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房宁
青年是历史的主角，青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成长，青年决定着社会的未来，青年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研究当代青年的社会意识，研究青年的国家、民族观念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政治价值的课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一代青年人成长起来了。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国门打开，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中国社会结构大变动，为他们提供了学习、锻炼、展现身手的大舞台。青年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既改造了作为对象的客观世界，同时也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得以改造，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也是青年人认识社会的过程，是他们社会意识产生、发展的过程，是政治社会化的双向对象化的过程。时代造就了一代青年，青年又将促进时代的发展，今天他们的思想意识又将在明天的某个时候变成生活中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决定着社会的未来，青年身系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前途和命运。
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1996年，几个年轻人写出一本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中国可以说不》，此书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迅即被译为英、日、韩等多种文字，被国外舆论认为是20年来中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在此前一年，《中国青年报》的一次大型读者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反映出青年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意识，广为国际舆论所瞩目，甚至还引起了西方政界的关注。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国会发表的一次阐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变化的重要讲话中，援引这次调查的数据作为其政策变动的论据之一。近年来，美国政界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有一个判断，即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失误是低估和没能抑制住中国青年一代民族主义意识成长。在1989年以后，美国政界和学界流行的普遍看法是中国青年一代会变得日益亲美。但事与愿违，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改变了原来对美国的看法。中国青年中间，特别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大学校园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与意识出乎意料地复苏和发展起来，而这种趋势是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是与美国所追求的国际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的。美国的媒体也日益流露出了对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成长的担心。在美国广有影响的《时代周刊》在中美撞机事件后发表了一篇题为《盯住孩子》的社论，呼吁密切关注中国青年民族意识的发展动向。
当年毛泽东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论断：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然而，中国毕竟还要有第五代、第六代，…… 。今天的问题是中国的新的一代青年人能让西方如愿以偿吗？
研究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民族、民族主义等为广为学术界讨论的基本概念。
中国的古代典籍中虽然没有民族、民族主义等词语，但实际上的民族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同样悠久的。《尚书》、《诗经》和地下出土的金石铭文表明，早在西周初期就有了“中国”这个词语，这是中国人自我认同的标志。东周春秋时期已经把夏与夷、中国与东夷、 西戎、南蛮、北狄区别和对立起来。“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见《诗经》）“尊王攘夷”（见《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见《春秋公羊传》）这些都可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民族主义。“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於夷者也。”（见《孟子》）则应属于中国古代的文化民族主义。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每当我们积弱不振、遭受外侮的时候，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发挥了维护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积极作用。文天祥、岳飞等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和道德文章，早已深深印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当中，成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学术思想、学术规范被大量引入。按照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具有长期和深入观察与研究的曹锦清先生的说法，中国当代的学术与思想活动是被置于西方的学术规范与概念体系之下的，即以“译语”作为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的形式的。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西方流行的看法是它们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欧、美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英国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概括了民族构成的基本要素：历史形成的领土、法律和政治共同体、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和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由这四项要素构成的民族，史密斯称之为“市民的民族模式”。史密斯还认为，在亚洲和东欧地区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所谓的“族群的民族模式”，它更强调人们出生的共同体和本土文化。在这个模式的标准中，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在情感上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效果；对本土文化（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法律。如果将史密斯关于民族构成的标准与斯大林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著名的民族定义相比较，斯大林的概念更接近史密斯的所谓“族群的民族模式”。史密斯认为，在今天世界上的每个民族主义运动中都可以看到某种双重性，即在不同程度上都包括了“市民的民族模式”和“族群的民族模式”两方面的因素。
