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博客 > 江湖网 > 日志 2007-05-24 | 【揭秘】广西经济为何不及广东的十分之一?(二)
————站进入广东,所以如今这几个省连通广西的公路都较为繁忙,广西至广东的公路哪怕再破都塞满了挂着各省牌照的长途汽车。主要缘于铁路布局不合理及时速方面的原因,中西部的铁路事业在全国铁路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一直徘徊在一个十字路口。广西高速公路的发展使得在全国每年铁路客运量以4%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柳州铁路局管内旅客发送量却以每年22%的幅度下降,年均减少旅客100万人次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而现在中国相关的铁路部门正在沿长江走向修建一条从上海至成都的沪蓉高速铁路线--这条时速高达200公里的铁路线将极大的改变现在从上海进入武汉、重庆、成都需要绕远道的尴尬局面。看上去这条线路并不关柳州铁路局什么事情,但是,如果这条铁路线建成,柳州铁路局的位置将会直线下降:从四川、重庆出省的列车将不用南下广西,而只用直冲武汉沿着京广线中国这条以速度著称的大动脉进入广东;当前武昌至广州正在现在已有的京广铁路复线的基础上另新建一条快速客运专线即武广客运专线,有了这条客运专线未来几年武汉至广州的列车时速将有可能达到250公里以上,武汉可在四五个小时内抵达广州,在这样的速度下,谁还会选择进入广西然后绕一个大弯再去广州?同时,这两条时速高达200公里甚至是更高速度的高速铁路线的建成,又将会分薄去公路的多少客源、货源?--因为即使到了2008年,广西境内又有哪一条铁路线路可以达到时速200公里?而过了两年之后,随着株六复线的竣工,将会使西南三省市本已不多的需借道广西进入广州的列车不用下至广西而是直接进入湖南、进入京广线!这就意味着柳州铁路局彻底被这些省市甩开了,柳铁的腹地只剩下了一个云南!
在这样的多重夹击之下,面临着两湖的努力,面临着云南的通道优势,面临着香港及其相邻的广东拥有更加有完善、更有效率的配送与运输体系和更广泛、更大与成熟的市场,面对着能够更快的进入广东港口的交通体系和比之我们更为优秀的粤港澳三地的港口,还会有哪一个省会选择广西出海,哪怕只是进入东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甚至更残酷一点说,在这样的现实之中,我们有什么资格谈我们的区位优势,我们有什么资格谈“西南出海大通道“?
与我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东周边的省份不是已在高速公路及铁路上与广东相连接,就是正在加快与广东的对接中。湖南有京广铁路及京珠高速与广东方面相连接,武广客运专线的开通将使湖南在连接广东方面又多了一个砝码;京九铁路及赣粤高速是江西的骄傲,另一条高速公路亦正在紧张施工中;福建正在加紧建设至广东的铁路,试图成为东部进入广东的大通道。因为这三个省都知道,大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向大珠三角*拢,就是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轴*拢,就是向先进的观念及管理方式*拢。背道而驰的却是一直以“两广“自居的我们,相反的我们却没有看到两湖、两河、江浙沪及东北三省在对于与对方交通的对接上有任何的抵触情绪--我们在与这三省的竞争中又丢了关键的一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福建发展势头的强劲,我们可以看到湖南经济的活力四射,我们可以看到一直落后于我们的江西于2003年超过了广西,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曾经发展蓬勃的桂东不再复有当日的辉煌,曾经经济实力雄居全国第27位的柳州沦落到今天全国70多名开外的悲情,作为通道尽头本应该受益最多的沿海三市却更像是深闺里的怨妇和扶不起的阿斗,整天吵嚷着要回归广东管辖--这就是辛辛苦苦奋斗了10年的西南出海大通道给予我们的成就?
如果这就是湖南、江西、福建三省因为接*广东所获得的发展,如果这就是西南出海大通道所给予我们的成就和让江西、继而不断地让别的省份超越我们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要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为什么当初要建设西南出海大通道?相反的,为什么在十年之前我们不能看远一点,看到广东的发展、西南地区的需要和我们与广东山水相依、文化同源、习俗相近的因素,从铁路、陆路、水陆一起着手,以修建西南出海大通道的劲头、决心与气魄来修建一条更有意义、更有效率的西南入粤大通道?让广东的理念、思想、资金等等进来开阔我们的视野、解放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激活和完善我们的市场?
