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书评：《近代壮族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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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评--《近代壮族社会研究》     2004-06-29 胡鸿保， 许斌     《近代壮族社会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OO2年版，以下简称《近代壮族》)是一部断代区域史，作者方素梅研究员截取1840— 1949年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以广西及其毗邻地区的壮族群体为主要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解析丰富的资料，围绕社会嬗变和近代化的关系这个中心，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历史和辩证地探讨壮族地区近代化的进程。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转型时期的壮族社会”、第二章“近代壮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是宏观介绍，以下六章分别从社会组织、社会权力系统和法律制度、社会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社会问题与民变等角度和层面审视近代壮族社会的发展变化。     材料丰富是该书的最大特点，作者征引了《清实录》，有关奏折、档案、年鉴，《广西通志》及广西有关府志和县志，有关游记、回忆录，2 O世纪5O一60年代的广西社会历史调查材料等。此外，还有作者本人的实地调查。由于作者对材料的开拓和发掘，使该项研究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其中特别可以举出的有以下几例：    天地会。在第三章及第七章中(第72—86、31O—316页)，作者利用《清实录》和奏稿等官方文献及地方志和社会调查材料等，对天地会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发展和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天地会在壮族地区传播和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天地会在广西的活动不仅对壮族社会，同时也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还特别指出，由于壮族较多地接受了汉文化，其民间结社形式容易得到壮族群众的认同，所以在南方众多少数民族里惟独壮族有大批群众加入天地会。     社会风俗变迁(第189—246页)。这部分论述基本是从“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和“社交娱乐”人手来再现历史的，叙述可谓详尽细腻。全方位描绘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琐碎的日常生活，难在资料不足，倘若欲谈“变迁”，更须兼顾前后段情况、明白其来龙去脉。《近代壮族》在这方面发挥了“材料见长”的特点，充分利用晚清和民国年间编修的包括《广西通志》在内的壮族地区的地方志，并结合2O世纪5O—6O年代学者的集体调查成果《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追溯古代，除了借助《岭外代答》这样的宋人著作外，还汲取当代考古发掘的新成果；解释晚近某传统风俗的消亡则运用了解放初民族学田野调查所获的“口述史料”。经仔细梳理、科学分析，作者认为，造成社会习俗各方面变化的原因，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主流文化的影响，还有官府的强迫和禁止。     “巫、道思想与壮族文化的结合”(第247～255页)。这是谈“近代壮族文化和思想意识流变”中有关宗教信仰的一部分，作者指出壮族没有全民族统一的宗教，其对于道教的接受是有选择的，并且糅合了原始的“巫”的成分。“巫、道”对百姓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包括疾患的治疗，方块壮字经书唱本记录对传统文化的保存，道公舞、师公戏等艺术形式的创立等等。作者总结近代壮区“巫、道”的三大特点是：组织松散、结构混乱，没有统一的法典和领袖；巫、道人员大多为兼职而非专职人员；统治阶级十分推崇巫、道，利用它来统治人民。对于这类社会事实，作者始终没有简单动用“宗教”的标签，甚至没有借用人类学家的常规术语——与“制度化的宗教“ (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相对的“泛化的宗教” (diffused religion)，而是不怕麻烦地用了“壮族地区的巫、道”这样的表述，显示出治学的审慎态度。    在社会科学条块分割的既定格局里，到底应该怎样定位这项研究的学科属性，评议人有各种不同看法。①依笔者愚见，《近代壮族》堪称一项规范的史学研究，不宜赶时髦，滥贴“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或者“民族史”一类的标签。笔者愿借机对相关研究取向谈点看法。    关于社会史。社会史与其说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倒不如说是一种史学方法，它固然强调关注社会下层的微观研究，或者“除去了政治的历史”(G．M．屈维廉语)，②不过骨子里还隐含“消解中心”的意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方素梅的研究正是采取了社会史的视角。她认为，“壮族地区是在国内国外的双重冲击下步入近代社会的”，“壮族地区的近代化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困难‘(第8、9页)。这恰巧呼应了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反思20世纪的历史学时对于社会史的评论，即，由于往日的所谓“没有历史的人民”也起来要求自己在世界历史里占有一席之地，19世纪历史学单一中心的宏大叙事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关注文化边缘——俗文化或异文化——促成了微观的、社会史的取向；同时历史学家也领悟到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近／现代化，，范式。