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蒙自符关入夜郎考(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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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论123
内容提要： 夜郎灭国以前的研究在整个夜郎研究中的决定性意义。“殿本”、“百纳本”与郦道元本“符关”史料的校勘问题。殿本之“自巴属筰关入”当校为“自巴属符关入”。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去汉未远，他的“符关”历史记录，具有充足的理由和权威性，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不赞成今人以其新创的“邑符津”为之校，盖其转换环节过多而牵强。次第通西南夷不可混为一谈。第一次是唐蒙自巴属符关入夜郎，第二、三两次的战略目的是通西南诸夷。推论：今遵义红花岗区至桐梓之间是多同的夜郎国首府之所在。
关键词：唐蒙 巴 符关 夜郎国 多同 遵义 首府
目前，夜郎文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这样两个方面：夜郎灭国以前的研究和夜郎灭国以后的研究；其分界点是汉成帝时将军王凤、金城司马陈立之诛夜郎王兴。其中，夜郎灭国以前的研究在整个夜郎研究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夜郎从春秋至汉昭帝国灭，立国有600余年，在西汉初年夜郎王兴被诛后不久即逐渐消亡。人们如欲深刻认识独特的夜郎文化，就必须尽量弄清楚夜郎灭国以前的状况。故这一方面的任何进展都有助于澄清历史疑案，并带动夜郎灭国以后的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的问题如夜郎的族属问题，宜粗、宜取宏观角度；有的问题如唐蒙之通夜郎，宜细、宜取微观角度。后者是西汉夜郎首府所在的直接证据。
但是，由于史料之有限和简古，夜郎灭国以前的研究又谈何容易！因此，人们寄希望于让地下的考古资料来说话。1995年，贵州省政府成立了“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启动了夜郎考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比较而言，考古学人对这些成绩“尚无重大突破”的评价是谨慎而值得重视的①。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将就这些考古材料而去修改文献典籍。在考古材料不足时，宁愿等待。
窃以为当加强对黔北地区夜郎考古这一薄弱环节的领导，增加必要的投入。同时，重视对贵州古今少数民族葬俗的研究，对贵州西部出土陶器刻划符号与彝文的直接关系，似亦应有更加充分的论证，且宜提供可信的年代学证据。
另一方面，在夜郎灭国以前的研究中，我们又必须知难而上，对有限的史料进行科学的考订和再认识。以期逐步逼近历史的真实。为此，本文拟对西汉唐蒙出使夜郎的路线作一点考辩。
一、 “殿本”、“百纳本”与郦道元本“符关”史料的校勘问题
汉武帝建元（前140—前135）年中，政府曾派郎中将唐蒙出使夜郎。《史记∙西南夷传》“殿本”作“自巴属筰关入”，而“百纳本”则将原文改作“自巴蜀筰关入”。有的学者在详考版本出处之后，指出了“百纳本”之修改：“而‘百纳本’或以筰关在今四川汉源，历史上向来属蜀，从未属巴，因而认为句中‘属’字乃‘蜀’字之讹误，遂将将原文改作‘自巴蜀筰关入’。”②
尽管《二十四史》标点本的确基本上是以“百纳本”为底本，但这并不足以否定“殿本”的可信度。所谓“百纳本”是同书之不同版本拼配而成。始于清朝学者的《百纳本史记》，集大成于近代商务印书馆的《百纳本二十四史》。这种晚近版本之以上擅改（“自巴蜀筰关入”），在逻辑上就说不通：汉源什么时候既属巴又属蜀呢？相反，所谓“殿本”是指清初北京武英殿所刻印的书籍。其校对官吏、写刻工匠均集中于此，皇帝派翰林院词臣总领其事。经史群籍，以校勘精审著名。因此，相对而言，殿本应为较善之本。其中“自巴属筰关入”可以列为校勘对象。
我以为百纳本尚乏殿本统编的功底，其参编者往往各持己见。例如百纳本《汉书∙西南夷传》对这则史料，又误判“属”系衍文，遂将原文擅改成“自巴筰关入” ③。其相互抵牾如此！而这个靠不住的“自巴筰关入”中的“巴筰关”三字，就成为“邑符津”说的“校勘”对象（详下文）。这样的校勘，因其未取善本，其基础就有疑问。
