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国到方国---壮族文明起源的新思考》是郑超雄先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的佳作，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本站转载是由 路 贝侬亲自打字输入，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壮族在线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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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古 国 到 方 国
－－壮族文明起源的新思考
郑超雄
摘要：本文根据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论证了壮族古代社会曾经历过古国、方国阶段。最早的古国是苍梧古国，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尧、舜、禹等古国同时并存，并且有了文化交往乃至战争。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石峡文化和石铲文化等，应是古国的文化遗存。壮族古代的方国产生于商代，它们与商周王朝有纳贡关系，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壮族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岭南文化向北流动，岭北文化向南传播，这种互动的文化交流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前就已经有存在。
本文所指的“文明”是指人类历史从蒙昧时代发展到文明时代的社会形态。人类历史上有两个根本性的分界：一是人类的起源，即人与动物的分界；二是文明社会与氏族社会的分界，即阶层、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壮族文明起源所要讨论的主题是第二个分界。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热门的讨论课题，出版或发表了很多专著和论文，但多将视野集中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忽视了周边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客观情况，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这是个怪圈，认为：“在中华大统一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①苏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除开中原地区的汉族之外，周边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文明运动的轨迹，最后才汇合成中华文明大实体。“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还明确指出：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苏秉琦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一语道破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周边各少数民族也都有自己文明运动的轨迹，最后才汇合成中华文明大实体。岭南地区的主体原住民族是古苍梧族和西瓯、骆越民族，也就是今日的壮族及其与之有同源关系的壮侗语民族的先民，是他们创造了类似中原地区“夏商周”的文明实体，他们应当有独立的起源和发发展的文明社会。要揭示壮族的古代文明，首先要从理论上澄清如下几个问题。
一、壮族文明的分期模式 “文明”一词，在中国文献中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文明一词在西方社会中有多种解释，有些将文明与文化混同，但更多的认同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它具在高水平的艺术、宗教、科学、政府及文学等。在我国，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人类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命题。一百多年来，将国家的出现视为史前社会的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已在学术界形成了共识。
关键的问题是，国家的定义、职能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学术界的分歧很大，而且也没有统一的模式。根据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科内罗（Robert Corneiro)在1970年的统计和密执大学的赖特（Henry Wrinht)在1977年的统计，各国学者的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四种：
1、管理论。人类集团为了求得生存而进行的某些活动，如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或远程贸易，要求一个权力集中的管理机构，由此产生了集权的政府和国家。
2、内部冲突论。社会内部经济利益不同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要求国家的出现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此有全面的叙述。
3、外部冲突论。当一个社会需要从另一个社会取得生产资料时，战争就成为必要的手段。由于战争的需要，必然形成统一的指挥管理机构－－国家。
4、综合性理论。这一理论的特点是将生态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矛盾、文化传统等因素作为一种互相影响的发展过程来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项。②
