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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濮文化研究文章一篇，供贝侬研究文化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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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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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酉水流域考古发掘看楚文化与诸民族的关系邢敏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　　本文依据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和文献史料，论述了湘西酉水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内涵及其诸多民族之关系。在商、周和春秋战国早期的遗址中，它集中反映了当时土著民族“濮”的风俗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它集中反映了既有楚、巴文化遗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遗存。由此，说明在战国以前，酉水流域确实有一支古老的土著民族在那里繁衍生息，并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濮”文化。楚国开始经营西南后，使大量巴人进入湘西；形成“濮”与“巴”人杂居的局面，也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巴人的习俗和文化特点。到了战国早期，楚人进入湘西，楚、巴、濮互相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加速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融合。本文对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濮”是这地区的土著民族和楚、巴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及楚、巴、濮民族文化融合的新观点。从酉水流域考古发掘看楚文化与诸民族的关系邢敏建本文依据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和文献史料，论述了湘西酉水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内涵及其诸多民族之关系。在商、周和春秋战国早期的遗址中，它集中反映了当时土著民族“濮”的风俗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它集中反映了既有楚、巴文化遗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遗存。由此，说明在战国以前，酉水流域确实有一支古老的土著民族在那里繁衍生息，并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濮”文化。楚国开始经营西南后，使大量巴人进入湘西；形成“濮”与“巴”人杂居的局面，也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巴人的习俗和文化特点。到了战国早期，楚人进入湘西，楚、巴、濮互相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加速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融合。本文对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濮”是这地区的土著民族和楚、巴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及楚、巴、濮民族文化融合的新观点。作者邢敏建，１９５６年生，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酉水又名酉溪，古楚黔中境内五溪之一。源出于今湖北鹤峰县西北，南流折东，流至湖南沅陵县城南注入沅水，全长４７７公里，是沅水最大的支流。酉水地区包括今鄂、川、湘三省边境的鹤峰、来凤、酉阳、秀山、龙山、保靖、花垣、古丈、永顺、沅陵大部地域。东与桃源县接壤，南与吉首、泸溪相连，西与川东相通，北与鄂西相倚。地势西高东低，全境群山起伏，盆地隐于山中，属山区丘陵地带。此地在商周时为百濮之地，①战国时属楚黔中地，秦属黔中郡。②近几年，考古工作者为配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房屋工程建设在这一地区发掘了近百座墓葬；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除了代表楚文化的文物之外，特征明显、数量较多的是巴民族的文物和具有“濮”族特点的文物。