既然殿本“自巴属筰关入”可以列为校勘对象，那么，该文“巴属”与“筰关”在地理上的自相矛盾就只能从怀疑“筰”字有误入手了。但是，殿本和百纳本都缺乏地理学的权威专家，于是“筰”字就成为版本校勘的疑案。
其实，这个疑案早在清朝和民国学者之前的一千多年前，就被中国伟大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72？—527）解决了。他在中国各地“访渎搜渠”，尤留心水道之地理考察。今人论其地理巨著《水经注》言及唐蒙通夜郎时，认为郦氏是跟据自己实际考察而获得的真知及其地理学的深厚功底，判“筰关”乃“符关”之误，将这则史事定为“出巴符关者也” ④又，可参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当然，更可能的情况是：当时郦氏所见的《史》《汉》均为正确的“符关”，而压根就没有清朝百纳本误改的什么“筰关”；那么，郦氏就是跟据自己实际考察而获得的真知及其地理学的深厚功底核实该材料后，肯定了前人记录而又照实记录了一番。本文从后者。
毛泽东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无论在一千多年前或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只有地理调查专家郦道元一人拥有话语权了！
宋代欧阳■《舆地广记∙泸州》亦云：“合江县，本汉符县地，属犍为郡。武帝使唐蒙将万人从巴符关入夜郎，即此。”
郦道元之说得到了清朝大学者王念孙等人的支持：“符关即在符县，而县为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关也。汉之符县，在今泸州合县西，今合江县南有符关，仍汉旧名也。若筰地，则在蜀之西，不与巴交接，不得言巴筰关也。” ⑤。此说基本上已得到当代夜郎学术界的公认。《夜郎研究述评》亦承认“筰”、“符”形近易误⑥。
总之，从北魏、宋朝乃至清朝，唐蒙自巴国的符关进入夜郎已是主流的学术观点。麻烦均由自以为是的清儒的“筰关”所造成。
因此，郦氏的这一科研成果或郦氏本的史学价值无疑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
今《夜郎研究述评》详考典籍，旁征博引，为近年来夜郎研究最新创获，其诸多学术进展远非浅学的吾辈所能企及。然而，该书美中尚有不足。主要是书中频设通假或轻易判为前人展转传抄之误；其“鱼”“邑”“巴”、“泣”“涪”“符”和“关”“津”转换的推测比较牵强，以至于创造出一个从未见于典籍的“邑符津”来。然后以这个可疑的“邑符津”说为依据，批评郦氏“以意擅改符关”，这能使人信服吗？我以为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去汉未远，他的“符关”的历史记录，已成定论，具有充足的理由和权威性，而这显然是不可动摇的。
古籍必须校勘，而校勘宜谨慎从事，适可而止。倘为了牵合己见，校勘时转换环节过多或过于复杂，恐难免使人生疑。又如《史》《汉》等典籍各种版本之“邑”，缘何都一致掉了脑袋“口”成为“巴”？这么众多的典籍其传抄失误的概率竟然达到了百分之百！有这个可能性吗？此外，还有一个殿本《史记》的“巴属筰关”，是为四字结构而非三字结构，它又是怎么被“还原成”“邑符津”的？这些，《夜郎研究述评》都没有而且也无法解释。
在历史的研究中，有时候，简单往往就是历史的真实。
盖符关在今四川合江，其对岸即今贵州赤水、习水、桐梓等夜郎故地。桑钦《水经》“江水”云“又东过符县北邪，东南习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早在周朝初叶，崛起于川东南的巴国在今合江县南关建立稽查商旅的关口，史称巴属符关。蜀、巴与黔交往，必经此关。符关居赤水河与长江之会流处。故其水面宽阔，流速平缓。以笔者文弱之躯和一般的游泳水平，当年亦能在此往返横渡。惜其中流水寒，彻骨透心。故深信唐蒙船队之择渡得其地也！
人们从地图上不难看出，今川西的汉源距贵州还隔了个云南，至于南安（今乐山），跟汉源也差不多，同样是山水艰险，路途遥遥。唐蒙怎么会舍近求远，从这两个地方通夜郎呢？
因此，毫无疑问，殿本之“自巴属筰关入”当参考郦道元本校为“自巴属符关入”。这里，仅正一字而豁然贯通。
三、次第通西南夷不可混为一谈
西汉政府曾经先后三次通西南夷，对这个基本的史实，无论是一般的研究人员或颇有功底学者，在实际研究中往往混为一谈，有的竟然颠倒顺序，而所得的结论当然可疑。
