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看到一篇书评，阅后心有触动，特转发于下与同胞们分享。
触摸历史的心灵之旅
——黄现璠遗作《韦拔群评传》介评
黄文魁（漓江出版社副编审）
［原文载《河池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于此转载时有删节］
当代与历史的复杂纠葛，导致当代性以历史的遗忘形式横空出世，从而构成了繁复的历史解释结构的一个象喻：历史时空四分五裂地散落在点面而已非一个有机构成的整体。这种当代性对历史意识的人为淡化造成“历史”溃散了，不再能够赋予历史的时间经验和思维空间结构以稳定的秩序，历史的记忆功能开始“退化”，进而促使当代一些年轻人患上的“历史健忘症”伴随着“信仰丧失”的危机日益恶化，以致于当代“记忆共同体”的部分年轻人出现了病入膏肓的精神颓废或心灵感受迟钝的病变，似乎呈现出对历史记忆“忘得一干二净方显青年本色”的势头。不少当代年轻人甚至忘却了他们今天赖以生活的幸福时代正是由上一代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仁人志士所铸就，反而以丢失“历史记忆”或“历史意识”而沉沦在物欲横流和精神空虚的“物质主义”生活引以为时尚。目睹这种现象，忧患意识强烈的有识之士纷纷登高振臂呼吁，“触摸历史”和“回归历史现场”的呐喊接二连三地响起，犹如历史良医不断开出的苦口良药秘方，旨在治疗一些人的“历史健忘症”，拯救一些人对精神追求的“信仰遗失”灵魂。黄现璠遗作《韦拔群评传》，便是对这种时代呼声的回应之一。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黄现璠对韦拔群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最早始于大革命时期的1924年，而全面展开对韦拔群革命事迹的实地调查、资料收集和研究撰述，则始于1951年黄现璠以“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身份深入河池、东兰、凤山、巴马、南丹、天峨等县慰问时亲访韦拔群的亲属和部下韦武月、韦武丁、黄美伦、牙美元、韦国英等人之际。尔后，黄现璠先生又多次深入到韦拔群的家乡东兰武篆和韦拔群生前频繁活动地东兰、都安、河池、南丹、天峨、凤山、凌云、巴马、百色、田阳、田东、平果等市县广泛收集资料，经过近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和撰述，最终成《韦拔群评传》书稿三卷。现经黄现璠的双胞儿子、学术造诣深厚的甘文杰（留日归国学者）、甘文豪（澳大利亚华裔学者）经过两年多的整理成一卷，2008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90余万字，由17章93节构成，书前收有“作者小传”一篇、黄现璠生前珍贵手书墨迹以及有关壮族英雄韦拔群革命活动的图片61幅，还有黄老生前撰写的“自序”一篇。
《韦拔群评传》于9月22日推出不久，立即引来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主流媒体的陆续好评。9月30日，《韦拔群评传》出版座谈会在桂林市隆重举行，10月2日，《桂林日报》对此“座谈会”实况报道说“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梁成业以及桂林著名文史专家钟文典等领导、专家出席。会上，与会嘉宾畅谈了《韦拔群评传》出版的现实意义，一致肯定《韦拔群评传》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所具有的开拓性贡献。”［1］继而10月6日的《深圳晚报》介评说：“《韦拔群评传》以宏阔的手笔再现了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左右江大革命风暴，以独特的视角和充沛的感情全面描述了韦拔群伟大而光辉的革命历程，是革命烈士评传的集大成者，是韦拔群烈士最新的研究成果。”［2］接着10月20日，《南宁日报》又以“歌颂‘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为题长文介评说：“国际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黄现璠(原名甘锦英)的遗作《韦拔群评传》……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我区文史专家钟文典等，一致肯定了《韦拔群评传》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所具有的开拓性贡献，具备了学术研究的信史价值。著名文学家陆地认为：‘黄老遗著《韦拔群评传》的推群独步之处在于，它以韦拔群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革命事迹为叙述经线，以韦拔群烈士的革命思想、爱国思想、民族思想、教育思想、人道思想、平等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为论评纬线，经穿纬插地着重对韦拔群思想的起源、演变和内涵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证。这为我们与韦拔群进行历史对话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基础。’”［3］紧随其后的10月22日，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中国新闻出版报》以“壮族首位大学教授为英雄韦拔群立传”为题，对《韦拔群评传》进行介评道：“《韦拔群评传》展现了壮族无产阶级革命烈士韦拔群同志的光辉事迹。