既然对于国家形成的看法有如此大的分歧，说明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从史前时期进入国家文明的运动轨迹就有多种模式。在我国学术界影响最大，并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摩尔根的理论模式。他提出人类社会三个阶段分类法，即所谓的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现代的西方学术界并未采纳这种分类模式，原因之一是“蒙昧—野蛮”是带有种族歧视的含意。在所谓“古典时代”，除希腊、罗马文明以外，都被视为野蛮；而在中世纪，除了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外的文化也被视为野蛮。18世纪以来，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及北美奴隶制的发展，这种理论曾一度占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似乎都认为，除白种人以外的其他落后民族都属于野蛮人。这种用贬意词作为人类社会分期的术语，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我国学者也提出：“长期以来，国内许多学者恪守着摩尔根提出的‘部落联盟’和恩格斯提出的‘军事民主制’这类概念，对人类社会空间如何由史前走向文明，一直缺乏社会形态结构牲方面的说明。部落联盟作为一种军事攻防的权宜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和民族学材料中都曾存在过，但它并不代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军事民主制只是强调了战争和民主两个方面，其它方面的问题并不能说明。所以在已发表的许多论著中，一律用‘部落联盟’和‘军事民主制’来解释由部落到国家的演进，显然是不能说明问题的。”③
从理论上讲，由部落到国家文明的中间还应有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应是一种含有初步不平等的，比一般的部落组织或普遍的农耕村落更复杂，高度地被组织化了的，但又未进入文明时代，未达到国家水平的社会。1962年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R service) 所著的《原始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酋邦”理论，他将原始社会发展演化分为三段，即游团、部落、酋邦。因为该书只讲原始社会，所以只讲到酋邦为止。依其演进程序，下一个阶段便是国家。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最早将“酋邦”概念介绍到中国大陆学界，并与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结论是：旧石器至中石器时代相当于游团；仰韶文化相当于部落阶段；龙山文化相当于酋邦阶段；从三代（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秦汉相当于国家阶段。随后，我国有不少学者用酋邦邦这一模式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从黄帝到尧舜禹的传说时代不属于“联盟”的部落时代，而属于“联合”的酋邦时代，夏代早期国家的形成就是经过夏代之前的“酋邦制”发展而来的。④童恩正教授也认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亦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属于酋邦制发展阶段。以夏王朝为界，中国由史前到文明、由部落到国家也是经由酋邦发展而来的。⑤
酋邦制概念的提出，显然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中一项具有突破性的新成果，它揭示了人类由部落向国家文明过程中某一形态。但是，由于酋邦制只是通过对一些特定的民族和地区考察后归纳提出的，有其特定而具体化的组织结构、血缘关系和经济政治体制，因而它很难代表世界各地各民族文明产生的实际。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西方学者很陌生，在他们的论著中很少提及，他们研究的概念成果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运动轨迹，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以往我们总是盲目地、不加审视地照搬西方学者的概念来套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轨迹，结果是别人摒弃了（旧）的概念，又提出新的概念，而我们则还在使用别人已遗弃了的旧概念。这些教训是深刻的。对此，苏秉琦先生的思辨是值得称道的。他在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上，根据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分期模式，即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又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提出的古国是指高于部落形式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距今四、五千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都已涌现出来。像辽西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以前，有祭坊、女神，积石冢和成批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已是古国的形态，即是原始国家形态。发往提法是中国有四千年文明史，后来有学者根据古城址、先甲骨文文字等的出现，提出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因为这些学者多是依据某一种具体的东西来判断中国文明出现的时间，总是不能令人信服。而苏先生整合这些文明标志“物”，上升到理论阐述，提出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就显得言之成理、易于令人信服。
