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水河文化考察与研究（二）
二、红水河流域族群文化类型
(一)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耕经济
从发掘到的文物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位于红水河上游流域就出现了稻作农业。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和者在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镇的定金坡、百林乡六拉屯，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弄乡利村、百旺乡八甫村，马山县金钗乡那独村、那陈村，凤山县月里圩等地，先后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铲、石杵、石磨棒、砺石、石夯、石球、石纺轮、石锤、刮削器等大批石器。许多石斧、石锛加工精细，其中还有一些通体磨光的双肩石斧，有两端都磨制刃部的双刃石斧，石锛大多由深灰色砾石制成，有的磨成斜刃。一些出土石器的遗址规模较大，最大者达4.5万多平方米，文化遗物丰富，仅散露地表的就难以计数。从出土的石器看，与桂南贝丘遗址中出土的基本相同，其中石斧、石锛、石铲可作农业耕作工具，石杵、石磨棒、石球、石锤用于稻谷脱粒和脱壳，上面有较明显的使用过的痕迹。另外，在凤山县月里圩文化遗址中除出土2件石锛外，还有陶器残片，说明当时已经制造陶器。从中国的考古材料看，制陶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当时红水河上游流域的稻作农业已有了发展。应该指出的，这时的农业除了少量可能是块茎植物种植外，主要是稻和农业。因为小麦和玉米是后来才传入的，特别是玉米，是明末清初才传入广西的，至于粟，在南方至今也很少种植。
河上游流域大量分布着冠“那”(纳)字的地名，也是这一地区稻作 农业历史悠久，并以稻作农业为主的证明。“那”(纳)在壮、布依、傣等民族语言中为水田，在上述地区及至东南亚都广泛分布着冠以“那”字的地名，如那坡、那马、那龙、那丽等等，构成了奇特的“那”地名景观。仅从地图上看，红水河流域分布着许多冠“那”(纳)字地名，如巴马瑶族自治县有那桃、那社、那弄、那门、那敏、那坝、那朝、那莫、那勤、那亨、那浪、纳乐、纳标、纳盘、纳塘、纳克、纳怀、纳就、纳立、纳维，凤山县有那兵、那爱、那拉、那烘、那老、那乐、那英、那王、那东，天峨县有纳直、那里、纳特、纳碍、纳合、纳洲、纳沙、纳赖，南丹县有那地、纳定、纳老、纳弄、纳塘、拉纳，大化瑶族自治县有那浪、那定、那色等等，地图上未标出来的自然村及村以下的“那”(纳)地名，更是多得数不胜数。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地理实体、居民聚落和地域区划所取的名称，是特定的一种语言符事和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证，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又有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如前所述，“那”(纳)在壮语中是稻田的通用名称，“那×”或“纳×”实际上是壮语称水田的汉字记音，它们都有固定的含义，例如“那怀”即“水牛田”、“那拉”、“纳拉”即下边的田，“纳沙”即沙土田，“那兵”即有蚂蟥的田，如此等等。由此可见，由“那”构在的地域性地名现象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族文化尤其是稻作农业文化的本来面目，是稻作农业起源的鲜明印记。红水河上游流域农业可分为三种区域，一是低山区(中丘区)，一般在海拔500-800米左右，少数在300米左右，多分布于中山区边缘、红水河及其支流沿岸和盆地周围，坡度较缓，土热条件较好，宜粮、宜林、宜果。在低山断裂相交处形成开阔的山谷和盆地，水土条件好，光照也比较充足，适宜水稻种植。解放以后，在这些地方修建了一批山塘水库，农田多能自流灌溉，水稻可一年种两造。在这一带的低山丘陵地，由于缺水，多种植玉米、旱谷、木薯、花生、甘蔗、豆类等作物。二是中山区(高丘区)，这些地方坡陡，日照短，耕地少而且分散，属红壤、黄壤和粘性土质，土层较厚，气候温和湿润，仍以水稻玉米种植为主，旱谷、小米、豆类为辅。以上两种地区多为壮族所聚居。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把一片片平峒开垦成良田，随着人口的繁衍增多，又在溪谷、岭坡间开辟梯田。有些地方，梯田由河谷一直开到山腰，真给人有“水流涓涓不为用，山到崔嵬尤力耕”之感。三是岩峰区(岩峰丛洼地)。这些地方石山高大，山峰林立，连绵不绝，大小洼地一个个深嵌在群山之中；地面缺少河系，地下水埋藏很深，多数洼地干旱缺水，人畜饮水困难，少数洼地既易旱又易涝，只能在底部和四壁种些农作物。这种地属砂页岩酸性土质，易于渗水漏水，蓄水条件极差，只能靠建山塘水柜解决人畜饮水问题，通过砌墙保土，防止水土流失。这些被称为大石山区的地方，石山耕地少，粮食生产以玉米、豆类为主，经济作物以油桐、甘蔗为主，这些地方多为后来迁入的瑶族和汉族所居住。