本文拟就这一地区出土的文物和主要针对古丈白鹤湾和保靖四方城两地发掘的战国楚墓，对酉水流域的湘西古代民族进行一些探讨。就目前，两地共发掘出战国楚墓７９座。这批墓葬的年代，依据其形制和陶器组合以及共存物的特征，与邻近地区的楚墓相比较，可作如下推断：早期墓共计３９座，多为窄坑墓，其中１８座有头龛。陶器有绳纹圜底壶、圜底钵、豆和簋形器等。５座（白鹤湾Ｍ４、１４、２４、３５、四方城Ｍ４）为绳纹圜底壶、圜底钵、豆的组合，２座（白鹤湾Ｍ１７、４３）为绳纹圜底壶、簋形器、豆的组合，其它墓均不成组合。不成组合的墓，或同出二器如白鹤湾Ｍ９、２２、３８为圜底壶、钵或豆共存，或单件出土。此外，还有部分空墓。可见早期墓的陶器组合尽管各有不同，但基本特征是以绳纹圜底壶、圜底钵和豆为主，并多为窄坑墓。就墓葬形制而论，这种带有头龛或兼有二层台的墓，都是湖南地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楚墓常见的形制，①长沙、益阳和溆浦的楚墓均如此。绳纹圜底壶、圜底钵和豆，在长沙、湘乡的春秋晚期楚墓中，时与陶鬲伴出。此处不出鬲，更无以鬲为主体的鬲、钵、罐、豆组合，仅有绳纹圜底壶、钵、豆的组合。因此，这批早期墓的年代应晚于春秋晚期出鬲的墓，而与溆浦、②益阳Ｉ型楚墓③的年代相当。此外江陵地区早期楚墓与此也有类似之处，如墓室狭长，有头龛和二层台，陶器中的绳纹圜底壶、钵和豆等。鉴于湘西地处边远，文化传播和影响可能较迟，故其年代上限约为战国早期。年代晚于早期墓的共有４０座，多为长方形宽坑。陶器以鼎、敦、圈足壶为组合，鼎、敦、壶是战国中期楚墓常见的典型组合。另有白鹤湾Ｍ５、４０、四方城Ｍ３、５、６、１３、１４等陶器不成组合，但多为圈足壶为主。而圈足壶多以鼎、敦为组合，为此其年代应晚于圜底壶，应为战国中期。一、楚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楚是列国中疆域最大的一个国家。楚成王时（公元前７世纪中期），已是“楚地千里”。④到楚威王时（公元前３世纪前期），齐苏秦曾夸耀当时楚国之大，对楚威王说：“楚，天下疆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径塞、甸阝阳”。⑤这说明在战国时期楚的西界已包括黔中，而湘西酉水流域为黔中之地。在这一地区发掘的战国墓，印证历史，从地理条件上讲应是楚墓无疑，从墓的形制及器物组合分析，也突出地反映了楚文化的特征，与其他地区同时期的楚墓相比较，大致上相同。从墓葬形制看，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壁有的经过修整夯筑，四壁向外倾斜，墓室长宽比例一般在２∶１或２５∶１；有少数出现头龛、二层台和斜坡墓道。如古丈白鹤湾８４·Ｍ４２，墓口南北长５９米，东西宽４９米；墓口向下１７米处有一周生土二层台，宽６２厘米，台阶以下作斗形壁直达墓底，深３２米；墓底南北长３４米，东西宽１６８米；墓室南接一斜坡式墓道，宽１４米，残长１６米，坡度２５度，墓道距墓室高１２４米。这与湘中益阳新桥山发掘的战国楚墓基本一致。⑥墓中填的土为楚墓中常见的网纹红土，有的经过夯筑，个别墓坑底部还铺有薄层白膏泥。出土器物有楚墓中常见的壶、钵、豆，鼎、敦、壶、豆和鼎、敦、壶等器物组合。器形可分两类：一类为泥质灰陶或夹砂灰陶，火候低，为常见的明器，壶为折唇、束颈，鼓腹，圜底，全身绳纹。如古丈白鹤湾８４·Ｍ３５的钵为折唇，腹较深，弧腹内收，圜底，有绳纹通体；Ｍ２５有泥质灰陶豆，浅盘，矮柄，喇叭形座；Ｍ６３的绳纹圜底壶和保靖四方城８２·Ｍ１３的深腹圜底钵等。另一类为黑衣红陶或褐色陶，火候比前者较高，器表光滑，为常见的仿铜礼器，是战国中晚期最流行的楚式风格。鼎为附耳高蹄足，扁平盖，有半环纽，有的纽周饰三圈凸弦纹，鼓腹，圜底，腹部有的饰有弦纹；敦为圆球体，两侧有对称环耳，纽足为卷曲蹄形勾角形；壶为扁圆盖，饰角形纽，宽平沿，扁圆腹，两侧有对称环耳或铺首衔环，外撇圈足。如古丈白鹤湾８４·Ｍ４２的附耳高足圜底鼎；Ｍ５１的球形卷曲蹄纽、足敦，Ｍ３２的铺首衔环壶。铜器主要以兵器为多，有楚墓中常见的矛、戈和楚式空首剑、圆茎双鼓剑等；另在白鹤湾８４·Ｍ３８中还出土一件楚式四山镜。①从以上资料看，这批墓葬基本上具有典型的楚墓风格。但是，每一地区的楚墓由于地域上的不同，它都或多或少包含着这一地区的地方特点：（一）就墓葬形制而言，头龛墓与其它地区的楚墓不尽相同，头龛均为高于墓底的“吊龛”，无一与墓底平齐者，此种现象在湖南罕见。（二）铜镜数量稀少。仅白鹤湾出土两件铜镜，一为弦纹镜，一为四山镜。这种铜镜稀有的现象与溆浦马田坪楚墓类似。马田坪墓地５８座墓②中无一件铜镜。（三）兵器数量多。仅白鹤湾６４座墓中就有２６座出土铜、铁兵器，约占墓葬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其中铜剑、矛、戈等３７件，铁剑４件。从这些情况看湘西酉水流域地区的战国楚墓，都明显地反映了楚文化在这一地区的特点，也证明了这一地区的战国楚墓具有本地土著民族的特点，反映了在战国时期楚人进入湘西后，楚人与本地土著民族的相互共存。二、楚、巴文化的相互关系巴是位于楚国西边的一个民族。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鄂西清江流域是古代巴人的发源地。