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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南平话“狄青说”的语言问题
摘要:本文从具有“地域性”和“泛时性”特点的特征词“河”和动词谓语结构系统比较分析后,认为“狄青率军”所说的话在桂南的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并没有扮演强势的施惠语角色。他们是被融合的受惠语。
关键词:桂南平话 “河” 动词谓语句 语言接触
零、 引言
对桂南平话的形成和历史研究来说,文献资料或有缺乏,家族谱牒也可能部分造假,而现存的语言却不能。以往讨论桂南平话的来源或历史层次时,大多从移民或族谱说起,如:
杨焕典(1998)认为平话的形成与战争及屯戍有关,他把狄青军队带到广西所说的话叫做“平话”。
梁敏、张均如(1999 ):说平话的人一般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北方或中原来的。例如宾阳、邕宁、横县等地,很多居民的族谱都记载他们的祖先是北宋年间随狄青南征,从山东青州府等地经湖北、湖南到达广西邕宁、宾阳等地征战屯戍,而在这里落籍定居的。
韦树关(1999 ):宋代以前,广西虽有汉人迁入,但数量不大。宋狄青率兵南下平侬智高后,留下大量官兵,或驻守,或屯田,或经商,或为官。经过较长的时间,这些人所说的语言发展成为平话,这些人也就成了平话人。他们以广西中、南部为中心, 向广西各地辐射。
李连进(2000):宋至明前,尤其是宋朝皇佑年间平定侬智高事件后,依借汉人政治军事上的力量和经济文化上的优势,以及一大批以山东籍屯戍士兵为主体的汉人进入桂南的邕、宾、永(淳)、横诸地长期屯戍繁殖和更多的北方移民进入广西,促使平话一直处于较高的官方权威方言地位并逐渐传播和巩固,形成了今日平话的基本格局和主体。
徐杰舜(2002) : 宋代是桂南平话人形成的时期,与桂北平话人形成不同,桂南平话人是军事移民的结果,即宋皇祐年间狄青率军入桂镇压侬智高的起义后,留兵屯守,并与当地土著通婚后形成的。尽管桂南桂北平话人语言不相通,形成过程不一样,但由于桂南平话人是军事移民的结果,他们入桂后迅速掌握了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故桂南平话人讲的平话也就成了当时广西流行和通用的“官话”。
显然,以上各家在讨论桂南平话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了“狄青说”。狄青率军入桂镇压侬智高的起义是历史事实,桂南平话人与此有密切联系,是不容置疑的。但如果过分强调“狄青率军”所说的话的影响的话就可能会走向极端了。松本光太郎(1997):已指出“狄青说”在移民真实性上的可疑性。这里,我们试图从现代桂南平话探讨一下“狄青说”的语言问题。
假设上述“狄青说”是成立的,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就可得出以下结论:
1. “狄青平话人”是从北方或中原来的,他们带来的应是当时的北方话。
2. “狄青平话人”在广西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在与其他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应扮演强势的施惠语(donor language)角色。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3. “狄青平话人”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自己的话,而接受了一种“古平话”,可是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是强势,所以,他们所改说的古平话就成了“通语”。就如清朝时北京人说的“满大人” (Mandarin)一样。但问题是,“满大人”并没有改变北方话的主体和格局,只是继承和发展了北方话。所以,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就不能说“这些人所说的语言发展成为平话” 或“形成了今日平话的基本格局和主体” ,更不能说“ 宋代是桂南平话人形成的时期,与桂北平话人形成不同,桂南平话人是军事移民的结果”,或“狄青军队带到广西所说的话叫做‘平话’”。
那么,只剩下第2种可能,根据1、2,按通常情况,我们可得到以下推论:
a. “狄青平话人”原来所在北方官话区具有自古及今“泛时性”的词语在桂南平话中应留有完整或部分迹象。
b.宋时已出现的语法系统,桂南平话中也应出现。换言之,桂南平话的语法系统应晚于宋时的语法系统。