这个基本的史实，综合《史》《汉》等典籍所述，简而言之，即汉武帝向大西南开疆扩土,早在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攻打东越，王恢凭借兵威派番阳令唐蒙把汉朝出兵的意旨委婉地告诉了南越。南越拿蜀郡出产的杞酱款待唐蒙，唐蒙询问徙何处得来，南越说：“取道西北牂柯江而来，牂柯江宽度有几里，流过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询问蜀郡商人，商人说：“只有蜀郡出产枸酱，当地人多半拿着它偷偷到夜郎去卖。夜郎紧靠牂柯江，江面宽数百步，完全可以行船。南越想用财物使夜郎归属自己，可是他的势力直达西边的同师，但也没能把夜郎象臣下那样加以役使。”唐蒙就上书武帝说：“南越王乘坐黄屋之车，车上插着左纛之旗，他的土地东西一万多里，名义上是外臣，实际上是一州之主。如今从长沙和豫章郡前去，水路多半被阻绝，难以前行。我私下听说夜郎所拥有的精兵能有十多万，乘船沿牂柯江而下，乘其没注意而加以攻击，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如果真能用汉朝的强大，巴蜀的富饶，打通前往夜郎的道路，在那里设置官吏，是很容易的。”汉武帝同意唐蒙的主张，就任命他为郎中将，率领一千大军，以及负责粮食、辎重的人员一万多人，从巴属符关进入夜郎，于是会见了夜郎王多同。唐蒙给了他很多赏赐，又用汉王朝的武威和恩德开导他，约定给他们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当相当于县令的官长。夜郎旁边小城镇的人们都贪图汉朝的丝绸布帛，心中认为汉朝到夜郎的道路险阻，终究不能占有自己，就暂且接受了唐蒙的盟约。唐蒙回到京城向武帝报告，武帝就把夜郎改设为犍为郡。这以后就调遣巴、蜀两郡的兵士修筑道路，从僰直修到牂柯江。蜀郡人司马相如也向武帝建议西南夷的邛、筰可以设郡，于是武帝就派司马相如以郎中将的身份前去西南，明白地告诉他们，朝廷将参照南夷的方式对待他们，给他们设置一个都尉、十几个县，归属于蜀郡。从此,汉朝开始经营大西南。
这里，唐蒙毫无疑问是汉朝政府开拓西南的大功臣。你看他不但实际到过南越，了解了行军的困难；而且随后又大搞调查研究，既而上书汉武。他精力充沛，奔南走北。可谓精明强干，处心积虑。这事发生在交通极为艰难的两千多年以前，让后人也不得不为之惊叹！
第一次， 郎中将（皇帝卫队统领，有车郎中将、户郎中将、骑郎中将）唐蒙率领精兵浩浩荡荡，首先结交了巴国，然后从巴属符关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王多同。他恩威并举，约以盟誓。兵威所至，顺着葫芦挂着瓢，也捎带结交了巴国；所谓“顺手牵羊”是也。否则，第二次如何能够调遣巴郡兵马（注意，是巴郡而非巴国！）。我认为巴人与夜郎关系密切，巴文化是夜郎文化的一支。《酉阳直隶州志》称白帝庙供奉的三人为“母感龙产三男者，或曰竹王江氏”。这是赤水圣母传说的又一版本。赤水下通长江，链接巴楚文明。圣母有感于江龙之奔腾，遂清净受胎，生下三个大胖小子。由此可见，“三节竹筒”确系“三男”，即三个民族。何光岳认为江氏即“金竹公多同”，可从。巴人所崇祠者为白帝，故巴人江氏为夜郎的一支。著名的竹枝歌，应即夜郎竹王之歌。由此可判夜郎为今之土家族先民。说详尾注7。
第二次， 唐蒙回京复命，汉武设犍为郡。又任唐蒙为都尉，调遣巴、蜀两郡的兵士修筑道路，从僰直修到牂柯江。从历史逻辑来看，派唐蒙是取其驾轻就熟；又《蜀都赋》注云：“鱼符津数百步，在县北三十里。县临大江，岸便山岭相连，经益州郡，有道广四五尺，深或百丈，斩凿之迹今存，昔唐蒙所造。” 这里的鱼符津属汉朝南安，即今天的四川乐山。由此可知唐将军曾经两次通南夷。
第三次， 汉武帝派遣地头蛇司马相如领郎中将衔，设郡邛、筰，进一步经营大西南。
显然，老谋深算的汉武、唐蒙君臣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第一次就是要一箭双雕，结交夜郎国及其邻居巴国这两个战略目标。为第二、三两次通南夷打下基础。
第一次通夜郎跟什么犍为郡、牂柯江，什么五尺僰道，什么南安、鱼符津通通没有关系。因此，用第二次的这些材料来反驳第一次的史实不能成立；用第二次的这些材料试图校勘殿本之“从巴属筰关入”亦不能成立。
第二次通南夷路途艰险，开山凿岭，工程浩大；所需人马更多，竟然要调动巴、蜀两郡。这里，唐将军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第一次结交巴国和夜郎国的基础，巴国已成为巴郡；二是唐蒙的身份变了，他不再是中央政府的郎中将，而是主管一郡或一地区军事事务的地方长官——都尉。唐蒙如今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调动和指挥地方的兵丁民夫，从容不迫地主持浩大的南夷开凿工程。比较而言，第一次任务紧迫，然而由于唐蒙事前经过了调查研究，采用了“抄近路”的战术，终于成功地结交了夜郎，攻破了大西南的这个战略要点。至于第二、三两次的战略目的，已经不再局限于夜郎，而是通西南诸夷，全面经营大西南。
三、推论
对西汉唐蒙通夜郎的历史材料作了这番校勘、梳理和再认识之后，我们必然要得出如下重要的推论：
1、唐蒙一行首次“自巴属符关入”是确定无疑的。