这一地区出土的类似巴人的遗物，在恩施、利川、建始、巴东、松滋、长阳等地也有发现，这说明酉水流域地区也是古代巴人的活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楚与巴的关系非常密切。随着楚的强大和楚文化的影响，使住川东的巴人零星地进入楚境，到公元前３６１年巴的势力逐步强盛，据《史记·秦本纪》云：“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到后来楚国起用吴起变法，开始经营西南。并且还“使将军庄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③不久，楚占领了巴的国都“枳”，“楚得枳而国亡”。④当时巴人的强盛和楚、巴的战争，使大批巴人流入鄂西、湘西，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巴人的习俗和遗物。唐梁载言《十道志》：“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熊传新先生据此而认为，“战国时期，楚国曾一度占领巴国的‘枳’，秦也相继占领。大量巴人流入湘西一带，而到汉时，……仍保存了原来巴人的风俗习惯，其铸造和使用的器物，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造型上有所变化，但在风格上仍保存了古代巴器的特点。”⑤在湘西地区，虽然没有证实出土过巴人墓葬，但从湘西酉水流域这批清理发掘的战国楚墓中，我们仔细分析其中的个别墓葬可以认为是楚巴文化遗物的共存。如古丈县白鹤湾、保靖县四方城发掘的战国楚墓群中，①就有个别墓出土有巴氏剑和巴人以虎为图腾的“虎”图案肖形印；从文化内涵上讲，其主体还是属于巴文化类型，这与四川地区发现的巴人遗物是相似或相同的。墓葬形制，一般为狭长形土坑竖穴墓，墓小，坑口较坑底略大；长宽比例为３∶１或２∶１，墓坑深一般为１—３米；这与四川宝轮院和冬荀坝的船棺墓葬相类似。②随葬器物，陶器为泥质灰陶或夹砂褐陶，火候较低，器形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有壶、豆、簋形器等，这些与四川宝轮院和冬荀坝船棺墓葬出土的陶器基本上是相符合的。铜器有剑、矛、肖形印章等。剑为茎扁圆呈柳叶形，有小穿孔，中脊断面呈菱形，弧锋，体短。这与湖南溆浦马田坪巴人墓、③江陵雨台山楚墓④均类似。更为主要的是，近年在湘西酉水流域的龙山里耶战国墓群中也出土了同类型的柳叶形剑，⑤剑茎扁圆呈柳叶形，有小穿孔，中脊断面呈菱形，弧锋，体短，剑长３８厘米，剑基上浅刻有“手”“心”图案和符号。与四川宝轮院和冬荀坝出土的柳叶式巴剑不光在形制上完全相似，而且在纹饰上也完全一致。也与其它巴式器上的“手”“心”纹和符号完全一致。矛，刺短叶窄、柱形脊、弧锋锐利、长圆内空、有一鼻。这与湖南溆浦马田坪巴人墓三式矛是同一类型的。⑥肖形印章，在古丈县白鹤湾出土圆形、方形各一件。⑦方形印有半环纽，印面四边留有边栏，阳刻两虎上下盘踞。圆形印有半环纽，印面阳刻一虎。据《后汉书》卷８６《巴郡南郡蛮传》说：“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虎”在当时是为巴人的图腾。在巴人所用的“虎”纽钅享于和四川巴人墓中出土所有兵器上的“虎”纹图案也足以证实。这两件肖形“虎”印，也与四川船棺葬出土的肖形“虎”印相类似。⑧从以上情况看，这一地区的几座墓，由于同其它地区巴人墓有地域上的区别，与其它地区巴人墓葬有所不同，有些方面反映了本地区的特点和楚墓风格，但从主要的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看，实属巴人墓葬。对于战国楚墓内发现“巴式”器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是巴、楚文化相互融合的痕迹。三、土著民族文化的特点春秋中期以前酉水流域地区为“濮”或“濮蛮之地”。春秋晚期至战国属楚。《逸周书》载：“人人贡丹砂”。《通典》云：“辰州贡丹砂”。辰州，即以今沅陵县为中心的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括地志》云：“濮在楚西南”。楚以郢都，即今湖北江陵为中心，其西南部恰好是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商周以来，史籍中对濮，又称“蛮”或“蛮夷”。《后汉书·南蛮传》云：“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这些都说明包括酉水流域在内的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在上古时期属于“濮蛮之地”从酉水流域地区发掘的早期墓葬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与其它地区的楚、巴墓葬有着不同之处，其主要反映在：多为狭长形土坑竖穴墓，墓小、长宽比例大，墓浅、无封土堆，墓坑出现左右两边生土二层台，头龛形成“吊龛”；随葬器物少，空墓较多，器物以圜底、圜足、平底器居多等。从这些特点来看，它都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土著民族的文化习俗，也反映了这一土著民族的文化特点。