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城土司文化要做大[僚人家园]——壮族、布依族、岱侬族共同论坛『Hagraeuz 僚学动态』 -

莫土司衙署碑林的保护问题引起专家们的重视

（罗勋摄）

专家在仔细研究柱脚石鼓上的浮雕（罗勋摄）

莫土司衙署：土司历史的见证
　　
　　 4月16日，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开始前的数小时，无数的镜头和目光不约而同聚焦到莫土司衙署——这个被誉为“壮乡故宫”的庞大的古建筑群上。
　　 “五千年华夏，五百年土司。”1496年，朝廷革流官，以莫氏土官为知县，至1906年被废除，先后有20几位土司在此继任执政，世袭统治忻城近500年历史。时间之长，为壮族史、中国史所罕见。其间，它在沿袭、土地制度、赋税、教育文化、军事、司法等方面反映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弥足珍贵。
　　拂去历史的尘埃，眼前的这座土司衙署便是莫氏土司文化历史的见证，它由莫氏第七任土司莫镇威于1582年始建，坐南朝北，背靠林木葱郁的翠屏山，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由土司衙门、土司祠堂、代理土司官邸、练兵场和三界庙等建筑组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这座象征权力和富有的莫土司衙署，曾饱经霜雪，历尽沧桑。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得以较全面修复和保护。l996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得衙署，幽深殿堂、飞檐斗拱、万字花窗、柱脚石鼓……被专家、学者们一一细究。
　　 “我就是为它来的。”梁庭望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壮族学家，研讨会期间，两进衙署，70多岁的老人拉着忻城“本土专家”韦业猷的手边看边问，似谦虚好学的小学生。“忻城土司衙署的资料之前我看过不少，今天到现场一看，气势恢弘、保存完整，不愧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资深土司研究专家龚荫是第二次来到莫土司衙署，言谈中难掩兴奋：“20年前我来过，那时候还破破烂烂，现在不仅复原了衙门的全貌，还修复了练兵场及东、西、北城门等重要配套建筑，这样的修复没有加进过多人工和现代的东西，修复得合情合理，有可信度。”
　　 “就其建筑规模、资料保存、文物整理、原貌保护等等方面而言，全国目前存留的土司衙署，无论是云南丽江、德宏，重庆酋阳、彭水，或是贵州遵义、毕节，湖北隋州、恩施的土司衙署，都没有忻城莫土司衙署完整。这从根本上奠定了忻城莫土司衙署在全国土司文化研究中的龙头地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覃录辉亦给莫土司衙署的文物价值以很高的评价。
　　
　　土司文化：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穿行在莫土司衙署，背景音乐正是电影中刘三姐与秀才的对歌。有记者问：莫老爷是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统治者，是可憎可恶的形象。研究、宣传土司文化，是要为莫老爷翻案吗？一位专家笑答：“《刘三姐》里的莫老爷是艺术形象，而非真实的莫土司，艺术形象和历史人物要区别开来。”
　　土司研究专家龚荫教授说，这次全国土司研讨会的意义，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澄史指正”、“古为今用”。
　　关于研究土司文化是复古和倒退的行为的质疑历来有之。原因何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过去我们都是搞微观研究，回避它的整体研究。对土司制度整体的定位不解决，研究土司文化心里是不安的。”梁庭望教授说。他认为，壮族的土司制度从唐末萌芽、宋代初步形成、元代正式确立到民国中期彻底瓦解，历经上千年之久。这千年，正是壮民族的正式形成时期，也是壮族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在明代后期之前，是土司制度上升到平稳发展期，对壮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解放，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反抗外来侵扰、巩固边防，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等。“首先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对土司制度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它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及后期土司制度的弊病，要看到它的消极，也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只有客观、辩证地看待土司制度，我们去研究、开发土司文化才不会感到有压力。”
　　本次研讨会定位为“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重点自然在“文化”二字。关于土司是不是一种文化形态的讨论，专家们一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认为，土司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文化符号，是特定民族、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的政治符号、经济符号、文化符号、阶级符号和历史符号，“因此土司代表一种文化，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央民族大学莫俊卿教授指出，土司文化是土官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精神文化（如郎歌、郎人兵法等）和物质文化（如文物、郎田、郎房等），不管当时属谁所有，实质上都是当时当地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如今都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必须妥善保存和保护。