c. 粤方言作为强势方言,受普通话的影响要小于桂南平话,由于其形成早,反映的历史层次应早于桂南平话反映的历史层次。
一、 从“河”说起
为什么要说“河”呢?是因为“河”具有“地域性”和“泛时性”特点。关于“地域性”和“泛时性”,汪维辉(2006)有详细解释:“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时代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时间内使用,地域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地域内通行,有的词,从古到今一直使用,它们的时代性表现为‘泛时性’,有的词没有地域限制,它们的地域性标为‘泛空性’。”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的的河流大多数被称为“河” 。如淮河、汾河、辽河、黑河、塔里木河等;长江以南的河流则大多数被叫做“江”。如湘江、西江、北江、东江、金沙江、雅鲁藏布江等。“江”、“ 河”的地域性非常明显。
可能大家会觉得江河有大小之分,大多数人觉得江比河大,但世界的大河,如: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尼罗河,都叫河不叫江。小溪在北方口语里常常被说成小河沟,而在南方,一些小溪往往也被叫成小江沟或者江沟子。说明河和江并无大小之分。一般语言里,对应于“河”只有一个词, 英语里只有河(river)没有 “江”。长江在英语里就被写作扬子河(the Yangtse River)或者长江河(the Changjiang River),再如:珠江(the Pearl River或the Zhujiang River)、漓江(the Lijiang River)等,壮语里也只有一个“河”(dah)。
那为什么汉语里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叫法呢?事实上,汉语里一时一地通常情况下也只有一个“河”。有古文献为证:陆德明《经典释文》“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汉书》“罢池陂陁,下属江河”;颜师古注引文颖曰“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曰河”;《尚书.禹贡》中有“九江孔殷”之句,孔颖达注释说“江以南水无以大小俗人皆呼为江”;宋朝人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再加上现有的地名,我们可以看出,“江”、“ 河”是分别在南、北方具有泛时性的词语。
如果某个地方有“江”、“ 河”并用的情况,一定是官话和非官话接触或交界的地方。如:柳州市境内主要河流是柳江,但也有大桥河、沙埔河、瓦泥河(又名大渡河)、东泉河(又名大帽河)、凤山河、流山河(又名逢吉河)、中回河(又名杨柳河)、里雍河、王眉河(又名红罗江)、浪江、勤俭河、鹅湾、浑水河、葛麻河(又名大保河)、蚂蝗河、新圩河等等。东北三省的“江”也是明清后才有的,据郝庆云(1994):黑龙江,亦称乌龙江,古称浴水、那水、完水、望建河、黑水,满语称之为“萨哈连乌拉”,意为“黑色的江”,黑龙江又称阿穆尔河。再如四川、海南等地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从历史看,北方话在南下过程中一直是强势的施惠语,“河”更是如此。从现存的地名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有意思的例子是四川日报(04年4月12日)有篇文章叫《河名改不改市民有话说》的,讨论府南河究竟该不该改回锦江真名。虽然到底是叫“府南河”还是叫作“锦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部分成都市民认为,“锦江”这个名字能给予他们更多回味,也更能激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之“传人”的自豪感。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柳江近来被称为“柳江河”,邕江近来被称为“邕江河”,到象是英语翻译汉语的长江一样,写作“扬子河”(the Yangtse River)或者“长江河”(the Changjiang River)。 桂南沿海新起河名也有“防城河”、“北仑河”等。
