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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感中学语文新诗选目的陈旧僵化,近年,我三草其文直抒拙见。先是《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见一九九八年十月号《语文学习》。其次是《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参与《星星》“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见该刊一九九九年四月号。三是《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见一九九九年十月号《星星》和《语文学习》。
现行中学语文所选新诗十二首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艾青《给乌兰诺娃》《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有的人》、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公刘《致黄浦江》、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回延安》、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郭小川《青纱帐——甘蔗林》、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舒婷《致橡树》。此前有的版本也选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臧克家《老马》、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等。
我的拙见有三：（一）编者缺乏审美眼光。如《天上的街市》质地平平,远非郭沫若的代表作；《给乌兰诺娃》可谓艾青的败笔,选这一首,简直是出诗人的洋相；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不如他的成名作《草木篇》。（二）作品陈旧或有问题。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篇末标注“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适逢三年饥荒；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写于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年头,如今读来,也不免有明日黄花之感；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构思,则与六十年代的一首悼念英烈的诗如出一辙。（三）有的诗作或许不错,但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有更多更好的篇章,可以取而代之。我的感慨是,教材的编选还受着左的思想禁锢,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包括假大空和粉饰太平）,轻视艺术性。过于注重诗外因素,如作者的身分地位,轻视诗本身。我以为,应该明确这样一个原则：教科书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为诗人、诗史服务的；是教科书选诗,不是诗摊派于教科书。不能把最好的作品选入教材,是编者的失职；让质地粗劣之作充当教材,则是读者与诗的双重悲哀。
我推荐的二十首新诗是：刘大白《旧梦之群（三十六）》、何其芳《花环》、穆旦《森林之魅》、绿原《诗人》、流沙河《草木篇》、曾卓《我遥望》、余光中《乡愁》、黄雍廉《唐人街》、周涛《野马群》、傅天琳《梦话》、张新泉《渔人》、顾城《我总觉得》、许德民《紫色的海星星》、杨然《中秋月》、徐鲁《早安,朋友》、洛兵《晚钟》、丁可《农民老魏》、陆俏梅《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包括现行教材所选新诗建议保留的两首：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和舒婷《致橡树》。
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等发表后反响强烈,一边是声援和喝彩,一边是指责和斥骂。我虽心地坦然,但面对指斥者僵化的思维定式,有意无意的曲解,和意气用事的行文,毕竟不能一笑了之。今得友人撺掇,且重读诸公论战文章,择要作答,重申一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实和道理,澄清是非,以正视听。
一、答胡笳先生
胡笳先生第一个出场,声讨我的谬见。他的《读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有感》,载《星星》一九九九年六月号。他坚持认为陈年皇历看得,不仅看得,而且非看不可,不看不行。他举例说,他的一位友人乔迁新居,家具、电器全部焕然一新,偏是印着球星乔丹照片的一本陈年挂历不忍割舍,继续盘踞其新居墙面,“我儿子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
我原以为我的“皇历论”言之凿凿,无可辩驳,见有人对之“有感”,就以为是有同感,待拜读其文,知是不同之感,便想见识见识他是如何施展辩才的。如今大学生论辩很是时髦,辩论赛事风靡亚洲,风靡中国,但我对这类论辩一向不以为然,觉得那只是一些舌辩游戏,有如蜀国高人调侃东吴来使“天有耳乎”、“天有姓乎”之类。论辩双方抽签选题,选得正题便是正方,选得反题便是反方,全无理念、是非可言。关于陈年皇历的论辩则不同了,这是一个严肃的论题,关系到“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以致自称近乎“夕阳红”的胡笳先生也表示“岂能不予关注？”不过作为“对方辩友”,胡笳先生的驳论水准却让我失望。