招商引资
在中国吸引外资连年创新高的情况下,广西的外资引进却是举步为艰,自九十年代末开始呈现连年下降的趋势,如1999年广西实际利用外资为12.82亿美元,但2003年仅为4.5619亿美元。而与相邻省份相比,广西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如:2003年,湖南实际利用外资17.9亿美元,江西实际利用外资16.12亿美元,广东更是达到了189.41亿美元。比较之下,相差何其大?而如果以全国来计算,我们这4.5619亿美元仅占全国全年利用外资总额的0.85%,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来算,根本达不到全国的平地水平。但仅无锡一个市,在江苏与香港CEPA合作进入实质阶段的谈判中,几天之内就获得香港总共23个签约项目超过15亿美元投资,超过广西全区全年的利用外资总额!
抛开表面的数字,细致一点到在招商引资方面的行动,相对于江浙、广东,广西在招商引资方面所采取的招数与作法确实不太令人满意。江浙一带为了招商引资,几乎是全省高官出动,拿着阳澄湖最好的大闸蟹跑到东莞的台商门口,铺着红地毯来欢迎台商来看江浙一带的投资环境--广东人也许认为这是投资环境不成熟而使政府介入太多的表现,但是对于得到这种隆重待遇的客商而言,是否投资倒不必说,可是却先给江浙一个较高的感情分,在投资环境相同甚至相差无几的情形之下会选择该地区,特别是对于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说,这种“给了面子“的待遇更能获得他们更多的抬爱和青睐,台湾客商开始纷纷云集江浙一带也许就说明了这一招的有效;广东对于投资者的吸引是因为他的环境和市场,大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区域市场,广东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是全国最为透明和健全的,而现在广东也意识到江浙的竞争之后加大对外招商引资力度,2003年广东联合港澳以大珠三角之名一起组团至韩国举办贸易与经济推荐会,在这一场推荐会上,广东人乐呵呵地收了满筐的金子。但是,在广西,除了在过去的一年到香港举办相关的广西经济投资推荐会、柳州独自组团去上海推销自己让人印象比较深刻以外,少有其它大的动作。在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广西之际,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居然没有大的出行活动,一直临近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召开才开始匆匆上马至东盟各国招商引资。我们这样的作法,对于一向讲究实效与快速的江浙与广东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甚至是我们的招商引资的方式与绩效,相对于江浙的灵活、广东人的实际,我们招商引资与推销自己方式有多少给人予多大的印象呢?有多少彻底的、真正务实的作法呢?一个给人予深刻印象的作法不仅体现在外商投资的多少,还有媒体对此的炒作与津津乐道;一个真正务实的作法,是以自身最突出的特色为招商引资的卖点的,是先前签定的合约到了最后能否做到最大比例的落实。而这两样,我们做到了多少?
还有我们的政府工作效率及服务态度。外商要在中国投资,除了看中当地的市场和资源调配环境,还相当注重当地政策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浙江为何在招商引资方面总是能走在全国前列,且每年增长速度迅猛,当地政府在诸如税费等各项改革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浙江省政府几个月前就进行了一次“政府的自我革命“,其颁发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的通知》,要在2004年6月15日前完成行政许可收费依据的清理工作。《通知》里明确规定:自行设定的项目都要取消,这项工作在2004年6月10日前完成;不合法的收费一律停止,此项工作在2004年6月15日前完成;并明确规定在2004年6月底前各地必须建立听政责任追究等制度。因为政府动作的高效率及各部门之间责任与作法明确与清晰,所以,目前浙江省的外资企业总数已超过3万家,实际利用外资253亿美元,这些都不是事出无因的。几年之前,诺和诺德公司在询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管理者,可否协助向中国有关部委申报项目审批,得到的复是:“不是协助,而是由我们去办“。听到这句话,诺和诺德公司当即增加投资2.43亿美元,从开始与天津开发区接洽到引领营业执照,该公司前后所花不到一年的时间。正是因为在过去简化投资办公手续的基础之上,沿海发达地区和先进省市的政府部门加强自我约束,自我改革,制止乱摊派等企业深恶痛绝的不良行政行为,并积极为外商投资做好各项的配套工作,为外商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外资才能纷至沓来。如果按照我们所提到的广西“五沿“的区位优势,该是有很多外商前来投资才是,但是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还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今天,为什么我们所吸引到的外资还需要连年下降?而与此时同,区位优势不怎么明显的湖南、江西为何在招商引资上远远将广西甩开?要知道这两省在九十年代所吸引到的外资要较远的落后于广西。有一项调查发现,外商习惯于将两广并排在一起比较--因为两省区相近且文化同源与相似,所以普遍抱怨广西的通关速度慢、收费不合理、工作效率低、收费透明度低、服务不到位和态度粗暴等等。特别是对卫生、防洪等公益性收费外商认为“不合理“,至于边境贸易的乱收费则是反映已久之事,而在广东方面,不仅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上获得外商的一致赞许,甚至是回访这样的细节广东人也会照顾得比较周到。另外,广西的一些高级官员居然也对CEPA、CAFTA懵懵懂懂,今年中泰第一个果蔬零关税实施前夕,有记者在对广西某重要边境口岸的县委书记采访,岂知书记竟然对零关税的相关内容一脸不屑地说“不了解“--高级官员都对此不重视、无动于衷和少于去学习了,上梁不正下梁歪,还怎么指望部属去认真的对待?一些客商抱怨说,几个月前没签约时,地方官员个个笑脸相迎,投资项目尘埃落定后,意料之外的漫长扯皮开始了,这时再找官员,找谁谁都不再搭理。