回到“狄青说”的平话问题上。我们到宾阳新桥、南宁石埠、邕宁四塘、田阳那满四个点调查发现:只有“江”没有“河”,小溪也叫小江沟或者江沟子,甚至连家门口的下水道样的也叫江。“狄青部属”到达广西后,若处于强势的施惠语方,按常理,是带着自己的“河”过来的。如果说他们对邕江等大的通用地名无法也没必要改的话,那么在“狄青部属”所组成的语言社团(community)内,对应于“河”的约定(convention)已经形成,如果说“河”不说“江” 的这个社团成分不发生改变,就没必要改“河”为“江”。所以,在“狄青部属”密集的地区(如宾阳等)应至少会有一些“河”的影子。因为他们掌握着命名(convention)的权利。
有人会说,也许曾经说的是“河”,由于词汇兴替的问题,“河”消失了。我们认为这不可能。因为:首先,“河”除了明清时在东北等地方被“江”替代过外(仅仅是官方命名的少部分,大部分还是叫“河”,或者两者都可),几乎无例外的都是“河”入侵到“江”的势力范围。其次,即使发生过“河”“江”兴替事件,也应留有痕迹(remnants)。张永言、汪维辉(1995)引王力先生的话:“古语的死亡,大约有四种原因:…第二是今字替代了古字。例如‘怕’字替代了‘惧’,‘绔’字替代了‘裈’。第三是同义的两字竞争,结果是甲字战胜了乙字。例如‘狗’占胜了‘犬’,‘猪’战胜了‘豕’。第四由是综合变为分析,即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例如由‘渔’变为‘打鱼’,由‘汲’变为 ‘打水’,由‘驹’变为‘小马’,由‘犊’变为‘小牛’。”他们还讨论了8组常用词“目/眼,足/脚,侧、畔、旁(傍)/边,视/看,居/住,击/打,疾、速、迅/快(駃)、驶,寒/冷”等在中古时期变迁递嬗的大概情况。我们看到,论者所列词语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虽有差异,但都有迹可循。 Saussure(2001)早已指出:语言中新成分出现是通过竞争战胜旧成分而不是代替它。也就是说,若是词汇兴替的问题,“河”在平话里应有保留,况且地名的稳定性更易保留古语。如广西许多地名保留有壮语的成分。(覃凤余,2006)据我们调查,广东梅县、江西宁都客家话里是江河都有,一般是大的叫江,小的叫河。
再如“不”。无界(unboundedness)否定标记也是地域性很强的词。北方为“不”,南方一般为“唔”等带鼻音的,是两个界限分明的词。(覃远雄,2003)
甲骨文里就有“不”,(赵诚,1988)说明“不”在北方是个泛时性词语。可我们调查的四点和其他南方方言一样,均不见有“不”,只有对应的mi35,除非照搬普通话的“差不多”时才能说“不”。
当然,“不”和“河”的性质不一样,因为“河”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更可以不受语言社团外的约定影响而继续使用,就如人的外号一样。但它还是能说明一定的问题的。
而这与我们的推论a相矛盾。
以上是从具有地域性和泛时性的特征词来说的。
二、桂南平话动词谓语句的特点
我们知道,语法是个有机的系统整体,部分之间互相关联,特别是动词谓语结构。石毓智、李讷(2001)曾全面探讨了动补结构、处置式、介词短语的重新分布、谓语短语的有界、体标记等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要是从桂南平话里动词谓语结构的语法特征入手加以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会更有说服力。下面我们就探讨桂南平话里动词谓语结构问题。
1. 处置式
处置式是汉语的一种重要的句法结构。“处置式的产生,也是汉语语法的一大发展。”(王力,1989)按吴福祥(1997)处置式可以根据形式特征和语义功能分为: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和致使义处置式三类。狭义处置式产生于魏晋六朝时期,最早的形式是“取”字句和“将”字句;唐代开始出现“把”字句。致使义处置式最早见于唐五代时期的文献。
桂南平话无严格意义的处置式。“说有易,说无难”。我们要判断桂南平话里无“把”字句,当然不能凭感觉。谢建猷(2001: P44):“老派桂南平话处置句不用“把”字句。例如:关扇门起来。”以下引自覃远雄(覃远雄,1999)
A 类例如:
(83) 渠挂Y45只包住墙壁上高(他把那个包儿挂在墙上)。
(84) 放Y45本书住柜桶里头(把这本书放在抽屉里)
(85) 是渠老娘关渠住屋里头(是他妈妈把他关在屋里)。
(86) 你写你名字住上高(你把你名字写在上边)。
A 类句式表示处置, 主语使宾语处于某一处所。宾语都是有定的。南宁平话少用“把”字句, 表达处置就是采用这种句式或者受事前置句。
B 类例如:
(87) 渠种了两蔸番桃住菜园(他种了两棵番桃在菜园)。
(88) 我放了一盆花住窗台上(我放了一盆花在窗台上)。
(89) 要糁古月粉住汤里头; 未是未够甜(要在汤里搁些胡椒粉, 不然味道不够鲜)。
B 类句式不同于A 类, 它不表示处置, 宾语是无定的, 前头有数量词。