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地对瑶族进行镇压，使他们失去肥沃的土地，被迫进入山区，以烧畲耕种旱地作物为主。至今在都安瑶族自治县菁盛乡境内的一处石壁上还留有“灭瑶关”三个大字，就是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和驱赶瑶族的铁证。他们中有许多直到解放初期还过着“吃过一山又一山”的游耕生活。部分瑶族地区到解放前几十几甚至是解放后才开始种植水稻。⑤在红水河上游流域，少部分居住在河谷地区的瑶族主要是向壮族学习水稻种植的。
红水河上游流域地区的汉族，除了少因经商而在圩镇落籍外，大部分居住在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山区，被称为“高山汉”。他们大多以山地农业为主，就一般而言，经济状况比瑶族好，但比壮族稍差。
由此可见，红水河上游流域的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耕经济，其中壮族以稻作农业为主，瑶族、汉族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
(二)社会结构：土司制与“亭棚制”
红水河上流域与桂西其他壮族地区一样，自唐代起实行羁縻统治，宋代起推行土司制度，“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凡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⑥当时，红水河上游流域属庆远府所辖地区，设土州、县峒共16处。朝廷对这些地方的壮族土酋分别授予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等官职，发给印信，允许世袭。土官即是领主，又是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比汉族流官大得多的特权。土官靠“养印田”和“荫免田”的收入作为俸禄，其余土地，按人口分给峒民耕种。峒民对所分得的土地，“不得典卖”，即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惟自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份田”。土官可以凭个人的意志和习俗对土民进行统治，可以任意敲榨和盘剥百姓。关于土官统治地区的社会情况，从《凤山县志》中关于木兰峒的记载就可以看出：“木兰峒，自宋中叶归汉版图，然地广人稀，部落分居，制度未备。自划分土地，设土司而治。以土地为土官食米，国家不给饷 。于是，土司区域，土官为当然地主。凡政治制度，特因地制宜，其所设的佐杂统领、参将、参戎各员，总哨、哨目、头人、苏老、保正、缆头各级，至皇兵、土兵、值番、夫役、马草、厕所等基层，就以管辖所有之土地，除留肥美若干处为土官养印官族膳田外，其余均划为份，按等级给予土地，由各级员兵自耕自食。……哨总给田三百把，哨目给田二百把。哨以下为村，设头人、苏老、保正等名目，给田各为百六、七十把。夫投、定更、击磬、擂鼓、放更炮、吹号角、乳母等，均给田，每名约百把。自宋，历元、明、清咸同，相沿无异。”土官对所辖土志可任意杀戮，正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载：“生杀予夺，尽出其酋”。“有一微过，遣所亲军斩之上流，而自于下流阅其尸”。土官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土地的占有者。境内的土地、山林等都为官家所有，他们被称为“波那”，“波”壮语是父亲，“那”是田，意为“田主，即地主”、农奴主；而境内耕土官田的子民叫“勒那”，“勒”壮语是儿子，意为“田子”，即农奴。
元代，中央王朝对壮族地区普遍设置州、路，使政区卉一；设达鲁花赤，“普天卒土皆臣妾”，同时阅籍峒，丈量地亩，设立赋税，实行土官世袭，功赏罪罚，从而使土司制度得到确立。到了明代，随着经济发展，一批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出现，动摇了土司统治。为了顺应历史发展，明王朝实行“改土归流”，壮族地区封建农奴制受到破坏，直到清末和民国初年，“改土归流”才基本结束，其中南丹县莫氏土司直到1931年才彻底改流。壮族地区地主经济得到了发展，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末，壮族地区90%以上的劳动者仅占有耕地面积的20-30%，而人口不足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耕地面积的70-80%，解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土地才回到农民群众手中。
红水河流域壮族村寨中，还有一种称为“都老”(或称寨老)的社会组织。关于“都老”制，史书早有记载：《隋书》卷三十一说：“俚人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富豪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如鼓，竟乃留遗给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样，多构仇怨，欲相攻由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都老’，群情推服。”《宋书》卷四九五也记载：“其族铸铜为大鼓，初成，悬庭中，置酒以招同类，争以金银为大钗叩鼓，去则以钗遗主人；相攻击，鸣鼓以集众，号有鼓者为‘都老’，众推服之。”