更令人气愤的是,当内外资进来、工厂开始建起的时候,各个部门的开始上门乱摊派、乱收费了--企业还没开始赢利的时候就已被抽了一桶血、剥了一层皮……但是我们能抱怨外商总拿广东与广西进行比较吗?湖南、江西与福建也是与广东相邻,外商在投资时亦是对拿这几个地方与广东进行比较啊,但为什么这些省在招商引资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比广西还要好呢?--它们不仅引资额未有下降,而且节节攀升。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整体的综合环境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正是在观念、投资环境上及服务水平上我们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是中部省份相差太远,故而广西对于外资的吸引率连年下降。同时也因为少了外资的推动与先进观念、管理方式的注入,相对于福建、广东等沿海省区,广西的发展一直都在“慢跑“。
过去的十年是我们发展不快的十年,过去的十年是我们思想观念封闭的十年,过去的十年是我们失去的十年,从现在开始的未来十年,我们会跑得更慢吗?我们会继续失去吗?
农业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除了相关的学者之外,还有多少普通的民众真正关心我们新时期的农村建设,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当代的中国农村所存在的种种危机并不是纸上的空谈而是需要脚踏实地地去帮助解决?也还有谁能真正回忆起上个世纪头二十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读《梁漱溟传》,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这个广西的老人对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执著、在今天看来依旧新鲜、实用的理论见解及十年如一日地亲身实践。1931-1937年,梁漱溟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基地,对当地的政治、风俗习惯、户籍管理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这场在邹平县进行的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来为世界各国的学者所瞩目,被认为是在引进先进生产力方面,曾建设了不同于西方式都市与乡村格局的历史遗存。他的革新思想和成功经验,在国内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鉴于此,1987年,邹平县更是被国家确定为中国第一个对美国学者开放的农村调查点。一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中国学者,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束之高墙,没有将自己封闭于中国最底层的乡村之外,放弃了安逸,放弃了荣华富贵,而以近乎的一已之力开创了中国乡村建设的新格局。但是,掩卷之余,联系到多年之前先人的热血奋斗、现代青年们的前赴后继和广西农村现状,不禁让人感慨嘘吁:
1、 梁漱溟是广西人,但是他却没有在广西进行乡村建设的试点或是实验,说明当初的广西不具备也不能提供给他这样的条件与土壤。
2、当七十年后的今天新“乡村建设运动“与“新教育实验“开始在全国风起云涌之时,全国各个村庄都在鼓弄风潮、造就时势之时,这种风潮、这种时势却没有波及到广西的任何一个村庄,任何一片微小的土地,透射出了梁漱溟之后广西农村改革人才的后继无人的尴尬,同时也说明现在的广西同样不具备也没有为广大的人才提供、创造在广西农村进行的改革试点或是实验的环境、机遇与条件。
3、温铁军、于建嵘、李昌平,现当代每一个著名的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思想与实践大家之中没有一个是广西人,这或许是这样的一个残酷事实:自梁漱溟进行农村改革实验之后的七十年的漫长时间历程中,广西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思想大家。梁漱溟是广西第一个也许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农村建设的思想大家,梁漱溟死了,广西农村改革的思想大家也死了。
以对以身为广西人为豪的梁漱溟这样的一个改革者为例,引出的是这样的质问:我们怎么来评价一个改革者对于我们生活、思想的影响,甚至是对于这个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呢?倘是放开近乎七十年前的梁漱溟,以让我们更为熟悉的现代改革者为例,比如韦尔奇、比如吕日周、比如侯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否会相同呢?韦尔奇的改革将一个臃肿、不断倒退的通用带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的顶峰;吕日周的改革将一个几乎任何一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都在省内排名倒数的长治推向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治安稳定的且在短短的几年之内马上跃居山西发展前列的长治;侯仁的改革将七煤集团带出了一个人心涣散、走了下坡路十年的泥坑,走到了人心思变、上下齐心、干群和谐、十年欠债一朝还清的现在,而这一切所用的时间竟然不到两年!于是,在这些改革者的身后,带出的是这样的一个个经典而又激动人心的故事:“谁说大象不能跳舞“、“长治风暴“和“侯仁变法“。所以,对于改革者的作用与影响,也许可以给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有的已经开启一个时代,有的已经影响了这个时代。