胡先生以为乔丹的老照片与其主人一道乔迁新居,就足以证明陈年皇历并非看不得,而且据说“缺了乔丹这样的正宗,我们父子连新赛季都懒得看了”。我想提醒胡先生,您是不是弄搅了,乔丹的老照片,是我所指的陈年皇历吗？拙文说“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某些流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流行的那种颂歌和战歌,大多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这里所谓“陈年皇历”是一个特指,并非简单地以时间划线,我想我已经表述清楚了,是不大容易搅浑的。在球迷那里,球星乔丹风采依然,显然不能算是陈年皇历。当今中国,应该算作陈年皇历的是另一类,譬如“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当年那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真真是无限风光,想必也曾在胡笳先生旧居的墙面上盘踞过吧,那何止如今日乔丹,“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见了她,还会凭添许多幸福感和革命斗志,还会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生出许多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作斗争的邪劲呢！不知胡笳先生及其朋友的宽敞明亮的新居里,是否至今还虎踞龙盘着这幅皇历？缺了这样的“正宗”,“新赛季”还有什么看头呢？
关于贺、柯的诗,胡笳先生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关于《桂林山水歌》,胡文仅仅是在复述了我的一些论点之后感慨道：“贺敬之是否‘真正的诗人’都值得一问了。”这叫什么辩护？贺敬之也是人不是神,是否真正的诗人,问问何妨？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面对着祖国人民遭受的如此巨大的灾难竟视而不见,毫无感触,仍然扯着嗓子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这样的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难道不可以问一问吗？要是如此粉饰太平逃避现实的欺世之作的作者也能算真正的诗人,那心忧天下、魂系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的屈原是什么呢？胡笳先生说：“不过,毛翰敢说,我不敢信。”过奖了,毛翰也是憋了好长时间不敢说的,棍子、帽子、辫子、鞋子还有局子什么的五子登科的滋味恐怕是不大好受的,殷鉴未远,难免余悸。(《华夏诗报》第134期上已有人叫嚷要“坚决把《星星》诗刊和毛翰们推上被告席，绳之以法!”)否则,知识界对类似的以粉饰和欺骗见长的杨朔式散文早有批评,为何一直不大波及诗坛当年几位大腕？
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胡说,这首诗与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只有一句“你在哪里”相同,这也怪了。一九六三年版的《莉莉》,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丛林、河流问：“我的莉莉,她在哪里？”石头、树木、水滴分别回答,“莉莉,在我这里”；一九七七版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大地、森林、大海喊：“周总理——”山谷、大地、松涛、海浪分别回答：“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两首诗的构思和篇章结构都很相似,怎么说只有一句相同？况且,即使没有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在前,《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思想、艺术成色也不怎么样,也根本值不得作为经典作品灌输给中学生。据说牛汉先生主编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诗选时,就坚决拒绝选《周总理,你在哪里》,想必牛汉先生德高望重,作为选家,不会像毛翰之流乱来吧。
胡笳先生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感》一文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迂回曲折,离题万里,着意夸耀他自己的那把《伞》,说是“一九八三年苏联出版的《中国诗选》,仅译介三十六家中国诗人佳作就有这首《伞》”。这真是可喜可贺,由俄国人排定的中国诗坛梁山泊英雄座次,胡先生已是三十六颗天罡星之一了,早该锣鼓喧天,广而告之,中国人编自家诗选也早该“走俄国人的路”了！何况还不止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还有“吕进教授为其圈点写进诗话,推崇之余……”云云。不过,这种有了一点成绩“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毛主席语录）的作派,在初涉诗坛的少男少女尚情有可原,在年届“夕阳红”的胡先生则不免有点贻笑大方了。山不转路转,石头不转磨子转,人在这世上活的年头多了,难免有撞一回运、中一回彩的时候,吃着人民的俸禄,当了多年专业作家,写出一首半首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诗,在某个选本里占据个把两个页码,似乎不值得如此不择场合地到处张扬。谨此与胡笳先生共勉。
二、答诸葛先生
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的《华夏诗报》总第127期,不吝篇幅,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很冲的檄文《不废江河万古流——评毛翰等有关“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文章》。作者自称重庆人氏,署名诸葛师申。笔者孤陋寡闻,虽同在此城中,却雾重不知处,未能拜识其为何许人也？或谓,此为作者化名。我便有点儿纳闷了：既然跃马上阵,又是大义凛然的勾当,就该亮出真名头,报出“来将何人”,是为大将风度；何必扯一个假旗号,蒙面登场,隐形出战,使无论胜负,都不免被人小瞧。