这批早期墓葬多为狭长形土坑坚穴墓，墓形较小，一般长宽比例为１５米比０５米左右；做工粗糙、有头龛，随葬器物很少，常为２—４件，很少出有１０件以上器物，空墓较多；这说明当时“百濮离其居，将各走其邑”，①没有一个长期定居的习俗；再说：“濮邑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②过着较为原始的生活；所以在葬式和随葬习俗上也比较简陋，这与其它民族有着不同的特点，也是这一地区濮文化的特点。从随葬器物看，它与战国早期楚墓中常见的器物钵、豆、壶等陶器为组合，但却不出战国早期常见的陶鬲这种三足器，而是以平底、圜底、圈足器见常。另还出土一种楚墓中少见的簋形器、敛口、深圆腹、喇叭形高圈足外撇。与四川宝轮院出土的陶豆相似。③也与西南地区出土的大圈足豆相似。除此以外，我们还在保靖四方城战国墓地出土５件形制较为特殊的青铜剑。④它既不同于楚式剑，也不同于巴式剑，而和濮族创造的滇文化、夜郎文化的某些类型的剑属同类形，或者有较多相似之处。有４件剑为扁茎无首短剑，茎脊贯通，茎上呈直线有小孔两个，剑格较宽；格上两面均有纹饰，格作扁箍状套入剑上，可以活动；估计原有木质和竹质柄，用绳索穿过剑茎上的圆孔而系牢。另一件剑身、柄一次铸成，连成一体，无格。剑首扁圆，中空，俗称蛇头形剑，柄部两面铸有纹饰。这５件剑柄上铸有纹饰，主要有云雷纹、圆点纹、水波纹、曲折纹、双线米字纹等。这与１９７７年赫章县发掘出的西南地区濮系的夜郎文化云雷纹几何形图案铜柄铁剑相类似，⑤和晋宁石寨山发掘出的滇文化圆点纹铜剑相类似。⑥结合上述情况，我们再看看酉水流域两岸发现的商、周、春秋战国遗址所出的陶片，不少陶器与夜郎地区陶器有相似的特点，如陶器多为夹砂红陶，泥质黑衣陶；器形多为平底、圜底、圈足器；纹饰主要为绳纹、篮纹、刻划纹、捺印纹。⑦战国时期，这一地区为黔中地，在楚开发之前，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民族是“濮”。西周初年，“濮”主要分布在广大的江汉流域。楚人来到这一地区，开始与濮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以后，濮人就开始了向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的迁徙。公元前８世纪的中叶，楚王冒的时代（公元前７５７—７４１年），楚的力量逐渐强大，给濮的压力也愈来愈大，据《国语·郑语》云：“楚冒始启濮”。到楚武王时（公元前７４０—６３９年），已占领了大片濮人的土地，《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于是濮人便大举向西南移动，“由楚之西南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湘沅”。所以《史记·楚世家》集注引杜预注：“建宁郡南有濮夷”。建宁郡，江永曰：“晋建宁故城在石首县，百濮在其南”。这支迁至石首、岳州乃至入湘的濮人，很快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而更多的濮人，则长期停留在沅水中下游，即后来的“黔中”。居住在湘西地区的濮人，应是“三苗”的一支，后来逐渐融合于楚，一部分与巴人杂居、融合，另一部分则继续溯沅水而移，进入滇、黔等地，并与当地的一支濮人会合，融合楚、巴文化，吸收羌人和人带来的北方草原文化的营养，从而推动和促进了滇文化、夜郎文化繁荣时期的到来。四、结语从以上考古发掘和文献史料所述，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酉水流域地区主要分布着楚、巴、濮三个民族。在楚未进入湘西之前，这里主要居住着当地的土著民族“百濮”。他们的民族文化特点：陶器是以平底、圜底、圈足器为主；很少出三足器；纹饰为绳纹、篮纹、刻划纹和捺印纹。青铜器主要为梯形宽格和蛇头形柄短剑；剑格、柄上常铸有云雷纹、圆点纹、水波纹、双线米字纹等纹饰，再晚时期常见铜洗、铜釜、扁腹高圈足铜壶。春秋战国时，楚国开始经营西南，使大量巴人进入湘西；形成“百濮”、“巴”人杂居的局面，也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巴人的习俗和器物；出现了巴人使用的巴式剑、肖形印、虎纽钅享于、钲、扁钟等。到战国早期，楚人进入了湘西，楚民族和楚文化成为融合濮民族、巴民族和其民族文化的主体。形成了湘西楚文化的地方特点。陶器主要以壶、、豆和鼎、敦、壶、豆为组合；而不出楚墓常见的鬲；铜器却以大量的兵器出现，而很少出楚墓常见的铜礼器和铜镜。自公元前５２３年楚入主酉水地区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楚、巴、濮民族还相对的保存着一些本民族的若干文化特点，但在长期地彼此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便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楚地开化较早，受内地影响较深，楚文化朝着蓬勃向上的方向发展；而巴文化和土著民族的濮文化却走向了逐步消退的道路。楚民族的到来，既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又传入了先进的文化，从而促进了酉水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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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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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3-1-9 16:56:00 |只看该作者


