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王明珂（Ming-ke Wang）
E-MAIL hsmwang@ccvax.sinica.edu.tw
学历：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
经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4.8-1993.8)，副研究员(1993.8-1999.6)，研究员(1999.6-)
师范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1993-1999）
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1993-1994, 1997）
治大学民族系兼任副教授（1994-1996）
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兼任副教授（1997-1998）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傅尔布莱特访问学人(1998-1999)
本所人类学组主任(1999.7-2000.11)
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客座教授(2000-200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2000.10-)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字学组主任(2001.4-)
中央研究院「中国各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主题计画」总主持人（PI）(2001-)
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兼任教授(2002-)
近五年来我的研究在于结合人类学族群理论（ethnicity theory）与社会记忆理论，由边缘研究角度探索「华夏」及「羌族」认同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为了解华夏，我研究的主题不只是历史上的华夏边缘（作为四裔蛮夷的羌人），也包括当代的华夏边缘（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的羌族）。我的研究工作包括两种「田野」；一是近四年来我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作的调查，二是我长期在文献中所做的田野；在这两种田野中，我探索「过去如何造成现在的人群认同」，以及「在现在的人群认同中过去如何被建构」等问题。
我的研究内涵包括：（一）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在青海河湟、鄂尔多斯地区、西辽河流域等农业边缘地带所发生的人类生态变化（游牧化），如何使华北一些人群开始自称「华夏」来保护共同资源；（二）历史上华夏边缘人群（如春秋时东南的吴国贵族）如何假借华夏记忆，以此进入华夏族群；（三）台湾人在脱离华夏边缘的过程中，所呈现对华夏的失忆与本土记忆重建；（四）岷江上游人群如何被教导及选择、假借华夏记忆以建立其羌族认同；（五）由羌人（蛮夷）到羌族（少数民族）的华夏边缘变化过程，也就是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形成中华民族的过程，及相关的历史建构过程；（六）探索岷江上游人群的历史心性，以及在「汉化」、「藏化」或「民族化」之后，此历史心性的变化。
在未来两年之内，我将写成一本有关羌族历史与民族志的著作；在这本着作中我将尝试从一种历史与民族志知识上建立对中国及其边缘的新了解，并期望这种知识与了解对解决或改善中国及其边缘的关系有所帮助。
专书
1.楚乡千古为悲歌：项羽传（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
2.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
3.蛮子、汉人与羌族（台北：三民书局，2001）。
4.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学位论文
1.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论文
1.金田起义前的拜上帝会，《食货月刊》（复刊）11，9（1981），页17-30。
2.慎终追远：历代的丧礼，刘岱编，《中国文化新论‧宗教礼俗篇：敬天与亲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页309-357。
3.中国古代姜、羌、氐羌的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台北，1983）。
4.西周国考，《大陆杂志》75，2（1987），页70-85。
5.民族史的边缘研究：一个史学与人类学的中介点，《新史学》4，2（1993），页95-120。
6.周人的族源与华夏西部族群边界的形成，《大陆杂志》87，2（1993），页1-20。
7.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页9-50。
8.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2（1994），页375-434。
9.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4（1994），页989-1027。
10.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5，3（1994），页119-140。
11.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页249-274。
12.汉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意象与民族政策序论，《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页39-72。
13.辽西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兼论华夏边缘的形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 （1996），页195-238。
14.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思与言》34，3（1996），页147-184。
15.华夏化的历程：太伯传说的考古与历史学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页313-343。
16.汉族边缘的羌族记忆与羌族本质，黄应贵、叶春荣主编，《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王崧兴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7），页129-165。
17.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记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5（1997），页149-182。
18.历史文献的社会记忆残余本质与异例研究──考古学的隐喻，《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台北：国史馆，1998）。
19.羌族妇女服饰﹕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9，4（1998），页841-885。
20.From the Qiang Barbarians to Qiang Nationality: The Making of a New Chinese Boundary, in Shu-min Huang & Cheng-kuang Hsu, eds., Imaging China: Regional Division and National Unity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1999).
21.Western Zhou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Leiden) (Inaugural Issue) 1, 1/4 (1999), pp. 231-250.
