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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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潘悟云 内容提要 上古东南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并非汉族，说的不是汉语，所以东南地区的汉语来自北方，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对于南方方言的具体形成过程，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方言形成的主体是汉人，汉人迁徙到南方以后，在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下，加上语言自身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汉语方言。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方言形成的主体是南方土著，他们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学习汉语，形成一种带有本族母语特征的混合语，以后通过双语的中间阶段，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这种混合语性质的汉语就是东南汉语方言。各种印欧语大多通过居民迁徙形成，在印欧语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史观和谱系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汉语的方言史观，加上中国史书所载，南方在古代人烟稀少，似乎是北方汉族几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这就是第一种观点形成的背景。但是，近年来发现南方人类基因与北方大不一样，这说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体并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来的南方土著。笔者试图从南方方言的语言特征出发，论述东南汉语方言形成的主体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语言为底层的混合语。 不同的语言史观会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例如，各种原始语的构拟，就是以谱系说作为出发点。笔者认为汉语南方方言不存在原始语的问题。应该以各个历史层次面貌的构拟来取代原始语的构拟。 一、东南地区居民的古代来源。 通常的看法，南方的汉族居民从北方迁来。按古代史书的记载，古代的南方人烟稀少，后来经过几次大的从北而南的移民运动，南方的人口才增加起来，所以南方汉族的主体是北来的移民。潘悟云（1985）说：“前汉的汉族居民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南大部分还是人烟稀少未开发地区，浙南和福建除了回浦（今临海东）和冶县（今福州）两地有县级建置以外，几乎是空白的一片。”游汝杰（1992）也指出北方大规模汉族南迁的史实，同时据《禹贡》四卷十一期陶元珍《两汉之际北部汉族南迁考》一文制成会稽等古十三郡户口变化表： 年代 户数 占全国 人口数 占全国 元始二年（2） 635492 5%强 3062079 5%强 永和五年（140） 2043322 21%强 7409139 15%强 这一百多年间，户数增加了2.2倍，人口增加了1.4倍。这种增加自然会归因为北来的移民。 但是，近年来中国人类基因调查表明，汉族南方居民的基因更接近于南方的少数民族，而与北方汉族居民明显不同。如果南方的居民真的大部分来自北方，他们的基因应该接近北方而与南方少数民族不一样。南北基因的这种差异只能说明，南方汉族居民的主体来自古代南方的非汉族居民。如果对史书的记载作深一层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古代东南地区居民，文献上通叫作百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南越、骆越等，《汉书•地理志》臣瓒注：“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指的就是这些民族。这些民族的人数并非人们认为的那么少，我们举南越（粤）、闽越（粤）、瓯越为例。《汉书》记载南越王赵佗上书说：“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馀”。这句话有点自吹自擂，但是士卒数十万应该是有的。他在书中很看不起闽越，说：“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这句话也是言过其实。武帝建元七年闽越攻打南越，南越向汉庭求救，如果闽越只有数千众，南越也就不必害怕了。当时，汉武帝准备遣兵帮助南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汉书•严助传》，此处说闽越拥有数十万兵卒，是比较可靠的数字。吴王刘濞造反，说自己 “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王诸君皆不辞分其兵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万。”《汉书•吴王刘濞传》南越派出的三十万军队自然只是全国军队数目的一部分，可见赵佗自诩“带甲百万有馀”虽然言过其实，但是相去当不会太远。南越、闽越的甲卒都有数十万，甚至近百万，其全国人口当然都以百万计。