这里我们回到中国的农业改革。中国的农业,经历了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及至九十年代末的农业税制改革和04年出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号文件“,每一次改革都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和涌现出了众多的改革者,如安徽小岗村的十多个农民、华西村的致富带头人吴仁宝、“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的何开荫、学者李昌平和中央的四代领导人等等--他们中的一个人、一个小群体的意见和作用都引起这个社会最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并不是表面的隔靴搔痒,而是深入到问题与矛盾的最里面即制度,从而引起制度上的变革。制度上的变革比其它任何一方面(比如农业技术的普及)的变革更为重要与有力量。因为由于改革所伴生的符合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发展要求及将两者更好结合的新制度所带来的发展是全局性的,它带动的是生产资料在更大范围内的调配以及更快的流动,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以及普及,新兴行业的崛起以及对农业的支持。打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农业技术的普及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润滑油,那么制度则是为农业发展更换上一台马力十足的、强劲的奔驰发动机。更远一点说,一种制度的力量,它所影响的不仅是这个行业本身,而且也会促进其它行业加强与此行业的互动并从中受益。更重要的是,最先开始的改革,以其的影响、改革的深度和制度的安排,对改革最先起始地方的影响是最大的。以安徽为例,安徽作为中国农业改革试点的主要省份,无论是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农村税费改革,每一次都秉承中国改革风气之先,不可否认每一次的改革都历经坎坷和需要为中国的其它省份同样的改革积累经验,但是没有多少后来者的改革能够比得上现在的安徽--安徽农业改革的深度、力度及农民的受益程度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等等,这些农业省份在农业的发展上还是难以望安徽之项背,这就验证了一条很普通的道理:谁先改革,谁先受益。同样的事例我们还可以从深圳的身上看到,深圳是最先进行改革试点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试点中,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其首先目的都是为后来城市、地区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极其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功或是失败的经验可以给后来的城市、地区予以借鉴并使得它们可以少绕弯路和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可是,为什么于此至今没有多少个城市可以赶得上深圳,为什么很多城市至今还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苦苦的徘徊与探寻?因为最先改革了,伴随改革而出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决策出台一般都需要经过很多专家的推敲与论证,在改革过程中会有无数的人关注、提出异议与建设性意见,这些关注与争鸣都会促进决策的科学合理及一项制度的完善,而决策的科学合理及一项制度的完善则会决定到改革的成功与否。此外,随着改革的进程会培养起一大群相关的人才与孕育起更多相关的产业。这样道理同样可以适用于农业。农业的改革,最先开始的且成功的,必定在后来培养起很多此领域的专家与人才,这些领域包括农业产品种植规划方面的、科技发展方面的、农业市场流通渠道方面的等等,这些专家与人才无论是改革开始还是在进程中遇到阻隔、障碍甚至于陷入困境,都会为它的继续向前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资金等多方面支持。而后来者在遵循前者道路前进的过程中,地域、环境及人为因素的不同而使得出现的问题具有特殊性,而这种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因为前无解决之法,后无相关的人才储备库予以问题解决方面的支持,改革很容易陷入困境甚至是瘫痪。所以,“谁先改革,谁先受益“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而且还要补充一句--并且受益的更多。
但是,当我们历数中国数次的改革之后,才发现,在这些改革之中没有哪一个改革者是广西人,无论是像小岗村这样的普通农民,还是像吴仁宝、吕日周这样的为政者,甚或是像何开荫、温铁军、李昌平这样的普通学者;才发现,没有哪次是从广西开始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于安徽;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深圳;农村税制改革还是最先由安徽内部首先推动;“三政分立“最先于深圳施行;“广州人大现象“领全国风气之先;甚至最先由推动官员观念转变的“咸安风暴“也与广西无缘……即使2004年推行的农业“绿色通道“制度在外省几年前便已施行;哪怕到2005年的今天,当全国共有22个省全面免征农业税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与全国的主流同步。“谁先改革,谁先受益,并且受益的更多“的道理便在此处得到了显现,所以,当我们今天以沉重心情来看待广西的农业时,像是看待我们孩子,发现它如以前一样的柔弱,一样的长不大,一样的不成熟,它没有给我们带来改革上的激动与轰轰烈烈,它没有让我们看到强大是什么的一样东西,相反的它却总是在别人改革之后方才小心翼翼地前行--为什么我们非得事事都要落后别人一步?为什么我们缺少那股改革的勇气和热血?为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几万个广西的农村却没有出现过一个在全国叫得出名的诸如华西村、南街村这样富裕的村庄?为什么在过去五十年新中国农业的发展中没有闪现过一个广西人的影子和哪怕仅仅是一个广西农村的足迹?到底是为什么,在中国五千年的厚重历史上这块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来没有一年成为过中国的“粮仓“?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当两百年之后当历史学家们要撰写到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史时,会不会提到广西?