22.台湾地区近五十年来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徐正光、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页281-317。
23.根基历史--羌族的弟兄故事，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页283-341。
24.女人、不洁与村寨认同：岷江上游的毒药猫故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0，3（1999），页699-738。
25.食物、身体与族群边界，《第六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出版，2000），页47-67。
26.当代中国民族政策下的羌族及其历史--兼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的「近代建构论」，《中 国大陆研究》43，7（2000），页1-19。
27.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5（2001），页136-147。
28.起源的魔力及相关探讨，《语言暨语言学》（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1（2001），页261-267。
29.Searching for the Qiang Cul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ner Asia 4,1 (2002.5) (upcoming).
30.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3（2002），页583-624。
31.弟兄与英雄祖先：两种历史心性下的族群关系，《迈向21世纪的台湾历史学论文集》（台北：台湾历史学会，2002），页131-150。
32.中国民族研究的传统与创新：由解构到再建构，邓晓华、林美治编，《中国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香港：华星出版社，2002），页142-169。
33.徘徊在汉与非汉之间：北川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何翠萍、蒋斌主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人类学组论文集」，《国家、市场与脉络化的族群》（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3），页59-103。
会议论文
1.What continued in History: A Perspective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Qiang, paper present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Notion of 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Taipei: Howard Plaza Hotel, 2000.5.25-28).
2.Historical Facts, Narratives and Mentalities: Chinese and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Qiang or Rm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0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 Plenary Session on Histories and Historicities of China's Minority Peoples ( London, Canada, 2000.10.18-22).
3.中国民族研究的传统与创新：由解构到再建构，发表于第六届中国人类学学术研讨会， 「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厦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2000.7.18-22）。
4.Searching for the Qiang Cul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paper prepared for 2001 AES/CASCA/SCA Meeting, Montreal/May 3-6; Panel on Agonizing Travels: Nation-Building and Frontier Polities.
5.弟兄与英雄祖先：两种心性下的族群关系，发表于「迈向21世纪的台湾历史学研讨会」（台北：台湾历史学会，2001）。
6.近代羌族饮食文化：藏、汉或以色列传统？，发表于「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成都：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四川大学，2003.8.17-19）。
7.黑水藏族的语言、文化与民族认同，发表于「当代藏学学术研讨会：21世纪的西藏」（台北：蒙藏委员会，2003.11.22-23）。
8.汉化的宏观与微观过程，发表于「汉化、胡化、洋化：中国历史文化的质变与多元性格国际学术研讨会」（嘉义：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12.12-13）。
发表于 2004-10-15 13: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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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0-16 09:26:00
略晚，殷墟发掘与相关古文字与古史的探讨，为后来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科学史学」从此成为史学研究主流。此后中国历史学者的注意力很少及于夏代之前。更不用说，除了一些非学院的研究兴趣外，