古国之后是方国，方国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的、高级的国家。距今约4000年前，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夏以前的良渚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别代表了中国南北早期方国典型例子。
帝国，即是秦始皇统一之后的中国称为商国。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理想的帝国观念，却未能实现，其理想最后由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⑥
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尽管在国内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完全是根据中国考古文化的客观情况提出的，并且确有依据。特别是提出中国最早的古国产生于辽宁的红山文化，认为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原生型”，而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次生型”，对传统的“中原黄河中心论”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在他书中的另一个著名论点，是中国原始国家的发生遍布各地，有如“满天星斗”。指出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都存在着古国模式。这无疑为我们研究和揭示岭南地区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笔者撰写的《壮族文明的起源》一书，就是依据苏秉琦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模式进行分类的。壮族地区最早的古国，见诸文献记载的是苍梧古国。苍梧古国与中原华夏集团尧舜禹古国同时存在。苍梧古国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湖南湘江流域及南部地区，广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在此范围内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应是古苍梧族所创造。广东石峡文化就是位于此范围内。学术界已公认，石峡文化已经出私有制、阶级分化和王权政治。其年代距今约4900—4700年，与苍梧古国活动时间相符。桂南地区的石铲文化，分布很广，中心遗址面积数千平方米，在当时来说已是很大的祭祀场地，并不亚于红山文化中的祭祀。举行如此大的祭祀活动，必定有众多的人口，有严密的组织制度和权威的组织者等。由此可知，石铲文化也应是桂南地区的古国文化遗存，其创造者当是在这个地区的古骆越国先民。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岭南地区必有不少的古国实体，目前因限于考古发掘较少，所以还难以统计其数字。
古国之后是方国，岭南地区的方国至少产生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逸周书·王会解》后附有《商书》中《伊尹朝献》佚文，文载商初成汤命伊尹制定诸候向商朝的贡纳制度，伊尹作“四方令”，其中正南诸候国有“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所献方物为“珠玑、玳瑁、象齿、文犀、菌鹤、短狗”。从“四方令”中记载的南方诸候国和行献方物情况看，他们大部分都是岭南地区的方国实体，与商是纳贡的关系。是小国向大国纳贡，是高层次的政治文化交往。岭南至商国都城有数千里之遥，岭南方国的使节去而复返，说明他们有很坚定的故国家园观念，有为本方国服务的责任感。学术界多将远程贸易作为文明国家出现的标志之一，岭南方国将本地土产进贡给商王朝，并获得商王朝的回赠，这无疑也是一种交易的形式，有政治交易就必然有货物商品交易。在考古学方面，两广地区发现了商代的牙璋、玉戈及青铜器，这些都是垄断性的高品位的文化遗物，是王权的象征。那坡感驮岩曾有商代铸铜石范出土，说明此时期岭南方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而北方传来的青铜卣等礼器也应是方国之君才能拥有。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是壮族地区方国的发展时期，他们已经能制造大量的青铜兵器，说明此时期的战争机器频繁运转，方国与方国之间战争不断。大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如果不是秦始皇统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西瓯、骆越两大方国必然在战争中兼并，合二为一，实现岭南统一的格局。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群雄逐鹿，出现频繁的方国战争。岭南也不平静，也存在着本土的方国战争，岭南岭北的国家文明运动轨迹，大致是相近的。
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特别是在广东地区，从古国时候开始，就是多种文化汇合并存的地方。古国时期，广东北部、西北部和东部，大致是苍梧古国统治的地域。而广东的东部和东北部则是闽越族系和吴越族系所建古国。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珠江三角洲露出海面，形成肥沃的平原地貌，是待开垦的处女地。于是东部的闽越、吴越族系西渐，西部、北部的苍梧、瓯、骆族系则东渐、南渐，共同开垦珠江三角洲，形成多种文化汇合。在这里发现的有段有肩石器较多，就是文化汇合的物证。有段石器源于吴越闽越地区，有肩石器则是源于瓯、骆地区的邕江郁江流域。苍梧古国曾与中原尧舜华夏集团发生过战争，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说明苍梧古国曾在战争中受到重创，被尧舜从湖南赶到岭南。进入方国时期，苍梧国又遭到楚国的致命打击，渐次退出历史舞台。继苍梧国之后，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有“灌(原书为"马"字边,下同,转都注)兜国”，在粤中地区今博罗一带有“缚娄国”；在粤北阳山、英德一带有“阳禺国”；在雷州半岛及海南省有“儋耳国”、“雕题国”等。《氏春秋》(疑为《吕氏春秋》，转者注)说，“缚娄、阳禺、灌兜之国，多无君”。这是不确切的。近年在广东博罗县横岭山发现先秦时期墓葬300余座，出土铜鼎、铜钟等青铜器以及大量的陶器、原始青瓷器和玉石器、铁器等。学术界多认为这是古缚娄国的文化遗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出土遗物看，当时缚娄国已进入方国阶段，并非是“无君”的原始氏族社会。广东境内的其他方国也大致如此。