虽隐形蒙面,不合游戏规则,诸葛先生的气还是挺壮的,一手拿棍子,一手拿帽子,棍术凶狠,帽不虚扣,显得娴熟老辣,训练有素,大有梁效遗风。
诸葛先生的帽子计有：“一贯反对政治标准第一”,“他的政治标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很明显,他是否定左翼文艺,延安文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诗歌的”,“社会主义文艺如日月经天,不是你几板斧就砍得了的”……哇,真吓死人了！只此几条,我辈打右派、关牛棚、入另册,就不必喊冤了。看来,“近二十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这话是不好乱讲的。《桂林山水歌》等“王杨卢骆当时体”是“社会主义诗歌”（此标签一贴,谅尔等不敢不闭嘴）,是“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不是季节河,更不是逆流）,是不可“轻薄为文哂未已”的,否则就要叫“尔曹身与名俱裂”了！
不过,且慢,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小心自己脱不得爪爪！如果有人告诉你,毛泽东也曾否定过“王杨卢骆当时体”,你还敢乱扣乱打吗？这可不是蒙你。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给陈毅的一封信里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他还很不友好地调侃新诗,说给二百块大洋也不看。这无异是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彻底否定吧？这被否定的,也应该包括了《桂林山水歌》等“社会主义诗歌”吧？（很抱歉,以别的方式反驳诸葛先生比较费事,还是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他老人家生前就预料到他的话有如此威力。如今余威犹存。只要诸葛先生们在世一日,这余威就不妨借用一日。）
在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里,我曾着重攻击“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桂林山水歌》,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年头,高唱“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当然也就此重点反驳。他为《桂林山水歌》辩护的办法很多。例如,为了淡化“生活”与“歌”的刺眼的反差,诸葛先生轻描淡写地说：“三年灾害时期是困难的,但也不是毛翰所夸大的一团漆黑。那几年有天灾,有苏联逼债,有工作失误……”我不知道,这里关于造成“三年灾害”的三条原因的归纳和顺序,与一九五九年失事于庐山的彭德怀元帅“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与今人“没有天灾,纯粹人祸”的考证（参见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载《方法》杂志1998年第10期）,究竟谁的判断更接近于客观真实？诸葛先生既然姓了“诸葛”,想必有孔明的大智慧,不会如我辈愚民天生只配接受别人的教化和灌输吧。
为了替“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找根据,他还把一九六四年十月试爆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一九六八年底才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以及省略号里没有逐一列举的许许多多的辉煌成就,统统记在这三年的账上。这真是一个创造！虽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一九五八年,有人为了证明粮食亩产十万斤,把周围几十上百亩地的稻谷都集中堆到一块地里,做法有点儿雷同,但毕竟不乏创意,因为前者是在“空间”上打主意,后者是在“时间”上想办法,不能算抄袭。不过,以诸葛先生的智慧,这证据找得还不够。仅仅拘泥于经济建设方面,有唯生产力论之嫌,还不妨算算政治账,譬如此前咱们打了多少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仅诗歌圈就有绿原、曾卓、艾青、公刘、石天河、流沙河、公木、邵燕祥等等等等,（按诸葛先生的算法,则还应包括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横扫的一切牛鬼蛇神。）倘能如此,就更为雄辩,咱们祖国的笑容就更为灿烂了！
为了替《桂林山水歌》打圆场,诸葛先生真是煞费苦心：“他透过对桂林山水的赞美,不只抒发了革命者的豪情壮志和对困难中的祖国的热爱……同时还以睿智的目光,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但他并不因短暂的困难而‘愁眉紧锁’,而是讴歌‘大地的愁容春雨洗,/请看穿山明镜里/桂林的山来/桂林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红旗万梭织锦绣,/海北天南一望收！’以‘笑容’对‘愁容’,以红旗为地北天南织锦绣,这是何等襟怀！”