“都老”是壮语“老者”的汉字记音，又称“du je”，其中“都”(du)表示人，“je”表示年长者，这里意译应为“头人”，是壮族村民对其族长和头人的尊称。都都老必须是年纪较大，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热心为群众服务，有工作能力并且是“群情推服”者。如不符合这些条件，随进可撤换。直到解放前，红水河上游地区壮族中仍存在着比较完整的都老制，而在巴马瑶族自治县盘阳河流域，至今还保留着“都老”议事厅——亭棚。这里的“都老”制，我们又称之为屋顶，高约3米，占地面积约6-7平方米。在四柱之间有三根横木，以为议事者坐凳。亭棚似凉亭，不同的是，它必须建在村屯中心旷地，壮语称之为“比曼”，意即建在村屯的核心。历史上，亭棚是村佬议事的场所，具有村屯权力中心的性质。“都老”的职责是：领导制订村规民约；维护村中社会秩序；堂管全族公共财产；主持集体庆祝和祭祀活动；领导公共设施建设；负责涉外事务；主持各种会议，如村中长老会议、村民大会等，凡商讨村中各项事务，一般都在亭棚举行。村中举行的重大活动，或与外界发生冲突需聚集村民抗击者，则在亭棚的横梁上挂起铜鼓，以鸣鼓为号令。这种情况与上述《隋书》、《宋史》记载是完全相符的。现在，亭棚用是村民聚会议事的场所，是长辈教育后辈，或对违犯村规家规的人进行教育的地方，同时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
(三)聘取婚与依歌择配
聘娶婚即通过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达到婚配目的的婚姻。在红水河流域壮族传统习俗中，当儿子长到七八岁时，父母就注意选择一个适当的媳妇人选，然而请一位能说会道的妇女带着礼物到女家问亲，女家若同意，媒人就讨要女方的“生辰八字”，经巫公推算如没有互相“冲犯”，这门亲事便告成功。在整个过程中，当事人的意志并不重要，因而具有明显的包办性质。但是这种聘娶婚的包办性质远不如汉族强烈，这是因为除了父母代替物色外，壮族青年还有直接择偶的自由。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的歌圩，就是男女青年以歌择偶的场所。据《粤滇杂记》记载：粤西土民“每春月趁圩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峒溪纤志》也说：“溪峒男女相歌，于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五。而三月谓之浪花歌，尤无禁忌。”说明壮族以歌择偶，古已有之，历史悠久。在红水河上游地区，这种歌圩解放后仍普遍存在，有些地方歌圩规模很大，来者有百里之外，人数上万。有些歌圩，对歌三至五日，尽欢而散。解放以来尽管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打击，至今仍有不少歌圩，可见其生命力之强大。在歌圩场上，很多男女青年找到自己的意中人，终成眷属。
然而，以歌择偶并不是婚娶的全部，往往是男青年依歌选中意中人后，还由父母或经过媒人说媒问亲，十聘定婚，然而迎娶，至今仍然如此。
红水河上游地区的壮、汉、瑶等民族实行一夫一妻制，这里不展开论述。
(四)独特的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青蛙)崇拜
红水河流域壮族宗拜多神。诸如天地龙王、山川巨石、石木花草、鸟兽虫鱼、三界神、祖先师圣等，都被立以为神，敬仰而膜拜。但其中最独特的是对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青蛙)的崇拜。民间收藏的铜鼓上铸有蛙纹图案，有的铸立体青蛙。都安、大化一带，有“青蛙是雷王之子”之说，认为蛙鸣则雨，蛙眠则旱，青蛙是应天之物，不可伤害。东兰、凤山、巴马、南丹、天峨一带壮族，至今每年于农历正月仍过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青蛙)节，举行盛大的唱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歌、跳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舞和孝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祭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活动。据1919年出版的《河池县志》记载：“是月(正月)，各哨村民皆埋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众铙鼓送之，坟上遍插色旗，至除夕发现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骨色以卜来岁祥 。”