就某种意义 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可能要高于广西地区，主要原因是那里是多族系、多文化汇集的地方。文化只有交流才会有进步和提高，生产技术的交流就必然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正因为是多族系、多文化汇合地带，就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能号令各小方国的政治实体，整个社会是松散的方国林立格局。而不象广西地区，在战国前后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的相对统一格局。因而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南越国时期，赵陀一方面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又以强大的兵威相胁。广东地区已无独立的方国存在，全部推行了封建的郡县制，原来的方国上层人物也吸收入南越国高层统治圈内，如丞相吕嘉及其族人都在南越国中做官。在广西地区 ，西瓯、骆越被秦军重创后，已无实力与南越国对抗。赵佗采用财物贿赂手段进行安抚拉拢，又封同姓王赵光为苍梧王率军镇守苍梧地区，专门监控西瓯、骆越残余势力的行动。就严格意义上说，南越国时期，作为独立实体的西瓯、骆越方国已不复存在，而是与南越国政权一并进入封建的郡县制社会。
与西瓯、骆越方国同时存在的句町国，也是壮族先民建立的方国实体，句町国位次于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交界处。在史籍记载中称西南夷，与滇国、夜郎国、漏卧国齐名。句町方国很可能起源于商代，那坡县感驮岩遗址中的商文化层，曾出土有石弋、牙璋等王权象征的遗物，同时还有用大量稻、粟作祭品的祭祀场，以及铸石范，无不说明这里在商周时已存在着方国实体。战国至西汉时期，是句町方国鼎盛时期。西林县发现的铜鼓墓和铜棺墓，无疑说明这里曾是句町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墓中出土的铜鼓、铜棺以及鎏金马桶和车饰等，工艺水平非常精湛，反映了句町的文明水平也是很高的。汉成帝时，句町王曾协助汉军平定益州郡的方国反叛，被 封为王。句町国曾与夜郎国发生过多次战争，战争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争夺地盘、人口、财物。西汉末期，王莽篡权，欲贬句町王为侯，句町国与王莽军队发生了激烈战争。最后因王莽政权跨台，以又双方战争不分胜负而告终。据史籍记载，句町国在魏晋时仍存在，晋以后才未见史籍中。其国何时因何原因消亡，一直是个谜。与西瓯、骆越不同的是，秦汉帝国以后的历代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推行封建郡县制时，句町国一直保持着独立方国的形态，尽管他们与历代王朝有过纳贡关系，但他们的武装实力、国家机器一直在独立运转，并未受到封建郡县制改造。因此说，句町国是壮族的最后方国，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方国。
方国之后是帝国。壮族没有独立发展的帝国形态。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西瓯、骆越分别统一了广西南北地区，相信他们是在各自的地域内用武力征服吞并了不少的小方国。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形成大统一，因而仍属方国的性质。他们与全国各地的方国一样，最后统一到秦汉大帝国之内。
壮族古国文明的形成，是无裂断地向方国发展，不是无缘无故地突然出现。而是在古国的前期就已积淀了诸多的文明因素为基础。以桂林甑皮岩为代表的洞穴聚落，以顶狮山遗址为代表的河旁台地聚落，都是支持古国形成的基础。这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制造陶器、饲养家猪、建造了房屋、磨光石器也越来越精致，并由一器多用向专门工具发展。有了原始农业，过上了定居的生活。数千上万平方米聚落，是古国形成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将壮族文明运动轨迹分为：聚落—古国—方国三种模式。而在聚落的前面，我们也简单介绍壮族地区人类的出现、人种的形成情况，以便对壮族文明发展过程的前后有更全面的了解。
二、壮族文明与考古学的关系 `研究人类社会文明发生、发展规律，主要是依据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材料。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对象是现在仍保留的原始村落或社区文化。但现代壮族已不存在原始部落文化的村寨，因此从这方面来探讨壮族文明的运动轨迹比较困难，而考古学材料则比较丰富。研究壮族文明的起源主要是依据壮族世代居住地的考古发现作为最基本材料。
壮族地区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早在80万年前百色盆地就已 有人类活动。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万年至2万年前，发现有柳江人、麒麟山人、宝积岩人、灵山人等人类化石。这一时期人种已形成，他们均属蒙古人种华南支系。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是壮族地区社会大变革时期，原始农业、饲养家猪、磨光石器、原始聚落等文明因素已经产生。其人口也日益增多，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因而此时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各地。从体质人类学测试结果证明，柳江人、麒麟山人、桂林甑皮岩人皆与现代壮族有传承关系。一般情况而言，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过上定居生活，并不断地繁衍发展着。因此说，现代壮族及其相关的壮侗语诸民族，是壮族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传承者。壮族地区考古学反映的文明文化，可以说是壮族早期的文明文化。