诸葛先生差矣！你以为诗人看到了“困难中的祖国”吗？你以为诗人“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吗？差矣,差矣！“大地的愁容”一九四九年就被“春雨洗”干净了,你怎敢说一九五九年的中国大地还有“愁容”？如果一九五九年的中国还有“愁容”,那也一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愁容！这可不是抬杠,我把《放歌集》从头读到尾,绝对没有读到诗人笔下祖国的任何困难和愁容,有的,只是对大跃进大好形势的由衷颂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情鞭挞。要我从《十年颂歌》中挑出几节来读给你听吗？ “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呵！/我的欢笑的/豪迈的/南方！——/共和国呵,/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壮丽的/面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在我们/大跃进的/万马丛中：/有那么几个/‘心病’患者,/有那么几个/‘好龙’的叶公——/强大的东风/使他们/捧心闭眼,/群众运动的火焰/使他们/肉跳心惊——/什么‘得不偿失’呀/什么‘太快、太猛’……/一样的/现实,/两样的/眼睛。/我们——/‘太快’地/改变一穷二白,/他们——要‘失’掉/资本主义的幻梦……/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此心/向右倾……/但是！伟大的现实,/怎么能够/颠倒？/真理/又一次/警告他们：/此路不通！/结论是——/我们：前进！/他们：治病。……”（引自《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134－136页）可叹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无力回天,失事之后,还要受这种“诗人”的嘲骂。
要证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还有一条雄辩的理由：“毛泽东的《长征》,过雪山草地,饿死、冻死、战死了多少红军,毛泽东没有凄凄切切‘愁眉紧锁,黯然垂泪！’而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里,诸葛先生可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中国人民也一路遭遇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军的围追堵截吗？也天天渡天险、攀铁索、爬雪山、过草地吗？战争年月难以避免的军人伤亡,与和平时代平白无故的饿殍遍野,能够同日而语吗？按照诸葛先生的意思,面对几千万饿殍,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似乎还很不过瘾,还应该唱“更喜饿殍遍九州,诗人见此尽开颜！”诸葛先生真是大手笔,大气魄,“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毫无“悲观消极的情绪”,几千万同胞无疾而终,在他看来算得了什么？据说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人,热衷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心无旁鹜的“狗头军师张”也曾叫嚷：“抹掉一个唐山算得了什么！”诸葛先生与之相比,那气魄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幸亏这诸葛不是那诸葛,至今还沦落市井,怀才不遇,这种人如果得遂凌云之志,窃得相印,入主朝政,我辈草民百姓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更为不堪！
其实,除了厌恶阿谀、粉饰、假大空,我的诗观没有那么偏激,我也从来没有对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李季、何其芳、公刘诸位前贤的诗“严重歪曲与否定”,对近二十年的现代诗“乱吹一通”,诸葛先生是大手笔,用不着为了论战的方便,在此处耍小聪明。
《华夏诗报》发表诸葛先生的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同一期第四版,有《流沙河笑话连篇》一文,介绍流沙河先生以打油诗做对联,其中尤以“琴瑟四王爬到高处,魑魅二鬼站在左边”一联最有味道,建议诸葛先生闲来无事时,品读品读,于作人作文或许有所裨益。
三、答沙无藓先生
成都有一张很不起眼的油印小报《琴与剑小诗》,近期中缝刊登一则“诗讯”,说广州、重庆、北京有三几家与之志趣相投的报刊纷纷载文,“批驳《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申张正义,保卫革命诗歌”云云。该小报自己也接连载文“遥相呼应”,“旗帜鲜明地驳斥《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一副“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样,煞是可爱。
譬如其中连载的署名沙无藓的文章说：“《桂林山水歌》前已有对民歌体的无理诟病,但谤者意犹未足,便力图从创作该诗的时代背景上打开缺口,指责此诗写于一九五九年七月,整理于一九六一年八月,这一时期正遭天灾人祸,诗人还歌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岂非有意粉饰？岂非毫无心肝？……究其实,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那个时候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只道是‘暂时困难’。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抗灾之举方兴未艾,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更重要的是,有政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自然令人痛心,但对祖国大好河山,仍秉赤子之情,同时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也是古今诗家常有的事。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能说他没有时时‘挑灯看剑’吗？显然,攻其一点,为的是在你鼻子上涂白粉,诬其伪,乱其真,如此而已！”
