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少年时期的求知欲特别旺盛，什么都爱问个为什么？有很多事请教大人，并不能完全满足自己所问，只能如饥似渴地看书。要买书来看，兜里没有钱。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年代，昆明的图书馆很少，还不知道有个云南省图书馆。在我的脑海里，图书馆的概念是陌生、淡薄的。跟同学、朋友借书，很有限。最好的办法是到书店看书，只要你不偷书，不毁坏书，店老板和店员任君站着、坐着阅读，下班就走人。成人之后，笔者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书店和图书馆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当笔者发表过几篇文章，出版过一两本书后，再进入琳琅满目的书店、汗牛充栋的图书馆时，与少年时期的心情大大不同。首先想到的是，我写的书文，在书的海洋里，在学术殿堂上，从数量上讲，真是沧海一粟，多么渺小，还不能用占一个角落来形容。第二个感觉是，我们国家的文化历史悠久，历史荡涤了前人的辛劳成果，留下光彩夺目的精品杰作车载斗量。现在有的人费尽心机写出来的书文，出版发表后，恐怕还没有人阅读，就成了废纸。我想想自己写的东西，经过历史的筛选，对社会有多少作用？十年、二十年后有人读吗？这就是书文的质量， 质量决定书文的生命力。在浩如烟海的书丛中能有一席之地吗？这些问号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旋转着。
壮泰族群在我国和东南亚有20多个民族，人口接近1个亿，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掸邦、印度阿萨姆邦，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有少量分布。
壮泰族群的亲缘关系在史书里没有记载，从19世纪末到1937年，只有少数中外学者零零星星地发现和知道壮泰族群中的某几个民族中，在语言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语言学家李方桂在1936—1937年英文的《中国年鉴》里发表了《语言和方言》一文，首先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做了分类，其中包括有壮傣语族(今称壮侗语族)。同时，李方桂和其他学者指中国出境外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一些民族语言与中国境内壮傣语族语言有关。这是李方桂的重大贡献，让我们明确了壮泰族群在语言上的亲缘关系。新中国诞生后，进行了民族识别，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普查，出版了各个民族的语言简志，对壮侗语族的研究走向深入，完善了李方桂提出的语言系属的划分。
与李方桂在研究语言的同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学者徐松石写了两本书：《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考》，试图从语言以外的方面来探讨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获得一些进展，从雾里云里转进到有个初步轮廓。由于时代的限制，能做到这一步已是极大的成果和进步，所以他的这两本书出版至今已有六七十年，前后印刷了5次，对此课题有兴趣的人、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仍需研读，可见这两本书有生命力。
之所以说受时代的限制，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语言学、 考古学、人类学等等学科刚从西方传人我国不久，还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多少研究成果。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社会科学有一些新理论出现，外国的社会科学新理论传人我国。我国出版了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简志、简史，到处都有考古发掘，都公布了发掘报告。各地各民族口头的和用本民族文字记载的民俗、民间故事、民间传说、音乐、舞蹈、戏剧等等都出版了资料集或专著。国外也有相应的一些成果问世。徐松石那个时代要靠自己的双脚东南西北去跑，靠自己的双手记录收集资料是很有限的。
壮泰族群亲缘关系的谜团一直在困扰着一些中外学者，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能解决，是因为从范围来说，有的学者只从一两个民族着眼，如我国有的学者只研究壮族与布依族两个民族的关系，越南只研究岱族与侬族的关系，泰国泰族与老挝佬族的关系，视野不宽。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学家只研究他们某一两个民族中语言的语音、声调、词汇、语法。文学研究家只研究文学作品或民间故事。至于为什么有异同现象，他们没有进一步去深思，更不会质问几个为什么。