从考古学角度对古代文明进行研究探索，目前国内外较流行的观点是将考古发现的某些遗物、遗存作为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如将铜器、文字、城市、复杂的祭祀礼仪作为樗物。确实，这些标志物的出现，反映了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但是，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由于居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各自进入文明的途径是有所区别的。因而各自的系列物化标志也很难以同一标准来衡量。以铜器为例，中国西亚两河流域、埃及、南欧爱琴海域等古代文明时代都具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夏、商、周、春秋时的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统治的象征。然而中美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则没有铜器的文明，西欧亦并非在其铜器时代而是在铁器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的。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推进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此时期也没有青铜器，尚属前青铜文化时期。
又如文字，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进一步认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⑦。然而，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已建立强大的帝国式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我国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在其初期文明社会虽已建立了政权机构，但也没有文字。再如城市，古埃及的早期文明中并没有城邑，故被 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从考古学角度探讨壮族文明社会的发展轨迹时，就不能硬套那些“标志物”， 是采取有“标志物”论而不唯“标志物”论。要从总体的、宏观的视野来把握壮族文明发展过程，而不是从单一的、具体的某一事象来说明壮族文明社会的全部面貌。
相对于西林县的铜鼓、铜棺墓而言，我们也要从总体把握的角度来看待其社会性质。尽管墓中没有发现人殉现象，并且墓中还出土有六博棋盘、耳环、洗等汉式或仿汉式器物。但我们 认为 这里尚属奴隶性质的方国社会。因为在秦汉时期，句町国 一直是独立王国，他们的武装力量、国家机器、社会制度都未经封建制改造。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句町国是在本土自发出现的独立方国，并不是从统一的帝国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正体，其社会内部从未烙印有封建印记。这一社会祖背景，足发说明铜鼓、铜棺墓的社会性质问题。
对于壮族古国、方国社会，我们也要从总体把握的原则。在上述文明标志物中，象复杂的祭祀礼仪，在古国时期就已出现，如石铲祭祀场、石峡文化及那坡感驮岩中用大量的稻米或粟作祭祀。这里虽然没有大型的宗教建筑，但却有有组织的大型祭祀仪式，更重要的是蕴含有人权神权合一的政治目的。铜器在方国的早期阶段即已存在，而文字在壮族早期文明中是没有的。关于城市这一问题就比较复杂了，首先是城市的标准是什么？一般学者认为是高耸的城墙，坚固的城堡。若按此标准，壮族早期文明社会中确实没有出现过。苏秉琦先生则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说：“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 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成市。”壮族的圩市是从来没有围墙的，田阳县敢壮山歌圩活动，每年约有5万人自发参加，2003年则达到10万人以上。赶歌圩者都例须提前祭拜布洛陀神，从山下到山上，插的一排排香火约有1公里长，祭拜布洛陀后才开始唱歌三日。歌圩期间，商品云集，保证数万人的消费。这种祭祀—唱歌—贸易的模式应当是壮族初级城市产生的模式。此种模式在古国时期就已存在。有学者提出，石铲具有商品贸易的功能，这是可信的。从数千平方米的石铲遗址规模看，当时参加的人很多，从筹备到举行祭祀活动需要持续几天甚至十几天，人们在这里产生以物易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石铲祭祀场以及附近的大聚落就是最早的“城”。开始是按照规定的祭祀时间集会贸易，一年一次或二次，后来发展到不一定按祭祀时间集会贸易，而是定期相约集中贸易，这就是圩。现代壮族每3日一圩或是6日一圩。应是从早期的祭祀集会贸易演化来的。若按苏秉琦先生关于城市标准的观点，壮族的“城市”不但有，而且起源很早。