领教了！（在下就是那个谤者。）原来“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当时并未“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可是转念一想,还是不大明白：既然顶着诗人桂冠,以政治抒情诗为业,就该对时代风云政治得失有自己的独立观察、思考和判断,从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是甘做弄臣,惟龙颜是瞻,一味高唱谀词颂歌。未能洞悉人祸,便来粉饰太平,这粉饰就有理了？未能洞悉人祸,便来讴歌人祸,事后就可以毫无歉疚和忏悔,就可以永远盘踞教科书了？彭德怀元帅没有诗人桂冠,他在一九五九年却“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有一首与“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迥异其趣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与彭德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位心有良知、面无佞色的血性汉子,你的辩护还能气壮如牛吗？
诗人为什么要写诗？诗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白居易说：“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听见了吗？“保卫革命诗歌”的沙翁们,诗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阿谀和粉饰,还在于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使君臣亲览,修废补阙,乐忧逸劳,进而使社会臻于至理,致于升平。阿谀粉饰未必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一味阿谀粉饰,使君臣不能亲览而斟酌焉,招致欺君误国之罪,也可能让“尔曹身与名俱裂”的。
“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这就能成为我们的诗人在饿殍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理由吗？辛弃疾戎马一生抗敌救亡,写过多少壮怀激烈之词：“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才是辛词的主旋律。如果没有这个主旋律,面对国忧民患无动于衷,年年沉溺于“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辛弃疾就不成为辛弃疾了。可我们的诗人除了阿谀与粉饰,面对饿殍遍野的惨象（桂林山水所在的广西就够惨的）,可有一句半句太息掩泣怜悯苍生“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品？
“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整理旧稿,将笑容改成愁容又有何妨？我们这位诗人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写下的《中国的十月》,其中有些句子,如“《炮打司令部》,/伟大新战役的号令”、“‘走资派还在走’,/路线斗争呵,/复杂激烈”、“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挥手”等,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的修改稿中不是删改殆尽了吗？何以在哀鸿遍野的年头绽放的这一朵灿烂的笑容,就是铁定不能改呢？
至于“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我想还是免了吧！一天等于二十年,砸锅化铁说疯话,勒紧裤腰带反右倾,我们的心够“勇往”的了,何用再来“振奋”？
“诬其伪,乱其真”？果真岂可乱,实伪何须诬！鼻子上的白粉,自己不涂,别人涂得上去吗？
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些沙翁们平素写的分行文字质地很差,不登大雅,常常被《星星》退稿,于是对《星星》怀恨在心,总想找茬,这回总算找到了一个搀和的机会。不过,我不大相信这个说法,我觉得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自编一张“琴与剑”小报,抚琴弄剑（琴艺差一点没关系,剑法一定要狠毒）,老有所乐,且“申张正义”,不是很好吗？人家才不屑于去凑那个散布“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的什么《星星》的热闹呢？
四、答金绍任先生
又有一位唤作金绍任的拍马出阵,在《华夏诗报》总第一百二十九期发表一篇《“轻薄为文”的典型》,其中有“毛翰们奇谈怪论的大暴露”一节。其意犹未尽,又将此文作了一些增删,改题为《〈星星〉的蚍蜉与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发表在《芙蓉》二○○○年第一期。古语有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星星》的蚍蜉”如何徒劳撼树不干我事,“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和“奇谈怪论”,且容分辩。
“毛文的一个奇离之处,是居然要将名作《周总理,你在哪里？》打成作者柯岩的一条罪证,一件赃物。”奇离与否,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还是把这两首诗全文照录在这里,劳海内外方家费心甄别吧：
先看王洪涛《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原载《诗刊》1963年12月号）：
遵照妈妈的嘱咐,/按照移灵的地址,/我擦干了眼泪,/来到太行山区。
我跨过千座高山,/叩问每一块岩石：/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石头不语,/向我示意：/你看！石壁上有她/刻写的标语：/坚决抗战！/减租减息！/她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她把火把点在人心里。
我穿过道道丛林,/摇着每一棵树木：/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树木肃立,/摇动树枝：/你看,树皮上有她/小小的指印,/树根上有她/晶莹的汗滴。/她在这里植树造林,/她在这里种谷采菊。