	这太有学术味了,我硬着头皮看了,还是一知半解.＾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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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南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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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3-1-10 00:01:00 |只看该作者


	为了方便理解，我摘录了以下几段文字：三、土著民族文化的特点春秋中期以前酉水流域地区为“濮”或“濮蛮之地”。……这些都说明包括酉水流域在内的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在上古时期属于“濮蛮之地” ……我们还在保靖四方城战国墓地出土５件形制较为特殊的青铜剑。④它既不同于楚式剑，也不同于巴式剑，而和濮族创造的滇文化、夜郎文化的某些类型的剑属同类形，或者有较多相似之处。 ⑦战国时期，这一地区为黔中地，在楚开发之前，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民族是“濮”。西周初年，“濮”主要分布在广大的江汉流域。楚人来到这一地区，开始与濮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以后，濮人就开始了向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的迁徙。 ……这支迁至石首、岳州乃至入湘的濮人，很快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而更多的濮人，则长期停留在沅水中下游，即后来的“黔中”。居住在湘西地区的濮人，应是“三苗”的一支，后来逐渐融合于楚，一部分与巴人杂居、融合，另一部分则继续溯沅水而移，进入滇、黔等地，并与当地的一支濮人会合，融合楚、巴文化，吸收羌人和人带来的北方草原文化的营养，从而推动和促进了滇文化、夜郎文化繁荣时期的到来。四、结语从以上考古发掘和文献史料所述，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酉水流域地区主要分布着楚、巴、濮三个民族。在楚未进入湘西之前，这里主要居住着当地的土著民族“百濮”。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湘西古代的“濮”很有可能是古代僚人（越人）的一支，但也没有证据完全肯定。关于“濮”、“百濮”，有兴趣的贝侬可以参阅我抄录发表在“僚学专题”的《秦汉时期的“濮”、“僚”［书摘］》。

社会的主体——人口，社会存在的空间——自然环境，社会联系的纽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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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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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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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03-1-10 16:03:00 |只看该作者