不同时期的考古文化放在不同历史时段考察，对了解壮族文明运动轨迹便会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青铜器硬度大，用作生产工具远比石器优越。但是，在壮族古代的方国社会中，它却用来作为政治工具，用以战争和祭祀。那坡感驮岩遗址商文化层中发现有斧范，这是壮族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文化遗物。斧，在考古学分类中属生产工具类，在这里却作为武器。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至春秋时期墓地里，共发现110件铜器，其中73件为青铜兵器；恭城县秧家春秋时期的一座墓葬，出土铜器33件，其中兵器11件，青铜礼器10件；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共出土377件青铜器，其中青铜兵器263件。方国时期，壮族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以兵器为最多，其次是铜鼓、铜钟、铜鼎、铜卣、铜盘等青铜礼器。武器就是战争机器，同时也是国家机器的物化标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就是政治斗争，是外部阶级矛盾的战争。掠夺财富、人口，争夺地盘是战争的重要目的。战争中的大批战俘将沦为奴隶。《布洛陀诗经·唱罕王》中，罕王与祖王的矛盾就是王权、美女、年轻力壮的奴隶、山塘、土地等的争夺，可以说是壮族方国社会的形象描述。青铜礼器表现的是祀，祀就是神权与人权的拥有，是方国内部等级差别的象征。青铜礼器越多越规范，方国内部的阶级分化就越明显，阶级矛盾就越突出。《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戒”。这是指在中原地区方国的事，但也同样反映壮族方国的社会情况。壮族地区在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中，有大量的青铜兵器和青铜礼器发现，正是“祀”与“戒”的关系，是“国之大事”。以往有学者根据壮族地区出土的石祖、陶祖，认为壮族社会已进入父权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前夜。这夜有多长？何时天才亮？则未明言。壮族未经过奴隶社会，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壮族便从氏族社会跳跃进入封建社会。果真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先秦时期那些象征着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青铜武器和青铜礼器，特别是壮族地区发现大规模墓葬群以及和中原王朝发生纳贡关系的远程文化交往等。这些都不是原始氏族公社所能做得到的，只有文明社会才具备上述条件。
从考古学材料看，壮族方国内的阶级分化是很特殊的。君、将一类的贵族，占有绝对的财富支配权。恭城秧家春秋墓出土有鼎、尊、缶(原字为：上面三个“田”，下面一个“缶”。转者注)、编钟、弋、钺、剑、镞、车器等三十余件器物，西林汉代铜鼓墓随葬器物有铜器、铁器、玉石器以及玛瑙、水晶、绿松石、金丝等共400余件。特别是用绿松石、玉管、玛瑙、串珠与绢布缀成裹殓人骨的“珠襦”，更显示墓主身分高贵。类似用“珠襦”殓尸的现象在滇王国贵族墓中也有发现，他们是用数以万计的玛瑙、软玉、绿松石联缀而成。《汉书·霍光金日(石单)传》云：“太后被珠襦”，注引晋灼曰：“贯珠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这些墓葬与那些常见的只出几件粗陶器甚至是无随葬品的墓葬相比较，显然是属于不同的阶级。而情况特殊的是，尽管壮族方国内已存在明显的阶级划分，但是原始氏族的血缘纽带并未崩溃，而且是越来越加强。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至春秋墓地、安等秧战国墓地，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地，广东博罗横山岭先秦墓地等，都是氏族的公共墓地，凡是埋葬在上述公共墓地内的，不论随葬物有无，不论贫富，都属于氏族的成员。而那些真正的奴隶，是从战争中俘虏过来的，他们死后是不能埋入公共墓地的。张光直先生认为：“在形容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时，常有这样一条法则：在古代王国文明形成过程中，血缘关系渐被地缘关系所取代 ，政治的、地缘的团体占的成分比亲属的成分越来越多，而亲属关系则日趋衰微。这是根据外国古代史所得的结论，用它来观察中国的史实似乎很合理，然而却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⑧。壮族在解放前还遗留有“都老制”，其实是在血缘链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如果这种制度转化为政治实体，其基础必然也是血缘链。现代壮族居住的村寨，几乎都是宗族血缘链为基础的聚落，如果组成政治集团，其核心当然也是血缘基础。因此，以往学者研究壮族阶级分化如何出现时，总是强调氏族解体后才能进入阶级文明社会，看来需要重新审视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了。
正因为壮族古国、方国政治实体一直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因而其内部虽有阶级分化，但是不十分强烈，而是渐次发展。除西林铜鼓和恭城秧家墓较为特殊外，武鸣元龙坡、安等秧墓地、平乐银山岭墓地、广东博罗横山岭墓地等出土的随葬品所反映的贫富分化、阶级层次并不明显，葬品最多的墓只有十余件，普通的墓也有一二器物，还有相当部分是空墓。这种情况说明，在以血缘为基础的方国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都有血缘关系，在财富分配上或多或少仍保留有原始氏族平易分配制度的遗风。但是，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威的政治权力则是可以肯定的。被统治者有自己的家庭和少许财产，平时是农，战时是兵，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死后在公共墓地内有一块葬地，并非是传统说法中一无所有的奴隶概念。这就是壮族特色的分化。它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相接近的。
相比之下，方国外部产生的阶级对立就十分激烈，那些沦为奴隶的战俘，或作家奴或作匠奴，甚至作祭祀牺牲品，是没有人身自由和生命保障的。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铜 盆上，用黑漆绘有四级图画，内容是反映古越人战争情况。第一级组画像是议事，中间端坐一人为首领，另外有三人持长械向着首领拱捐，在远处有一赤身裸体人物似在作杂役，其身份当是家奴；第二组画，前面有奔马，一人落马上，仆人卧倒地，四肢伸直，后面有持械者追赶，这是战场情况；第三组，首领盘腿端坐正中，右侧前方有三人，皆持长械，腰后各悬 着一人头，左侧前方，有一体大强壮的人，肩上扛着一个赤身裸体者，当是战俘。这组画似是战后处理战利品的情况。战俘的命运必然是沦为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属于统治者所有。其画面的内容反映的应是方国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