面对着那么落后且让我们痛心疾首的广西农业--“零关税“之后与它同质的东盟农产品的大量涌入对它的冲击更大,还有农村泛滥成灾的六合彩及不稳定的治安,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地深究与反省一下。也许,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法律咨询、不是医疗,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根本性的改变,从体制上去改变,我们更需要的是涌现出一批象样的改革者,对我们农村、农业的现状去予以推动、予以改变,走向我们理想中的中国农村。在我的内心中,我期待看到这样的现实:我们可以拥有一批能够改变目前广西农村这些现状、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改革者,更多的改革者,我们可以支持与鼓励更多的改革者将他们心中关于中国农村如何走向富裕、安定和教育发达的先进理念在广西的众多农村进行有益的尝试与实践,我们能看到在这些改革者们的身后带出的是一个个新的农村--一个个类似华西村、南街村般如此强大的农村,一个个与城市同步繁荣与发展的农村。我们能在这场农村的根本性变革中让广西的农民兄弟得到最大的实惠,我们能让他们走到哪里都代表着尊重。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在广西,这样的愿望可以实现吗?
教育
2003、2004年对于广西的经济来说是一个炎热的夏季,经济即使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历史上罕见干旱和煤电紧张但仍一路火爆与走强,但是这种火爆却与教育无缘,2003、2004年是广西教育不堪回首的两年,2003、2004年广西的教育度过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而且在现在看来这个冬天还没有会结束的迹象。
在2003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感动中国的十张照片“时看到了曹会龙,那个没有一个书包且因为贫穷不能理发的男孩子。曹会龙不是广西人,他是贵州人,没有书包、留着长发的他至少还可以上学,但在八桂大地,每天,有多少个孩子站在学校的门口渴望可以踏进那个校门;每天,有多少的孩子因为观念或经济的原因走出了心爱的教室;每天,又有多少孩子在破旧的危房里上课、学习与嬉戏……2000-02年,中国小学的平均毕业率为89%,而同期的广西仅为84%,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五个百分点。2002年全国9年义务教育完成率为76.59%,而同期的广西却仅为66.02%,整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点五七个百分点。2002年,广西义务教育的完成率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九!生均所获的教育经费情况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学生所获得的教育资源的多少和优质与否。从2001年所披露的数据来看,虽然说广西的人均收入在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居全国后十位省区中的第三位--这个数字同样可以让我们无地自容,但是广西的人均生费情况却是在十省区中小学列于倒数第三位,初中为倒数第二位!就连经济水平比广西差得较远的云南居然在农村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与农村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事经费中均为广西的3.1倍、4.15倍。再从教师的资质来看,2002年,全国农村和县镇小学教师专科以上学历者分别占25.07%和40.03%,初中本科以上学历者分别占11.36%和17.58%,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已经分别达到96.8%、90.4%和72.9%。但城乡相差悬殊,层次越高,差距越大。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上海、北京分别达到95.6%和91.2%,但低于70%的有11个省,其中江西、甘肃、青海低于60%;小学教师专科学历北京已达到52%,而低于20%的有10个省;初中教师本科学历北京、上海已分别达到53%和64%,而河北、广西、贵州才分别达到13.6%、8.9%和10.9%。初中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上海是广西的约8倍左右,就连GDP总量只约及我们一半的贵州都比广西强。在我们广西,表面上引才工作做得轰轰烈烈,而在表面的背后又有多少成效呢,在那深层次的里面,又有多么真正尊重人才的因素呢?因为如果按照我们义务教育所未完成的水平,根据我们的义务教育情况与我们的经济情况所形成的鲜明对比,甚或是说与发达沿海地区越来越大的差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努力改变了这一点呢?因为广西的义务教育普及率整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点五七个百分点,如果以广西人口为4700万、每年出生率为1%、失学率为33.98%来计算,广西每年约有159706个孩子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如果再将这个数字推及到以前,那更加不如现今的义务教育普及率的以前,我们不敢想象,在这十年、十多年之中,我们有多少的孩子失学或是失去了可以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我们也不敢想象,在这十多年之中,广西又多出的这些文盲与半文盲的数字到底是以十万来讲还是以百万为底数。更让我们痛心的是,我们每年的农村生均经费均在全国倒数,教师资源情况亦如是。我们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位列于前十七位,但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情况在多个项目上倒数,我们尊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育?