吴王濞造反的时候，东瓯也派了军队到丹徒跟从他作战，兵力“可万余人”，东瓯国决不会把全国的兵力都派去帮刘濞作战，这“万余人”只不过是全国兵力的小部分。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虽然不支，但是也相持到汉军到来，说明东瓯的兵力即使没有闽越那么多，但是与闽越的“数十万”相比不会差得太大，如此推测，东瓯国也可能有上百万的人口。南越、闽越、东瓯只不过是百越中的三国，根据上面的分析其人口总量可能已经超过元始二年的3062079。把百越的其他各支加起来，人口数会更多，如元鼎五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南越期间，瓯骆四十馀万口降，不降的人数估计不会少于此数，所以骆越人数也可能以百万计。如果再加上会稽、巴蜀、荆扬这些人口密度更大的地方，当时江南的人口当远远超过上表中的数字。西汉末虽经过赤眉、铜马之乱，但是兵乱基本上发生在北方，所以武帝时的江南人口到元始年间不仅不会锐减，还应该会有增加，3062079之数是很值得怀疑的。 东瓯、东越、闽越三国都被武帝内迁，史书说“地遂虚”《史记•东越列传》。但是郑张尚芳（1993）认为被内迁的只不过是王国的君臣、军队及王畿居民，实际上仍有大量的遁逃遗民。《太平御览》卷171引《吴地记》：“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 《宋书•州郡志》：“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者。......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汉代的都尉是为镇抚少数民族、防备边患而特设在民族地区的，可见以上三国内迁后的浙江仍然是非汉族居民占主体，而且势力很大，逼得都尉府连连内迁。南部都尉开始设在冶，即现在的建安，后迁到章安，即现在的台州东，阳朔元年又迁到鄞，在今奉化县东，最后迁到句章，今宁波慈溪县西南。一直到东汉，这些地区的越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汉王朝在东瓯、东越、闽越三王故都全都建立了军事据点，还派骠骑将军大肆镇压。到三国的时候，内陆还是越人的势力。诸葛恪镇压丹阳山越，“献戎十万”，其中四万编入军队《三国志•诸葛恪传》，丹阳的山越总数自然在十万以上。丹阳还是接近金陵的地区，更偏远的地方山越人数会更多，如在新都郡，金奇“万户”聚居在安勒山；毛甘“万户”聚居在林历山《三国志•贺齐传》。在建安郡，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各率“万户”，分别聚居在汉兴县各地。吴五“六千户”聚居在大潭；邹临“六千户”聚居在盖竹《三国志•贺齐传》。根据文献上有记载具体数目字的统计，在孙吴的军队中，有九万一千余名的山越人，晋灭吴时孙吴军队有二十三万人，加上那些没有具体列出数字的人数，孙吴的军队中至少有半数是由山越人充当的叶国庆、辛土成 1982。按这个数字推测，山越的总人数在孙吴的版图内应该占大部分。正因为如此，吴国官员必须靠“浮海”才能从会稽到永宁、东冶。《蜀志•许靖传》载靖与曹操书，自述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正可印证三国时代的东南各地还是百越人的居住区。 移民运动确实会改变江南一些地区的居民构成，如上海居民的基因类型已经属于北方而不属于南方了。但是，有好多江南地区的居民仍然属于南方类型，与古代文献中关于这些地区有大量北方移民的记录和户籍变化情况不一致。当遗传学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矛盾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遗传学的证据，因为文献材料可以有另样的解释，例如，对于文献记载的移民情况和江南户口的变化，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古代根据在册户籍统计人口，大量的百越居民是不在统计之内的，还有许多佃户依附于庄主，户籍也没有反映出来。上面所分析的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江南的实际人数与史料所记往往有很大的出入。此外，群县建置在上古江南的许多地区确实是一片空白，但这并不说明这里没有居民，只不过是汉族的统治集团还没有把行政管辖权扩大到这些地方而已，这方面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住着非汉族居民，难以把他们置于行政管理范围，一般只设都尉、侯官加以控制。 第二，江南人口在某一个时期的增长，还要考虑到土著居民的自然增长成分，不全部是北方移民的结果。如汉代人口从元始二年的3062079到永和五年增长到7409139，138年内增长1.4倍，好像是一个大数目，实际上年增长率仅0.6%。古代虽然医疗设施比较差，人的寿命较短，但是生育率则比现代高，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0.6%的自然增长率是可以达到的。 第三，汉与汉以前，百越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山东半岛。林惠祥（1958）确认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有段石锛，其分布一直到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山东半岛和淮河一带是东夷的主要活动地区，据《越绝书•吴内传》对勾践《维甲令》的解释：“习之于夷，夷，海也”，可见“东夷”就是“东海”的意思。