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 ，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 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 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 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 。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 。西汉初年， 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 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 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 。这里所说 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 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 ，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 。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 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 。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 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 。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 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 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 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 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 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 。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 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 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也就是 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 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 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著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 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 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 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 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 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 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 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已详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种不同的含义：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 》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 《史记·魏世家》。 《史记·六国年表》序。 《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笔者注意到黄留珠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说：“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见《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 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 《史记·礼书》。 《史记·高祖本纪》。 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1辑，第94页。 《过秦论》，《史记·秦始皇本纪》引。 《汉书·董仲舒传》。 | 
发表于 2005-2-18 12: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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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2-18 14:31:00
发表于 2005-2-18 15:09:00
。此论既可以理解为对《左传》内容的意摘，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对“并事康王”一说的不信服。《楚世家》中，楚国君主数度表露出来的怨气值得注意。熊渠与武王俱称“我蛮夷也”，灵王抱怨周不授楚宝器。如果将此怨气与周昭王伐楚事件相联系，或许能对楚受封后的周楚关系作出另一番评判。
有关昭王伐楚之事，《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据《古本竹书纪年》
，昭王伐楚两次，其地均在汉水以南。这个地理位置虽与前文所论有抵牾，但完全可能是在昭王伐楚之前的周王室的某些军事进剿造成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楚早期的国力相当微弱，显非周王室之敌。这种情势表明，楚不会主动开罪于周，后世楚君所说“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也说明了楚对周所取姿态。一旦周楚起冲突，楚肯定非周之敌。值得注意的是，昭王伐楚的规模（丧六师于汉）远远超出了惩戒需要，说其目的是旨在将楚消灭，并不过分。据此，不能断言，在昭王之前周室没有类似做法。在势力不敌的情势下，楚欲生存，只有退却一途。江汉一带，或就是楚在周压迫下渐次退却的终端。那么，楚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周王室必欲灭之而后甘？此事还是与周公奔楚有关。众所周知，周武王伐殷的借口是商纣失德，周立国后时时以有德标榜自居，这在周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而周公奔楚这一事件，无疑给周王室一贯标榜的形象留下一片污渍。为了消弥这种不良印象，王室对周公一族实行了厚封。除了鲁及王畿内的封地周外（或许还有一些未被人知的畿内封国），周公后人得国号者另有七处：凡、蒋、邢、茅、胙、祭、沈（周公孙始封，约在今安徽临泉）
，其数量已大大超过武王后嗣得封者（邘、晋、应、韩），此等有贿赂之嫌的举措，当可以在周室化境之内消除其失德的不良影响。但对详知其情又非嫡系的楚国，周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一则因为楚开化程度低，周不屑于对其行贿；二则因为楚与外界交往或许不多，又处宗周、成周之间，很容易武力解决。所以周室准备“杀人灭口”。只是周的这番私心在周公未死之前不便实施。据《今本竹书纪年》
，周公死于归政后十四年，周室对楚的军事解决必在此之后。这里必须对“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一说作出解释。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八年，即周公归政后之元年，王师灭唐；成王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十四年，秦师克曲。虽然此书的可信度并不为人称道，但至少透露出当时天下并不太平，其情状与周新定天下亦相合。所以，“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当与天下未集、周公平乱的局势相比较才成立。其真实含义是，一没有出现公然的叛乱，二没有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周对近在肘腋之楚的军事摧毁，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周本纪》对昭王覆灭的评语耐人寻味：“其卒不赴告，讳之也。”这里讳言什么？也许是大失颜面的溃败，也许是伐楚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是。如果不是管仲的问罪，如果不是《吕氏春秋》的记载，如果不是汲冢古墓的发掘，周楚的这段历史确实会被周王室有意埋没。