	沙贝侬，说的没错！其实华夏民族对“濮”的认识，早于对“越”的认识，在西周的史书和文物就有对“濮”征战的记录，当时濮人居住于江汉流域，直至今陕西汉中一带，势力开始逼及渭水等黄河流域地区，因此西周王朝才兴师作战，这一仗是西周史上，一场较大战役，因为他们把战争的胜利记录在了象征华夏族权利和荣耀的钟鼎之上。 “濮”与“越”的联系，其实可在东周的战国时期的楚国史料上一定的认证，一是楚国人他们没有严格地区分“濮”与“越”的族类，只是将楚国以西与巴国连接的缓冲地带成为“百濮之地”，后来的史料甚至将“濮”与“越”合称和混称，这至少反映了“濮”与“越”在服饰、风俗、人种和语言上是非常相似的。当然还有疑问，楚国人是否了解“濮”与“越”的文化呢？是不是他们眼花搞错了？我认为他们非常了解“濮”与“越”的文化，他们不可能搞错了，因为楚国是由当时江汉的熟悉华夏文化的当地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濮”的变种）建立的，他们至少和“濮”一起杂居过，同时楚王在向东周王申请封王时，也没有忘记称自己一声“吾蛮夷也！”（《史记》上有讲），同时于屈原为代表楚辞文派，采用了许多非华夏语的词汇，这些词汇也有“濮”与“越”的借词，从此说明楚国人是非常了解“濮越”文化的，他们的记录是有事实依据的。当然，华夏国的建立和华夏文化的形成，大禹有非常大的贡献，他首次将华夏族认为正宗的三皇五帝的势力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当然大禹是不是“和平”地从他们手上接过政权是值得怀疑的），这就史称的“定九州”，同时建立一套以“黄河流域中心正统论”、“华夏文化中心正统论”为核心华夏文化意识形态（这个理论是周王朝最后定板的，也许大禹当时并不知道后来者将他的想象如此的夸大和理论化，并成为以后将近3000年里，华夏族群和依附华夏文化的族群排挤、征服、“教化”四邻的强大思想武器，和他们对外族展开灭族杀戮的依据），这种华夏文化的意识形态，深深地植入中国至少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文化意识之中。最早是西周的对历史的大篡改，他们从商殷的手上接管“中华”之后，马上在文化上否认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存在，把黄河中下游的“中华国”四方都定义为“蛮荒之地”，蔑视、漫骂、诋毁、否定、排挤四方的族群和文化，同时大量地剽窃他族文明成果，把这些文明成果（文字、语言、科技成果、典章制度等）“注册”为中华的专利和正统，最大历史篡改是对大禹“华夏国”历史篡改，大禹之国兴起于长江流域的江汉一带，而后“定九州”统一华夏（从现在中国南方各族还在纪念大禹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时许多四川和南方的学者也有我同样观点和论述），但西周为了实现“黄河流域中心正统论”的意识形态，强硬地将大禹的“华夏国”定义在黄河流域，从而彻底否定他们暂时顾辖不及的长江流域文明的存在。是这些话好象扯远了。总之这种意识形态，使后来历史记录带上了“有色眼镜”，大大地扭曲了历史的真实性，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提供对“外族”残酷压迫的思想工具。其实后来的许多族群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是何族何派了，因此有时候中国人的自相残杀是对历史的无知造成的（当然所谓的“汉奸”、“壮奸”是因为没有民族大意、是没良心。）。总之华夏的早期文明，并非华夏一族之有，如果没有长江流域文化的养育，没有壮民族先人的参与就不会有后来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亚洲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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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南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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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12 00:37:00 |只看该作者


	sunqin贝侬说得很痛快，可谓大快人心。据研究（别人的），楚国之楚族很有可能属于苗蛮集团的一支，但他们大部分已经同化于华夏族，只有少部分与苗蛮集团的其他支系一起发展成了现代苗瑶语诸族。据说，当年楚国许多臣民属于百越集团，分布于湘江、资江等流域，甚至到达江汉、巴蜀，后来大部分也随楚族化入了华夏。考古已经证明，东亚文明是多元、多源的，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并不亚于黄河文明，而我们熟知的珠江流域，也有着灿烂的远古文明。因此我基本同意“黄河正统”观念属人为培植的观点。

社会的主体——人口，社会存在的空间——自然环境，社会联系的纽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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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c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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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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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2-15 12:09:00 |只看该作者