夏族几次对东夷用兵，是引起东夷南迁的重要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轩辕氏对蚩尤的用兵，后来周公镇压东国之乱，灭奄、蒲姑，“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吕氏春秋•古乐篇》）。奄、蒲姑都属于东夷集团，奄在今山东曲阜，蒲姑在今山东博兴东北。《越绝书》记吴地有淹君城、蒲姑大冢，就是奄、蒲姑之人被逐南迁以后所建。这就像会稽原在泰山附近，所以禹才会“封泰山，禅会稽”，一部分东夷人南迁至越地，也把山名带到越地。吕思勉认为越就是居住在江南的夷，是很有道理的。郑张尚芳（1990）考证了两个山东的古地名，说明山东古地名有越语特征。《左传•昭公十年》“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据杜注，夫于在“济南於陵县西北”，故城在今山东长山县。“於”“于”二字古来通用，“夫于”相当“於陵”。《左传•桓公十一年》“公会宋公于夫锺”，夫锺在今山东宁阳县北境，北齐改置平原县，隋以县东南有龚岳城，改名龚丘县。“锺”“龚”皆锺韵三等字，“龚”见母，从“龙”声，古音*，“锺”，章母古音*，二音极相近，故“夫锺”相当于“龚丘”。夫于改名於陵、夫锺改名龚丘，其中“丘、陵”二字也是山，不过把语序按汉语语法倒置过来而已。“夫”古音*，正跟今侗台语的“石山”相对当： 壮 布依 泰文 傣雅 仫佬 侗 佯黄 普标   岩石 山崖  石 岩石 石 山东和江苏的夷人与江南的百越同源，秦以后他们虽然汉化了，但是在血统上还与江南一致。后来中原地区大量移民到这些地方去，才改变他们的血统构成，就像现代的上海人基因变作北方类型了。但是，在两汉到南北朝这段时间，甚至一直到唐宋，这些地区的居民在血统上也许还属于南方类型，这段时间到江南来的北方移民，有相当大的部分实际上是来自这些地区。比较现代的江淮官话与吴语，江淮官话显然就是官话化了的吴语，也就是说古代江淮地区与江南的吴地一样，也都说吴语。这种猜测如果不错的话，史书上所载吴地大批北方移民中山东、苏北的移民大概不会改变吴地居民的基因类型。 二、南方方言的形成过程。 古代越人说的什么话，有很多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属于古侗台语。如游汝杰（1982）通过量词的几个功能比较，讨论江南方言中的侗台语底层。韦庆稳（1982）通过对《说苑》中“越人歌”的解读以及对《越绝书》中几个百越语词的考证，认为百越语属于侗台语。其中最重要的是郑张尚芳的工作。他把《越人歌》和《越绝书》中勾践“维甲令”的上古拟音与泰文作了比较，并作了解读（郑张尚芳 1991，1998），他还对几个古吴越地名作了考证，认为这些地名的语义可从侗台语找到解释（郑张尚芳 1990）。语言地理分布也能说明百越语与侗台语的关系。Haudricourt曾经论述过缩气音（implosive）、分布于中印半岛，是一个地域性的语音。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音不只是侗台语专有，而且还分布于中国的海南、广西、广东、安微、江西、浙江、江苏，这正与百越文化的地理分布相一致。潘悟云（1995）指出汉语中“人”义和作第一人称的“侬”是百越语的底层词，它的分布也同样是百越文化圈：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广西、广东。 那么这些古代的百越语怎么会演变为现代的汉语南方方言呢？一种观点认为是北方的汉族移民把汉语带到南方，逐渐取代了那里的土著语言，并且在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下，加上自身的语言变化，演变为现代的东南诸方言。根据这种观点，南方方言自然就是从中原的汉语分化出来，所以西方的谱系理论也能适用于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语言史观在汉语方言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会有许多人去构拟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客家话，等等，但是没有一家是成功的。这种观点自然以汉族移民在数量上超越土著居民为前提，但是上文的讨论已经说明，实际上的情况是土著居民在数量上超过移民。即使在移民总数超过土著的情况下，只要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上海移民与上海方言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去重构历史的真貌。上海的外地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上海原来的居民，其中苏北的移民特别多，但是这些移民是分批陆续到来的。据我们调查，这些落户上海的苏北人，在家中说苏北话，在社会上说上海话，往往带上苏北腔。但是他们的孩子在上海话的环境中长大，会说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并没有带上苏北腔。所以他们的子女一代已经完全融入上海话的语言社团。这些陆续迁入的苏北人在总体数量上虽然已经超过原来的上海人，但是他们却陆陆续续地被上海人所同化。外地移民的母语也可能会影响到上海话，例如宁波移民把“阿拉”带进上海话，苏州移民把“侬阿是学生？”的句式带进上海话，但是上海话的总体格局却没有根本的改变。 我们再来想像一幅发生在古代东南的语言接触情景。这里居住着百越居民，他们很早就与北方的汉族发生接触了。小股的汉人也开始移居江南一些城镇，比如会稽、吴、秣陵，有些甚至作了君长，如吴太伯、南越的赵佗等。百越族要学习汉族先进的技术、文化，必须学习汉语。于是在百越社会中就出现了双语现象，百越人互相之间说百越语，与汉人打交道的时候说汉语，不过不是纯正的汉语，而是一种混合语式的汉语，在语音、语序上都留有百越的特征，也夹杂着一些百越语词。随着汉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混合语式的汉语中百越成分越来越少。