此处我们不知道谢先生说的“不用把字句”是不是就是指平话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处置句。而覃先生说“南宁平话少用‘把’字句, 表达处置就是采用这种句式或者受事前置句”也说明了南宁平话里无严格意义的“把”字句。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任何文献材料提到桂南平话里的“把”字句型的。
据我们的调查,桂南平话里没有“把”字句,也没有“将”、“拿”、“给”、“捉”等其他形式的处置句型。而在新派口里能说的处置句是直接套用“把”字的。 “把”字明显是桂南平话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如粤、闽、客家等多数南方方言用“将”等,而不会是直接用“把”。也有些读书人(特别是石埠村)偶尔用“係(给)”或“niu33(拿)”,如:
① 佢niu33我当客人一样招乎/佢招乎我当客人样。(他把我当客人一样招待)
② 佢係我的手机整坏了/佢整我的手机坏了。(他把我的手机弄坏了)
但我们认为那也和“把”一样是普通话影响的结果。因为:
首先,桂南平话“係(给)”作为介词表示“给予”义,但只能用在“动 +宾+係+间接宾语”后,是受益格或与格的标记。如:“寄信给我”有两种意思,一是表受益格(benefactive),≈帮我寄信;一是表与格(dative),≈把信寄给我。作为动词,可用在“係+宾+间接宾语”或“係+宾+係+间接宾语”如:係钱我。或者:给钱给我。少说:给我钱。在“係+ 间接宾语+动词短语”中,表示允许义,≈“让我+VP”,如:
① 係我做工。(让我干活)
② 係我吃饭。(让我吃饭)
普通话说:①你给我把章盖了。桂南平话只能说:你凑我盖了(章)去。再如:
② 你给我滚出去。对应于:你凑我走出去。
③ 你给我放下。 对应于:你凑我放落去。
所以,“係”在桂南平话里没有对应的位置来作处置介词。如:我头搞昏给你了。普通话有两种语序来表达此义:
① 你给(把)我头搞昏了。
② 我头给(被)你搞昏了。
对应于桂南平话还有且只还有一种:
③ 我头捱你搞昏了。
不能这样自由转换:?我头给(被)你搞昏了。或:?你给(把)我头搞昏了。
其次,这两个词的动词义很强烈,使用范围有限。“niu33(拿)”只能用在广义处置句(定义见下文)中,两者不能互相更换,如“佢niu33我当客人一样招乎”,不能说成:“佢niu33 我的手机整坏了”。也不能说:“佢係我当客人一样招乎”。再如:“佢係我的钱弄丢了。”(他给我的钱弄丢了)在桂南平话里无歧义,只表示:“他给我的钱,我弄丢了”。
当然,我们的调查对象永远都不可能穷尽,但我们可以通过桂南平话能说的来判断其不能说的。我们有一个判断桂南平话无严格意义的处置式的根据,就是对应于普通话里必用的“把”字句,桂南平话里有自己的非处置式说法。
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里,处置式常用“把”、“给”等字来引出被处置的对象,所以“把”、 “给”等被分析为介词。我们先看看汉语史上最早产生的广义处置式。以下摘引自吴福祥(1997):
这类处置式的题元结构是个双及物式,谓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支配两个域内题元,句子的处 置意义不太显著。
A 处置(给):PO1给与O2,如:
① 善知识将佛法菩提与人,亦不为人安心。(神会和尚语录.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壇语)
这类处置式中的动词大都是“给予”义或与“给予”义相关的动词。句子所表达的语义是,由于某种动作的实施,某物由主体甲处转移到主体乙处。
B 处置(作):PO1当作/看作/比作O2,如:
② 将世比于花,红颜岂长保?(寒山诗:君看,寒山子诗集)
B式表达的语义是,某一人或事物被看作或当作另一人或事物。在V位置上出现的多是“认定”、“当作”义的认知动词。
C 处置(到):PO1放到/放在作O2,如:
③ 把舜子头发悬在中庭树地。(敦煌变文集,131页)
这类处置式中的O2通常为处所词或表示处所的名词,句子的语义是,客体(theme)在某种动作的作用下位移到某一处所或方位之内。句中的动词多为行为动词。
上面例举的三类甲类广义处置式中,动词的动作性都不强,且动词后面带有宾语,这就限制了补语特别是结果补语的进入,所以这类处置式的处置性较弱。
历史上广义处置式的句型除了上举“将”字句和“把”字句外,还有“以”字句、“持”字句、“取”字句和“捉”字句。
我们看到,在广义处置句中,“将”、“把”、“以”、“持”、“取”、“捉”等明显还有动词义,不是真正的介词,所以可替换的同类动词都能进入。这些与桂南平话很相似。如:
处置给:桂南平话用双宾语来表达。
① 佢递一本书係我。(他把一本书地给了我)
② 带礼物係我。(把礼物带给我)
③ 修车係我。(把我的车修好)
处置作:
……
处置到:桂南平话用VO+落+O2