我们参考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定义了这项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我们这样理解与界定这项研究的前提性的概念 —— 国家与民族意识。国家、民族意识是社会关系在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中的反映，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于个体与整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知。它们包涵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既包含认识层面上的个体对国家与个人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例如，国家制度、政策与社会分配等对个人需求与利益的满足，个人对国家制度、政策的认可与服从，以及个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意愿；又包含情感层面上的个人对国家、民族拥有的爱恶荣辱的情感。无论是个体对国家、民族的积极的抑或消极的认知与评价，在研究中我们都将其纳入了国家、民族意识的范畴。二是本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这里指在国际视野中通过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综合比较而形成对本民族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与地位的认识。国际视野中形成的民族认知，可以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相交往中的态度和言行中表现出来。当然，国家、民族观念的外延是较宽泛的，还可以有更丰富的解释。我们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认同、认知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路线的认识与建构方面，即以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我们的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线，兼论及国家、民族观念的其他方面。
西方有关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文献中有一个常用词汇“nation state”，国内通译为“民族国家”。这个词中的两个部分显然各有不同的含义。按照史密斯的说法，“state”（国家）指的是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的、在一块既定领土上垄断性地实施强迫和压制的公共机构，这套国家机器由于受执政集团控制，所以与执政集团的意识形态背景密切相关。而“nation”（民族）指的是凭靠文化和政治契约而统一在一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们分享其历史文化和领土。民族（nation）的成员们分享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与国家（state）公民们之间存在的纯粹法律和科层制联系纽带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在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重合的部分，如都强调领土，在民主国家中也都强调人们的权利。人们通常忠于自己的“民族”，但不一定忠于现在执政的“国家”政权，如维克多•;雨果热爱“法兰西”，但因为痛恨执政的政府而长期流亡在外。
西方的有关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这类具体成果，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中参考借鉴。比如：在这次研究和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和差异。与对“国家”的认同相比较，对“民族”的认同更为巩固、更为普遍，更加无条件。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中也有类似的认识与概括。中国自古就有所谓“道统、法统、血统”之说。“法统”与“血统”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法统”所指主要是政治法律体制，即器物层面上的国家；“血统”则是指统治集团。“道统”反映了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理念，体现了终极价值，高于“法统”和“血统”，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 民族意识并非一成不变。民族意识要受到时代变迁、历史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日益开放，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是在开放条件下的不同利益、不同文化相互砥砺、冲突、交流和融会的复杂过程中继承和成长的。
所谓“当代”，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22年。在这22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变化，在这20多年中一代青年人成长起来了。我们的研究旨在全面记述并系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一代的社会意识、政治意识的成长、发展，即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并且聚焦于这一代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成长。我们通常将此表述为爱国主义的思想意识观念的动态变化。我们希望我们的著述具有文献价值，争取成为当代中国青年民族意识发展的一部较为全面的记录。在忠实于历史，客观地记述青年一代的思想经历与变迁的同时，我们尽可能地分析20世纪80、90年代以至于新世纪之初，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发展、变迁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原因；分析、评价当代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社会意义与价值；探讨我国社会对青年一代进行的爱国主义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
“平民”线索和“精英”线索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两条主要的线索。这样做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是学理意义上严格区分。如果这样的划分会引起歧义的话，也不妨把这样的区分理解成叙述的两个不同的角度。所谓“平民”，是指普通青年，他们的国家、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社会情绪与心理。因此，在行文中我们较多是用社会情绪或社会意识来概括和表达这部分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并主要通过对有关社会调查的资料的整理，进行相关的描述；所谓“精英”，是指具有概括、表达能力的青年学者、文化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的思想、言论，间接但更加深入和系统地反映了青年整体的国家、民族意识。因此，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行文中我们更多地用政治意识称呼这部分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在现实中普通青年的社会情绪和精英们的政治意识是交相作用的，构成了20多年来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发展的双重轨迹。我们在本书中的叙述也是在两条线索上交叉进行的。
在两个主要线索外，为了研究的丰富和全面，我们还选取了当代文学流变中折射出的民族意识和互联网上的民族情绪与意识，作为两条副线索。一个时代的文学是这一时代整个民族的思想情绪、心理状态、精神现象直接的原生的外化和凝聚，通过对这一方面的分析，可以较为充分地关照80、90年代民族情绪和思维与社会历史矛盾的关联与交错，透视国家、民族意识嬗变的轨迹。互联网是当代青年社会交往的新领域，其充分虚拟的交往环境和运用的低成本特性为广大青年自由表达和平等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事实上，青年人已把互联网作为了表达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探讨强国之路的重要场所。因此，互联网上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也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
我们的记述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那一时期，青年人的思想与情绪在总体上还是相当低沉的，还没有摆脱文化革命给他们造成的震撼，而改革开放又促不及防地到来了，过去被推倒了，未来无人知晓，迷惘成了那一时期青年人的主调。“伤痕文学”和“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是那一时期给人们留下的最深的记忆。80年代青年人的社会意识总体上是建立在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反思，对国家、民族的历史道路以及现实选择的反思的基础上的。在宏大的社会政治变迁的背景下，思考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确定了80年代青年人政治社会化的起点。“伤痕文学”将人们引向了反思，引向了表达个人的感受，张扬个性以及主体意识的萌发与政治环境中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得益彰，使80年代的青年人的社会政治意识中充满了对国家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批判。而另一方面开放的冲击，又使人们对陌生的西方满怀憧憬。扬弃民族的自我，临摹西方，进行现代化重建，成为80年代青年社会意识的主流。