此外，长期的双语现象，使百越语自身也吸收越来越多的汉语成分，百越语与混合语式汉语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最后百越语就消失了，剩下只有克里奥尔式的汉语，就是南方方言的前身。《越绝书•吴内传》记录勾践向越民发布的“维甲令”，进行备战动员，就是一个典型的混合语材料。郑张尚芳（1998）曾对它作过解读。下面是“维甲令”全文，根据郑张尚芳的意见把原文与注解分开。加粗字体为原文，六号字为注解。 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纳]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人[入]铩”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莱“莱”，野也，致之於单“单”者，堵也。 其中“习之於…”、“宿之於…”、“致之於…”、“治…”是汉语，“夷、莱、单、须虑”是百越语，《越绝书》用“海、野、堵、船”对百越语加以解释。“修内[纳]矛”是汉语，“赤鸡稽繇”是百越语，意思是“将要修理刀矛”，估计是“维甲令”的原来注解。“维甲令”向越民发布，说了一句汉语以后，怕一般的百越人听不懂，又用百越语说一次。“越人谓‘人[入]铩’也”则是《越绝书》作者对它的注释。 “方舟航”是汉语，百越语就是“买仪尘”，意思是“扬眉吐气地航行前进”，《越绝书》用 “往如江也”注释。“亟怒”是汉语，“纷纷”是百越语，与泰语的fun怒气冲冲，怒火中烧相对应。“士”是汉语，“击高文”是百越语，意思是精神振奋，步伐坚定。郑张尚芳通过与泰文的比较对以上百越语词作出解读，具体的比较可参看郑张尚芳（1998）。 通过对“维甲令”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勾践时代，越国说的还是百越语，但是在首都会稽，已经借入许多汉语成分，特别是上层统治阶级，在他们的公文用语中已经开始大量地运用汉语，包括汉语的语词和句式。“维甲令”是对越国百姓的动员令，自然要用百姓能够懂的百越语，这种百越语已经混有许多汉语成分。但是这种百越语汉人肯定是听不懂的，当他们与汉人通话的时候，用的一定是汉语，不过一定带有百越语的特征。一般老百姓所用的百越语中，汉语成分可能没有这么多，所以“维甲令”中的汉语部分，还要加一句百越语，使一般的老百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一般百越人的语言中，汉语的成分也已经不少了，这从“越人歌”可以窥见一斑。根据郑张尚芳的解读，“越人歌”中的“予”我，“州”=“舟”摇船，“踰”=“喻”知晓，了解，应该是汉语成分。 在现代南方方言中，我们都会碰到一些百越语的底层词，下面几个百越词来自温州话（郑张尚芳 1993）： 酒坛子，温州说“埕”，龙州壮语说2。 鸡虱，温州说ji31，来宾壮语说2(北)、2(南)。 袼褙、贴 ，温州都说“迫”7，壮语说7，侗语贴说9'。 田野，温州说“垟”2<2，傣语平野说2 鸟啄物，温州说“咄”7 (与“夺”白读同韵)，来自古代的*7。武鸣壮语说7。 抚摩，温州说4，泰文也说4，全同。 辱骂，温州说“讠贯”5<5，泰文作1。 稻子开花，温州说“浪花”61<，武鸣壮语开花即叫 。 抛、甩，温州说7，折合成中古音应为晓母质韵合口字，本字考为“扌穴”，《广韵》于笔切，《广雅》：“投也”。云母可归匣，温州的声母仅清浊不同。此字在南方方言分布得很广，都表现为清声母，如泰顺蛮讲，青田，上海话。拉珈也正说7 大锅，温州说2<2，侗语作1，临高说1。 柚子，温州说1<1，侗语说2 不过以上的例子也不一定全是百越语词的遗留，像武鸣壮语的 就是汉语的借词“放花”*>*。但是，温州话61的来源不直接来自汉语，而来自古百越语中的汉语借词。 此外，温州话中还有许多找不到来历的语词，也有可能是古百越语留下来的，只不过与现代的侗台语失去联系而已。有过南方方言田野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语词在南方方言中是大量存在的，特别是单音节动词。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1983）所例举的上海话单音动词中， 虽然有不少字有汉语的来源，但是还有不少字是无法在汉语中找到来源根据的。如液体急速地从小洞里射出说1，轻轻擦过说1。这两个词也存在于温州方言，折合作中古音分别是帮母宵韵或萧韵，溪母庚韵或耕韵。但是在古代的韵书和字书中找不到在音义上可以与它们对应的字。诚然，在古文献中找不到，并不等于在古代汉语中就不存在，也许它们存在于某个古代汉语方言的口语，只不过在文献中没有反映出来。所以，在与所有北方方言作过穷尽性的语词比较以前，我们不敢说它们一定没有汉语的来源。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在哪个北方方言或古文献中有它们的来历。所以它们有非汉语来源的可能性很大。此外，即使在《集韵》之类的书中找到它们的本字，也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汉语。例如，吴闽语中读作泥母通摄的“人”义的词，本字考为“侬”，南北朝的许多文献中已有它的记录。但是，只要在上古的汉语文献中找不到它的根据，在北方各方言中找不到它的影子，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怀疑它是一个百越底层词，它只流行于百越文化区，“侬”只是后来造出来的一个方言字。这些专为某些方言中有音无字的方言词造出来的方言字被《集韵》一类韵书、字书所收录，有许多可能就是百越底层词，不可能在汉语中找到来源。如果把南方方言中这些词列出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一致的现象，它们一般不会是文化词，也很少是核心词，大多是动植物名称、单音节动词之类，属于基本词汇，但是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如上面提到的上海话1和1，是基本词，但是出现频率不高，一整天的谈话中可以不出现它们，它们常常还可以用其他更常用的词来代替。