……
而狭义处置句如:
……
显然,这些不是真正的处置式。同汉语史上比,平话里的具有“处置”义的对应形式还没发达到发展成处置式的程度。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发现,桂南平话人标志性的都会讲这句口头禅:“丢你落塘吃塘水”,(把你扔到池塘里,让你喝塘水)且连受普通话影响最大的南宁石埠平话人也觉得讲起来备感亲切,非常顺口地道。这个在现代汉语里是非处置不能表达的,而在桂南平话里却有很高通行度,这更能增加我们判断的可靠性。
2. 被”字句
桂南平话的被动标记(passive marker)是“捱”。虽然普通话的“被”字句在桂南平话里都可以用“捱”来替换,但是桂南平话里“捱”还是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主要有:
(1)保留着很强的表遭受义的“短被动句”(short passive)。如:
①……
很明显,桂南平话的被动标记是由“遭受”、“蒙受”义动词演变来的。如不能说:
⑧ 佢捱北京大学录取了。(他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而“捱感冒”,“捱撞车”,“捱住校”等,这些在普通话里的“被”是不能说的。所以有时可用表示“不得不”义的“着”来代替,如:
⑨ 落雨都捱去/落雨都着去。(下雨也得去)。
(2)桂南平话保留着“被+NP”的形式。如:
……
(3)长被动句(long passive)的动词可以是“光杆”形式。
……我们知道,被动句演变过程早期曾有过“被+NP”(P.A.Bennett,1981,冯胜利,1998)和“被+V”(V是光杆)的阶段如:(转引自吴福祥,2005)
① 秦王复击柯,被八创。(战国策"燕策)
②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韩非子"奸劫弑臣)
③ 一朝被马踏,唇裂板齿无。(杜甫《戏赠友》)
④ 数被官加税,稀逢岁有秋。(白居易《不如来饮酒七首》)
“‘被’字式刚产生的时候‘被’字后不能出现施事者,汉末才出现了带施事者的“被”字式”。(吴福祥,2005)也就是说,短被字句是早于长被字句产生的。结合桂南平话的保留的特点,我们有理由说桂南平话被动句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
我们还认为这与其处置式的形态是对称平衡的。这可以从桂南平话的长被动句“挂单”处得到证明。“被动式、处置式、使役式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都表达某一对象承受某种处置或某种影响,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吴福祥,2005)张洪明(Zhang 1994)则从历时的角度证明汉语的被字句是移情过程的产物。沈家煊认为(2002)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表达主观处置。这与张伯江(2001,2005)认为现代汉语的被动式、处置式都表达一种强影响性是一致的。那么,当这种语法手段不发达时,也就是说,当被动式和处置式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时,它就不一定会具有这种强的影响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汉语里的“被”字句和“把”字句不能挂单而汉语史上和诗文、戏文里能挂单的原因。
刘凤樨(Liu,1997) 用动作的有界性来概括把字句的语义特点,而有界成分正是强影响性的结果。冯胜利(2000)认为是韵律的原因。可事实上,现代汉语里也有不少“挂单”的例外,如:
① 假期作业没做完,老师肯定会骂我,可昨天开学我没并没被老师骂。
② 他门都不关就走了,也不怕东西被人家偷。
③ 我一说白话,就被他们笑。
④ 我一说白话,他们就把我笑。
⑤ 你以为我是你的出气筒啊,动不动就对我把脾气发。
⑥ 他是个虐待狂,动不动就把他老婆打。
以上显然不是韵律“惹的祸”,我们在看戏文的例子:
①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
② 男子打仗在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线,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咱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
③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得得,锵锵。