总观方国内部的阶级结构，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君王、将及谋臣等贵族，他们拥有大部分财富和绝对的政治权力；第二类是氏族或宗族的成员，他们虽然是被统治者，但拥有小部分的财产，有家庭，亦兵亦农，与统治者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并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第三类是战俘沦为奴隶身份，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生命保障，没有财产，平时被强制做各种无偿的劳役，战时也有可能编入军队打仗，他们与氏族成员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三、壮族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有学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把岭南地区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岭南的越族人民是从这个时候起，正式成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各族人员共同创造和发展光辉的中华文化”⑨。类似的观点，在相当部分研究广西历史和壮族历史的论著中都有存在。这个论点表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即是说，现在居住在中国国度内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缔造者。中华文明的历史，原来说四千年，近年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学界又将中华文明史提前到五千年前，并逐渐得到共识。若按上述观点，那么岭南越人在秦平岭南以前的二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是没有贡献的。只有在秦汉以后两千余年间才参与中华文明的创建，这是说不通的。秦统一岭南以后，岭南越族“正式成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的论点，实际上是涉及多民族国家如何形成的理论问题。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 国家。其二是我国自古 以来就是一个统一 的多民族 国家；其三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前一观点大家都同意，后两个观点则分歧颇多。我不赞成只有“统一”后才形成“多民族国家”。“统一”是一个政治概念，就中国历史而言，秦、汉固然一度统一，但统一的范围有限，并未包括今天我国境内的各民族地区，而且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了；隋唐再度统一，宋辽金元又分裂了；元、明、清三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算最终完成。由此可知，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是从开始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期间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即是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小统一走向大统一。岭南越族不是在秦统一岭南以后才正式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个成员，而是在秦以前就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员。我们应当从整体性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历史，而不拘泥于某段历史某事件的变化。在长期争展中，中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相互联系，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每个民族的发展和演变都离不开这个整体。
明朝人顾祖禹就有整体解读中国历史的观念。他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中说“传称禹会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到了商初“成汤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诸候更相吞灭，其见于春秋传经者，凡百有余国，百会盟征伐，有章可纪者，约十四君。”顾祖禹就认为中国历史的形成，是从万国、千国、百国、十国这样递减下来的。夏、商、周开始时都是方国，与各诸候是平等的，后来发展成大国。而大国有大国的风险，小国联合起来对付大国。夏朝建立 时，商族和周族都是夏朝内的一个方国，周族向西发展，商族向东发展，他们的方国地都不是很大。《孟子·公孙丑上》：“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商汤时有三千方国林立，商有七十里的地盘，已算是强大了，因而商在三千诸候国的拥护下推翻夏朝，建立商朝。周族在商朝时也还是一个方国，偏居泾水、渭水流域，周武王时，联合千二百个方国东征，消灭商朝，建立周朝。战国时期，秦国也是关中地区的小方国，他与东方六国，物别是楚国的国力是无法比拟的，后经商鞅变法，国力大增，结果将东方六国消灭，建立秦帝国。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对北方的胡人采取防御政策，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修筑万里长城，对岭南地区则采取武力征服政策。平定岭南后，设置桂林、南海、象郡，推行封建的郡县制度。这就说明岭南的方国政治环境已达到与中原政治环境相对应的水平，因而具备了帝国统一的条件。这种条件的形成，无疑是岭南越族长期发展的结果。就此意义而言，岭南越族对中国政治统一是有贡献的，他们和岭北广大地区的各方国一样，表面上是被动地接受政治统一，而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参与了政治统一活动，即是他们在岭南地区建立小统一的政治实体，而后秦始皇才能完成最终的统一。