该书系我国壮族第一位大学教授、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教授遗著，由其后人甘文杰和甘文豪重新整理出版。壮族历史英雄人物专著《韦拔群评传》，以独特的视角，以中国近现代史和壮族文化尤其是桂西壮族文化为背景，多角度、全方位诠释了韦拔群的成长轨迹，是关于韦拔群烈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共17章，近100万字，图文并茂，史料翔实。该书在对韦拔群进行评传的同时，还涉及了众多韦拔群的战友。”［4］《桂林日报》见状不甘落后，于10月25再次刊载了“关于《韦拔群评传》”长文一篇，全文主要摘自《韦拔群评传》“后记”内容。［5］近期的11月2日，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以“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为题介评说：“关于韦拔群同志,党和国家第一、二代领导人曾先后给予了高度评价。黄现璠教授的遗作《韦拔群评传》,体现出了几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作者以第一手资料对韦拔群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予以了全面叙述,对一些重要史事进行了研究论证和辩析纠误,澄清了以往史料记载上若干含糊不清的事实,披露了一些至今尚未见之于世的第一手访谈史料。作者还以历史学家眼观世事人物的开阔和深邃视野,以壮族历史文化为大背景,将韦拔群同志置于中国现代革命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大舞台上,深入探索了韦拔群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以及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韦拔群如何从一位三民主义信徒转变为一名坚定共产主义“壮士”的演变之迹。这些皆为前所未见的研究成果。”［6］
何以《韦拔群评传》推出不久即能引来主流媒体的好评如潮？
笔者以为一方面是由于该书传主韦拔群和评传作者黄现璠具有的历史名人效应非同凡响，韦拔群烈士是盖棺论定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涌现的一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邓小平题词），而黄现璠则是世所公认的中国现代学术界涌现的一位“八桂学派领袖”和“无奴学派导师” ［7］现任广西文联名誉主席陆地于《韦拔群评传》“代序三”中所说的一段话，显然给出了之所以“好评如潮”的答案启示，他说：“毫无疑问，阅读这本书，我们欣幸地可以与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历史人物进行跨越历史时空的对话和思想交流。一位是名扬华夏的现代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烈士，一位是响誉现代学术界的‘宗师级’史学大师黄现璠教授。”［8］
二方面主要还在于《韦拔群评传》具有的与众不同特点和学术价值。
韦拔群生前的学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黄荣说：“……《韦拔群评传》还体现出了几个方面与众不同的特点：作者以亲自调查、访问众多知情人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导向，在汲取前人丰硕的调查整理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经与纬的广泛角度对韦拔群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予以了全面的叙述，对一些重要史事进行了研究论证和辩析纠误，澄清了以往史料记载上若干含糊不清的事实，披露了一些至今尚未见诸于世的第一手访谈史料。作者还以历史学家眼观世事人物的开阔和深邃视野，以壮族历史文化为大背景，将韦拔群同志置于中国现代革命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大舞台上，运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史事、史论、史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韦拔群同志的革命思想、爱国思想、民族思想、教育思想、人道思想、平等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的起源、演变和内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证，深入探索了韦拔群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以及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韦拔群如何从一位三民主义信徒转变为一名坚定共产主义‘壮士’的演变之迹，剖析了‘韦拔群思想’形成、演变和逐步升华的过程……《韦拔群评传》以史事为经和以论评为纬进行经穿纬插纵横论述的同时，还附有大量的注释引文以及一些插图，使得本书不但具有革命英雄事迹的可读性、感染性和图文并茂的生动性，而且具备了学术研究的信史价值。加上黄现璠教授的后人整理本书时，采用了一些涉及韦拔群烈士事迹的新问世史料，使得《韦拔群评传》所用史料新旧掺合，既弥补了部分旧史料完整性的不足，又对黄现璠教授所述内容和学术观点进行了充实与强化辅助，还避免了《韦拔群评传》借以论评的史事的过时性和局限性……《韦拔群评传》所具有的这些特点，皆为前人作品所无，开卷读来显而易见它独具一格的特色。”［9］
