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壮族的来源问题，主要有“外来说”和“土著说”两种观点。
“外来说”总的认为壮族是从其他地方迁到广西来的，而从何地迁来，又有不同说法。有说直接从山东、河南迁来的，也有说从四川、陕西一带辗转迁来的，还有说从湖南、福建、广东迁来的，等等。至于迁入广西的时间，多数说是宋代，还有一部分说是明代。
这些“外来说”的根据，主要是流传于各地壮族民间的族谱和一些碑刻。综观各姓氏的的族谱和墓碑，几乎都没有说是广西本地土著的，所以，从表面上看，壮族“外来说”的根据似乎很充足。但是这些族谱多是清代以来陆续编修的，明代编修的都已经很少见到；墓碑也多刻立于明清时期。这些族谱或墓碑多数都说是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期间从中原的“山东白马”迁到广西的。由于编修族谱或刻立墓碑的时间与其文中所说迁入广西的时间已相距数百年之久，因而其可信程度如何，还需要谨慎考订。假如这些族谱或墓碑所说的都可信，那末，在宋代以前广西地方就不应该有壮人。但这与历史事实不符。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广西地方在秦时就生活着势力强大的土著民族西瓯、骆越。而据历史学家和民族家们的研究，一致认为西瓯、骆越即今壮族的先民。约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分为五路攻略岭南（今广西、广东），其中一路曾经遭到西瓯、骆越人的顽强抵抗。越人利用地形、地物在夜间袭击秦军，击杀了秦军统帅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逃得性命的秦军提心吊胆，“三年不解甲弛弩”，精神高度紧张。进攻广西的秦军有两路，至少有二十万，为数已经不少，秦军装备的精良，亦远非越可比。但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秦军却遭到了越人的重创，可见越人在人数上应比秦军更多。秦军虽然最后打败了瓯骆越人，但也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杀光，西汉时广西还有许多越人，就说明大部分越人生存、繁衍下来了。既然壮族的先民西瓯骆越繁衍下来了，那为什么壮族各姓的族谱都不肯提及，而几乎都说是从北方迁来的呢？这除了文化落后的原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与历史上各朝代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有关。
中国的姓氏大约是在西周时由汉族先民发明创造的，而壮族先民直到秦代仍是有名无姓。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军攻略广西时曾经击杀了西瓯君译吁宋。这个“译吁宋”，只是西瓯首领的名字的译音而已，并没有姓氏。西瓯人的首领尚且如此，其他一般的西瓯人就可想而知了。而到秦代以后，壮族先民受到汉族影响，才陆续取了姓氏，较早的有吕、黄、苏等姓，以后又有韦、覃、莫、蓝、周、宁、凌、白、卢、邵、柴、李……等等。这些姓氏，几乎都是汉族姓氏。壮人既然借用汉人姓氏，又企图籍族谱以提高自家的社会地位，于是就“顺手牵羊”，将汉人姓氏族谱中的先祖也奉为自己的先祖。这样，就将本来似是而非的历史变得顺理成章了。
所以，不能单凭籍姓氏族谱就说壮族来自北方汉人。当然，在壮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排除有汉人加入的成份，因为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于宗族。宗族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照理说没有血缘关系就不能成为宗族的成员；而民族则因由地缘关系而形成，只要在一定的地域内共同生产和生活，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文化心理等，就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的成员，而不管其血缘关系如何。所以，南迁的汉人来到广西后，受壮人的影响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就变成了壮族的成员。但是，总的看来，变成壮族的汉人在壮族中的比例并不大，充其量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壮族的主体无疑应是广西的土著民族。
“土著说”总的认为壮族是由广西史前的土著民族发展而来的。这是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其根据主要是三方面材料：
第一，历史文献材料。从流传至今的汉文史籍来看，壮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具体说是西瓯和骆越。这些越人到东汉时期称为乌浒、俚人，南朝至唐朝时期称为僚人，宋代以后除了原有的俚、僚等名称外，还有布土、土人、撞、僮、侬、俍、沙、儴等20多种不同名称。这是对不同地方或不同支系的壮人的称谓。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统一称为“僮族”，1964年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才将“僮”字改为“壮”字，并沿用至今。这些不同的名称，因时代的不同而异，但它们的前后关系基本上是清楚的。
第二，体质人类学材料。广西地区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柳江人为代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桂林甑皮岩人、柳州鲤鱼嘴人为代表）的许多古人类骨骼材料，将这些材料和现代壮族人的体质形态材料相比较的结果，发现壮族在其体质形态的形成过程中，与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有着继承的关系；壮族的根源不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甑皮岩人、鲤鱼嘴人，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①。也就是说，现在的广西壮人是由柳江人、甑皮岩人和鲤鱼嘴人逐步发展而来的。
第三，文化人类学材料。将这方面材料综合研究的结果，发现现代壮族的许多传统文化，例如语言、民居建筑形式、生活习俗、丧葬习俗等，都与广西的古代越人或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的习俗有着承接的关系。在语言方面，据西汉人刘向（约公元前76~6年）所著的《说苑》卷十一“善说篇”记载，公元前528年的一天，楚王母弟子皙（官为令尹，掌管全国军政大权）在湖中泛舟，给他划船的一个越人用越语唱了一首歌（后人称之为“越人歌”）。子皙当时听不懂，便叫人翻译成楚语（汉语方言）。子皙听懂后很高兴，以隆重的礼节赏赐这位划船的越人歌手。这说明汉语和越语不同的，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可贵的是，刘向在《说苑》中用汉字记音的方法，将这首“越 人歌”的歌词的读音记录下来，并附有用汉语翻译的意思，，因而是极为难得的语音资料。二十年前，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先生将记音的汉字拟构出其古代读音，然后与侗台语中的壮语、傣语、泰语的拟古音进行对照，最后用壮语将原歌词的意思翻译出来②，结果发现，原歌词的词汇和语法与现代壮语差别不大，其前后词序正与汉语相反；用壮语翻译出来的意思与原附汉译的意思完全一致；原歌词与现代壮族山歌有着共同的特点，例如壮族山歌多临时随意而唱，常以提问开头，腰、脚韵互押，“越人歌”也是这样。这充分证明，壮语与古代越语确有渊源关系。另外，在民居建筑形式方面，据文献记载，壮族先民居住的房子为“干栏”式建筑，广西考古也发现不少“干栏式”房屋的模型；这种建筑形式在壮族地区至今仍然可以见到。在生产、生活习俗方面，古代越人是稻作民族，日常种植水稻；喜食大米饭，尤嗜糯米饭；喜庆或节日喜欢对唱山歌，各地都有“歌圩”。这些在现今壮族中依然如此。在丧葬习俗方面，广西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见二次葬和蹲葬；而现今壮族在人死后盛行二次葬，拾骨时亦多作蹲坐状。
由以上几方面的材料看来，壮族的主体应是由本地的史前人类发展而来无疑，而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排除有其他民族加入的成分。
载《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一主编覃圣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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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3 01: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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