如果我们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即中国多元一体化的民族大家庭格局在秦始皇统一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逐步形成的。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将中国文明起源地分为6大条块：
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
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苏先生认为，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拓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念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和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岭南壮族地区属于上述六大考古文化条块的一个支系，他对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化的构成具有相当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最早学会制造陶器。桂林庙岩出土的陶片，经C14测定为距今13610＋＿500年和13710＋_260年两个数据。另外，桂林甑皮岩也发现了早期陶片，以往认为桂林甑皮岩的陶器为距今9000－10000年，近年又在以往的地层下发现了更早的陶片，其年代与庙岩相近。另外，灵川县的大岩遗址也发现在类似的早期陶片。同时，在相邻的湖南道县玉蟾岩也发现在类似的早期陶器。这些地区都是古代岭南越人活动的地方，他们是早期陶器发明者。
2、最早学会种植栽培稻。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不但发现有早期陶器，更重要的是发现有栽培稻实物。据采集的木炭和陶片经C14测定，年代分别为距今12540+_230年和12860＋＿230年。比西亚开始种植小麦、大麦的年代还早。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栽培稻实物。它的发现与古苍梧族有密切关系，说古苍梧族先民是我国最早发明种植栽培稻的民族，并不过分。
3、最早学会饲养家猪。桂林甑皮岩发现有60余付猪骨架，经鉴定，大部分是经过人工饲养，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家猪实物。
以上三种物质文化，是史前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滚动性的，它们必然向北、向南、向东、向西传播。中华民族文明即是在这种流动的物质文化基础上滋生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文化一直是互动流通，并非是“单向”。岭南文化向岭北流动，岭北文化向岭南传播这种互动的文化流向，并非是从秦始皇政治统一岭南时期开始。岭南地区发现的玉琮、有段石器和铜卣、铜盘、铜鼎、铜钟等，都早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间约一二千年，它们都是从吴越地区和中原地区传入的。这就是考古学文化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总观上述材料，我们认为，壮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起源和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尽管壮族文明运动轨迹有其独立运行的一面，但又和中华文明运动轨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始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文明古国中的一员。
注释：
①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4页，三联书店1999年。
②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1期。
③李光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1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④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字学报》，1987年5期。
⑤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的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5期。
⑥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部曲与三模式》，三联书店，1999年。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⑧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471页，三联书店，1999年。
⑨黄体荣编著：《广西历史地理》36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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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2-23 2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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