我涉过道道河流,/询问每一点水滴：/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河流不答,/浪花跳起：/你看,水面上有她/花白的头巾,/浪花上有她/划船的英姿。/她在这里送过游击队,/她在这里沉过鬼子。
我走过千山万水,/访遍太行山区,/我得到的回答啊,/都是同一的话语：/莉莉,在我这里！/莉莉,在我这里！
莉莉啊,莉莉,/我的好宝贝！/高山是你的形象,/树干是你的身躯,/花草是你的衣裙,/涛声是你的笑语。/太行在你的脚下,/你在太行的怀里。
再看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原载《人民日报》1977年1月8日）：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
我们对着大地喊：/周总理——/大地轰鸣：/“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周总理——/松涛阵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宿营地上篝火红呵,/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周总理——/海涛声声：/“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他亲手给披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呵,总理,/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辽阔大地/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周——总——理——,/广场回音：/“呵,轻些呀,轻些,/他正在中南海接见外宾,/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王、柯二诗构思雷同,并非我一个人的看法。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参与主编的《新中国50年诗选》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作协大楼召开,与会的诗评家杨匡汉先生对诗选的批评意见之一,就是“为什么要选《周总理,你在哪里》,这诗是模仿王洪涛的嘛！”众人哄笑,笑他大概很久不看《星星》了,全不知外间正为此事吵得闹热。我只解释说,此书的编选原则有别于课本,是七分精品三分史料。
其实,就算没有模仿或雷同的问题,《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一首好诗吗？别的不说,用“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来概括周恩来的一生,说得过去吗？众所周知,毛泽东五十年代以后犯过许多严重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事实上,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乃至十年文革中,周恩来都曾有保留有抵制,尽量保护党内外干部,维护生产的正常秩序,力求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一口咬定周总理“步步紧跟”,究竟算是对周总理的赞美和歌颂呢？还是对周总理的讽刺和污蔑呢？对此,柯岩先生想必心有所虚,不然,此诗在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时,她为什么要把这两句改为“革命征途千万里,他大步向前不停息”呢？那么,这一改就改对了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中,在“文化大革命”包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征途中,周恩来都是“大步向前不停息”的吗？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某些诗人却“步步紧跟”,颂歌、战歌层出不穷。例如,当彭德怀为“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而忧心忡忡早生华发的时候,贺敬之却豪情满怀唾沫横飞：“呵！点起来！/点起来！——/我们的/千万座/小高炉！”“看我们/几千万/钢铁大军,/伟大的创举——/‘小土群’！……”“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天空呵——/此刻/是更加纯净,/总路线的灯塔,/更加光明！/呵,山,/分外青,/旗,/分外红。/历史的车轮,/更快旋转！/跃进的战马,/四蹄生风！/……呵！公社的红旗——/满天高举！/高炉的火光——/遍地熊熊！/千里——/烟云滚滚,/万里——/汗雨飞空！/定额呵——/突破！/突破！……/产量呵——/上升！/上升！……/右倾分子们！/他们/是输定了！/现实,/对他们/那灰色的心/是这样无情……”（《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137－138页）可直到今天,陈年诸公还把这种东西称为“革命诗歌”、“社会主义诗歌”,不容他人有任何不敬之辞,相约“奋起保卫”！这帮人是不是吃错了药！金先生为《桂林山水歌》辩护,费了更多的口舌和心机。其辩护理由之一,是“桂林人民经过公议,将《桂林山水歌》刻于石上,立了一块诗碑。新诗作品获此殊荣是罕见的。”这一条似乎不大切题。江山也要文人捧,把一些捧场的诗文刻到自家山头,招徕天下游客,增加旅游收入,何乐而不为？不知那块诗碑上是否连“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字样也一并刻上了？不知桂林的导游小姐向游客们夸耀这首诗时,是否也讲解其中关于土高炉“遍地熊熊”、浮夸风“定额突破突破”和右倾分子“他们是输定了”之类的背景资料和象征意义？听说武汉大学校园内年年三月樱花盛开,游人如潮,但游人们都不愿提及一个事实,那太让人败兴了,这许多樱花树是当年日寇攻陷武汉后,在这里住院养伤的鬼子兵所栽。