黄现璠生前的学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梁成业说：“黄老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壮族史上第1位大学教授、世所公认的壮学宗师。从他所撰《韦拔群评传》自序中便可一目了然：他对于韦拔群烈士的研究十分注重实际调查，着意运用第一手访谈资料与革命史料相互参证的历史研究法，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下讲求“实事求是”的新思维为基础，以马列主义科学唯物史观为导向，以经穿纬插又不为成见所囿的史事、史论、史评有机结合的系统论科学意识，以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学术形式，以重视宏观与微观研究相辅相成的视角，以壮族历史文化为背景……，在广泛吸收前人对韦拔群烈士展开研究的丰硕成果基础上另辟蹊径，对韦拔群烈士革命的一生及其先进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和评价……。至于《韦拔群评传》所具有的学术开拓创新价值，同样引人注目，其重点表现在：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属史无前例之作。《韦拔群评传》全面反映出黄老一贯重立一家之言、追求开拓创新和讲求贵疑、求真、考证辨析的治学风格，充分体现出黄老的民族思想与治史态度。这些皆具有诏示学术界后起之秀的深远意义。”［10］
上述文中所言“对一些重要史事进行了研究论证和辩析纠误，澄清了以往史料记载上若干含糊不清的事实”，主要反映在《韦拔群评传》着重辨明了东兰农运中长期遗留下的几个至今学术界仍在讨论的问题。一是关于“早期东兰农运”的历史定位问题。黄现璠以宏观切入视角，将早期东兰农运放在了整个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大舞台上，对东兰农运与海丰农运和萧山卫前农运进行了仔细分析和对比，最后得出了切理透彻令人信服的结论：韦拔群是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最早号召农民起来“实行社会革命”的农民运动领袖，早期东兰农运是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最早进行武装斗争的农民运动，“三打东兰”是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最早的革命起义。“三个最早”将早期东兰农运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历史高度。二是关于大革命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右江地方党组织问题。过去的不少论述都认为韦拔群是接受“三南总部”领导，发挥最大领导作用的是中共恩奉特支及其领导人。黄现璠通过对涉及这一时期的文献和口述史料进行了蚀精剖微的分析，充分论证了“四•一二”事变后身任田南道农运办事处主任和三南总部常委的韦拔群实际上发挥了最大的领导作用。而在三南总部的集体领导下，当时发挥着最大领导带头作用的地方党组织，当属中共东兰支部及其党员。由此反映出黄现璠一贯重立一家之言的文风。黄现璠的那种一贯鄙视作文不求考证甚解、人云亦云、四平八稳，甚至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的文风文格，可说在《韦拔群评传》中有关辨析东兰农运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再度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种对话既是历史对话，又是思想对话，还是心灵对话。只有这种切理会心的对话，方能带给人们的心灵净化和精神升华。文字不仅承载历史，还承载着思想，承载着精神，特别是记述历史人物或英雄人物的文字，更是承载着心灵沟通和心灵交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它能带给人们于心灵深处对历史人物的“健康沉思”。正如陆地于《韦拔群评传》“代序三”中所言：“阅读领袖评传的深层意义，归根究底表现为生者与逝者进行有意义的历史对话和思想交流。黄老遗著《韦拔群评传》通过对‘拔群思想’、‘拔哥精神’和‘拔哥人格’的多方位揭示，即为生者与先烈进行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平台，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登上平台时能感悟或领悟‘拔群思想’、‘拔哥精神’和‘拔哥人格’带给我们的现代启迪。”