「黄帝」也被认为是属虚无飘渺而乏人问津了。他被归类于「神话人物」，或如顾颉刚所言，层累造成的神话的一部分。「神话」相对于强调「真实过去」的历史而言，被认为是虚构、想象的，因此追求「史实」的学者们自然对此不屑一顾。 
沈先生所强调的却是「历史」的断裂、创造与想象；黄帝，一个过去的皇统符号，在近代国族主义 (nationalism) 下被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建构为中国人的共同祖先。沈先生引了大量清末民初史料，说明在西方国族主义的冲击下，部分汉人（与少数满人）知识分子，包括革命派与立宪派人士，选择、想象黄帝为所有中国人的祖先。
这个研究说明，许多近代学术活动都是「国族主义」下的集体回忆。在此集体回忆中，民族「始祖」与其它「民族英雄」被选择、塑造，以应和国族建构与凝聚国族认同。我认为，无论是对于中国国族主义下的古史建构，或是以新方法探求史实，沉着都是一篇重要的论文。 
依循「想象群体」与「传统建构」之论述模式，近年来有些西方历史与人类学者也以此解构「中华民族」、「中国少数民族」，以及相关「历史」或「民族史」的近代建构。
「黄帝子孙为晚清中国国族建构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想象」之说，便是此种分析模式下之产物。 
事实上，「黄帝后裔」或「炎黄子孙」便提供了一个探究此问题的绝佳场域。沈松侨先生在前引文中也承认，先秦以来，华夏及其周边人群常试图假借黄帝来改变「中国」的族群边界。
Patricia Ebrey 研究「姓」与「汉人认同」之关系；她指出，由于得「姓」及一可溯及著名远祖的家族历史，许多非汉人群在历史上成为汉人。她也提及，在唐宋时期，这些家族历史中最后被溯及的始祖常是炎帝与黄帝。因此她认为「追溯黄帝为始祖」，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认为起始于二十世纪中国国粹派史家，而是此始祖意象在中国已有很长久的历史。
我认为这是篇值得重视的论文；不仅指出近代之建构自有其古代基础，更重要的是，表现一种历史人类学的「汉族」研究——以「姓」与家族记忆当作一种「土著观点」，以各种史料与族谱作为田野以探索「汉人」的本质。 
在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先秦文献」中，黄帝逐渐广泛被提及；其多元本质也在这些相关述事中出现、开展。起先，他在许多文献中都是一古帝王，与伏牺、共工、神农、少皞等并举，并未有各个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汉初司马迁写《史记》时，黄帝已成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个源始帝王，且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了。这正是许多学者都曾注意的，黄帝多重面貌中的两面——某些家系的始祖，以及，统治一时代或诸部族的帝王。
黄帝如何在战国到汉初之间，由众帝王之间脱颖而出，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以此而言，黄帝只是许多部族首领之一，未有特别之处。然而，另一文献《国语》则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是直接以黄帝作为虞、夏、商、周四代帝王家族的共同祖先了。
在同书另一篇章中，黄帝也是开化天下的古帝王之一；前有虙戏、神农（或亦有燧人），后有夏、殷、周人。
于此，以及类似记载中，黄帝的象征意义都是：相对于美好纯朴的古代，他代表一个较复杂的近代世界之始。如在《商君书》中，相对于「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的神农世代，黄帝则「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妻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周易》中则记述一个人类文明进化过程；「黄帝、尧、舜」代表「后世圣人」，出现于古代或上古的包牺氏与神农氏之后。
在这些文本中，黄帝皆隐喻着文明开创者之意。《庄子》中所载「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
也是以黄帝来指涉一个新世界的开端。虽然对老庄者言，这也是混乱腐败世界的开始。 
《庄子》之中也有记载称，黄帝不能遂行德业，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更多的战国文献记载黄帝与炎帝之战事，如《淮南子》所载：「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
其它如，《列子》中记载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孙子》称「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鹖冠子》中称「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尧伐有唐，禹服有苗……」等等，
都将黄帝视为战事之代表与征服者，黄帝世代作为天下兵戎交征之始。 
由黄帝之佐执绳以制四方看来，此时在「五帝」之中黄帝已居主宰地位。《庄子》中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
——亦可见此时黄帝已有超越其它传说古帝王的地位。 
我同意这个看法，我也曾以「羌族妇女服饰」的例子，说明此种国族主义特色。
然而由战国至汉初的黄帝论述中，「黄帝」一方面成为时代开创者，与文物之创造发明者；另一方面，他与炎帝及炎帝时代间有明显的对立与断裂。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思考，是否某种类似「国族」之新认同，此时已出现在战国末至汉代之间的古代中国？当然，即使如此，它与今日之「中国国族」仍有相当差别。 
以「选材」与「制造」来说，司马迁显然承继并发扬一个以英雄圣王为起始的线性历史，以结束一个乱世的征服者黄帝为此历史（时间）的起始，以英雄征程来描述英雄祖先所居的疆域（空间），以英雄之血胤后裔来凝聚一个认同群体（华夏）。在「使用」的层面上，此「黄帝」社会记忆之流传﹐强化一体的华夏认同（以及华夏与戎狄蛮夷之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区分﹐以及两性之区分）。最后，司马迁所建构的「黄帝」记忆被后世华夏不断的回忆﹑重述与再制（再组合与再诠释），因此得到保存（以及相对的造成其它祖源记忆的废弃与失忆）。 