这种语词的分布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让我们想像一下古代百越人学习汉语的过程。人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往往有一种惰性，如果不妨碍交际，能不学的就不学。这些百越人学习汉语有两类语词是必须要学习的。一是文化词，这些文化词所代表的概念在百越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百越人要学习汉人的文化、技术，这些文化词是非学不可的。一是核心词，没有这些核心词他们就无法与汉人交谈。至于有些出现频率不太高的基本词，他们在与汉人的交谈中往往可以用其他的办法避开它们，就像上海人与北京人谈话可以用“轻轻擦过”来代替这个词，但是在上海人的语言心理上，用来表示“轻轻擦过”的意义更准确和方便，所以这个词就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如果反过来，认为汉语南方方言是北方移民带来的，其中的一些百越底层词是他们向百越人学的，那我们就很难解释，这些汉族人为什么专挑这些出现频率不太高的词语学习。 支持新的语言史观的另一证据是南方方言中百越语语音特征的遗留。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过，缩气音是在南方方言中保留下来的古代百越语的语音特征。那么这种古老的特征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呢？是北方汉族移民到南方以后受当地土著影响产生的呢，还是当地土著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从自己的母语中遗留下来的？让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当代的语言接触情况。在现代有缩气音的方言区，如浙江的青田，永嘉，我们还没有发现北方的移民因为受当地话的影响，把自己母语中的-、-改读作-、-的。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往往会把普通话的-、-发成-、-。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还是语言学习的惰性在起作用：如果不妨碍交际，能不学的就不学。在北京话中没有-、-和-、-的对立，-、-的音色与-、-又很接近，如果把北京的-、-发成-、-，还能听得懂，并不妨碍交际。青田方言有-、-而没有-、-，既然可以把北京话的-、-发成-、-，那就不必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学习新的音素。所以，在作语言共时研究的时候，区别性特征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作历时研究的时候，特别是追溯语言的古代来源的时候，非区别性特征就有它特殊的意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非区别性特征因为不辨义，不妨碍交际，所以往往能长时期地保持不变。百越文化区的缩气音特征，正说明这些地区的汉语方言是百越人学习汉语的结果。 与语音特征相类似的还有百越语语序特征的遗留。在南方方言中，我们会碰到北方方言不可能出现的语序，例如，“你先走”说成“你走先”，这也恰恰是侗台语的语序，所以这种特殊的语序也可能是古代百越语遗留下来的。我们在有这种语序的温州作过调查，还没有发现北方的移民说自己母语的时候，会受温州话的影响出现这种语序。而温州人则往往用这种语序说普通话。所以，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古代百越人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保留了百越语中这种特殊的语序。 三、新的语言史观导至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汉语的南方方言并不是从北方汉语方言中分化出来，而是古代的百越语在北方汉语的不断影响下，通过语言的混合，旧质不断消亡，新质不断增加而形成的新语言。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发展模型可以图解如下： 语言分化模型 语言接触、混合而形成新语言的模型 西方历史比较法完全是以第一种语言发展模型建立起来的，这种方法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所比较的语言从同一母语发展而来；第二，这些语言从母语分化出来以后，互相之间没有影响。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个模型的每一个节点（node）只有一个入口。但是第二种发展模型则不一样，现代的东南汉语不是从同一母语分化出来，而是两种母语的混合结果。每一种方言形成以后，还受其他语言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节点可能有两个以上的入口。印欧各语言也并不都是纵向分化的结果，它们也受到横向的其他语言的影响，如英语中也在些词来自拉丁语、法语。世界上大多数的语言都多多少少带有其他语言来的借词。但是英语的主体部分还是英语本身的，把其他语言的成分去除以后，就可以与其他的日耳曼语言进行历史比较了。但是汉语南方方言接受北方方言的影响是接连不断的，影响的最终结果导至语言性质的变换，从原来侗台类的语言变成了汉语。