在言及韦拔群的大量论著中，《韦拔群评传》算是首开先例，第一次对此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论证。一生习史治史60余年的黄现璠，以熟能生巧的“历史”文笔和精于考证的“历史”语言，向读者客观求是地娓娓道来了“韦拔群思想”丰富多彩的内涵：韦拔群的革命思想、爱国思想、民族思想、教育思想、人道思想、平等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的起源、演变及其成熟。尽管作者认为“韦拔群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但作者通过蚀精剖微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论证，无疑将“韦拔群思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这种扬弃一些传记通常记述革命人物时贯用“政治话语”和“革命语言”难免的穿凿附会和失实失真色彩以及进行综合性论证的特征，当为前人作品所无，这是黄现璠结合第一手访谈史料写出一部英雄信史的学术价值所在，反映出《韦拔群评传》独具一格的特色，从而为读者“回归历史现场”时全面正确理解“韦拔群思想”提供了认识基础。正如黄现璠于《韦拔群评传》中明确指出：“韦拔群不是一位革命理论家或革命思想家。无论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韦拔群始终都是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宣传家、组织家、实干家和领导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独具一格的思想。论评韦拔群的思想时，必须以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和言行以及从中体现出的理性认识和思维为基础，这是笔者之所以分期先详述韦拔群的革命实践活动然后再加以论证和评说韦拔群的思想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否则，若像其他学者那样，千篇一律地以历史人物的作品、理论和思想论著为据来论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功过，《韦拔群评传》即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空泛之作。不能因为韦拔群没有革命理论和思想论著问世从而对他于长期革命实践活动中无处不显的思想火花（包括他的革命思想、民族思想、教育思想、人道思想、平等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视而不见。只有经线的‘传记’叙述而没有深入条分缕析的纬线‘论评’，显然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出‘劳动人民的英雄……人民群众的领袖……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的真实形象，揭示出这位历史人物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涵，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同时还是笔者撰著前所未见的《韦拔群评传》的动因和动力，旨在将‘传’与‘评’融会贯通，打破现代革命史上无英雄人物和革命烈士评传问世的不正常现象 。”［11］由此又反映出《韦拔群评传》具有的另一个特色：抛弃历史人物评传默守成规的叙写范式，为新的人物评传叙述模式提供了一种可供操作和借鉴的学术文本范式；它运用的经与纬多角化叙述形式和内容，既释放出了多维度的“历史”，又形象地展示了文本历史化的演进机制，还体现出学术研究应该勇于破旧立新的革命性精神。可以这样说，《韦拔群评传》的叙述或论评形式设计本身，即象征着对繁复的历史解释学结构中的一种革新性重构，意味着历史人物评传文本新纪元的开启。因而在作为学术实践的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韦拔群评传》的叙述“新形式”具有无可置疑的学术价值和启迪后学的现实意义。
“韦拔群精神”虽然表面看上去是一个抽象化概念，但实际上它拥有丰富深刻的具体内涵，这便是“拔哥思想”、“拔哥心灵”、“拔哥人格”、“拔哥情操”的内核外延。同时，“韦拔群精神”如同“韦拔群思想”、“韦拔群心灵”、“韦拔群人格”、“韦拔群情操”一样，皆为韦拔群和他的战友们共同用生命铸就与谱写，具有一种集体主义特质，当属东兰革命集体智慧的结晶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产物。所以长期以来“韦拔群精神”能成为革命老区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老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将“韦拔群精神”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途径，关健在于深入研究和认识韦拔群一生实践的现实主义“实干劲”；将“韦拔群精神”化为具有时代价值的重要途径，关健在于号召人们学习韦拔群一生实践的“务实主义”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一言一行。而在这点上，《韦拔群评传》独具匠心，高出同侪。黄现璠于书中详尽介绍了韦拔群生前“憎恶不平，疏财仗义，辞官不就，从事农运，变卖家产，组建农军，率队加入红七军，担任红军将领；他，曾与邓小平同志一道双双走村串户，搞‘共耕社’试点，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最终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20人的大家族中有17人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致死或赶尽杀绝”［12］等方面的事迹，充分反映出以韦拔群与战友们共有的忧国忧民、心系群众、敢为人先、追求真理、信念坚定、百折不挠和革故鼎新、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为主题内涵的“韦拔群精神”。《韦拔群评传》深刻揭示出的这些意义重大，对于正确理解“韦拔群精神”至关重要。可见《韦拔群评传》作为历史作品无处不显的高扬英雄精神的正气，又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之一，体现出它在研究、认识和弘扬“拔哥思想”、“拔哥心灵”、“拔哥人格”、“拔哥情操”、“拔哥精神”等方面起到的人生意义启示作用上具有的“精神生产力”价值。