笔者一直在冥思苦想如何解开这个谜团，既然语言学家已经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语言亲缘关系，便可顺藤摸瓜，使用语言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地名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音乐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进行探讨。从年龄上说，李方桂、徐松石是笔者的父辈，前述这些学科在他们那个时代还处于萌芽状态，就拿地名学来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全国范围开展了地名普查，东南亚国家详细的地图也不难找到。而在李方桂、徐松石的那个年代是没有的。现在我们不必亲自天南地北跑去做地名调查，很容易就能得到我们需要的资料。如果要单枪匹马亲自去搞调查，仅仅搞地名调查就得消耗你一生的时间，何来时间进行研究。笔者庆幸生来逢时，处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时期，用前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花了十年时间，写出《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出版)，受到读者的关爱，2007年由民族出版社再版。
黄兴球君是壮族子弟，是历史学本科、博士出身，古汉语有基础，英语很好。后来到越南做访问学者近一年，学会了越南语，做了越南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考察，熟悉了越南历史、文化、民族。再后，又到老挝做访问学者近一年，学会了老挝语，在老挝做了广泛的人类学调查，出版了《老挝族群论》(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他还到泰国考察过。他的基础条件就很扎实，是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最强者、佼佼者，比笔者强得多。
黄兴球的新作《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语言，具体来说是词汇。词汇是反映事物的，一般来说，有这个事物，相应的就会有代表这个事物的词。壮泰族群的各个民族，在基本词汇中有相当数量是相同或相近的，而不是少数几个词，找出相同或相近词汇出现的年代，也就是那个事物出现的年代，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们的先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大致年代和分化的年代。靠《辞源》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参阅大量的农业、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考古学等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梳理出头绪，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付出的辛劳是巨大的。有人只看重考古，轻视语言，这是偏激的做法。我们常说，乡音不改，表明语言有相当的稳固性。其实，语言是活的社会化石，语言蕴藏着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发掘的金矿。考古比语言更复杂，我们发掘几千年前地下埋藏的文物，未必是今天生活在地面上的人留下的遗物，要确定地下文物的主人并不是容易的事。
2007年5月14日，泰国清迈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广西民族大学，让笔者在会上讲讲壮泰族群的渊源与文化关系，最后笔者说：笔者这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使失散了的壮、泰、老、掸、岱、侬、傣等等兄弟找回来了，联系起来了，感到快慰、欣喜。散会后，我校宴请泰国朋友，泰国西北大学国家基金委员会的一位老师带着她的十五六岁女儿找到笔者说，刚才笔者的发言很好，要把女儿送来跟笔者学习，愿不愿意收她的女儿为学生。笔者欣然答应。接着她又说，刚才笔者的讲话，使他们访问团中一位个子矮黑的音乐老师很受感动，尤其是说到“找回失散的兄弟”时，他都要流出眼泪。笔者听后，先是感到震
惊，平静下来后感到愉悦。笔者的研究工作成功了，得到泰国泰族民众的认可，取得了想象不到的效果。过了几天，这位深受感动的泰国友人，写了以下感人的诗句：
我热泪盈眶
当聆听范教授的讲座，我热泪盈眶
当飞机穿越泰老中的上空，我热泪盈眶
当品尝这里的美味佳肴，确认那是出于我们相互关联的文化。
我热泪盈眶
当坐在会议室，看着每个发言人与年轻的泰语翻译相互合作，我热泪盈眶
还有……
当我们与李教授道别的时候，我热泪盈眶
我热泪盈眶，就像离散的孩儿刚刚找到归家的路
我热泪盈眶，走在山水环抱的侗寨，倾听竹笛吹奏的天籁
我热泪盈眶，夜晚躺在酒店的床榻，回想一天的所见所闻
我热泪盈眶，深深感谢这里的每一位热情接待我们的主人
我热泪盈眶，心的一部分留在了中国
——离散多年的孩儿索罗.古塔拉
泰国西北大学音乐教师
2007年5月18日
黄兴球与笔者从事的是同样的工作，把流离失散的兄弟姊妹找回来。从以上这首泰国友人的诗作，我感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话又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两段话，我想黄兴球的这本书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会有生命力。笔者已垂垂老矣，壮泰族群的研究工作才开始，还有许多领域需要探讨，企盼黄君再接再厉继续走下去，预祝他能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范宏贵
2007年7月1日于南宁相思湖畔
发表于 2008-6-11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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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16 22: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