③   关于民族史(ethnohistory)。出于两点考虑，我们宁可把《近代壮族》视为一部近代中国的区域史，而不理解为“壮(民)族史”。(1)在现今的中国版图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费孝通语)，是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宏观民族格局，具体到中国的各个地方会有特殊表现。对于以桂西为主的壮族聚居区而言，自秦汉以后，大批中原人口移居岭南，与壮侗语族先民和其他土著族群杂处，开始了以壮汉文化互相交融为主的民族过程。我们无法离开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去研究近代广西区域社会。所以，作者以她对壮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为主线，运用多种资料，研究这片以壮民为主体的区域社会的近代化，分析当地的族群文化与人口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实际呈现的结果不该被简单归结为一段“壮族史”。(2)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所谓的“民族史”，是被作为一种方法提出来的，而不是我们传统理解意义上的关于某个民族／族群往昔生活的历程或者载记。有的学者总结道：“20世纪上半叶，一度曾被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忽视的民族史，即研究那些小规模族群历史的史学，填补了人类学与史学之间的空隙。这些社会的历史之所以被史学家忽视是因为其规模、地理位置和族群属性为史学所不齿……今天，民族史这个标签也许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民族’(ethnos)一词本身就令人质疑，不过它所使用的方法却是值得肯定的。”④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家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的历史”，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客观的历史。而面对非主流群体或边缘地区的历史研究需要多一层省思，那就是如何看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以及怎样切实认识到被研究者对于理论知识的建构作用。只有彻底摆脱了潜意识里的“民族中心主义"，才能够把非主流人群和边缘地区的历史与“正史’’一样看成是“历史”，而不是“民族(历)史”这种“另类历史”的替换概念。①     关于田野作业和历史人类学。《近代壮族》的作者不囿于书斋从事历史研究，而是追随前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风格，走到“下面”去采集各种资料，借以再现近代壮区历史。这正是她成功的一方面，然而，若以人类学的立场看，这些所获依然是“纸上材料”，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文本经验”，不能与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直接划等号。②可以说，起自马林诺斯基的现代人类学之有别于古典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以经验哲学为其理论渊源之一。它强调实验和观察的方法作为知识来源的重要性，这是一种与“事实”本身直接打交道的科学方法。严格意义上的“田野作业”侧重在人际关系的互动而不在于单纯的资料采集，相应地，历史人类学更注重不同群体的历史意识而不太着意特定历史事件本身的叙述或建构。③另外，其实地调查和论文写作中的“问题意识”和“假设一验证”研究逻辑也是有别于一般史学研究的。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近代壮族》一书向我们展示了当前“后现代”情景中传统治史方法的活力。传统史学经受了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挑战，既汲取了后者的优长，又没有被它们所消解。看来只要解放思想、善于学习，正统史学家较诸随意阐释史料的人类学家更有能力制造出严谨的学术佳品。有些中国人类学家在地域社会的个案研究中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史学训练，乱用史料而出尽“洋相”，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当然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从行文的常规上看理应有一章“结束语”以总括全书，对于整个研究做出简明的交代，但是著者却没有在意表述形式的完善。事实上她经过分析已经得出一个切合壮族社会实际的、带有总结性的认识，那就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壮族地区在整个社会背景发生巨变的条件下，虽然逐步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但它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没有随之消失，相反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因此，壮族地区近代化之路充满了艰辛，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参考该书“前言”)。但是这个结论不单独提出来加以强调，总是让读者感觉遗憾。另外，《近代壮族》对于外文材料的利用也明显不足。其实；不论是西方人还是日本学者对这个特定时空的历史都不是没有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尽管考察的视角会有所不同。为增强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多关注评介国外同行的论述，弥补缺憾。   http://iea.cass.cn/cb/sp/html/mzs_2004063011053096701.htm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网络信息中心

土著虎尾

	材料丰富,说明作者费了不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