”的牲畜第二天肠肝都会被从肛门里拖到很远。即便药婆很少“药”人,村里的人们还是很憎恶她,看到她远远地走来,人们都会绕道而行,也很少有人到她家串门,当然,一般情况下她也不会到任何人家串门的。
农闲时节是布依妇女走亲访友的时节,这时候,就会常常看到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的布依妇女,穿着相当一致的簇新的盛装,婉延地走在田野中的小径上,唱着山歌,成为僚人农村一道靓丽的风景。但在这样的队伍中,你也是无法找到伯母的身影的,谁会去邀一个药婆到亲戚家去呢?我相信大伯母的箱底一定也有一两套并不比别人差的盛装,因为这是传统百越妇人必备的,之所以她一直没穿,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常常有这样的情景:当母亲与村里的妇女打扮齐整,有说有笑地经过大伯母家门前时,在我家厢房上,就能看到大伯母悄悄地躲在自家院墙后,露出羡慕的眼神,并一直到看不到队伍的影子,然后,静静地拿上农具,到地里埋头劳作。但有一次例外,那次当母亲们的队伍走远,大伯母回到房里,与大伯父激烈地争吵起来,一直从他们相亲那天的事吵到目前的生活,种种不如意都一股恼地发泄后,也许是累了,她坐在门前的石阶上,无声地抹泪。我从山上砍了柴回来,她还保持着原有的姿态,眼无光而呆滞,在夕阳的映衬下似乎成了一尊塑像。
二
大伯母是从邻镇的一个小村里嫁过来的,据说她母亲也是药婆,因为传女不传男,所以传给了她。那时候大伯父唱得一口好僚歌(布依歌/壮歌),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因为人长的矮小黑瘦,家庭条件又不好,所以一直没找到对象。经人介绍,他们便到圩上去相亲,那时的所谓相亲,也只是在圩上远远的看上一眼,如果相互都认可,那这事就算初定了,只等媒人到女方家去说定,并交上相应的定礼。
因为伯父矮小,怕对方不称意,经聪明的人指点,换了村里一个一表人材的小伙。殊不知伯母因为是外八字脚,相亲时派来的也是村里的另一个姑娘。于是那天相亲的结果是双方都皆大欢喜,只等着迎亲了。经媒人几次三番游说,婚事定于当年三月,喜事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但当天来的客人不少。锅里热气腾腾地蒸着杂粮,菜也很绿色,都是一点污染都没有的蔬菜,连化肥都没施过,甚至还有一些荤菜,不过因为是用木头雕成的,所以只能看看。不管怎样,这并不影响大家的心情,能感受到的喜庆一样不少,日子再苦,该嫁的也得嫁,该娶的也得娶,生老病死也一样都落不下。那天陪伴新娘过来的,还有新娘村里的所有姑娘和小伙、媳妇甚至小孩子。所有的姑娘都是一模一样的装扮,但在一些特定的仪式上,新娘还得出场,所以在这个时候,人们都争着来认新娘。这才发现新娘并不是那天相亲的那位,但在这样的日子里,也不好说什么了,何况新娘除了走路有些外八字外,脸蛋什么的也都还可以,再说了,新郎的条件也不充许有太多的挑剔。就这样,一件人生大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认真说起来,事情并没真正的结束,因为僚人都有新娘不座家的习俗,即新娘在婚礼的第二天会随着送亲的队伍回到娘家,到第二年正月,才会在同伴们的陪同下到男方家走动,然后在农忙时节,男方又会派人去接新娘来帮忙,一直到怀孕,在孩子的临产期,新娘才会真正地到男方家,不再回去。如果新娘新郎都相互中意,这种过程会很快在第二年结束,但如果女方心不甘情不愿的话,就很难说了,邻村就有一位新娘,婚礼过后在娘家呆了八年之久。奇怪的是,虽然相亲时伯父与伯母用的都是替身,但伯母并没有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在娘家呆上长长的几年,而是很快在第二年住到了伯父家,据说在那段时间,小村的河边和小山上经常飘起伯父嘹亮的僚歌。但这样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这歌声就消失了,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再也没响起过。
随着大伯母到来的,除了她怀上的孩子,还有很多让人惧怕的消息。这些在婚礼前并不曾有人提起过的消息,很快在村里漫延,并迅速在附近的村子里流转。那年只要你在村里看到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妇女在悄悄地言语,那一定是在第N次地告诉对方:你知道吗?某某家新来的媳妇是药婆。过了些时候,终于有几个好心的妇人忍不住了,在半路拉住我奶奶,带着惊惧和同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母亲和二伯母当然早于奶奶知道了这个秘密,只是当着奶奶的和大伯母的面,不好说什么。但寝食难安、担惊受怕的每一天还是终于让她们忍无可忍,一天,在大伯母带着孩子回娘家后,两位妯娌联系合起来向爷爷和奶奶提出了分家的要求,并直接说出了理由。这理由是那么的无可回驳,爷爷和奶奶只得答应了这个无比正当的要求。母亲说,尽管从“豪华”的老房子里出来,一无所有,甚至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一家人还是毫不犹豫地住进了窝棚里,并且长长地松了口气。