“自省”与“接近权力”是80年代青年中具有表达能力和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政治意识的突出特点。从反思“文革”历史的“伤痕文学”，经过有关“开除球籍”的忧患意识大讨论，最后到《河殇》，80年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想脉络是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的不断深化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基本着眼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本身，其对于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都集中于中国社会内部，将中国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归结为一种文明自我演变的衰落与终结。《河殇》显然是80年代这种认识的经典之作。80年代的知识精英表现出了接近政治权力的明显的，甚至是强烈的倾向，以至于他们中有些人干脆自诩“政治精英”。80年代的政治精英希望通过接近政治权力，特别是最高政治权力，从上而下地改造中国，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
80年代“自省”思潮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民族经历了“文革”那样的失败后，进行反思势在必行，敢于对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批判，不失为思想的解放，于后世具有启发意义。但毋庸讳言，80年代的主流思想也出现了过度否定的偏颇，在对过去的反思中，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逐渐积聚了起来，激进的西化主张夹杂在文化反思当中，终于汇集而成了对现实政治及政权的冲击。
1989年，表面上看是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打乱了中国的政治节奏。无论今天的以及今后的人们怎样站在各自的立场，根据各自的感受来认识和评价十多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深深地为那场政治风波所震撼。政治变局可以改变权力关系，但权力的变更未必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而如果政治变动能够真正震撼了人心，引发了人们在内心里思考，这种真正变动就会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就属于这样深刻的政治变故，在政治风波嘎然而止之后，80年代的思想潮流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90年代伊始，一篇来自海外署名闻迪的长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对80年代政治精英们的思想倾向提出了全面质疑。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国内的年轻学者何新发表一系列文章，全面批判80年代的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闻迪与何新，一外一内，揭开了对80年代思潮的再反思的帷幕，并在90年代里逐步发展成了中国青年一代的政治意识中的一种新的倾向。与80年代的知识精英政治意识中“自省”与“接近权力”的特点相比，90年代新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全球视野”和“诉诸社会”。
90年代，国家、民族意识中出现的新因素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思潮，其核心内容是，批判和抵制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这一思潮，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将中国的发展置于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观察，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整体性角度来认识中国，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路径。其基本观点是要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自觉抵制西方经济、政治、文化霸权，在与西方的交流与竞争中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实现本民族的发展。90年代的新思潮不仅由少数志趣相异于80年代主流的知识精英所倡导，而且具有更扎实的社会基础，并还在产生日益广泛的社会影响、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1995年的《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读者调查已经显露了90年代以来普通青年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和对西方看法的巨大转变。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后，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重新高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将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乃至影响世界的值得关注的重要趋势。
民族主义在全球化中蘖盘，构成了世纪之交最奇特的历史景象。全球化的确激发出人们许许多多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马歇尔•;麦克卢汉把世界称为“地球村”，在巴克敏斯特•;福勒的描绘中我们的星球被称为“地球号太空船”。人们原以为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日益增加的经济贸易联系能消除人类彼此的差别与分歧，全球化会把全人类带入地球村中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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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与愿望相去甚远。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全球化只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全球化的实践使“地球村”断裂为南北两大板块，北方“金十亿”富裕幸福、直上云天，南方贫穷的五十亿却堕入尘埃。全球化导致了全球分裂化，使西方以外的弱势民族日益边缘化，民族主义本能地生发于处于边缘的弱势民族的内心，成为边缘化民族的精神需要与思想武器。也许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弱势民族来说，存在先于“本质”，渴望生存，才能找到生存的理由，才能找到生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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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族主义具有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意味，这倒不是人们有意模糊社会制度方面差异，而是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分化演变有关。与马克思当年的预见不同，世界历史发展的实况是：资本主义并没有从产生于西欧、北美的原生状态逐步扩展到全球，发展为一种普世性的社会制度体系。全球化导致了两种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 外围”结构的形成，“中心 — 外围”是同一种生产方式的同份异构体，“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着价值转移和资本积累关系。因此，即使反映外围民族利益与意识的民族主义也必然具有对抗中心民族的性质和反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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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研究课题，其社会的学术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这又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难度极大的课题。本书作者们既是研究者，因此在研究中要尽量保持客观的立场和态度。但作者们毕竟又是这一时代的经历者，甚至是研究对象中的一群。这种经历与身份，一般说来对研究工作是个不利的因素，可能要导致在研究中加入较多的主观因素；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许又是件好事。我们目睹了20年来中国社会所有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我们是经历者、当事人，曾经与这一代青年人共同感受过社会的变迁，共同走过年轻的岁月，拥有共同的心路历程。因此，我们有条件尽可能直接记述这一代人的真实感受。也许若干年后，人们会把我们今天奉献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看作是这个时代的一份当事人的陈述，一份青年人的心灵档案。
本文是作者即将出版的新著《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的绪论部分。
发表于 2003-4-28 14: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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