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托词,我们已经习惯了推脱掉责任。当环顾今天我们的经济尚显不发达的时候,我们就用近代“被列强欺凌“、“底子薄,基础弱“、“一穷二白“等来作为借口;当我们广西的教育未能发展至全国水平的时候,我们就总是用经费不足、文化底蕴不深等来掩饰……我们总是不断的去寻找借口,寻找理由,来证明我们的经济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一直落后,来证明我们的教育为什么直到今天一直不能兴旺发达,但是,我们却很少或是从来都不寻找一个理由来证明我们本来是可以在经济上达到那样的高度、在教育上获得那样的成就。我们再回到广西的基础教育,如果以一年有159706个孩子失学,每个孩子一年所需的学费为二百元来计算,那么一年只需3194.12万元。3194.12万元是什么概念,是几公里高速公路的费用,是广西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约百万分之一,是某个官员一年贪污的费用,只是盖一幢大楼的费用!可是,南宁的城市建设可以搞得如火如荼,柳州的工业可以投得百亿元的资金,西南出海大通道、边境大会战、沿海基础设施大会战这些我们都舍得花钱,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拿不出少许的几千万元但却对于十几万的孩子来说改变他们命运的几千万元钱来投入到教育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会知道,教育的投资不仅要几千万元就可以了结和撒手不管的易事,这十几万孩子的入学还要解决他们相关配套的教育资源的投入问题,但是放诸着这些额外的投入暂且不谈,我们需要的是让那些在校门之外逗留的孩子们首先要有学上。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没有学上,那么将来他们的命运会变得怎么样,特别是未来的电子科技时代,那些未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或是一年义务教育都未能享受的孩子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如何面对、如何使用这些最新的科技?而广西发展的未来呢,我们需要在未来实现我们强省的目标,但是一个现代化的广西不是*一个文盲与半文盲的群体来推动和实现的!
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进入的下一个阶段是高中教育或是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在这里我们只对高中教育进行论述,首先来看下面给出的这组数据:
2004年,浙江省共有30.3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2004年,湖北省共有37.2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2004年,湖南省共有34.93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2004年,福建省共有21.9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2004年,广西共有21.67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开始的这些数据也许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支撑起这些数据后面的人口比数,那么我们就应该惭愧与汗颜:福建总人口为3471万人,浙江2003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679.6万人,湖北总人口为6027.82万人,湖南省总人口为6440.07万人,广西为4700多万人。特别注意福建与浙江:这两个省的总人口比广西少,但是它们2004年参加高考的人数都要比广西多!这个数据可以从初中升学率上可以略见一点端倪:2001年我国初中升学率达到53%,有6个省市升学率超过70%,超过53%的有16个,有15个省市低于53%--广西恰是此15省之一,并且又是倒数!相应的,我们再将开始提到的这几个数据朝前引伸一步,如果以录取人数来比较,从这三个省的2004年参加高考而被录取的人数来看,2004年浙江参加高考而被入取的人数为19.5万人,占人口比率的0.4%;福建2004年参加高考而被录取的人数约为15万人,占人口比率的0.4 %;湖北2004年参加高考而被录取的人数为24万人,占人口比率的0.4%;湖南2004年参加高考而被录取的人数为24万人,占人口比率的0.373 %;而同期广西参加高考而被录取的人数约为14万人,占人口比率的0.298%。虽然以当年的高考录取人数占这个地区人口的比率来比较不太恰当,但在这里未得到各地区大学生人数占地区总人口比例的数据的前提之下,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情况。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发达程度是分不开的,但是教育的发达程度用什么来衡量,这就需要一个指标,需要一个体系,这个指标体系之中就包括了大学生在地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一方面来衡量与比较,高下立判。事实上也是如此,倘是按经济的发达程度来比较,这五省区依次是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与广西,恰好与大学生人数占地区人口总数的高低成正比的。而如果再将这个比较更往前推进一步,推进到这二十多年来各省所培养出的大学生人数,那更是让我们广西人难堪的一件事情。