“在社稷倾覆、生民涂炭的安史之乱期间,杜甫除了写有《三吏》《三别》等啼血之作,也写有不少明丽欣悦的风景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等等。”“被毛翰嘉许为‘真正的诗人’的屈原和秋瑾,都是终身没有见过祖国脱离苦难,可是除了‘太息’和‘愁杀’,也‘还能写出别样情怀的诗句’。”金先生在这里也一再运用类比法,试图说明在哀鸿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是正确的,是有先例的。用心良苦,忠心可嘉。但这种类比却显然是不严密的。“除了……也……”,这是一道小学生的造句题：“杜甫除了《三吏》《三别》,也……”“屈原除了‘太息’,也……”“秋瑾除了‘愁杀’,也……”这些句子都造得不错,可是我们的诗人在生民涂炭的年头,“除了什么,也……”呢？这个句子你金先生造来我们看看。别说《三吏》《三别》,就连《一吏》《一别》（如粮食亩产几十万斤的《浮夸吏》,右倾分子蒙冤刺配被扫地出门的《无家别》）也没有？《一吏》《一别》也没写过的诗人,一声“太息”、一句“愁杀”也不曾有过的诗人,有什么资格同人家老杜、屈子和鉴湖女侠攀比呢？没有“除了……”只有“也……”的诗人,难道也可以嘉许为“真正的诗人”吗？另外,“两个黄鹂鸣翠柳”并非写于安史之乱期间,而是写于安史之乱平定的第二年,正因为战乱平息,水路畅通,避难蜀中的诗人才能看到远道而来的“东吴万里船”泊于门前,“即从巴峡穿巫峡”、“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愿望就要实现,诗才如此“明丽欣悦”的。杜甫在战乱期间或许也写过别的“明丽欣悦”之作,但至少这一首不是。建议金先生找一本唐诗启蒙读本,悄悄读一下,免得信口雌黄,贻笑大方。
“《桂林山水歌》初发表时,我是一个早已忘记了吃饱饭是什么滋味,饿得两腿浮肿,既失学又失业的初中毕业生。偶然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此诗,我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感染,原本暗淡的周围环境仿佛都亮堂了许多。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精神升华了。”哇！读诗还会产生如此奇效,真是诗家的光荣,读者的运气！看来,金先生饿得还不够,就算再饿三年,直饿得形销骨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黄泉路上走一遭回来,只须把“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符咒一念,也都能够诈尸还阳,升华精神,昂扬斗志。万幸的是,金先生没有偶然读到当时《人民文学》上不肯刊登的彭德怀的那首没有笑容的民歌,也没有读到蔡其矫的《雾中汉水》“……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否则,一定会两眼一黑,七窍生烟,精神崩溃,顿时气绝身亡的。
金先生此文标题所谓“毛翰的第九种自杀”,是对拙作《自杀的八种方式》的演绎。“写诗玩赏自杀方式,是毛翰对自己诗人价值的自杀；轻薄为文,狂妄而胡乱,是他对自己学人价值的自杀。希望毛翰先生能走出自杀的怪圈。”多承教诲,但毛翰写诗为文,恶习已经难改,先生不必再存希望。来而不往非礼也,本该有所回敬,但金先生显然也过了孺子可教的年龄,从免。
五、答柯岩先生
柯岩先生终于按捺不住了,她二○○○年二月十六日给《星星》诗刊主编杨牧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华夏诗报》总第一百三十期。这封信主要是以前辈师长的口吻,训斥、教导、恐吓杨牧先生,兼及其他众人,包括在下。
柯岩先生这样教训杨牧：“你在发表那些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那些前辈诗人和已故诗人的文字时,你想过他们的这些诗曾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么？知道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教育了几代人健康成长么？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我就想,她说的是“这些诗”是哪些诗？《天上的街市》《老马》《给乌兰诺娃》等抒情小诗,似不足以担此重任、享此盛誉,那么是《桂林山水歌》这种粉饰太平,和《十年颂歌》这种讴歌土高炉、鼓噪浮夸风、咒骂彭德怀的大作么？不知杨牧先生如何,坦白地说,浅陋如我者,还真不知道“这些诗”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什么作用？没有它,中国的历史就不前进了？中国人民就精神危机了？这些诗,在这几十年历史上的作用,即便不是“负值”,大不了,也就像公社食堂的“瓜菜代”,虽或聊胜于无,但是否曾让“几代人健康成长”,那真是天晓得！鬼晓得！柯岩先生沉醉于昔日的美妙幻觉也太深太久了：“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她说的这“人民群众”是谁？难道那么多公开表示不喜欢,公开表示厌恶,甚至“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的人们,包括广大中学师生,都不是“人民群众”吗？难道只有胡笳、诸葛师申、沙无藓、金绍任诸公,以及那位年届八旬还伏枥恋栈的《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才是“人民群众”吗？
柯岩先生训斥杨牧：“众所周知的是：现在如果谁手里有一分刊物的话,谁就拥有了组织作者并进行各种正当与不正当交换的资本；既可以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也可以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前述你们的所谓讨论,不就是一个明证吗？”愿主编《星星》的杨牧先生与总编《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共勉。这也许还是柯岩先生的经验之谈,她也曾主事《诗刊》有年,“不正当交换”和“错误的舆论导向”怕也不是莫须有的事。