1947年《东兰县政纪要》记述得更具体：“此外赛会有一恶风，名为唱‘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每届旧历元旦，男女群向田中捉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先捉得者为‘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头’，以竹筒装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于其中，二人招之，挂纸插香，如乡俗的死丧一般，群少拥簇，挨户滥唱淫词，各家赠以来一筒，糯米耙耙(粑粑)两大块，或赠以银钞，适择吉日送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入山安葬。届时竖长幡，通知四邻各村，集合青年男女对歌。初对歌于划定的会场，继则分延于各家各野，唱至情投意合，达旦始散。”人们认为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为雷神之子，祭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可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以驱瘟除邪，保佑六畜兴旺。因而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节活动除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年代停止外，其余时间仍然举行，仅据东兰县的粗略统计，历史上举行过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节的村落有157个，解放后保持政党活动的村落有98个。现在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节活动的具体过程及仪式已有所变化。
红水河流域有民间宗教——师公。晋代以后随着道教的传入，壮族中开始形成了以本民族宗教人员——师公。师公的职能是为民间祈福禳灾，驱鬼事神，丧祭超度，所行法事兼有巫道特点。师公经文用方块壮字抄写，一般为七言排歌式，腰脚韵，用壮语诵读，内容有宣扬祖师圣行，有叙述民族历史、民间传说和神话人物故事，如《布洛陀经诗》、《布伯》、《莫一大王》等，还有改编的汉族民间故事如《董永》等。佛教也传入红水河上游地区，由于佛教教旨与壮族传统观念有较大差距，加上经济发展上的原因，在这一地区产生的影响微弱，只在师公仪式中吸收部分内容，基本上没有佛教庙宇，民间供奉的一般只有观音、关帝、莫一大王、岑大将军等。天主教、基督教的影响也很小。
壮族以稻作农业为主，在生产力低的情况下，稻作农业对自然力和生产对象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在人们头脑中产生了各种超自然力的神化观念，并产生对这种神化对象的崇拜，这就是红水河流域壮族多神崇拜的原因。人们企望通过事神的巫术行为祈求神力的保佑，由此构成了这一地区壮族宗教信仰的主导内容。
(五)多姿多彩的文学艺术
红水河流域壮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有远古时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如《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歌》、《伏羲再造人类》、《布洛陀》、《布伯》、《姆六甲》、《盘古》等；汉至宋时期除了各种民歌外，有长篇英雄只诗《莫一大王》、传说故事《岑逊王》、《红铜鼓》等；元至清后期有长诗《欢传扬》等；近代有《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等等，这些壮族民间文学，热情、奔放，富于反抗精神，同时有丰富而大胆的想象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最突出的又是民歌，这里的壮族自古能歌善唱，历来有唱歌为乐，赛歌为戏，依歌择配的习俗。而且民歌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尤其以几十种二声部民歌最富于特色。民歌体裁有长歌、散歌、套歌、组歌、勒脚歌、排歌，有叙事歌、八行、十二行、长短句。在韵律方面，有腰脚韵、脚头韵、脚韵等。这里的山歌特别善于触景生情、托物比喻，以猜谜、盘问的方式，唱出有声有色、动人心弦的歌词，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
红水河流域是产生英雄史诗的地方。被誉为壮族创世史诗的《布洛陀》、英雄史诗《莫一大王》，布努瑶族创世史诗《密洛陀》都产生在这个地方。这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和研究。红水河流域不仅历史上歌圩规模宏大，而且现在传留也比较多，歌圩活动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一般歌圩三五百人至上千人参加，最大者可达上万人甚至数万人。如1986年三月三，岩滩歌圩和巴马县城歌圩，参加者均逾数万之众。广大农村青年把每年春秋两次歌圩看作是施展才华、大显身手的机会，届时不约而同，汇集预定地点，抒怀放歌，热闹非凡，往往一连几个通宵，才尽兴而散。
发表于 2006-6-3 12: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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