黄现璠在《韦拔群评传》的“助人为乐”、“尊重瑶胞”、“帮助瑶胞”、“团结瑶胞”、“无敌无我”等诸节中告诉了读者“韦拔群心灵”的美丽和丰富内涵。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曾经指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只是为事件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且也要用人们熟悉的故事类型重新解释事件的发生，使人们恢复对世界的感知。［13］黄现璠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于《韦拔群评传》中，不仅仅为波澜壮阔的右江农民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提供和补充了更多信息，同时还对人们熟知的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诠解和评价。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部分前人的记述或历史记载，以怀疑的态度分析部分重要历史事件，以怀疑的精神对待部分历史人物，当属史学大师黄现璠自我具有深厚“历史意识”的外化表现。黄现璠的这种“历史意识”，不知不觉地传达给了读者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历史记载并不等于是历史事实，二是一些历史记载与历史事实偏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政治和时势之需。读者能够领悟这些信息，实际上就已经是在自我培育历史意识了，由此进一步意识到一些历史资料不乏穿凿附会的“伪史”记载以及它与黄老热心追求的“信史”之间的重要区别所在，从而获得更为深刻的历史意识——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与空间（政治意识、民族意识、道德意识、人生价值意识、精神力意识等等）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黄现璠旨在让读者从真实感人的英雄事迹阅读中回归历史现场，对韦拔群烈士有一个触及心灵的感知；触摸历史时能与“真英雄”韦拔群进行心灵对话从而滋生出富有人生意义的心灵感应。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心灵……思考从来离不开图像。”黄现璠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于《韦拔群评传》中尝试借以大量令人回味的图片来帮助心灵思考，以使读者从阅读中获得动人心魂的心灵感应。这又是《韦拔群评传》推群独步的特点之一。正因如此，笔者阅读《韦拔群评传》时，受到的心灵触动可谓刻骨铭心，深切感受到作者用“心”在写的文笔情韵和气息跃然纸上，扑面而来。何以《韦拔群评传》能唤起笔者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关健在于黄现璠的笔触发自对英雄崇敬心情的真心实意，笔下流淌出的文字自然会触及读者的心灵。特别是笔者在读到作者于书中叙述的一段有关韦拔群生前闹革命艰苦到经常一天一餐仅以数粒玉米充饥的事迹时，忍不住泪流满面，感佩不已，对英雄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黄现璠于书中坦言：“我当时的理想是一旦自己原定计划所走的‘教育救国’道路行不通，便走‘革命救国’之路，返回家乡从事农运或投奔韦拔群。笔者的南宁三师同乡校友吴有良（吴西）、谢翱（谢鹤筹）等人不是参加了革命吗？我的南宁三师东兰籍校友黄榜呈、陈鼓涛、黄润生等人后来不都成为了韦拔群的得力干将吗？我在三师读书时的哲学老师叶一茅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是投奔韦拔群而成为了他的‘政治顾问’吗？所以，倘若当初我未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救国投报无门时最终走上投奔‘拔哥’参加农运的道路绝非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或‘事后诸葛’。这就是我对舍身忘死为国为民从事救国事业的革命先烈们一贯心存敬意的缘由，尤对韦拔群、彭湃这些毅然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而无私忘我富有牺牲精神的革命烈士肃然起敬。”［14］如果说黄现璠用“心”去写体现着历史学者的一种历史职责和使命，意味着一次心灵体验和精神漫游的历史感恩，那么，我们用“心”去读，则能获得一次精神升华的心灵之旅。当读者从对《韦拔群评传》的阅读中“触摸历史”时领悟到了黄现璠对英雄韦拔群产生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的情结和心绪，从中认识到黄现璠与韦拔群“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关系，领会到了黄现璠于书中意在触发心灵、凝为感悟的心境，便可从中获得深层次的心灵品味，从而用心灵去思考，领受历史的真缔，获得一次陶冶情操的心灵之旅，由此构筑健全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信仰，扬起自我“精神求索”的人生风帆。