说到广西的大学,说到广西的高等教育,怎么评价它呢?似乎很不清楚,它不多,它缺乏特色,它没有个性,它少有创新的勇气与灵性,它不是特立独行或是特别冒尖让人难忘的类型,它只是像王府井大街上一个普通的购物者一样默默无闻。而在这默默无闻的背后,也许是它并不辉煌的成就,当然这是放于与全国著名大学的比较之中。大学在于中国是个舶来品,如果细数大学在于中国的历史,不过是百来年,但是在这百来年中如果可以评价一下广西的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成就,那么瓣了一个手指头之后也许就会陷入为难。在刚刚结束的高考录取工作,区内的许多高校即使将录取分拉低到全区分数线几十分以下但还是面临着招不足学生的尴尬,大量的考生宁愿再复读一年然后考上外地的院校,甚至一些学生宁愿屈就于外地一些较低一级的高校而不愿在区内学校就读。大学的科研水平也迟迟上不去,全区有大学几十所,但是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重点大学,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国家“985工程“(即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34所高校的名单,全区几十所高校每年发表在世界核心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及一所清华、北大、南京或是复旦甚至是它们的一个学院。是的,如果以历史来论断,我们广西各个大学的建校历史比较短,广西大学仅仅76年,广西师范大学仅仅72年,广西医科大学仅仅70年,广西民族大学仅仅52年。但是如果时间短可以成为一个落后的借口吗?上海大学成立的时间也不长,仅10年,但是为什么它在中国大学排行榜上的名次比之广西的任何一所大学还要高呢?仅仅成立方二十来年的深圳大学亦在中国大学排行榜上的名次比之广西除了西大之外的任一所大学都要高,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可以解释为经济或是说财力方面的原因吗?但是为何四川、湖北等不发达地区的一些地方大学如湖北大学排名仍可在广西众多大学的前面,为何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大等都比上大、深大排名要*前?*着金山银山从来都不会堆起一所学术成就较高的一流大学。还有云南、甘肃,这两省的经济比之广西不如,但是却各自有云南大学、兰州大学两所部级的大学。相比之下,广西只有一所桂林电子工业学院,且还未升格为大学,更不是重点(听说原隶属信息产业部的桂电已被教育部下放,但区教育厅又因其不是“亲娘生的“而对其少有扶持)。上海的复旦、同济可以跟北京的大学牛,江苏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可以跟北京的大学吹胡子瞪眼,就连四川的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重庆的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也可以跟北京的众多大学叫板。可是广西的大学敢跟北京的大学牛吗?任意的一所大学拉出来都有可能比广西大学的排名高啊。我们的大学只有广西大学一
所进入全国百强,而且还未进入全国前五十强,但是前五十强仅是江苏就有七八所,武汉就有四五所,广州就有三四所。以院士的多少为一个重要参数指标所来衡量的我们的科研力量呢?广西仅有一名工程院院士,但是江苏仅南京大学的两院院士就达到二十多位。
最后是人才的流失。在2003、2004年的这个时候,在我自己的亲眼目睹,看到的是周围广西人才流失的速度空前的加剧。2003、2004年春节回家与高中同学的聚会,两年听到的多是“xx老师去广州了“、“xx老师去东莞了“ x老师去深圳了“之类的消息。据说高中时就读的学校已有二十多位教师现在就职于广东各大城市的中学,而这其中绝大部分是高级教师--广东各地市高级中学的负责人亲自过来游说我们的老师且开出的条件极其优厚。就经济实力而言,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在全广西的县级城市之中已是上等的,我的高中母校亦仅为市重点,那么经济发展不怎么好的那些县份呢?那些有省重点高中但经济较差或是更差的县份呢?教师流失的速度会不会更快?还有我的大学,我曾就读的大学,所认识的大学老师大多想着如何能够出去,无论是博士还是硕士,而绝大部分能去读博或是出国深造的老师一般都会上演一幕幕的“孔雀东南飞“。还有我的朋友,无论是在区内还是在区外就读于高等院校的,毕业后不仅原先在外省就读的干脆就留在了外省或是跑到沿海发达省市,而且原先在广西区内高校就读的学生不是北上就是南下,能够回来或是留在广西的是少而又少。以广东为例,高中时与我同一个班的同学现在30%在广州,10%在区外其它地方,我的哥哥也是毕业后就跑到了广州,我的两个堂弟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深圳,几个表哥亦都散布在东莞、中山、珠海、湛江或开平等广东这些城市中--在这一层面广东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随着人才的大量流失,长此以往,我们*什么来发展我们的教育?而人才大厦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面塌陷,我们又拿什么来支撑起至少还需要快速发展五十年的广 西经济?