2、从今之合江进入夜郎国，只能是进入到今黔北的赤水、习水、桐梓（遵义地区）等夜郎故地⑦。桐梓的夜郎坝因而值得重视⑧。在桐梓的凉风垭有夜郎河，系綦江的一条之流⑨。遵义城北90里尚有蒙渡桥之历史遗迹。当然，绝不可能如有的学人所云是什么“沿赤水河到贵州西部去见夜郎王”。因为这个把事情复杂化的妄测，实际上又否定了上述唐蒙的第二次通南夷之举，从而使五尺南夷道的开凿这个历史事实显得很滑稽！
3、唐蒙在今遵义市和桐梓之间成功会见了夜郎王多同。
4、今遵义红花岗区和桐梓之间是大夜国之首府所在。
注：
①梁太鹤《考古三报告补正与讨论》；宋世坤《夜郎考古综论》“目前虽然夜郎考古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进展较慢，尚无重大突破。”；李飞《贵州夜郎时期青铜兵器棕述》“所发现的遗址、墓葬和遗物尚少，而且这些遗存年代相对较晚，属夜郎晚期遗存，不是十分典型，它们还不足以真正反映夜郎青铜文化。”以上论文均见《夜郎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② 侯绍庄 钟莉《夜郎研究述评》，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2 月第一版页页70、97。
③同注②，页97。
④同注②，页119。
⑤《史记∙会证》引王念孙考订之语。
⑥同注②，页99。
⑦ 言论123《夜郎、夜郎文化及其古乐舞复原之我见》，载《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又收入《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论文集》（卷一），某民族出版社2005年9月版。该论文认为：“夜郎”为古南越人口语的译音，“夜”本作“谢”。即古代的“谢”民族。战国中期，“西南夷君长以什计，夜郎最大”。据《水经注·江水注》称之为“大夜郎国”，疆域在今川东、川南的资阳、安岳、自贡、乐山、仁寿、眉山，黔北的遵义，桐梓、赤水，且“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包括今之黔西部、黔西北部，滇东与滇东北部，和桂西北部。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军事已相当发达，拥有精兵十万，乃至于敢于同西汉中央相抗衡。汉初积贫积弱，皇帝都配不齐五匹颜色一致的马拉的车驾。汉人“夜郎自大”之谓，实系狂妄的大国沙文主义。今日观之，并无贬义。夜郎因强横而致祸，天鼎六年以后，为汉武帝遣唐蒙杀之。竹王的三个儿子被降为列侯。但夜郎仍保持其民族特性，西汉在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只得恢复了夜郎王的称号。至汉成帝时，夜郎王兴同牂柯太守“举兵相攻”，被将军王凤设计斩首。此后，夜郎族人遂以酋长身份臣服于中央王朝。西汉的夜郎国境在川则仅余今之珙县，在黔则有今之黔北、黔西北、黔西南，在滇则有今之宣威至路南、陆良一线。都城为夜郎县。秦朝置所在今之桐梓，汉在今之贞丰，晋在今之石阡，陈在今之辰溪，唐置夜郎郡在今之桐梓，又置夜郎县在桐梓、思州（岑巩）.新晃、与思南、黎平、镇远。治所显然是以黔北桐梓为中心，向黔东、黔东南和湘西扩展。这一点，有信史与今之考古遗迹与地名作证。《丹铅录》云：“夜郎在桐梓驿西二十里，有夜郎城碑尚在，杨氏录据目见言之，其碑必是唐末废县时所立，是今之夜郎坝，即唐珍州治所。”又《遵义府志》云：“桐梓县城北七十里夜郎坝，城迹方圆里许，中有狮子碣，大树蓊蔚，人不敢伐，相传为夜郎县，亦为竹王城。”亦即今日桐梓之夜郎乡所在。唐贞观八年，置郎州（今遵义市西）。由此可知，从战国到唐宋，夜郎国境实包容了今之贵州全境，治所在今遵义之桐梓和红花岗区，遵义者，夜郎也！
⑧黄光荣《夜郎文明的传承》：“夜郎坝在先秦时期是连接川黔交通的重要食宿点。早在周朝初叶，崛起于川东南的巴国在今合江县南关建立稽查商旅的关口，史称巴符关。蜀、巴与黔交往，必经此关，然后渡巴符水（进赤水河）过赤水、习水的土城、东皇、良村、温水、李村坝到达夜郎坝，……直至明初洪武六年……巴符至夜郎的巴黔古道才渐冷落衰灭。”载《夜郎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页324。
⑨石开忠《贵州地名来源探析》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5月版页27。
发表于 2005-11-30 14: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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