我们发现:以上“例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被”和“把”的前面都有强调成分。说明此处句子的焦点已不同于一般的(unmarked)“把(被)”字句的焦点。所以,也就不具备张伯江所说的“把(被)”字句强影响性。桂南平话的“被”字句能“挂单”与此符合如契。下面的例子更能证明桂南平话里的“被”字句的不具备普通话的“被”字句的强影响性。如:
① 捱淋雨=捱雨淋
② 捱晒日头=捱日头晒
③ 捱水浸=捱浸水
从以上例子的共同点是施事不明显,可以看出桂南平话人在此并不注意施事、受事的不同影响。
3.VO+后置成分。
石毓智、李讷(2001)认为古汉语中心动词及其宾语之后有个X位置,可以允许各种各样的词语出现,主要包括形容词、不及物动词、时间词、介词、数量词、介词短语等。概括为:S+V+O+X。后演变为:S+V.X+O的形式。桂南平话保留大量的S+V+O+X格式。
3.1 X为补语的形式。如:
……
3.2 X为“在+处所”的形式。如:
……3.3. X为“给+间接宾语”的形式。
通常我们称之为“双宾语”句,考虑到桂南平话人以此说法最为自然顺口,又因其形式符合“V+O+X”,我们暂不采用有争议(参邓思颖,2003 )的所谓“双宾语”的说法。除宾阳用“把”外,其他用“係”如:
……
3.4 X为趋向补语的形式。如:
……
3.5 X为副词性成分的形式。如:
……
3.5桂南平话体标记的位置
当动词后面有宾语时,桂南平话体标记 “了”、 “着”、“过”总是要在这些宾语之后。
3.5.1桂南平话体标记 “了”
……3.5.2桂南平话体标记 “着”
63.5.3桂南平话体标记 “过”
……
通过以上粗略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桂南平话语法系统比历史上的宋和近邻粤语还保守。李连进(1999)[32]从语音上也得到类似结论:“从语音的历史层次看,平话比粤语更为保守,即更完整地的保留或反映中古以至中古前的汉语面貌。”
这与推论b、c相矛盾。因此“狄青说”不成立。也就是说,“狄青率军”所说的话的影响性并没有大到他们在与其他语言接触的过程中扮演了强势的施惠语角色的程度。他们是被融合的受惠语(recipient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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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guage Questions about “Di Qing Stories” in Pinghua of South Guangxi
Abstract After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he(river), which 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epoch and region, and verb-predictive sentences, we came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language of “Di Qing‘s army” had not acted as the strong role of donor language, but acted as the weak role of recipient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ontact in South Guangxi.
Key words South Guangxi Pinghua he(river) verb-predictive sentence language contact
吴福祥(2005):事态助词和动态助词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前者总是加在一个句子(分句)之后,陈述一个事物、事件的状态;后者则总是跟在一个谓词性成分(动词或形容词)之后,表示一个动作、变化的状态;(曹广顺1995:110)事态助词“了”又称作语气词,为了与动态助词“了”(记作“了1”)相区别,一般记作“了2”。“‘了2’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有成句的作用。”(吕叔湘等1999)
《朱子语类辑略》所记朱熹(1130-1200讲学语录虽比狄青(1052年)完100多年,但考虑到语法系统发展较为缓慢,且《辑略》里带有文言成分;而桂南平话自身也在不断发展,所以,此时间差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