　　湖南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论土司与土司学》中，提出了“土司学”这一概念，使得土司文化的研究路径更加广泛和科学。他认为：定位土司文化的最好办法是明确土司文化的属性。土司文化主要具有传统性、民族性、乡土性、家族性和政治等级性等属性。土司现象出现于两宋之交，结束于1958年新中国民主改革之后，其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由于土司文化的整体成型于中华帝国时期，因而土司文化就具有与中原文化一致的传统性，土司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民族性来说，土司文化广泛分布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是民族文化的主流部分，它所包含的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堪称民族文化的经典。
　　土司文化的属性、特点、本质及类型，决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因此，研讨开发土司文化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成臻铭认为：经济方面，土司制度从两宋之交延续到现当代，使土司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留下了大量的代表各民族文化最高水平的物质遗产。这些土司物态文化成果在西部开发的现代化浪潮中，不仅使我们为本民族创造光辉灿烂的文化感到自豪，而且为我们借助这些成果进行土司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政治方面，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未能将统治持续800年。土司政治长期延续自然有其长期延续的道理。地方要发展，其前提必然是秩序的稳定。土司在地方政治建设中，留下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研究这些经验教训，并与当代少数民族成员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关联性分析，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找出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开发所形成的社会大变革进程中，地方治理、民族文化建设与地方秩序形成等方面的症结，为地方发展、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管理以及汉民族微型社区管理提出对策。当然，“在研究土司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剔除其政治文化、家族文化之不合理的部分”。
　　
　　忻城：打造土司文化学术-风光旅游胜地
　　
　　去年，忻城县委、县政府花大量资金修复土司衙署、老街房子立面改造、重建练兵场的时候，曾有人质疑：硬件是搞上去了，却没有多少人文的东西，有庙无道，还不是一座空庙？
　　开发文化资源，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培育和张扬民族精神，为经济社会发展充实文化内涵和提供文化资本。如何将土司文化的有效开发和科学利用有机结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梁庭望教授在发言中谈到，忻城县在开发保护和利用土司资源这一块，目前最需要做的，除了之前提到的解决思想观念的问题，第二应该要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建议在忻城成立一个土司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下设一个土司文化博物馆，可以将其他地区的土司文物和研究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逐步把它变成一个文化产业，通过中心的努力，解决其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此建议一出，立即得到多位专家学者的响应和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何成轩认为：土司衙署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忻城莫氏土司曾存在长达470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积淀，引起全国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在此地建立一个土司文化研究中心，是应有之义，是顺理成章之事。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韦顺莉也认为：建成中国壮族土司文化博物馆，广搜天下土司文物，汇集一地，便于参观、研讨，是众望所归。
　　由此，可以解决人们印象中忻城土司博物馆馆内空空荡荡，土司文物较少的问题，而且，定期在此召开土司文化学术交流、研讨会，将每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在此展示，每年有新的东西，必定会吸引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和游客成为这里的“回头客”。这不失为忻城打造“土司文化旅游城”主动出击、扩大知名度的好办法。
　　忻城县委书记卢忠是个“土司迷”，自始至终参加了研讨会，听完所有专家发言，他方觉得腰杆挺了起来，当初顶着压力举办第一届“三节一会”时确实有点“底气不足”，而这一次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他认为在“认识上、理论上有了突破”，在此之前，“没有好的理论基础，开发就没有信心；理论上没有突破，研究就没有根基”。
　　卢忠在研讨会的最后表示，忻城土司文化的开发利用将分三步走：第一步，将忻城土司博物馆升级，建成“壮族土司文化博物馆”。第二步，成立一个“土司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定期召开研讨会，形成土司文化保护研究的长效机制。最后的目标，是把忻城土司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造成在世界有影响的“中华土司园”。在此之前，要制订一个整体的旅游规划，措施如：把忻城土司旧城核心区所有的违章建筑、高层建筑拔掉，政府对民居再征地，让出空间，等等。
　　青石板路、临街古建筑、青瓦红墙再配以古色古香的土司院落，魅力土司古镇序幕徐徐开启，“忻城土司文化的研究有了开始，会有美好的将来……”可以想见，以土司文化学术旅游为核心的忻城旅游经济定可迎来光明的发展前景，忻城莫土司衙署也必将成为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学术—风光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