横向影响构成了南方方言的自身，如果把这些横向影响去除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对汉语南方方言历史的研究绝对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比较法，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试图用历史比较法构拟东南汉语方言的原始语，基本上是失败的，其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认为，对于汉语南方方言的历史研究必须有以下新的内容和方法。 1、以历史层次构拟取代原始语的构拟。 南方方言的原始语是什么呢？因为一个节点可能有两个以上的来源，顺着节点的线路往上走，可能通向古代汉语，也可能通向古百越语。更重要的是，根据南方方言的语言发展模型，是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原始语的。南方方言从百越时代一直到现代，不断接受北方汉语的影响，每一次影响都会留下历史层次。我们只有把历史层次分好以后，才能在同一个历史层次内部运用历史比较法。例如我们有100个闽语方言，而且已经把每一个方言的上古层次和中古层次都区分出来了，于是我们可以对这100个方言的中古层次进行历史比较，但是根据中古层次比较构拟出来的是这个方言的中古面貌。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构拟出这些方言的上古层次面貌。所以，对南方方言这种类型的语言，只能运用历史层次分析，以后在每一个层次内部进行历史比较，构拟出各个层次的历史面貌。 2、历史层次分析法。 语言中的历史层次很像地层结构，地球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形成自己的地层，叠加在前一个时代的地层之上。中原地区的方言在每一个时代也都会在南方方言中留下自己的历史层次。地质学家可以根据各个地层的地貌、化古来推测古代某个时期的气候、生态、动植物，等等。语言学家们也可以根据各个历史层次来研究古代某个时期中原地区的语言状况。例如，歌韵字在温州方言中有（饿）、（破）、（呵）、（可）等读音，因为它们是在不同时期从中原传入，把这些读音连起来，就反映歌韵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史：>>>。 中原汉语 汉 ——→唐——→宋——→元  温州方言  （饿） （破）（呵）（可） 方言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历史层次，是由于同一个方言内部演变速度不一致而产生的词汇扩散现象。青田海溪方言的“奶”在以下几个词中有不同的读音：“奶皮”乳房，“吃奶奶”，“奶娘”。“吃奶奶”中第一个“奶”是的促声化。“奶娘”一词最文语化，“奶奶”一词最具俗语的色彩，所以它们的变化速度不一样，越是口语的词，越是稳定，变化速度也最慢。“奶”的这三个形式正反映了青田佳韵的演变历史：>>。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方言中这类不同读音不能算是历史层次。实际上，把它们的名称叫作什么并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弄清它们的性质。笔者认为不妨也把它们算作历史层次，它们毕竟也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为了把两者区别开来，把前者叫作外积型历史层次，后者叫作内衍型历史层次。外积型的历史层次可以用来对外来影响的语言进行古音构拟，内衍型历史层次可以用来进行构拟方言内部的演变历史。至今，历史语言学用来构拟古音的办法主要是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历史层次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种方法——历史层次分析法。 参考文献 林惠祥 （1958）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人段石锛，《考古学报》第3期 潘悟云 （1985）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温州师专学报》第四期 韦庆稳 （1982）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游汝杰 （1982）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第2期 叶国庆、辛土成 （1982）关于山越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张尚芳（1990）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民族语文》第6期 郑张尚芳（1991） Decipherment of Yue-Ren-Ge(越人歌的解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东方语学报》(CLAO)20卷2期冬季号，巴黎。译文见《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语文出版社，1997（孙琳、石锋译） 郑张尚芳（1993） 《温州市方言志•总论》（稿），温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郑张尚芳（1998）《吴越文化通志•古越语章，吴语方言章》（董楚平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条件所限，本文的图片和大量的特殊符号无发显示出来。如要看原文，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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