当大伯母带着孩子回来,家已经分好了。爷爷和奶奶决定谁也不跟,单独住到厢房里。那晚大伯母和大伯父发生了婚后第一次激烈的争吵,他们相互揭露了相亲时对方用替身的骗局,气极下的大伯父说出了分家的真正理由,并说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你娘家那边也有人这么说。结果一场争吵以大伯母一夜的哭泣作为了收场。自那天起,人们再很少看到伯父的笑脸,而在第二天一早看到他的人都对他的完好无损感到无比的惊讶,看他的目光也不再自然,而是毫不回避地带着深深的、无法推却的同情。但那次争吵过后,也许是大伯母健忘,或者她想努证明什么,看到村里的每个人,她仍然露出讨好的笑脸,也经常带着孩子到别人家串门,并到有事情的人家去帮忙,尽管那家人并没有主动邀请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很快使她忘记了自己讨好的专业的笑脸,也不再到别人家走动。
三
大伯母一生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都健在,女儿在一岁多的时候夭折了。有生而知之的人给大家解释说:因为她不敢药别人,为了保命,只好药死了自己的女儿。村里的人们恍然大悟,并坚信不疑。大约在70年代中期,也就是大伯母亲生下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应该是让她一生难忘、却不愿回忆的事。
那时候大堂哥已有八九岁光景,孩子之间没有成人们那么多的猜忌和歧视,所以大堂哥也成天与村的伙伴们玩在一起。秋后的一天,他们到河里游泳,并在河边的树林里吃了一些野果,又到收割后的田野里玩起了捉迷藏,玩累后有些渴,不知谁提议就近到堂哥家里喝水,于是几个小伙便到伯母家里美美地喝了一顿。傍晚回到家后,几个小孩子都感到肚痛,有人轻些,有人重些,堂哥的感觉并不是很明显。家长们都有些惊慌起来,开始以为是在河边遇到了淹死鬼饿死鬼之流,于是各家急忙“泼水饭”(一种送鬼仪式。用清水煮凉饭,用竹筛端上,念上特定的咒语并泼在三岔路口)。仪式过后,几个孩子非但不见好转,反而又拉又吐起来,家长们都慌了神,追问孩子们在下午都做了些什么,去过了哪里。孩子们一一说了,几位家长一致得出结论:是着“药”了。几位妇人激动起来,齐刷刷地跑到伯母家,叫伯母把放出的药收回。开始大伯母力争自己的清白,并说谁见过我的药?凭什么说我是药婆?那你们找吧,你们找出我的药,我当场死给你们看。人人都说你是药婆了,你还硬说自己不是,妇人们更加激愤,恶毒的语言象村口那眼井,几乎是从嘴里喷出来,有手指不停地戳到大伯母的脸上,她只得龟缩到堂屋的角落里,屈辱的泪不停地从绝望的眼里流出,大堂哥躲到了爷爷的厢房上,没人看到大伯父的影子,二伯母和妈妈提着昏暗的煤油灯远远地观望着,都为家族里有个药婆而感到无比的羞耻,更为以后自己的孩子们莫名地担心起来。因为家里有孩子病着,妇人们并没有恋战,她们迅速剪掉了能找到的伯母的衣角并宝贝一样地揣在了帖身的布袋里,并在临走时拿走了伯母家几乎所有的筷子。喝了药婆家这几样东西烧成灰烬后化开的水,药婆放的药就会失效了,这是村里每个人都知道的方子。
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大伯母是怎样过的,人们都以为,无比恶毒的药婆有的只是尖利的叫声和阴森森的笑,是没有孤独、没有悲伤、没有人们都有的任何正常情感的。再说了,就算她也会委屈悲伤,那也不是她应该承受的吗?一早人们首先打听的,只是那几个孩子病情的消息,好在第二天孩子们都好了,人们都松了口气,同时对药婆又多出了几分神秘和惧怕的感受。那天除了堂哥,村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严厉的叮嘱和警告:以后要长耳朵(听话),绝对不能再到药婆家去,更不能吃她给的任何东西。
这件事发生的直接结果使大伯母的知名度大大的提高了,附近村子的人们都认识了她,甚至乡圩上也有人把她认了出来。消息象那一年的秋风一样带着霜意,很快串到乡村的每个角落里,在那没有任何娱乐的灰色年代,这是多么让人振奋的新闻啊,这总比听广播里那些干巴巴的社论来劲。所以当哪家的火塘旁围坐着一群人,并有唾沫星子不停地跳到火里发出滋滋声响时,一定又是在说关于鬼怪和药婆们的故事,听的人都争大了惊恐的眼,但却不停地追问更多的细节,就象是从来都没听过一样。