柯岩先生还保留着文革年间流行的抓辫子的习惯,拙文标题借用了刘禹锡的一句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她就气势汹汹地“顺便请教一下,难道《星星》诗刊和毛翰先生真的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吗？不是刚刚才庆祝过我们建国五十周年吗？”我想,以柯岩先生的文学常识,应该明白,这条辫子是不大容易抓得住的。首先,所谓“前朝”,只是文学修辞意义上的一个借用,一个比喻,并非实指。文革左祸结束,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民不是欢呼“第二次解放”吗？如果这欢呼没有错,将“第二次解放”之前的那一段历史比喻为“前朝”,又有多大错误呢？其次,柯岩先生认为“现在已经改朝换代”的说法不对,那柯岩先生是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吗？如果柯岩先生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那么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朝,什么代？你柯岩先生该不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五十年一贯制的封建朝代吧？
我与诸公素无私怨,自忖也并非好事之徒,实在是目睹“陈年皇历”年复一年地误人子弟,于心不忍。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唐突了诸公,尤其是唐突了贺、柯二位,我心有不安。我本来也可以举郭小川的诗为例,但郭小川先生已辞世多年,我更不愿说出任何不敬的话来唐突逝者。虽然他的许多诗的时代局限也是毋庸讳言的。我过去编诗歌选本,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选郭小川的名作《团泊洼的秋天》？我说,你自己读读吧：“……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贼头贼脑的鱼虾……//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曾经广为传诵的名篇,如今竟是如此难听！
我们可以谅解诗人,其时代局限不应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接踵而来,诗坛凋零殆尽,“偌大一个中国,只剩下两位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也还是勉强跟上形势,适应着六十年代初‘大跃进’余威的气氛的。”（《公木诗学经典》第465页）但谅解并不意味着要继续奉之为经典。当年适应着大跃进反右倾余威的梦呓般的东西,今天又怎能适应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替换诸公那些过时之作呢？诸公为什么那么自恋,那么敝帚自珍呢？诸公真的以为自己当年那几首“步步紧跟”的东西,足以流芳千秋、哺育万代吗？
柯岩先生教训杨牧：“不要在堂皇的口号下卷入错误思潮,也不要怕被人讥讽为不时髦,要明白时髦从来是一种肤浅。更不要追风,风是那样的无定向,不但会使你疲于奔命,有时还会被它吹向深渊呢！”真是谆谆教诲,语重心长,没有亲身体会,痛切感受,这番话是说不出来的,这其中想必融会了柯岩先生大半生的经验教训。我相信,她这里不仅是在训斥别人,也是在反省自己。譬如,她会不会反思：五十年代的新诗创作,一窝蜂地向民歌学习,这在当时是最时髦的,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作为大跃进民歌选,当时谁能怀疑它的革命性、先进性？可是其中充满了浮夸之辞,连毛泽东看了,也说《红旗歌谣》水分太多,民歌还是旧的好。既然大跃进民歌早已难逃大跃进殉葬品的厄运,当年那些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时髦如《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者,是否也水分不少,气数有限呢？
柯岩先生教导我们：“时代进步了,教材的改变与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关键是怎么改？是坚持教育的正确方向还是彻底否定革命传统,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看来,柯岩先生与我们还是有可能沟通的：她也承认“时代进步了”,既然承认时代进步了,应该就是承认自己落伍了,因为作为诗人,他们在新时期并无新作,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作为惯唱颂歌的诗人,他们并没有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唱一曲新的颂歌。（是歌喉嘶哑了？还是心有抵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承认时代进步了,自己落伍了,可见她并不是惟我独尊,不会以为只有坚持《桂林山水歌》才是“坚持教育的正确方向”,只要否定《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彻底否定革命传统”。这很让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当然要尊重历史,当然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则,我们盖那么多历史博物馆干什么？正是历史博物馆,而不是语文教材,适于存放一些该进博物馆的东西。
至于我草拟的中学语文新诗推荐篇目,作为一己拙见,并不完善,但与“陈年皇历”不可同年而语,却是无疑的。我非常希望柯岩先生能放下前辈盟主的架子,心平气和地将二者作一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也许,从此以后,您会心悦诚服,知今是而昨非,可怜天下莘莘学子,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欣慰。
二○○○年愚人节定稿 十一校订 |
发表于 2005-3-12 0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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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4 14: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