人格的伟大是英雄韦拔群最具历史魅力之处。以往有关谈及韦拔群的论著，对此大多泛泛而谈和一笔带过，并未予以深刻阐释。而《韦拔群评传》与众不同，作者运用对韦拔群生前的领导张云逸大将以及生前亲属韦武月、韦武丁、黄美伦和部下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甘苦、吴西、黄一平、陆秀轩、黄荣、赵世同、韦国英、廖熙英、牙美元等人的多方面采访获得的大量第一手“口述历史”资料，以生动的英雄事迹和详细辨析为基，于《韦拔群评传》的“敢说敢为”、“模范党员”、“领导集团”、“并肩战斗”、“勇救拔哥”、“办共耕社”等诸节以及第15章“四个习惯堪风范”（吃苦耐劳、生活简朴、灵活机智、大胆勇敢四节）中，充分揭示了“韦拔群人格”的巨大魅力。
一部“人物评传”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它有助于精神的提升，而精神提升的关键在于人生意义的认同。这种认同便是现在与过去进行心灵对话、沟通和交流的结晶。《韦拔群评传》以90余万文字叙述的韦拔群烈士一生的革命事迹，只是历史记载的表象，重要的是读者穿过这种表象进入历史深处作一次心灵思考和心灵体验之旅，从而领悟和感悟“拔哥思想”、“拔哥精神”、“拔哥心灵”和“拔哥人格”带给我们的现代启迪，使我们从阅读本书中能够获得自身的“心灵净化”或“心灵洗涤”，达到“重建心灵”的目的，由此滋生出自我的“精神求索”和“精神动力”。黄现璠在《韦拔群评传》中没有故作深沉地运用“历史记忆”、“历史意识”、“触模历史”、“心灵体验”、“心灵思考”、“心灵重建”、“心灵净化”、“精神求索”等这些深奥难解的词语，只是点到为止地提示道：当年“英雄的精神，现已化为壮家人于时代洪流中脱贫致富的动力。”［15］这正是黄现璠致用史学一贯重立“历史意识”的深谋老道之处，他要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留下品味思想和精神交流的“余白”，留下心旅的无穷“回味”，让读者从对英雄事迹记述的朴实无华和实事求是的字里行间去作一次有意义的心灵体验和心灵思考的神交英雄之旅，从而加深读者“触模历史”时的“历史记忆”，提高读者的“历史意识”，由此从内心深处油然生出对精神追求的“信仰”，明智作出发自心灵的富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选择。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延张，“历史”必将越来越厚重，历史人物只会越来越远离我们而去，但人们对历史的探寻可以无尽；对英雄的重温重塑和英雄精神的再造再建可以永远，更何况我们“触摸”他（她）们时，还能享受到乐在其中的情操陶冶的精神洗礼和精神升华的心灵之旅。前述《韦拔群评传》于9月推出不久，立即引来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主流媒体的陆续好评，笔者受到启发和感染，于此写下这些简略短评文字，旨在表达笔者对真英雄韦拔群素来敬仰的一点真心真情。同时，这一切皆表明从事写作的舞文弄墨同道中人大多心心相印、心灵相通，表明有识之士正在为构筑健康的“历史”而赋予历史的时间经验和思维空间结构以稳定的秩序而不懈努力，以满足日常消费“历史”的人们渴求健康的精神食粮之需。
注释：
［1］引自《〈韦拔群评传〉出版座谈会在我市举行》，载《桂林日报》“文化天地版”，2008年10月2日。
［2］引自《深圳晚报》“阅读周刊•文化通版”，2008年10月6日。
［3］引自《歌颂“壮族人民的好儿子”——黄现璠遗作〈韦拔群评传〉出版》，载《南宁日报》“文化版”，2008年10月20日。
［4］引自《壮族首位大学教授为英雄韦拔群立传》，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10月22日。
［5］见《关于〈韦拔群评传〉》，载《桂林日报》第三版，2008年10月25日。
［6］引自《壮族人民的好儿子》，载《南方都市报》，20008年11月2日。
［7］见陈吉生撰《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载《广西社会科学》第7～10期，2008年7～10月。
［8］引自黄现璠等著：《韦拔群评传》（陆地撰“代序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9］引自黄现璠等著：《韦拔群评传》（黄荣撰“代序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10］引自黄现璠等著：《韦拔群评传》（梁成业撰“代序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11］引自黄现璠等著：《韦拔群评传》第8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12］引自黄现璠等著：《韦拔群评传》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13］参见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与历史再现》，第180页，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
［14］引自黄现璠等著：《韦拔群评传》第7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15］引自黄现璠等著：《韦拔群评传》第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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