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所了解的事实,我依然认为,广西政府在壮文推广工作的失败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政府肯定努力把壮文送到了几个试点的壮族民众之中。”——这句话我想深入解释一下,政府在80年代恢复推行壮文(五、六十年代那次另当别论)的时候,是做了不少实事,如在各个试点开设了壮文小学班,个别县还开办了针对壮文社会教育的壮文学校,在经费和教材上也曾经给予了颇多的款项。但是,作为政府推行壮文的工作一环,是必须这样做的,如果不这样做,那还谈什么推行壮文?所以没有必要为这个而去赞扬政府做了太多的努力,相反,在壮文推广工作上,这点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这样的努力,也牵扯到了一个问题——是否就可以说政府就把壮文送到了试点的壮族民众手中?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如果但从接受了壮文教育的群众是事实存在的情况来看,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从这些试点县份接受壮文教育的人口比例来看,这却是否定的,就拿南部方言区最重点试点县德保的当时情况来看,接受壮文教育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的,在县城和近郊一带,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壮文为何物。所以,政府将壮文送到了试点地方的民众手中,但是并不是普遍的,这与当地汉文的普遍使用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事实不争地说明了试点县份也都没有真正普遍推广壮文教学,政府只是把壮文送到了少数民众的手中。
◆“我觉得,经过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试点,政府部门的体会应该说是深刻的,特别是那些被奚落甚至被推到鱼塘里去的工作人员”、“如果试点的群众不愿意接受壮文教学,甚至普遍反对壮文教学,那么,政府主导之下的大面积的壮文推广工作肯定得考虑新的策略”、“要政府做不符合社情民意的事恐怕已经不太可能“。
试点的群众是否真的不愿意接受壮文教学,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从所谓的被奚落甚至推下鱼塘去的官员这样的“典型事例”就能够说明得了的。 郁水啸翁 先生喜欢用这个例子去说明壮文的推行在老百姓当中是不受欢迎的,暂且不论这种“反壮文”的事例的背景(其实我们也有讨论过,缺乏壮文推行的社会配套工作是症结所在),就从更多的事例中就可以看到,壮文试点县的壮文推行工作,即使是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去推广,在民间也曾经起到过积极响应的作用,民众并非象这些片面的事例所说的那样普遍反对壮文的推行。
其实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作为香港来的沛贝侬的个人向导整个7月份都呆在了德保、靖西一带(其中也有去了那坡、富宁、广南、百色),与阿沛贝侬曾经多次采访了原德保县民语办主任刘汉琨先生、原德保县壮文学校校长·原德保县山歌协会会长何仕雄先生,就80年代初壮文推广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和探讨。
我们了解到,作为南部方言区的壮文推广试点县,德保县壮文推广工作曾经有过一段外人不太知晓的辉煌时期,壮文推广工作,是结合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文艺宣传三大方式去进行,尤其是第三者文艺宣传,是在上面经费不足、自筹经费的情况下,德保县壮文工作队利用德保当地的山歌、壮剧、末伦等民间文艺演出到各个远郊乡镇甚至村屯进行了广泛宣传,得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村民乡民都纷纷报名参加壮文学习,在办学习班的过程里,教学方式更是绝妙,不拘泥于课本的教学条条,而是利用山歌、诗歌、末伦等文艺手段绘声绘色进行,效果极佳。两位先生在不同的采访时间里都分别提到,到了86年,以远郊乡镇为主,德保县壮文脱盲突破10万人口。在只有三十多万人口的德保县,这是多么一个辉煌的数字。
当我们提问到为什么后来壮文推广工作会失败,甚至出现了壮文学校倒闭、壮文推广办公室室关闭的情况,是否与民间反对壮文推行有关的时候,回答与 郁水啸翁 先生多次举例的情况大相径庭,要说是民间阻力,最多是县城或近郊一带民众由于汉语文单一教学模式而带来了壮文教学是否适应社会竞争的担心之外,事实上民间阻力基本上很小,这是我所料不到的。
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何仕雄先生激动地回答:上面不给钱,壮文如何推行下去?!归根到底就是个钱的问题!