看来周王室对此事之讳相当深，而被伐之楚也没有一字提及此事，其情形或许是莫名其妙。由于昭王伐楚的明证，后世将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从王伐荆”之类文字均归于昭王时代。这种做法本身有囿于现有史料之嫌。笔者以为，周之伐楚只是终于昭王（周穆王伐楚事，传说成分多于真实成分），而非肯定始于或仅限于昭王。周王室的最初伐楚地点当在商县附近之荆山，昭王对汉南之楚的讨伐，仅能视作为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尾声。欲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性地回顾楚初受封的时态。首先，楚对周王室的态度。在经历了周公封楚、奔楚、返周，并再度大受尊崇之后，楚与周的关系应进一步亲密。至少楚不会主动向周寻衅。直到春秋初期，楚对近侧之随国尚存惮忌之心。很难想象，它会在西周初期敢对强大的王朝稍有不敬。金文中出现的伐反荆等字眼，只能理解为周室用兵的借口。其次，楚的地理位置。如果楚远在汉南，且不说它不敢反，既便敢反，其能量有多大不难想见，是否能惊动王室更属疑问。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周室只须下道诏令，汉南之楚的周边国家随、吕、邓、权等就足以令楚服贴，而不必由王室大举亲征，大动干戈。如果楚近在淅川或以西北，它更没有理由主动叛周。其三，楚的长远目标。根据几代楚王对周王室未予楚宝器耿耿于怀一事来看，楚对周王室进一步提高规格的册封应很执着。这在周初是一种很实际的利益，当时楚人的境界也不会超越实际而高远起来。有一种论点认为，楚人是为了取得独立发展的千秋大业而离开北方向江汉间迁徙
。但这种论点是依照楚族的终于发达而得的逆向臆断，不足为凭。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楚人是否有这种觉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楚人是否有这样的便利；搬迁又是耻辱的标志，毅然抛舍世代基业，楚人是否有这样的决断；在没有外在压迫的情况下，楚人是否愿意承担前往陌生恶劣环境的风险。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后人就决不会把深谋远虑的特质强加给西周初期处境不妙的楚人。而楚人对周王室为何要讨伐自己也毫不知情，故有屈原在《天问》中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的感叹。不难看出，只有在灭国的不断威胁面前，楚人才有可能搬迁。而这种威胁或在有明确记载的昭王伐楚前就已发生。
那么，会不会是楚人对周室的期望太高，因事与愿违而心生怨望，由此产生不敬行为，最终导致王室采取严厉行动呢？不能完全排除有这种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楚的势力地位决定了其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强烈表达；第二，楚的不满一旦直接面对周的强烈反应，为自身生存计，它一定会立即作出改过自新的乖巧状，以平息王室的怒气。以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来看，楚周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除非有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而这一方绝不会是楚。
如果再看看西周初年的整个形势，更能发现周对楚的这种规模的讨伐的不合理之处。周公东征受到惩罚的是殷人和奄人，而积极参与叛乱的淮夷并未受到重创，似乎也没有臣服。与淮夷毗邻的徐戎也没有臣服，周王室在东土的殖民工作也远未完成，大片版图仍为异族敌对势力所占据。又由于周人攻殷，其故居周原一带已逐渐沦陷于西方的戎族，最终西周就是灭于戎族。与上述势力相比，不论楚是服是叛，在远在近，在王室理性的征服次序表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周王室已动了欲灭楚而后甘之意，于是，不论楚采取什么姿态，都无法让周王室改变将其灭之而后快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坐以待毙的楚人毅然放弃了祖先的栖居之地，向陌生的南方寻求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及其背景极为复杂，限于史料缺乏，欲厘清当时的各项事件的因果联系实属不易。笔者以为，沿着周公封楚、奔楚及楚举国南迁这一线索，或许能得到认识楚初封地望及南迁原由的新视野。并由此提高对西周早期历史的认识。本文所取材料均为当今学界所认可，立论当否，还望有识之士予以赐正。
附注
，甚至连在场的吕后也未加劝阻，这可能有刘邦的个性原因，但更符合楚人“疾病不事医药”
的普遍心理。
刘邦在功成还乡时，自为歌诗《大风歌》抒怀，这和项羽的《垓下歌》是传颂千古的楚声短歌。楚歌是楚人表达感情和精神风貌的手段。项羽“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
，“四面楚歌”打跨了项羽的心理防线。汉高祖想改立自己偏爱的刘如意为太子，朝中大臣群起反对，无可奈何的刘邦对如意之母戚夫人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
。这位被后人视为流氓的开国之君，在开心和失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依傍在楚文化的怀中。试想一个人在自己感情完全暴露时，所展现的何尝不是自己最钟爱的东西和潜藏的文化底蕴呢？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刘邦、项羽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楚人的浪漫气质，和楚文化在他们身上的根深蒂固。刘邦因其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使得人们不得不迁就，甚至迎合于他的口味，这更加强了汉政权的楚化倾向。
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汉初的指导思想。“萧、曹为相，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在窦太后的影响下，“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产生于楚地的道家思想盛行，固然有矫正秦之弊的不得已，同时也是楚风北上的结果。汉初黄老之治思想是发展了的道家思想，但其主旨仍循着道家思想未改变。新出土的郭店楚简表明，道家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放弃努力，而是反对违逆自然的造作妄为，反对主体的狂妄自大和主观任性，而要求在与始源、自然的统一中去获取自由，即达到“无不为”
的境界。这更符合楚人的生活特征，也没有消极的意义，我们从文帝、景帝的勤政中可知“无为”之真正含义。
此外，有汉一代的文学上盛行汉赋，汉赋直接承继楚骚而来，是楚的浪漫主义在汉的突出表现。“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31]。可见楚骚对汉赋之影响。汉赋的铺陈夸张，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正是楚风北上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讲：“汉兴好楚声”[32]。楚文化的馨香洋溢在汉朝廷内外，汉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呈进，司马相如的赋更深得武帝赏识。中央政府的这种文化倾向，无疑推进了楚风的蔓延和汉初的楚化进程。甚至史学著作《史记》也成了“无韵之离骚”[33]。汉的艺术也强烈体现着楚国浪漫精神的风貌，从汉画像石和汉代雕塑中，就可深切感觉到这一点，大胆的想象，写意的勾勒，丰富的神话。“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两汉艺术展示给我们的，恰恰就是《楚辞》、《山海经》里的种种”[34]。
总之，秦灭楚和汉代秦，并没有截断楚文化的传播。楚风北上，使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起了特别重要的影响。楚、秦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了规模恢宏、生机勃勃的汉文化。
四、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秦帝国的建立，不但使中国在地域上南北正式统一，而且文化上也呈现趋合迹象。而汉代秦而立，则使楚文化北上，与秦文化一道融入中央的统治文化。汉初的楚化是楚、秦代表的南、北文化进行的重新整合，从而使汉帝国不仅在地域上南北统一，而且在文化上也由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使南北方逐渐超越了体制特征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这为汉王朝的长期稳定和统一，以及此后中国大一统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的世纪，文化的激荡碰撞将更加剧烈，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必须吸纳新知，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保持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会更加强烈，才有利于团结所有的海内外炎黄子孙，从而更好地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