哀伤之余,不禁感叹,为什么自古广西的教育就没有多少次的辉煌?我们的教育什么时候可以走出泥潭?
最重要的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最应该具有的忧患意识,我们是否具备?我们是沿海省份,但是真的像广东、江苏、浙江这些沿海省份一样具有的忧患的思想、反省观念、自我加压意识和发奋图强的伟大精神吗?似乎没有。无论是走在较为繁华的南宁、桂林、柳州,还是比较贫穷的河池、百色,我们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不紧不慢的悠闲态度,我们的生活节奏特别慢,每天上班都不像是赶路,倒似是散步。我们广西的每一座城市,生活在其中的人,没有一种匆忙与急迫,缺乏一种忧患的意识,弥漫于我们其中的更多的是一种小富即安的不在乎,缺少那种创造财富、促使城市发展壮大、振兴广西的强烈渴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广西可曾出现过一个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改革者,可曾出现过一座让我们感动的城市?而在与我们相邻的广州、深圳、香港,比我们富裕多少倍的城市,却时常警醒自己竞争的压力,时常审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即使是富裕的深圳也不断地谈“找差距,求发展“。如果以时间为限,那么八十年代初的反思与大讨论是深圳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那次思想的解放使深圳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并由此创造了“深圳速度“与“深圳奇迹“;九十年代中期的反思与大讨论是深圳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那次全民的反思大大促进了深圳经济的转型与产业的升级,全国第一的高科技卵化、产业化基地;2002年3月到8月开展了一场“深圳精神如何与时俱进“的大讨论则是深圳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那次大解放以呙中校的一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而达到顶峰,它的影响至今还可以看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三政分立“制度亦在此时在深圳静悄悄地拉开序幕。但是,广西的改革、广西人的反思、我们的思想大解放又会是哪里呢?如果从一九七八年的改革改革开放开始算起,二十多年来在各省都不断地冒出改革的先锋时,将改革搞得红红火火时,广西有哪一次是立在改革的前沿与潮头的?安徽过去出现了一个小岗村,现在又出现了税费改革的最先试点省份,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出了一个李昌平,山西长治出现了吕日周,广东则开人大代表风气之先,广西什么时候才能出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改革先行者,引领全国改革的风潮与开风气之先?2003年底的那场“思想解放再讨论“,有多少普通的民众可以知晓呢,又有多少人参与了其中?为什么都一直在政府官员中讨论,而非普及到民间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深圳那样让每次的大讨论都有普通市民参与其中,成为全民性的大讨论呢?担心什么?怕什么?一个没有全区人民思想一起解放的广西,一个没有全体广西人民一起建设的广西能走向未来,能走向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列吗,会是一个完整的广西吗?甚至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一场可以与时俱进的历史的大讨论,应该是振聋发聩的、追击不舍质问矛盾所在的,要把社会改造、把人叫醒的,这才是它的精髓。但是,在2003年的那场大讨论中,我们做到了吗,我们将我们的缺点拿出来放到太阳下去暴晒,去拷打,去彻底地、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吗,我们把广西人的精神给叫醒了
吗,我们把这个社会最大限度的改造了吗?
这个关于广西的话题是沉甸甸的:我们的经济总量在全国之中无足轻重,我们的教育在中国教育的发展史上也许小到可以忽略,我们的交通没有像广州、深圳、南京一样可以成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中心,我们的农业有没有像山东的农业一样可以让农民富裕起来,我们的教育沦于全国之末,我们的城市毫无个性、缺乏特色,我们的改革没有多少可以站在中国的前沿,我们缺乏开放的理念、忧患的意识、反省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态度、 做法。
这些话题与现实让我们沉重而悲痛。
是的,为什么还需要存在广西呢?
如果需要存在,那么我们苦苦挣扎寻找的出路又会是在哪里?
--我们跌跌撞撞地、撕心裂肺地呼求着那个答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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