	虽然濮人在历史上是一个人口较多的民族，但发展中较多的濮人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中去，现在湘西，黔北，川南的很多民族都可能有濮人血统，濮人的正宗后裔只有仡佬族了，仡佬族主要分布在贵州东北部（广西的仡佬族也是由贵州迁来），古时属黔中郡，仡佬族风俗带有很多古巴楚遗风，在仡佬语中仍有许多中南楚文化的痕迹，仡佬语与壮侗语言差异较大，在仡佬族自己的历史传说中，与苗，土家，彝，汉等民族的联系较多，而与古百越民族联系较少。但仡佬族后来也被称为僚人，不知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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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虎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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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10 08:14:00 |只看该作者


	战国时期，这一地区为黔中地，在楚开发之前，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民族是“濮”。西周初年，“濮”主要分布在广大的江汉流域。楚人来到这一地区，开始与濮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以后，濮人就开始了向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的迁徙。公元前８世纪的中叶，楚王冒的时代（公元前７５７—７４１年），楚的力量逐渐强大，给濮的压力也愈来愈大，据《国语.郑语》云：“楚冒始启濮”。到楚武王时（公元前７４０—６３９年），已占领了大片濮人的土地，《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于是濮人便大举向西南移动，“由楚之西南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湘沅”。所以《史记.楚世家》集注引杜预注：“建宁郡南有濮夷”。建宁郡，江永曰：“晋建宁故城在石首县，百濮在其南”。这支迁至石首、岳州乃至入湘的濮人，很快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而更多的濮人，则长期停留在沅水中下游，即后来的“黔中”。居住在湘西地区的濮人，应是“三苗”的一支，后来逐渐融合于楚，一部分与巴人杂居、融合，另一部分则继续溯沅水而移，进入滇、黔等地，并与当地的一支濮人会合，融合楚、巴文化，吸收羌人和人带来的北方草原文化的营养，从而推动和促进了滇文化、夜郎文化繁荣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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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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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25 22:52:00 |只看该作者


	如果把整个南中国的濮、越、楚、苗瑶的文化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话，研究起历史来，就会简单得多了。

对于未来，我们无可预知！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或自以为预知了未来所发生的事，而放弃了我们本应该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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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虎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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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26 22:57:00 |只看该作者


	仡佬语与壮侗语言差异较大是因为有汉语借词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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