在刘汉琨先生那里,我们又听到了这样一番回答:从84年开始,壮文经费就逐年减缩,到了86年,壮文在民间推行达到辉煌高峰的时候,壮校却因经费问题濒临倒闭,88年完全瘫痪。壮文的推广效果很好,但是推广工作却是举步为艰,完全是因为壮文工作得不到上面的拨款,社会上得不到应用,逐渐使得已经脱盲的大批群众很快就复盲,导致出现了对壮文丧失信心的风气,到了88年之后,壮文推广工作在上无拨款、下无信心的情况下,陷入了瘫痪。
相信了解事实的人,都不会得出“如果试点的群众不愿意接受壮文教学,甚至普遍反对壮文教学”这样的假设,这样的假设,我认为是以表现现象去度量了壮文推广的工作。因为政府推广工作不利而导致了壮文推广的失败,是不能拿来做“政府主导之下的大面积的壮文推广工作肯定得考虑新的策略”的借口的。
■ 郁水啸翁 先生还提到了壮文义务推行员覃怀升先生,说“相信他的体会也不一般”,还巧妙地提出了本来不好意思问的问题。在这里,我不是代覃先生回答问题,但是因为自己也曾多次采访过他本人,所以想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告诉大家。
首先覃怀升老人并非80年代初参与壮文推行工作的人士,不过他却是在那次推行壮文的时候学会了壮文。在壮文的推行上,他确实有过体会,这个体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壮文推行的失败就是没有立法的保护”。
我想借此机会简单地重申壮文立法的重要性,不管是五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壮文的推行工作都是靠政府的政策去执行,每次推行都是一阵风刮起,又悄悄刮走,而不是依照具体的法律法规去一步步塌实地进行。
背景:五十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壮文,其规模要比八十年代那次要大得多,推行高峰的时候,达到几百万人学习壮文,但是,其失败的原因直接来自于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壮文的推行工作作为地方民族主义而被强行镇压。有很多人士都指出,如果当年的壮文工作不中断的话,现在壮文的普及就不会是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五十、六十年代的壮文推广工作的失败,绝对不能苟同于 郁水啸翁 先生所说的“政府已经作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尝试了,结果是吃力不讨好”,当时吃力不讨好的是民众而不是政府。至于八十年代那次,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政府是做过试点推行工作,但仍旧不能同意政府是做过大规模的尝试。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两次壮文的推行工作,都缺乏立法,这必然使得壮文推行工作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五十年代那次离我们年轻一代比较久远了,但说八十年代那次吧,就是因为缺乏立法,热情洋溢地推行工作,在韦纯束主席之后就陷入了瘫痪。80年代壮文的推行工作,当时的自治区主席韦纯束功不可没,在政策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政策不等于法律,换了人,政令就有可能不一样,所以,壮文推广工作缺乏一个法律保障,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政府行为。一语以弊之,那就是人治的恶果。覃怀升老人在退休之后,毅然站出来为壮文的立法而鼓与呼,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运动是毫不过分的。
覃怀升老人的“壮文义务推行员”的身份,不是白安的,在每次到南宁想拜访他的时候,我都要事先打电话到他家里问他在不在南宁,因为,这两年来,除了自费到各地去进行壮文立法万人签名活动之外,他每年都会安排几个月的时间到他的环江老家去进行义务的壮文教学活动,他采用的方式与当年德保县用文艺推行壮文的方式有点不谋而合,不同的是,覃怀升老人是以70多岁的高龄、一个人从自己腰包掏钱义务去做这样的事情,而当年德保县是一边领政府经费、一边自筹经费的壮文工作队,在民间文艺界威望极高的何仕雄先生的带领下大规模地走村串屯去进行的。所以,影响力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覃怀升老人也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他从方言文字入手、以山歌教学为工具的方式,使得很多一辈子不识字的乡下歌手终于可以拿起笔来记录自己唱了一生的山歌。目前,覃怀升老人还在热情地全身心投入在这个工作上。在这个推广过程里,民间的阻力是没有的,唯一遇到的困难还是经费以及壮文的社会应用层面。
覃怀升老人的行动,也可以说是社会力量的一个例子吧。这种社会力量,无庸讳言影响力还是很微小的,但是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
----------------------------------------------------------------------------
综上所述,我认为,壮文的推广普及工作,仍旧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进行立法,依靠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共同协作去进行,在壮族聚居的地方就要真正大规模地去普遍进行,要不然壮文就永远无法实现普及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