打那天起,大伯母似乎比原来瘦了很多,脚也更外八字了,头更低,身影更佝偻。人们都相互转告说,那是这一次她没有能把药放出去,所以伤了自己的元气。
四
作为家里男孩子中的长子,因为两个姐姐都没能读书,所以父母亲在我身上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常常放学回来,他们都不让我做农活和家务,而是让我到相对清静的厢房上看书。厢房下半部分是土坯墙,里面圈养着牲畜,上半部分用木板围着,平时是姐姐们住。木板只是用滕条绑着,从木板间的空隙和木板上的几个洞里,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大伯母家的院子。
大伯母家的院子对我来说也是神秘的,因为从读书后,已很少到这个院子中去。清楚地记得进学堂前天天与二堂哥一起,有时甚至到他家去吃饭喝水,大伯母有好吃的坚果类,也会悄悄地给我,从她慈祥的眼里,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让人害怕的东西。但后来母亲因此去责问了大伯母几次,我们姐弟都不再过去,两家虽一墙之隔,也不再走动。但在路上遇到她时,我还是会招呼她,她也会对我笑笑。
大伯父很久没有唱歌了,因为传说中他好听的僚歌我一次也没听过,他与大伯母也少有交流,在院子里时,都是各自默默地做各自份内的事。很多时候,能看到大伯父在用新砍来的毛竹刮削筷子,这一定是他家的筷子又被人们拿了去做方子了。常常穿着缺角土布衣裳的大伯母也不再去就近的乡圩赶集,而是到很远的集镇上,来去都会用去整天的时间,到太阳落山后,才会**地迈着八字脚,从河对面淌着水回到家里,并迅速升火做一家人的晚饭。
偶尔再有泼辣的妇人因为孩子的事到这个院子里责骂时,大伯母一家会迅速躲到家里,并关上门,任凭不堪入耳的、恶毒的语言霹霹啪啪地象冰雹般咂在屋瓦和院子里。到傍晚时,撒泼的妇人便会两个嘴角泛起白沫,声音嘶哑,悻悻地离去。这种时候,在楼上看书的我会拿着书呆上半天,并被悄悄上楼的母亲一顿好骂。
当我进入初中时,这种情况就很少发生了,因为大堂哥已成人,而乡卫生院的药也渐渐多起来,人们也有了能买药的一些小钱,有的人家甚至买了电视,僚语和僚文化慢慢地从这个布依小村消退。外出打工回来的人们带回了新鲜的、比药婆的故事更让人向往的故事和传闻,他们不时冒出一两句带着浓重僚人口音的普通话或其它方言。倒是我,慢慢的却有些怀念起那些能用流利的古越语骂阵的人们。
五
大专毕业后我考进了县城的一家单位,离家乡有百来里的路程,也只在年节时才回去那么一两天了。
听说大伯母和大伯父偶尔还是会激烈地争吵,且每次都会从相亲时的替身骗局吵起,这已成为他们之间交流的特别方式。大堂哥与二堂哥已分家另过,并长年在浙江打工,只有一直未找到媳妇的堂弟与二老一起过。
每次回去时,我都会给他们带上一些糖果酒类食品。对此母亲彼有“微词”,但我只笑笑,把给大伯母们的那份分出来,亲自给他们提过去。看到我,大伯父和大伯母在高兴的同时,会有些张惶。每次不管我是否饿,都会马上拿出最好的菜和酒,我也知道是推却不过的,就顺从地吃起来。这时候,伯父会倒上小半碗酒,陪我吃。伯母并不吃,就在边上坐着看我们,不时起身往锅里加一些菜。偶尔喝高了一些,我会要求伯父唱一首僚歌来听听,但从未能如愿,每当这时,他只是讷讷地说:都忘了。很多时候,我当然也想问伯母关于“药”的事,不过自己也知道,这种机会永远是没有的,这无异于揭开伯母布满痂痕的心的伤口。而这个问题,我想她自己也是无法回答得清楚的。我能做的,只是默默地吃伯母佝偻着端来的茶酒和任何吃的东西,哪怕我当时一点食欲也没有。我想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惧怕她,嫌弃她,她也一样能得到祝福。
不管怎样,看到伯母由衷的笑,我多年累积的内疚便少去了一些。儿时,我恨不得快些长大,好去喝斥那些来辱骂伯母的妇人,还她本应的清白。真成人了,却不能去做,因为不能问,因为伯母不知道,因为人们也不知道啊。只是对于一个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旧式妇女,她是如何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压力之重,在人们给她划定的精神的孤岛里,活过了这么多年呢?
她无疑是勇敢的,是值得我钦佩的。
六
伯母终于走了。
不知道在去天国的路途上,她是否会回头看看这个她曾经挣扎过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营营我我的人们。但我相信,如果可以选择,她一定再也不会选择这个世界了。而有一天,当我在天国看到她,她会告诉我关于“药”的一切秘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